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解读：中西方建筑语言特点的比较 [转帖]

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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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建筑语言特点的比较

　　（1）希腊（西方）建筑的语言

　　在埃及的北部，与它隔地中海相望的，就是希腊。那里的气候也像埃及一样少雨，但天色更蓝，空气更明净。与埃及的遍地荒沙不同，希腊是个丘陵之国，碧蓝的爱琴海把这个半岛环抱；尼罗河给埃及人带来了永恒的滋养，希腊虽然风光秀丽，却满布着贫瘠的土地。据说古希腊人的生活很简单：一颗橄榄，一个洋葱，一个沙田鱼头，就能度日，全部的衣着只有一双凉鞋，一件单袖短褂，一件像牧羊人穿的宽大长袍。住的是狭小的屋子，盖得马虎，很不牢固，窃贼可以穿墙而进，屋子的主要用途是睡觉，一张床，二三个美丽的水壶，就是主要家具。公民没有多大生活上的需要，平时都在露天生活。希腊人的思维方式也与埃及人不同，前面提到过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埃及的漫游中曾询问尼罗河泛滥的原因，但没有一个埃及人能够回答。对于这个与他们关系如此密切的问题，埃及的祭司和世人都不曾考虑过，当然也没有做过任何假设，希腊人对这一现象却已经想出三种解释，希罗多德加入讨论时，又提出了第四种。

　　希腊并不是埃及那样的统一、专制、沉溺在宗教观念中的国家，它是独一无二的城邦制集合体，几百个城邦散布在巴尔干半岛的最南端、爱琴海群岛以及小亚细亚沿岸狭窄的边缘地带。一个普通的城邦不过是一个城镇，带上一片海滩或者几所农庄，在城中的制高点――卫城上可以望见邻邦的卫城或山脉。希腊最大的城邦之一雅典，在它的全盛期也只不过拥有三十几万人口，其他的希腊城邦人口很少有超过5万的。这些城邦都极力保持独立，各自发展自己的个性。

　　这并不意味着希腊是一盘散沙，将它们维系在一起的是共同的传统、语言、文字和英雄史诗。在著名的泛希腊（希腊及其殖民地）圣地如奥林匹亚，每当祭神节日时，来自希腊各城邦的人们就会聚在一起，举行体育、诗歌和音乐竞赛，这样的活动，自从公元前776年以来，一直定期举行了一千多年。但是在更多的场合，各城邦的关系却总是处于紧张状态。统一，是希腊人不愿意思考的问题，就像埃及人从不思考尼罗河定期泛滥之因。希腊人心目中的城邦只包括一座神庙相拥的卫城，埋着创始英雄的遗骨，供着本族的神像，还有一个广场，一个剧场，一个练身场，几千个朴素、健美、勇敢、自由的公民。希腊的城邦是微型的国家，那里没有专制的国王，也没有拥有特权的官吏贵族阶层，每个公民都有参与管理国家的权利，正是这种理想化的社会环境，塑造了具有全面才能和自由思想的健全人性，就像后来法国批评家丹纳所赞叹的：希腊人“利用制度求自身的和谐与全面的发展；他同时是诗人、哲学家、批评家、行政官、祭司、法官、公民、运动家，锻炼四肢，聪明，趣味，集一二十种才能于一身，而不使一种才能妨碍另外一种；成为士兵而不变做机器，成为舞蹈家歌唱家而不成为舞台上的跑龙套，成为思想家和文人而不变做图书馆和书斋中的学究，决定国家大事而不授权给代表，为神明举行赛会而不受教条束缚，不向一种超人的无穷人威力低头，不为了一个渺茫而无所不在的神灵沉思默想。仿佛他们对于人与人生刻划了一个感觉得到的分明的轮廓，把其余的观点都抛弃了，心里想：‘这才是真实的人，一个有思想，有意志，又活泼又敏感的身体；这才是真正的人生，在呱呱而啼的童年与寂静的坟墓之间的六七十年寿命，我们要使这个身体尽量的矫捷、强壮、健全、美丽，要在一切坚强的行动中发展这个头脑、这个意志，要用精细的感官，敏捷的才智，豪迈活跃的心灵所能创造和体会的一切的美，点缀人生’”。

