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股液体流经西海固（zt）

笑颜

一股液体流经西海固   

徐敏霞
      我没有一脸风尘，很失望吧？
　　新结识的一位香港朋友知道我在宁夏的山区支教，奇怪我没有一脸风尘，我想他很失望吧；父母发现半年来我只是黑了点，没有吃到他们料想中的苦头，我想他们很失望吧；编辑们委婉地一再提醒我把西吉人民生活的艰苦细细描述，我越写越欢快，我想他们很失望吧。整整半年晃晃悠悠地过去，很多人为我的笃定失望着，我看上去却为什么这样波澜不惊？
　　前不久在香港遇见了一别两年的王蒙老师，他说，你怎么跑到西海固去啦？张承志不是喜欢写西海固吗？现在那里的人都吃上饭了吗？以前有人说穷是因为他们不爱劳动，是这样的吗？
　　这恰恰正是我最初记住西海固这个名字的时候，对那个地方的全部了解。看过西海固疏松贫瘠的黄土和满山的梯田后，我只能回答，一言难尽。
　　2002年的一天，我强烈地发现，一个人的未来如果都在别人的预言里，将是极大的一桩恐怖事件。那一天我已经是大学毕业班的学生，自己写的书还飘着油墨香，看着自己编剧的电影猛地看不下去，急急忙忙把电脑关掉。原来，我从来对自己的生活状态都是不满的。那一天之前我的朋友们叫我豆腐，敏感易碎；那一天之后我还是被叫做豆腐，内心却已经长出一团刺，时时要扎一扎最亲近的那些人，提醒他们：我不是你所想的那个样子。
　　“我不是你所想的那个样子”，成为我最后选择去宁夏西海固当一名志愿者的全部理由。我爱我的朋友我的父母，我爱见证我成长的城市，但当一些从不被细想的隔膜终于体现出来时，我能体会真心，但仍然感到遗憾。我为这样一次冲动简单的逃离想出了无数功利的借口，仅仅为了使我在意的人们能一致赞同我的决定。他们的支持实在太重要了，只有自己明白二十年随波逐流的习惯会时时教我动摇。而对于那些浮光掠影的“真了不起”、“很羡慕你”，我统统一笑了之，他们也能够的，可他们不愿意，我没有扎他们的欲望。
　　我去继续生活。我确信我能够的。别人能活我也能活
　　“要吃苦了。”从2002年11月确定了支教的事情以来，我整整听了大半年这样的话。我也日日在揣摩，自己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在“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生存下来。不过我导师张新颖先生觉得我是庸人自扰，照他的说法就是“去经历它”，“别人能活你也能活”。我说，生活困难也就罢了，难耐的是单调，他答“那你就去记下这单调”。我能很快地领会他，因为那也正是我心里已经有的答案。他曾经给过我一个第二届支教团师姐的联系方式，我没有联系，实在不想让自己尚未成行就有成见，我希望西海固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全新的地方。
　　因为非典的原因，原定在北京的培训被改在了西安。没有熟人给过我经验性的指导，所以我也不清楚究竟是非典过后人们对生命的越加宝贝，还是历来如此，不少人都悲壮得很。出发前一晚，我们这个城市的高校中不知谁发起了一个临别的召集会，说了很多豪情万丈而又沉痛的话，一脸凝重，搞得像敢死队。自我介绍时，我说我来自上海。就有人感叹，一个上海女孩子跑到西部去了。我想我不该，但仍然在心里暗暗“嗤”了一下，想，才多大的一点事儿呢？你们去赴死吧，我去继续生活。我确信我能够的，“别人能活我也能活”。
　　刚刚当上老师那会儿，还遇到了一个企业家代表团，他们是来西吉县捐赠希望小学的。那些和我们父母一样年纪的中年人，看见我们就拉着手问：“该怎么过呢？恨不得把你们都带回去。”此番住在有水厕的西吉宾馆，他们已经难耐地想走，怎堪想象无数便便堆在一起的乡下旱厕呢？他们都是插过队吃过苦又经历了遥遥无期的等待的人，看到我们吃苦，他们一定想到了自己在澳洲在新西兰的孩子，所以不忍。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在他们委婉地问起时，不节制地描述乡下的如厕问题，再三强调旱厕的妙用在于气味难闻不恋栈，可以防止痔疮；冷风吹了肚子可以治疗便秘。看到他们仓皇地打道回府竟然涌起恶意的快感。然而我的内心真的是很孤独的。
