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社科院二三事――兼忆李慎之先生

李多

忆社科院二三事

――兼忆李慎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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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社科院已十几年了。此后几乎再没回去过。但是实际上，那是学术上哺育摔打和造就了我的地方。这些年来，不断听说一些旧交先贤纷纷谢世，杨希枚、杨向奎、蒋和森、胡绳、钱钟书，最近又有李慎之，思之怃然。

1

八十年代，我才三十出头。那时社科院人才荟萃，三十、四十、五十年代已名重学界的一批宿旧耆老多还在。而我虽师出无门，但却毫无自卑或谦退之志。那时的我身上是颇有一股豪气的，好斗也敢斗。象一头闯进瓷器房的公牛，什么名贵就去撞碎什么。搞得一批人又恨又怕。那时候还没有形成政见的分歧，只是在学术上好立异求新而已。当时已有人骂我是学界一怪。编排出很多若假若真的轶事，但其中有两件事是真的。

一是我的《诸神的起源》出版后，南亚所有位赵××的研究员写了本《生殖文化崇拜》，有人推荐给我。我阅后发现其所取用的若干材料与我的著述有关，但已改头换面重新包装，所以也很难指为剽窃。

我那时心高气盛，眼中不容沙子，就写了封信挖苦他。没想到他回了我一信，反而斗气云：“就算象你讲的，你何某算老几？你能怎么样？”我读后大怒，就用电脑（当时我新置一台电脑，在院里算是第一台有个人电脑的）打了一信，极尽尖酸刻薄挖苦之能事。不惟如此，又用卫生纸包裹仁丹数粒，云：特送你救心灵丹，防你读此信后一气呜呼，以备急救之用。赵收到此信，持此信去遍访院领导，包括胡绳院长。胡老秘书后来告我，这位赵先生对胡绳竟捶胸顿足，作嚎啕痛哭状，云社科院怎能容如此败类！胡老则是摇头不已。他也去找了李慎之、赵复三、汝信等，一一告状，一时院中传为奇闻。

我当时其实并不知赵先生有心脏病。但一年之后，赵先生竟真的因心脏病中年早逝。因赵为“民主人士”，故在光明报上读到讣告，我不禁深为内疚。其实赵先生在他那一代人里是有才华的。他的这本书当时颇有影响，至今也还有人读。我的恶作剧是过分一点。

第二件事是与王震中博士有一件公案。记得好像是在88年春，以研究女性问题知名的李小江博士来访，告我一个消息，说北大和社科院一批哲学、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和美学硕士博士们开了一个会，会上只议一题，就是何新太狂，必须彻底打倒。我笑对她说：“你看我是这么强大，他们如何打得倒我呢？”她说：“你不要臭美，他们很快就会在各主要学术刊物上发表一批有份量的东西，从几方面批臭你。”我说那我就等着吧。

后来《历史研究》、北大研究生学刊（创刊号）果然都在头版头条发表了王震中博士等几个人批我的《诸神的起源》的大作。继之在《读书》、《中国语文》、《文论报》和一批刊物上也出来了赵越胜博士等批我的文论的东西。

我知道这就是小江所说的“批何攻势”了。但读读那些议论，只觉得有一种霸气，并不是讲你何某错在哪里，而是讲你何某根本没有资格开口。我于是怒从心头起。

但是他们引经据典，虽然我认为并不高明，但若驳起来又很棘手（费功夫），很累，实在懒得回答。于是我就写了一张纸条请人带到历史所交给王震中，大意是：“你那种臭文章，本人懒得理论。但有机会见你面，一定揍你一顿。”这话的确是一种“匪”话。本意是想这种文人都胆小，骂他一下，出口恶气罢了。没想到文人其实很难缠。他拿着我的这个条子四处告状，也去找胡绳（胡没见他，秘书收下他的告状信），找李慎之……不仅如此，还把此信散诸媒体，发表在海南一张小报上，声称要打官司。