　　不是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和无数崇高艺术遗址的埃及，也不是强大的西亚古国，而恰恰是贫困而幼小的希腊城邦，开创了世界古典建筑的时代，它被赞颂为“尽善尽美”的典范，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营造，也没有享受过如此多的赞誉。雅典卫城雄踞于希腊最大的城邦雅典城中的高岗之上，中间是帕台农神庙，那是在西方建筑艺术中享有最高赞誉的圣殿，左边紧挨着它的，是伊瑞克提翁神庙，帕台农神庙妩媚多姿的伴侣。

　　希腊建筑的美并不像古埃及建筑那么显露、张扬，具有威慑力，相反，它是内涵的、静穆的和亲切的。要觉察到希腊建筑的美，就必须具备鉴赏力，要获得这种鉴赏力，我们就必须先对构成希腊建筑的基本“语言”，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转自铁血 <!-- m --><a class="postlink" href="http://www.tiexue.net">http://www.tiexue.net</a><!-- m -->】

　　我们知道，在中国古典诗词中，格律的形式制约规范作用十分重要，若是没有韵、平反和对仗的严格要求，那么像唐诗那样辉煌灿烂的成就就是不可想象的。格律是对诗人创作激情的限制，但是唐代的大诗人杜甫、李白正是在这种限制中游刃有余，诗情勃发，创作了他们的不朽之作。古希腊的柱式也是一种“格律”，它是规范和制约每个城邦的公共建筑的准则，它保证了希腊城邦公共建筑的基本水准和统一风格，就如同一个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只要按照格律的要求严格行事，最终会写出一首“合格”的诗。同时，作为基本的“语言”，柱式也为创新预留了充分的空间。

　　古希腊最重要的公共建筑形式是神庙，它被人们非常实际地看作是神的住所，当节日到来，人们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的时候，神庙就是环绕游行的中心，所以希腊人重视神庙的外部造型，神庙的内部并不十分宽阔。典型的希腊神庙结构是立在阶座上的长方型平面，四周围以成排的高大石柱，柱子承担了石梁和屋顶的重量，由于神庙的用途和人们审美趣味的不同，梁和柱的比例关系有着很大的差异。到了公元前6世纪，它们的形式、比例和相互组合关系已经相当稳定，有了成套的做法，这套做法以后被古罗马人称为“柱式”。古希腊共有三种样式，非常幸运的是在两千多年前的古罗马时期，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为我们讲述了有关希腊柱式的传说。多立克柱式、爱奥尼柱式、科斯林柱式就不一一细说

　　（2）中国（东方）建筑的语言’

　　有点让人悲哀的是中西方建筑的差异对我们不太有利。我们知道，西方古典建筑一直在艺术史上占据着首要位置，每一个时代的艺术风云都最集中体现在建筑艺术之中。在埃及、希腊和罗马，不仅遍布着古建筑遗迹，而且至今流传着那些艺术大师们妙趣横生的故事――建筑是作为活的历史渗透在西方文化中的。中国的情况却正相反，传统的观念从未把建筑作为艺术看待，中国艺术的精神和气质深藏在绘画和书法之中。更令人遗憾的是，中国明清以前的古建筑的遗迹寥若晨星，明初在时间上已相当于西方的文艺复兴时代，也就是说我们在讲述中国建筑的经典时，往往不能尽兴地诉说那些历史上最著名的经典建筑的魅力，因为它们早已“灰飞烟灭” 同样的原因，中国建筑的历史也不是充满着艺术大师人格魅力的历史，浩瀚的典籍记载了无数历史人物的典故轶闻，却没有为我们记下几个建筑大师的名字。只是到了20世纪，建筑历史学家们经过艰苦的努力，才勉强为我们连缀起中国建筑史的脉络。这是不是说中国的建筑不值一提或千年一面 当然不是，事实是我们必须变换一下欣赏习惯，以一种更为平和、舒缓的心态，才能接近和品评我们的古老建筑，进而深切体会到它那更符合我们的审美习惯的魅力。
　　1）斗拱