　　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个助教送我到机场后问：“第一次来香港很激动吧。”在我温吞水一样的性格中的那一点点激动已经都交给西海固了。从一个城市到一个城市，区别很大的么？
　　前二十年，我没有在上海以外的地方长时间地生活过，和很多西海固的人，和很多的香港人其实是一样的。但张老师说：“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宽度要比深度更重要。”所以我要在期末的时候抛下我深山里的学生，跑到花花世界去告诉那些说中文的来自各地的中国人，有个地方叫西海固，你们不要只看见香港，城市人的自我感觉良好是多么没来由，其实和乡下人一样只能看到自己的鼻尖；即使两三周后我就放寒假了，我也要独自一个人摸回深山，给我的学生看看记录城市真实面目的照片，叫他们好好学习，不是一切都可望而不可及。
　　那些为了使自己的心灵达到震撼的幻想，将会把真正生存在这里的农民逼到怎样的困境？贫困县的“贫困”不是死去的标本，它也在发展的
　　西海固到底有多穷？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张承志的西海固不是他想象中的那一个，而是真实存在过的话，现在也早已是过去式了。忘记我们是从哪里风闻西海固“贫穷甲天下”的说法的，可以肯定的是一定为官方途径。当我们中的谁，口没遮拦跟当地人这样转述时，换得的是一点小小的尴尬和不快。就好像不应揭人家的伤疤，戳人家的痛处。我们也知道有错必改，出门在外当处处小心，所以从此不再提“穷”这个字眼。然而此后，“我们这里很穷吧？”却成为初识的西海固人对我们提出的保留问题，并且不容你客套否定；甚至有的时候许多日用品的价格超出上海许多，仍然有人要往家里搬，使你打心眼里质疑“穷”的底线到底是什么，可说出来了也会被论作虚伪处。作为一个还没有彻底脱尽爱面子习气的上海人，我不是太习惯别人在我面前哭自己家里有多穷的。于是我不伦不类地说：“还好还好。”做买卖的立刻加了价，把东西高价卖给我们。穷好像也是一种资本，可以要挟别人来做点贡献，而城里人是应该多做点贡献的。我们不管西北的民风是否悍，通常是要理论的，连讨价还价也不会，不是全面发展的研究生。
　　校长说：“我们这里的物质水平要比大城市差五十年吧？你们恐怕要过不惯。”我说，我小时候住在嘉定乡下，也不过如此，也就十几二十年的光景。他并不相信。小赵老师说，她们天津农村有的地方现在还和这里差不多，他更觉得我们在说胡话。他们曾经见到过的城里人大概是很富的，每周包一辆车上地级市转悠去；我们的到来也许稍稍平息了当地人的些许仇富心理，脸裂了涂两毛钱一支的“棒棒油”，天冷了买八块钱一双的“棉窝”，入乡随俗也表示对当地人民的尊重。我半夜从固原火车站坐车回上海，转道去香港，送我的老师看着我被炉子烧了两个洞的棉衣和爸爸炒菜时穿的外套，终于忍不住嘱咐我回去一定要好好打扮打扮，“人来了不到半年就变土了，丢咱们西吉人的脸。”好，那我就打扮打扮再去香港。我常常会把理想中的自己的状态想象成液体，在什么载体中就是什么形态，但自己又是自己本身，有拘束可以，没有拘束也可以――在上海这个容器里就像上海那样规矩；到了三合就自然而然变成一个野孩子。