这时我正在由助研评审晋升副研。此事一时又成沸点。在院办工作的一位好友把我找去臭骂一顿，说：“你的副研这回泡汤了！把院领导气得够呛！为什么不打笔墨官司，而要打霸王拳呢？”我说我是农夫出身，他们合伙整我，这要在100年前就该用剑和他们见面了。他说你的书都白读了。

我自己回去想想也觉得好笑，于是又把那位博士的大作细读一遍，写了一篇答复，也交给《历史研究》。《历史研究》当时是丁伟志先生主管，丁先生是个公道人，不管风风雨雨把我的答辩也原文登出了。这个答辩字数不多，但针对那位博士所挑拣的我书中所谓“硬伤”，一一引经据典作了答复。从而证明，并不是我胡乱立论，我的论点持之有故，其实是这位博士读书不够广博，学习还不够而已。此文刊出后，他没有作答，此事也就平息了。

不久我的晋职问题提交评议。因为我只是大学肄业学历，当助研的年资又不够，升副研属于破格晋升，必须经过所学术委员会、院学术委员会两级审评。我自己当时认为，有以上两事，肯定是没戏了。但没想到竟然在全体学术委员无计名投票情况下，仍能高票通过。

后来，当时任文学所学术委员会主任的刘再复告诉我，关于我升职的评议，争论最为激烈。这两件事情包括信件都被学术委员们拿出来示众、议论。但是其结果是，在两级学术委员会的讨论中，竟都以超过95%的高票通过。简直是奇迹。这一年是文革结束后社科院第一次恢复高级职称评定，我的获票率，竟是当时获票最高的（记得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青报当时都报道过这事）。那一代学术委员，包括一大批老学者，他们就学术论学术，很少门户之见，重实学不重出身学历，其公正令人钦佩！后来则听说风气已每下愈况，学术亦如政坛之腐败，已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那时在社科院，晋升高研难如登蜀道。高级职称很金贵，不像现在来人们讲的“教授满街走，博士不如狗。”院里为评高级职称还死了人。哲学所沈有鼎先生的一个学生，逻辑学博士，由于评不上副研，竟喝敌敌畏在办公室自杀了，历史所还有一位，也因没评上高职跳楼抗议但未死。

2

但也正是这个时候，我的研究视野由侧重文史转到经济、政治和国际问题上。当时主持颇为激进的《经济学周报》的何家栋向我约稿，我在该报连续发表了以“东方的复兴”为题的一组经济改革政策分析，文中尖锐批评长痛不如短痛的休克疗法，震动一时。又在《中国金报》《自学》杂志上发表了关于地缘战略与中国国际环境的几篇论文，对当时国际战略形势问题和外交方针也提出质疑。

不久，院办公厅主任通知我，“李慎之副院长下周要找你谈话。”这位主任还告我，李可能是受中央领导之托，你好好准备一下，千万不要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如果谈得好，你就登龙门了，将会有重用。后来李慎之先生果然约我连续谈了两次。

在此之前，因为社科院不坐班，我又是个自由散漫的人，很少去院里。所以虽然李先生是院领导，但我并不知道他是何许人物，办公厅主任告诉我，李先生曾作过周恩来秘书。

谈话地点是在李慎之先生在院部主楼的办公室。李先生见面很客气，说已读过我写的不少东西。说《诸神的起源》引起争论不小呵，争论是好事，笔墨官司，有比无好。（这是毛的话。）又说他很欣赏我在《读书》上关于朴学、陈寅恪、顾准和批评五阶段论的那几篇文章。于是他谈起他对中国历史的看法，他也同意秦以后的制度不能称作“封建。”他说：“你涉猎很广，那么你的治学目的是什么呢？”

我说：我认为自己已掌握了一套方法，如果老天爷给我时间和机会，我有志刷新一代学术。我还说：我认为我们的很多旧理论旧学术基本观点是错的，学术体系当然也有问题，需要重新认识。他看了我许久，说：“难怪人家说你很狂啊！”