　　在20世纪之前的“古典”世界中，世界上的建筑基本都是砖石结构的，除了我们已经熟悉的西方建筑，印度和伊斯兰建筑也都是砖石结构的，只有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还包括日本、朝鲜、越南等受影响的国家）建筑，千百年来一直是以木结构为主，把木材的性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木材的寿命不像砖石那样恒久，更有不耐火的致命缺点，我们的祖先虽然发明了许许多多的保护方法，仍然不能让历史上绝大多数经典建筑流传下来。有不少人认为这一定是因为中国自古就缺少适于建筑的石料。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砖石（尤其是砖）一直是中国传统建筑中的重要角色，只是从来不曾担任过主角。西方人用石头砌造了宏伟的大教堂，在中国，这些石头只用来建造台基、栏杆和铺设路面，支撑房屋和巨大屋顶的，一直是木材，我们的祖先只对木材情有独钟。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有人猜测中国古代的商、周、秦。汉各朝都定都在黄土高原，进行过大规模的宫殿建设，那一带过去肯定多林木而少佳石。实际情况也不是这样，现代地理学的研究告诉我们，在远古时代，黄土高原上除了少数的特殊地区，从未存在过森林，就是华北平原也少有森林。一个并不盛产木材的国度创造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木结构建筑的奇迹，这实在是一个历史之谜。香港建筑师李允在他的名著《华夏意匠》中有一段精辟的解答，他认为从纯粹建筑技术观点而论，不能说木结构比砖石结构低劣，因为木结构的优点正是石结构的缺点，反之亦然，但总的说来木结构形式的建筑在节省材料、劳动力和施工时间方面，比石头建筑要优越得多。在施工时间上，同时代、同规模的中国建筑比西方不知快了多少倍，所以中国古代建筑相对讲是最经济和节省的。可以这样设想，就是中国古代有同样足够的石材，足够的劳动力，相信也不会考虑和建造可以存之万世的石头的庞然大物，因为何必要白白去浪费巨大的人力物力 斗拱是中国早期木结构建筑特有的语言，它不仅支撑着梁枋和屋顶，也传达出优美的节奏。力量由最下面的斗拱逐层向上传递，布满檐下，形成特殊美感，与古希腊的柱式有异曲同工之妙。

　　整个西方建筑的历史都是与宗教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金字塔、雅典卫城、万神庙、巴黎圣母院、圣彼得大教堂都经过了数十年、甚至上百年苦心经营。中国历史上却罕有“神权至上”的时代，历朝历代的宫殿才是中国古典建筑的点睛之笔，像北京的紫禁城那么规模宏大、举世无双的建筑群.营造过程也不过十几年时间。

　　我们一定还记得希腊建筑的语言，也就是多立克、爱奥尼和科林斯三种柱式，记得在雅典卫城上，古希腊人就是用它们把大理石变成了永恒的史诗。后来古罗马人继承了这一传统，把它发扬光大，传遍了地中海世界，柱式作为一种早熟的语言，贯穿了西方建筑的历史。就在古罗马人开始游刃有余地运用希腊人的文化遗产的时候，东方的黄土高原上的中国人，也开始卓越地探索着自己的建筑语言。

　　本来中国建筑外檐的柱廊也是由柱础、柱身和柱头组成的，因为要防止柱身下沉和木柱的朽烂，柱础往往是石质的。木柱往往也像希腊的石柱一样向上略微收缩而具有“弹性”，甚至也知道像帕台农神庙那样向内微倾，纠正视觉偏差。但是再往上，在柱头的部分，中国人渐渐摆脱了简单的梁柱承托方式，创造出了为东方所仅有的形式――斗拱。