　　我们做事总是习惯讲意义，那我来到穷乡僻壤的意义又是什么呢？这里的老师说：“不来西部，你们的生命不完整啊，贫穷磨练了你们。”不知别人如何，我们几个人还是有点不服气，能承认的仅仅是过去二十年所教会我们的东西，这里还真能用得上，生活上是一帆风顺的，当地人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即使一点点习惯上的差异，如生个炉子之类也上手就会；也没有如校长说的，“四面环山容易让人心焦”，有庄稼的地方可以撵野鸡，有灌木丛的地方可以撵兔子，未必能撵到，但野味自己烹调起来还是很出色的。一定要强求意义，只能说，我发现自己竟然到哪儿都能活。我去固原市开团代会时，其他县代表团里的志愿者代表在描述他们的艰苦，见到我会谦逊地笑笑：“其实还是复旦大学被分在西吉的志愿者最艰苦，他们连电视都不能看，澡也不能洗，寒假回家也比我们晚。”我又不合时宜地告诉他们我们自己杀鸡洗死兔子，弄得两手鲜血，上海正在流行吃兔头，我们已经实践过了，吓得女孩子们惊愕地张大了嘴巴。
　　我并不怀疑这里的贫穷，但不可否认的是贫穷远远还没有威胁到我们。我们生活在乡上公办的学校里，教师是乡下的高收入人群。我们有水喝，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火烤，有电话就有网上，我们离原先的生活还不是太远。我不甘心的是总没有机会让真正贫穷的人，把他们的贫穷告诉我。我向来不太尊重别人告诉我的经验，总是固执地要自己走一遍看看。
　　其实在对贫困的标准问题上，城市人也存在极大的认识偏差。西部的贫瘠在想象中似乎应当一片雪白的盐碱地，寸草不生；人民衣衫褴褛，牛羊瘦骨嶙峋；失学儿童遍地，校舍东倒西歪。这些都是讲“贫困”时必备的要素，缺一即难以达到他们的“期望值”，可以被称为“那还算可以嘛”。我们在雪地里拍的照片就被一小弟认为，如果是盐碱地就会震撼他的心。我给香港朋友看我的学生点着蜡烛在教室里看书的数码照片，因为闪光灯太亮，夸张了蜡烛的效果。他们说：“哇，这蜡烛真厉害，可以点亮一间教室耶。现在已经点得起蜡烛了么？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是连灯也点不起的。”我好像应该多少做出点受伤害的样子，然而我是可悲的城市人，我早已预料到我将受到的周星驰般的无厘头，所以只是报以一笑。我们有时会否意识到，我们的心灵已经越来越难以受震撼？那些为了使自己的心灵达到震撼的幻想，将会把真正生存在这里的农民逼到怎样的困境？贫困县的“贫困”不是死去的标本，它也在发展的，它的人民也有
　　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只是它的步伐太慢了，被我们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我接触过一些十分有心扶贫的捐助者，他们对西部怀有深深的同情和好奇，他们希望自己的捐助能够给一些成绩优异的孩子雪中送炭，而不要锦上添花；也希望受助的孩子能给他们写写信，说说当地的情形。短暂的交谈中，我知道他们的工作都很繁忙，在一个人人都匆匆赶路的冷漠的物质世界中，他们能抬起头环顾四周已经实属难得，可我又哪里有能力在三言两语中跟他们说明白，锦上添花也很可贵，真正需要雪中送炭的人可能早已辍学在家；成绩优异的孩子大都很懂事，他们在宿舍起早贪黑地看书，周末回家是要做家务照看弟妹的，我不觉得他们比城里人更有空闲的时间来写信。捐助，并不是能拿出钱来就万事大吉的。在西吉各处的乡村学校，都会有一些“慕名”而来的企业捐赠现代化的教学设备，比如我所在的三合乡三合中学就有李嘉诚捐的机房和卫星接收器。可是，谁来养护呢？养护的资金从哪里来呢？日常的用电开销已经接不上，教育局规定不能从学生头上摊派，又哪里来额外的钱来支付这笔用度呢？机房不能开放，无异是废铁一堆，加上学校的郑重，必派专人看管这固定资产，孰不知，电脑非黄金，并不是保值物。说着说着问题就回归到捐助是否在于大手笔呢？
　　我有很多小学生朋友，我们一起去爬山。他们从不瞻前顾后，不在意自己的仪态，用尽身体的各个部分奋力前行，他们还都是轻盈温暖的液体