我原以为他找我是谈国际政治和经济政治问题，没想到他漫谈式的谈历史、文化史。当时我出于谨慎，尽量听他多讲，他不问，我不答。那次他谈得很高兴，临走时要我送他我新出的一部文集，说他读后还要再谈一次。我把书送去后，不久，收到院办转来他的一信：

何新同志：

承惠大作，已乘春节几日余暇，拜读一过，珠玉纷陈，胜义迭出，实契我心。

不过，我所最关心者，厥为尊著《论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使命》中所提到的《中国文化史新论》，而此文并未收入《何新集》中。我只知道你认为“五阶段论……是完全错误的”，并且肯定“封建残余”是一个历史术语的错误，实与敝见相同。可是并不知道的你的论点是如何展开的，倘蒙赐观此文，不胜感激之至。

我注意到你在论康有为和谭嗣同的文章，一再用到流行的“封建”字眼，不过这都是1982年写的文章。我也注意到你在《何新集》卷首的简介中特别说明“此文某些术语（如仍采用”封建社会“的分期）后来有所修正”。我很想知道你是如何修正的。

我常想，什么时候应该有人写一篇《封建辨》，不但可以在历史学和文化学领域中澄清多年的混乱，而且更重要的是使中国人能明辨是非，知道今天该破该立的是什么。其效果也许不但对世道人心，而且对国脉民命都是关系重大的。

专此奉达。即颂

研祺！

李慎之　　　　

1989222　　　

3

几天后他又约我谈。这次先谈文化。后来他话锋一转，谈到我那一组批评经改失误的文章。他说：听说你把它们转送到上面去了。我答，是有，因为我担心大局要出乱子。

他当时静静地审视我一阵，又说：“你听到什么回音吗？你认为上面会怎么看？”我答：“我没听到。我不知道。我也不管。”我又说：“其实我可能是杞人忧天，自说自话。我估计上面如果看了可能会骂我。反正我是出以公心，为国家长治久安、大局稳定，我只是直言已见而已。”

我又说：“天下有道，则庶民不议。”他说：“那么你是认为当今天下无道了。”我说：“倒并不是无道，而是有些方面失道。”我说我这是儒家思想。他笑了，他说他也有喜欢儒的一面。然后他很严肃地对我说：“我告诉你，很靠近、很靠近赵的一位领导（我猜可能指鲍彤）让我转告你，希望你不要过于危言耸听！”然后他注视我的反应，但我听此话很不以为然。就说：“儒家倡导的政治人格就是要敢于直谏。”

我又说，“我但愿我的话都确实只是危言耸听。”他不再讲话，又看我，忽然话题一转说：“如果有机会，让你去，譬如说参加政体改方面的研究，你怎么考虑？”我说：“那完全不合适。我不去。”

我说我这个人不喜欢受拘束，社科院不用坐班，环境很好。我的个性不适于从政，如果从政就会成为嵇康。他笑了，说：“你有自知之明。”

我又说：“政体改、体改所多数年轻精英我也熟识，政见多所不合。见面一定会吵，有什么意思。”他把话题一转，问：“你最近在写什么？”我说：“我可能还会写一篇更加危言耸听的东西，我担心中国以后会分裂。”他很注意听我的话，说：“你写好给我看看。”