　　斗拱实在是由于木结构建筑的实际需要才诞生的，它的主要作用就是承托高大厚重、出檐深远的屋顶。斗形的木块与肘形的曲本（木共）在柱头上层层叠加，在梁柱与屋檐间搭起紧密有力的“骨架’”，把木柱强大的托力逐层向上传递、扩散，布满上面每个需要支撑的点。与希腊柱式相比，斗拱是晚熟的建筑语言，一直到盛唐才走向成熟，那时它就像多立克柱式那么古朴、雄浑、率真。由于唐代建筑房基低矮、木柱粗短、屋顶平缓，硕大的斗拱占据了建筑最显眼的位置，把建筑结构的“筋骨”毫无遮拦地展露出来，那真是把木材的潜能发挥到了极致，无意于雕饰的斗拱却成为东方建筑艺术的主旋律。

　　后来，我们的祖先改变了席地而坐的传统习惯，这不仅带来家具的变化，也使建筑发生了巨大变化。柱身加高了，斗拱也不再像唐代那么雄壮有力，柱间的斗拱数量也逐渐增加，宋代舒朗的斗拱开始像爱奥尼柱式那样，走向装饰化。元代以后，斗拱直接承托屋顶的功能被挑檐檩代替，它的原始作用消失，完全退化为屋檐下的一条装饰带，密密丛丛，繁得艳丽，成了像科林斯柱式一样的纯装饰性的“图案”。

　　2）屋顶 【转自铁血 <!-- m --><a class="postlink" href="http://www.tiexue.net">http://www.tiexue.net</a><!-- m -->】

　　伴随着斗拱的退场，屋顶作为中国建筑最重要的语言登场 从流传下来的宋画《滕王阁》、《黄鹤楼》中，我们可以看到的简直就是富丽玄妙的屋顶交响曲。

　　中国建筑的屋身一直比较平淡，也无意营造宏大的室内空间，却最为重视屋顶的设计，越到后期，屋顶越为陡峻，它已经成为塑造建筑形象的主要语言。坡面屋顶在哪里都可以看到，我们知道希腊神庙就是坡屋顶，问题是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屋顶都是直线的，推独中国古典建筑呈现出优美舒缓的曲线，沙尔安在他的《早期中国艺术》中诗意地把它想象为“摇曳的柳枝”。这是关于中国建筑的又一个谜，人们一般认为这是为了使沉重的屋顶显得轻盈、舒展。

　　琉璃瓦富丽的光泽和种类繁多的装饰性构件使大屋顶成为后期中国古典建筑的绝对主角，它勾画出建筑舒缓沉稳的轮廓，仿佛紧紧地依偎大地。正是重重错落的屋顶构成了古代中国城市优美的天际线，从北京景山俯瞰紫禁城屋顶的海洋，会给人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南方一些城市建筑的屋顶，翘起更高，有意追求“万尖飞动”的意境。

　　到了明清，屋顶发展成为一套专门的制度，政治上的需要压过了形式上的追求。例如，只有皇家或寺庙建筑才可以用琉璃瓦，屋顶形式中以庑殿顶最为显赫，歇山顶次之，以下又有悬山、硬山，再加上卷棚和中间收束的攒尖顶。屋檐又有单层和重檐之分，以后者为隆重，中国古代建筑的屋顶简直可以变化出无数组合形式，你只要看看屋顶的规格，就可以估量出一座建筑在建筑群中的地位。

人类生存生活的环境

　　贯通人与自然、与社会两种环境的关系之主纲，是人生存生活质量的优化，而非仅供观赏。为生存生活需人工控制环境，而控制效果的优劣则主要在于是否科学合理。这科学合理与否直接关系是否经济，诚然建筑环境还有在科学技术之外的经济问题，如排场便常易导致浪费。审美或艺术性也有自己的法则。这里不能全面展开剖析这四个层面，只能围绕人的生活环境这一主纲阐述。