　　和我在一起工作的小贺老师从报纸上剪下一张苍老愁苦的老农的半面肖像，把它放在自己的皮夹里。我们试图在西海固寻找这样的老农，给他们照相时他们总是双手架在锄头上站定，然后笑了。他们为什么要笑呢？小贺老师很愁苦。他是经济学的思路，他曾经是不是想过要量化幸福？而我又凭什么断定此刻一个85岁了还在地里施肥的老农心中一定很幸福？或许人家只是认为拍照应该笑的而已。那么农民的愁苦究竟在哪里？
　　每登上一个山头我们就要心酸，那些关于农民不愿干活的传言真是冤枉。退耕还林除了对生态的维护，还旨在向外输出剩余劳动力。而农民们的观念尚未如此与时俱进，不劳动靠补贴，就会被人说懒，他们就不断开荒，开在陡峭的斜坡上，开在几百米高的山顶上。贫瘠的土质，即便是开荒又能多收成多少呢？而开荒所带来的危害，显然不是普通的农民可以预见得到的――土地将更加贫瘠，水土流失将更加严重。山体滑坡，道路塌方，大风扬沙就是随之而来的连锁反应。出校门，我们每走几步就能看到一个深谷，那完全是人力和自然的共同杰作。
　　远远不似表面上那么波澜不惊。各种矛盾复杂的想法，从来了西海固后就一直充斥着我的心胸。黄土高原在我心中最初的抽象概念是人类生存的伟大。然而，人们又为什么一定要固执地坚持在这里生存呢？常识告诉我们，祖先总在不断地迁徙找寻适合自己生存的地方，那么是一种自我防备还是一种惰性？我们的同伴小乐在另一个乡的中学教初中，“十一”假期前布置学生写作文，一个学生竟然用声讨的口吻写道：“你们这些城里人有钱哪里都可以去；我们穷，我们假期只能回家干农活。你知道么？我长那么大，连县城都没有去过。你说这是为什么？”令我们这些千里迢迢赶来的新老师都羞愤难当，一致认为应当让他写检讨，回转来又觉得难以在他的思路上让他服气。一个小小的孩子为什么要将他对贫困的怨恨归罪于他人的富裕？为什么他人的富裕不是教他更上进，反令他希望大家一起烂掉？这应该不是他原发的观念吧。小贺在回收自己的农村问题调查问卷时，发现有学生问：“老师，我们这里很贫穷，如果你是政府，你能告诉我们怎么办么？”
　　西吉县城里的人生活安逸，条件尚好，并不困难。县城的孩子告诉我他们只要是县上的人，除了老家就没有去过别的乡下，甚至有人并不知道三合是西吉的一个乡。城乡间的隔绝，其实是相互的。而那些跳了龙门的乡下孩子，走了也不会再回来，无法星火相传脱贫的秘诀。我和副校长的某次谈话，由他问我生活苦不苦开始。我说，或许已经不及五年前来的志愿者们那么艰苦了，毕竟五年的时间，对一个地方来说可以发生很多根本性的变化。副校长摇摇头说，基本没有。他当然指的是物质层面，虽然我不愿意承认，但不能否认的是精神层面肯定也一样微乎其微。焦虑的人有一点点萌动，如果我们给出的答案并不那么容易立竿见影，这种萌动马上就会消失的。我们只能很小心很小心地看住它，再把它交给别人。
　　在很多问题上，我们的理想和现实的状况之间相差太大。校长从学校的燃眉之急考虑，安排我们统统去教高中，我们却觉得教小学或者初中，也许对建立一代人的观念来说更有用。当我的学生坚守他们的陋习不改时，我包含了放弃意思的一句话常常是：“你们老了，改不了了。”他们会哄笑一阵后依旧我行我素。小学生不会，小学生偏要好好地做给你看。所以我有很多的小学生朋友，我们一起去爬山。他们从不瞻前顾后，不在意自己的仪态，用尽身体的各个部分奋力前行，很快站到碉堡之上，挑衅说：“你上来呀。”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很感动，他们还都是轻盈温暖的液体，没有沿途积聚的泥沙的负担，也还不会凝结成四季不化的坚冰。
　　每夜面对浩瀚（只有在这里我才敢于不怕自己落俗套地运用这个词）的星空，我就像面对真理；每日重见澄明蓝天，我就想立刻化为一棵冲天树或一座碉堡，不一定需要生命，只要永恒地与天交相辉映。我从复杂喧嚣流向简单宁静，却希望我的学生能成功地从简单宁静中逃离，他们并没有老，他们应该和我一样不甘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