（非首发原创）授人以鱼为何不如授人以渔

hydlily

　　授人以鱼为何不如授人以渔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虽然这里的“鱼”和“渔”都是仁、善的表现，但是“鱼”究竟为什么不如“渔”呢？仁与善是人类的共同理想，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实现这一理想，如何与当下的现实达成协调的关系？如何选择更有效的实现手段，比如，授人以渔还是授人以鱼？
　　常言道：“授人以鱼，三餐之享，授人以渔，终生之用。” 给需要的人送去鱼，只能解决他的燃眉之急，只有教会捕鱼的技能，才是爱人、助人的长远之道――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道理。但是，如果从自由、博爱、平等的角度出发，看待“鱼”和“渔”的不同，就会发现其中别有深意。
　　仁者爱人，达则兼善。仁与善不仅表现为乐善好施、救人于危难，其更为重要的内涵也许是前贤康有为说过的：“及同类者，仁也。”不难看出，仁与善的理想中含有丰富的平等、博爱思想和自由、发展的理想。
　　进一步说，仁与善包括这样几个实际的方面：它是基于人的道德本性和社会性的根本人性诉求，就像德国大哲康德所说的那样，“永远把人作为目的，而不是手段”；此外，从鳏寡孤独有所养的大同社会到从谋求民族独立为起点，最终落实在民生涵养上的“三民主义”，再到以人为本，确保人的生存、享受和发展的“和谐社会”观念的提出，都说明仁与善是一种政治和社会发展的诉求及其实现策略。而在依靠人民达成政治民主目标、依靠市场化运作达成经济发展目标的现代性诉求中，在“发扬平民潜伏力使他们能自力更生”（晏阳初）的过程中，是否能够协调以互助为目的的慈善活动与以市场化为原则的经济活动？
　　其实，无论是互助仁爱的慈善活动，还是依照自愿交易原则进行的市场化活动，最终目标都是扩展个人的生存、享受和发展的空间，即给予个人以实际的自由。关于发展，传统的一个简化的衡量标准是个人的相对收入，这个参数体现一个社会之内的分配原则是否公正；以及个人的绝对收入，这个参数显示一个社会总体的发展趋势是否合理。除此之外，GDP的增长、社会的工业化、现代化，技术进步也都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传统标准。
　　现代社会发展理论倾向于，一个公正合理的社会必然是由自由、平等的个人组成的，必然为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尽可能广阔的空间。依照印度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的观点，与收入标准相比，衡量社会发展的一个更为有力的尺度是个人获得的“可行能力”，即人们可以过上自己意愿的生活，可以拥有尽可能多的实现这种意愿的能力和手段。
　　由此可见，授人以鱼固然是修德行善的义举，但不难发现这种善举隐含着双重的有限性：授人以鱼是一种有限的短期行为，授受的实物很快消耗，不可再生，无法解决一个社会中规模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绝对和相对贫困问题，与政策倾斜和转移支付等政府行为相比，这一点更凸现出来；此外，这种直接授受实物的关系无法体现受助者的个人意愿――今年年初在各地推广的“爱心超市”遭遇了“受助者不领情”等困境，原因就在于救助者提供的不是受助者急需的实物；更关键的是，授人以鱼无法有效调动受助者谋求自身发展的潜力――如果不算上受助者因此而受到的道德感召对未来发展的积极作用，毕竟，这是无法量化和预期的因素。
　　而授人以渔首先是一种持续有效的、可以由受助者独立进行反复操控的模式，一旦受助者熟练掌握了一定的谋生和发展技能，它还可以在受助人群内部累积、传递，这是授人以渔的第一个优越之处：可复制、可扩展性，是一种实质上的增长和发展；另外，受助者需要的是表达自身意愿的空间和适合自己的发展空间，没有人能够比自己更好地选择自己的生活，在自由的设计和规划之后，才谈得上如何实现发展的目标；最重要的是，建立在自我判断和独特的价值偏好基础上的发展目标才是值得去追求和实现的，“此之甘饴，彼之砒霜”，尊重受助者的个人意愿和选择，是慈善活动和实质平等的核心。
　　更确切地说，我们在这里谈的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场”，“授人以渔场”，给予受助者个人以自由的发展空间，既增加了受助者实际上享有的发展机遇，又将如何实现发展目标的选择权和设计权归还受助者本人，真正实现了个体之间的平等，体现了社会公正，由这样自由发展的个人组成的社会才是真正自由的社会，由个人选择所拓展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