      从人的生存生活看人与自然、与社会的关系，首先人与自然是相谐又相斗的统一?或只是相斗不相谐，只能征服自然?在这根本出发点中西截然相反，而历史证明了中国在这方面的传统，主流是先进正确的。欧洲传统的主流错误落后。可叹的是，近百年中西互换，中国学了欧洲的负面，自弃了优点。而西方却转向中国传统主流的优越方向。其次，人与社会的关系，欧洲传统主流先进优越，而中国传统主流稍逊。奇怪的是，在近百年中西互换中，这方面既学欧洲较差，又很少宏扬甚或不识自己传统中的优点。

　　在建筑环境范畴，“天人合一”与“征服自然”两极端皆谬。真正能够天人合一便不需建筑，连生存在大自然中的野兽也不能天兽合一，必受自然的淘汰选择，还需洞穴。但如作为一种理想境界，一种方向，一种哲学命题，或无须厚非，可谓前工业时代的中国传统。而“征服自然”恶果已严重，并且在自然科学与哲学两方面也都错：人自身首先是自然人，人即自然的一个分子，人自己也是一个自然单元。“食色人之大欲也”实同禽兽，是最简单的明证。换言之，人与自然相融，依赖自然方得以生存，能无水、无空气么?哲学的荒谬便由此，显然，将自己生存的依托当作敌人去征服，或者与人自身为敌。正是这样，历史无情，征服自然恰恰是征服人类，以人自身为敌。这是欧洲传统主流之不足。

　　西方建筑人天对立的传统，主要表现在房屋单体的封闭性，无论是砖石承重墙、或木框架填充砖石墙，或石拱券结构，都窗小，城镇中小型很少院落式，每栋屋集中为一块如捏拢的拳头。这样厅室缺乏良好通风。怪的是即使豪华大型的合院式，很多也缺乏良好通风，有中廊或纵隔墙。伦敦格林威治皇家医院、威尼斯的总督宫可为代表，上朔古罗马道克里先宫，下及18世纪后期与19世纪巴黎的许多府都、公寓，都这样。而且这类院落很少花园，有花园的也与房屋两分，互不相关，这在凡尔赛宫苑、巴黎鲁弗尔宫、伦敦白金汉宫等都如此。如果说欧洲纬度偏北寒冷，那末温暖甚至炎热的地中海一带，怎么也这样?西班牙的埃斯库里阿尔宫便是一例。这些说明从单体到总体布局中，欧洲建筑环境的传统主流，未与自然交融，甚至建筑与花园同床异梦，这种状况还常见于民居，市镇型建筑无其如此，更与自然对立，自然通风采光都更差的，是大进深并联式(下店、下坊与上宅等)，没有内院或天井，如人们熟知的“荷兰式”街屋，这些沿街两边连绵并联的大进深大封闭，没有院落天井也无自己花园的街屋，是欧洲中世纪市镇主要的建筑环境类型。加上缺乏绿化的广场街道，欧洲市镇结构，缺乏与自然融合的空间组成。

　　诚然，北欧、中欧的建筑偏重御寒，集中式房屋与位于中央的壁炉，及中廊或小过厅组织的内部流线，和小窗，都有利于保暖。但是总逊于同自然之间的和谐相融，这在总体布局，屋与花园的关系，及城镇整体空间结构模式等方面，并无御寒问题，也与自然不谐。而南欧地中海巴尔干地区，仍然墙多窗小，厅室集中成团，常有中廊或过厅与纵向墙隔断，仍然广场街道少草木，屋与花园两分无关。

　　不过，主流之外，欧洲另有与自然相融的系统。一是作为府邸宫室或要塞的古堡，多密切结合地势水形，俨然从山水中长出来的。只是仍内部花园。二是有一些合院式建筑，不仅见于宫室、大学与修道院，尚有一些小院式民居。只是仍乏内部花园。三是城市总体形态不求方整均齐的对称，而大体依随自然形势筑城。这三点虽非欧洲传统主流，却很重要。同时，这个分支系统并未以天人融合为原则。水城威尼斯理应浸透在大自然中，依旧很少院式民居，许多贵邸宫室也是集中式，少数宫室有院的却无花园，全城罕有草木，只有城区外的几个小岛尚绿，但不足以改变该城虽亲水而仍与自然较疏离之憾。瑞士伯尔尼的中世纪原貌为山城而自然起伏，参差有致，沿河及陡坡的房屋间隙多树，但城市本身空间结构仍与自然两分，仍然是满铺石块的街道、广场，很少院式建筑，甚至河边古堡也乏绿化。