我回去后，把在香港《明报月刊》上发表的几篇文章复印了送给他，并写了封信，请他代我把信和文章转给赵紫阳。他收阅后，又给我回了如下一封信：

何新同志：

大文已拜读。大体上同意你的意见。实际上，（文中）其主题也是我“知之而不忍言之”的话，虽然有时也不免表露过一些。

你想把你的意见和建议上达，我觉得似乎还不到时候。“唯善人能受尽言”，不得其人而与言，反倒会成为自己的失言的。

地缘政治学，我以为也是一种深刻的见解。但是正同马克思主义一样，都不是象自然科学那样严密精确的“真理”，其适用范围也都是有限度的。一切都用它来解释，就未免穿凿了。

我还是想了解一下你的“封建论”，但是一时没时间看，只有看了以后再发表意见了。专此 即颂

近好！

李慎之　

1989317　

他说不能代我转信，又说还不到进言的时候，也许是由于他其实已经知道了上面的态度吧？

89事件之后，我没有再见到李慎之先生。那时我已知道他对时局的政见已与我非常不同，我想他不会再想见我。不久，我调离了社科院。记得在93年、94年，我曾把出版的新书转给他，收到他一封短笺，只告诉我书他收到了。

离开社科院十几年了。近年看到一些文章，称颂20世纪初叶蔡元培以开明的方针治理北大。其实，90年代之前，胡绳院长治理下的社科院，对各种学派、学术见解均兼容并蓄、宽松自由，不亚于蔡元培时代的北大。

从1980年到1990年，整整在中国社科院从事研究工作十年，度过了一生中最富有朝气和锐气的时光。走过弯路，经过不少摔打，但也结识了一批令我念念难忘和永生尊敬的长者。现在大多已不在世，还有一些老朋友也多去国外了。

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追忆往事，虽仍历历在目，已宛若前尘，不禁悲从中来，感慨系之矣！

03年5月14日记

winnie

加上“转帖”二字吧，要不也许我会以为您就是何新先生了。

也许您就是何新先生？呵呵，也不是没有可能哦：）

知道何新是从他那本《孤独与挑战》，高中时候，年轻气盛，也曾为之所激扬。但是现在似乎已经忘记那本书写的是什么了，倒是永远记得从那本书，我知道了李敖。

何新引了不少李敖的东西，但是当时我没听说过这个名字，隐隐觉得这个李敖比何新还要“牛气”，后来终于找到李敖的书，一看，果然不假。而何新，当时在我眼中似乎只是李敖的大陆版了，而且就象那些大陆歌手口中的台湾校园民谣，多多少少走了点味道（欺负俺们没听过原版）。

然后是放弃何新，直接读李敖，在读李敖的自传时赫然发现李敖在北京的时候就住在我家的那个胡同，而我家的一个亲戚（我的一位远方姨妈），居然是李敖的初恋情人。喜孜孜和我妈妈述说这个重大发现的时候，又知道了我这位亲戚许多以前为我所不知的坎坷历程。

她长得确实非常美丽，年轻的时候嫁给了一位医生，据说也异常英俊。抗美援朝的时候，医生上了战场，后来回来了，却由于在战场受了惊吓，精神变得不正常，屡屡和她反目，最后，医生终于选择了死亡――卧轨自杀。

后来她又结婚，是和一位“金”姓人士，其实他的真姓应该是爱新觉罗，著名的川岛芳子是他的姑姑。他们的感情生活怎样，没有人知道。但是文革一结束，他就走了，去到日本，据说那里有他的前妻。

姨妈家和我家很近，所以我经常去她家，与她的三个美丽，但是众人都觉得不如她当年美丽的女儿玩。姨妈性情淡薄，与世无争，见人总是淡淡的笑，可大家都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因为她从来不说。

后来我特意去送了一本李敖的自传给姨妈，她还是那样淡淡地笑着，讲她脑子里李敖的样子。现在她一个人，大女儿会时常回来看她；二女儿是报社记者，很忙，回来的时候不多；最小的女儿在美国，回来次数更加有限。但是姨妈没有抱怨，她永远那样淡淡地笑，很知足的样子，但是没有人知道她真正的内心。



呵呵，我好象是跑题专家了。看过我和66谈话记录的人都知道我跑题的高超技艺。那是我唯一的一次谈话，后来就被剥夺权利了，虽然我很喜欢聊天，打字也很快

中西医

哇，熊熊是名人的..........亲戚啊，偶像偶像

眉黛双颦

是啊，仰慕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