　　回顾古罗马巨型建筑，巨大壮丽的广场，巨大输水道，及其文化渊源的埃及之金字塔、巨型神庙，那个古典时代强烈的“征服自然”，到中世纪已显著减弱。不再有那样多而改变环境的巨型工程，连城市广场也大为缩小，和街道一起顺应自然地形而多曲折并不对称，整个城市的形式结构自然随机，尺度与比例也同建筑一起减小。即明显不同于古罗马的追求城市重点地带的对称中轴，大道、大广场、大屋不仅尺度比例都大，且皆对称均齐。在城内多丘陵的罗马，也很少顺应地形而作不对称的自由构图建筑群或单体，卡彼忒广场及其建筑群，西班牙广场及其大阶梯等，都是在高差很大的丘陵强求对称均齐又宏伟的例子，比较起来，中世纪已渐向自然靠近。【转自铁血 <!-- m --><a class="postlink" href="http://www.tiexue.net">http://www.tiexue.net</a><!-- m -->】

　　这种从古典时期的“征服自然”，到中世纪渐向自然靠近的变化，有两大客观因素：一是经济从奴隶无偿劳役，到付酬施工等的巨变。二是城市规模变小，如古罗马城在1世纪人口35万，而中世纪名城巴黎、伦敦、科隆、罗马在公元1000年时，各城人口仅2－3.5万；到公元1400年除巴黎外的上述了城人口为3.5－4.5万。11－13世纪威尼斯仅7.8万人。城市规模小，建筑、广场、道路都小，则从市中心区到郊区路近，城外森林田野的生态优势尚可弥补城 市空间结构缺乏自然生态之病。然而，这终究不能改变欧洲建筑环境传统主流的疏离自然，以至征服自然的弊端。

　　工业时代经过规划的城市，尤其在“花园城市”论影响之下，欧美城市绿化渐增。19世纪初巴黎大改建后，在西方更兴起林荫大道与私人花园、广场绿化。20世纪初纽约首创大型城市公园，曼哈顿的中央公园保持自然地形与植被，世界各国纷纷效体。20世纪30’纽约洛克菲勒中心的大型下沉广场，将广场绿化与城市生活更密切结合为一。同时西方建筑单体与自然的关系也剧变，从封闭型一反而为大开放，现代派主张充沛的阳光、草地，良好的通风等自然化方向。随后又出现了屋顶花园、室内花园。许多城市当局通过规划管理提高容积率等办法，鼓励公共建筑建造开放式花园，架空层花园等。这就更结合城市与单体建筑内外上下四维绿化，形成从厅室到全城的自然化网络。20世纪中期涌现逆城化大潮，欧美回归自然的总趋势日益强劲广泛。

　　与上述西方从“征服自然”，到靠近自然，到回归自然的衍变相反的，是中国。

      中国前工业时代主张“天人合一”，房屋大多院落式，院有绿化。而且几乎所有功能类型的建筑，都是花园与房屋相糅，可谓半屋半园的模式。而房屋单体以木梁柱间架式为主，窗宽大可贯通柱与柱之间，门亦然，且皆可摘下，即室内外空间可以浑然一体的自然化。即使沿街并联的市房，小到“竹筒式”也有小院、天井、截然不同于“荷兰式”等欧洲街房。城市由这种各带院、园、天井的房屋组合而成，整体是多空隙如大海绵的，充分融入大自然的网络。城市的公共绿地与行道树都出现很早。“天人合一”的风水学从城市选址开始，一般都靠江河湖泊，甚至不少可行舟城镇中，现在历史遗留下来的城市中，其它姑不论，仅有西湖的便36城。在山地尽量依山傍水。这些溪湖林山紧贴城市，既是水源、水运、灌溉之利，又是生态、生活质量优化(小气候优越)，及能源与林牧渔诸业的依托，以及美化环境的好条件。

　　在上述主流之外，也有负面支系。即片面突出美观或艺术性。在古代城市中有隋大兴(唐长安)及元大都(明清北京)。都违背须供人们生存及发展生产的科学规律经济法则。中国古都东迁南下是渐趋合理的正确方向。汉代发现长安周围已不宜为京而东迁洛阳，是进步。隋大兴折返长安，在经济上不利，偏重于风水形胜(壮观与迷信)的负面。宋迁汴梁为四水道运输枢纽，还大缩减漕运里程，而且抛弃长安的对称格局，城墙略为园环，城内水旱两交通系统互补联运交织成网络，同时城内自然环境优异。南宋临安达到中国古都最高成就，宏扬汴梁的“天人合一”自然和谐的形态尚为其次的业绩，更重要的是政治、文化、经济、交通中心的全面综合为一，完全消除漕运，大提高行政与经济运作的密切与效率。两宋曾是中国前工业时代经济、文化最繁荣，并已孕育了资本主义工商经济因素，临安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海江贸易港的京城。元大都倒行逆施，定都在水源不足，远离中国经济中心的今北京，仅近其巢大漠。又恢复长途繁重的运输，不利于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断送了又一次可能转入工业时代的历史机遇。明初再南下建京城于应天(今南京)，又一次大进步，又一次政治、经济、文化与交通中心的全面综合为一，再次完全消除漕运，利于长江流域与海运的就地转港，又是中国沿海地带的南北交通中心，近通大运河。朱隶此迁是又一次大倒退。中国久已传说南京风水已被破坏，只是历史半壁河山之都，显然是迷信与现象误解，政治军事的失败干风水何事?

　　西方发展快的强国都是首都与经济文化中心叠合，为此断然迁都的有英国、日本、俄国，都从内地故都迁到海港工贸中心的伦敦、东京、彼得堡。美国、法国开始定都即经济文化中心 地带。巴黎本为中世纪欧洲大陆经济文化中心城市，自然而然成了首都。华盛顿近纽约而位于东海岸北部。巴西原来首都即经济文化与交通中心合一的里约热内卢，在20世纪中期迁都巴西利卡是个错误，初旨是该位置在全国几何中心，可促进内地开发。然而不合经济法则，这种只从地图及几何学设想的书生之见，在实践中碰壁，连国会议员还须高额出席费才能达到法定有效人数，仍然以里约为活动中心，显然不利政治与经济的高效率运作。

　　中国近百年学欧美特别是19世纪中叶上海天津等城开埠设租界以来，中国建筑开始西化，出现“征服自然”，与自然疏远或对立的西方传统模式，正是欧美工业时代前期那种肆意掠夺 自然，破坏环境的倒退模式：即从中世纪渐近自然的趋向，倒退回古罗马的那种“征服自然”更变本加厉。这次历史进程的逆反曲折后果严重，到20世纪才重新改向自然和谐，更进而回归自然。而20世纪中国建筑的西化，就全过程而论主要学的是“征服自然”。值得注意的是，“征服自然”最严重的阶段是工业化过程中的前大半期，并不分西方或者前苏联，是工业化有所游离于人，物重于人的阶段。

　　“征服自然”仍然首先是“征服”人自己，作为自然人的自己跟着大自然遭殃。“征服自然”在建设中往往大浪费而反害人自身。究竟要不要遵循自然的科学规律，和经济法则呢?

奇怪的是，当世界已经历后工业的反思，批判了工业化中物重于人，见物不见人的错误，重新发现人，回归自然为大趋势之际；甚至我们已遭到大自然的报复之际，还继续违背自然规律与经济法则“征服自然”。这里应剖析的有二问题：最普遍的是“×通一平”的平整建设用地，在民用项目并无必要，却铲除了植被，又浪费大量土石方工程费与能源，再花钱做地表泛水等，而且建筑群组、街景、城镇总体单调乏味，无一是处，只是房屋施工与设计简单一些。在重工业建设中这“一平”之必要，在于车间之间沉重部件的运输便捷省钱。而民用项目及城市建设恰恰相反，应当依山就势，利用原来植被，而参差错落，增加后排房屋阳光、通风及视野的好条件，又能减少房屋间距，新屋有老树。无非设计施工麻烦一些，而优越性远高于“一平”。中国传统的风水学主要是环境科学与环境美学，这在皖南古村、云南丽江，明代建造的南京城，及重庆、青岛、香港都有显著的优异成就。然而“学苏联”从重工业厂房开始的这“×通一平”，便被食洋不化的推广而普遍化。目前我国经济及其中的建筑产业在全球一枝独秀，忽略了不少破坏环境甚至已后果堪忧的问题，这些问题当然是前进中的次要方面，而次要并非不重要。建筑业百年来全盘西化学的是西方已抛弃的“征服自然”，前苏联的建筑产业本亦落后。建筑业未全面总结，反思不足，仍然继续重复西方及前苏联历史上的错误。目前令人骇然的是，在青岛新开发房地产工程中竟然大片平整土地；稍早宜昌“长办”在西陵峡口建造生活基地，开山截坡垂直而下约十余米弄出不大的平地；庐山莲花洞长航疗养院花约百万资金炸山出平地砌挡土墙造“大寨田”，再于平地建不大的房屋，破坏植被小气候升温与九江市区同，再于花岗岩平台面凿孔植树；深圳当年开发先铲平所圈地，不少地段仅铲下1－3米的缓坡，及其上原密布数十年的老荔枝树。近年发现建成区外出现荒漠化的即当年那“一平”之地未用者。在全国名山大川风景区开发中类似问题已为公众抨击，然而上述诸例类似现象仍很普遍，未被人们注意。事实上大多数“×通一平”之平，是未经规划设计，由业主或其他工程主持人盲目决策，无知的以为是建设的必要程序。其次，公共媒体也视此类“一平”为必要常规。学文史哲的人们应当补一些业务所及的环境科学及其他有关科学知识；学理工科的应补一些文化艺术及文史哲知识，都无论市长、记者或房地产业老总。二是当前举国上下重视环境优化美化，让世人刮目相看。北京外围的防护林，西北治沙，长江三峡地区飞机撒播已成茂林，城市也大力优化美化环境，日新月异，令人振奋。在此主流之外也有值得讨论的问题：缺水城市大搞水景宜否?我国淡水紧缺已使600座城市供水不足，为此必需南水北调，且江苏及其江南也缺水，从总体看，全国与全球水荒还在发展之中，调南水或淡化海水等代价都很大。南水北调办公室负责人提出首先要节约用水，这无疑十分必要。而严重缺水的一些城市却大搞耗水量大的景：济南泉城广场的大喷泉宏伟华丽；大连的大草地须经常大面积喷灌；北京开发城内环行水系统游艇，为此加深一些水道，恢复一些废弃水道，添加运河段，还加宽水面――用水量、蒸发量、渗漏量当非微不足计。这些观赏用水方式都有攀比的。顺便一提：首都最后在何处，迟早要遵循并不取决于人们意愿的环境科学规律与经济法则。

      风景区必需开发，城市生态优化美化也必要，而发展中总会有新问题，不断完善就好。理论的关键是清除“建筑是艺术”在建筑环境领域的污染与损害。

bluecabin

  首先感谢月亮MM还能关注建筑文化

虽然以上帖子的内容不敢全部苟同

我对梁思成先生的思想很欣赏

“建筑就是一个民族全部文化的写照”

我特别喜欢走在一个城市里面的小巷子里

看看各个时期的不同建筑


我也希望各个城市在规划中能把代表各个时期的典型建筑保留一部分

以后可以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看看我们民族我们的先人住过和用过的房子

但是我很是不喜欢那些所谓的仿古建筑

总觉得有一种东施效颦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