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与梁实秋说相声

红莓

老舍与梁实秋说相声

转自《知音》

相声泰斗马三立最近去世，再次引起了人们对相声日趋衰微的议论。目前相声不景气，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缺少文学家的关心、参与，而老一辈文学家是不乏关心、热爱，甚至写相声的大师的。


老舍是突出的一位。抗战时期，老舍为相声艺人小地梨儿写了一些宣传抗战的相声段子；1949年以后，创作了不少歌颂新中国的相声和其他曲艺作品。老舍于抗战时与梁实秋在重庆合演相声，更是现代文学史中的佳话。


抗战大后方的重庆，有一次举办募款劳军大会，老舍与梁实秋连续两天在会上合演相声。第一天老舍逗哏，梁实秋捧哏，第二天互换捧逗。演的是传统相声段子《新洪羊洞》、《一家六口》。演出前两位大师认真排练，老舍深谙相声艺术，一再嘱咐梁实秋：“要沉得住气，放出一副冷面孔，永远不许笑，而且要控制住观众的注意力，用干净利落的口齿在说到紧要处使出全副力气斩钉截铁一般迸出一句俏皮话。”段子里有用折扇打脑袋的表演，梁实秋对被打脑袋特别发怵，老舍宽慰说：“哪儿能真打呀，不过是比划比划作作样子。”梁实秋这才放心。


演出时，两位文学大师绷着脸往台上一站，观众就哄堂大笑了。清脆流畅的地道北京话，生动传神的表演，更让观众赞不绝口。两人表演非常投入，老舍用扇子打头时竟忘记控制手劲，用力打了下去。梁实秋见老舍“真打”，急忙躲闪，不料眼镜被打掉下来。梁实秋情急之下，赶快伸手接住眼镜，这一吓一惊，他手捧眼镜一时尴尬地愣在台上，显得憨态可掬。这时全场掌声雷动，喝彩声不断，还有人以为这是一手绝活，要求“再来一次”呢。


此后，虽有很多人邀请，老舍与梁实秋却没有再演，两人相约抗战胜利时再合作登台说相声。孰料抗战胜利后人各西东，老舍赴美讲学，1949年回国，这时梁实秋已迁居台湾。虽然不知道梁实秋是否写过相声，但从他以“雅舍”命名的一系列文集中，用大量篇幅对于老北京风情的细致描绘，可以看出他对北京民俗民间文化的熟悉和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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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也是一起看到的，继续吧：


青海高原上的“哲学课”

（2004年11月下半月版《良友文摘》 　陈大超撰文）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在青海高原海拔4500米的关角山下当铁道兵的我，常常和一位特别爱读书的老兵去登山。


登山的时候常常遇到在陡峭的山岩上轻盈飞奔的野黄羊，“你看我们，每爬几步就要停下来喘半天气，可是那些黄羊，一天到晚都在那么险峻的山岩上跑来跑去，好像一点也不感觉到累啊。”我说。“那是它们已经将自己在陡峭山岩上的生活，当成一种常态了啊。”老兵说。


有时候则是见那些十来岁的牧童，一边唱着悠扬的歌，一边赶着雪白的羊群，只一会的功夫，就从我们身边“飘”到山那边去了。“唉，我要是能有那么好的体力，能够在海拔这么高的地方活得如此轻松自如，那该多好啊！”我又说。“你要是从小就在高原上生活，让这种赶着羊翻山越岭地跑来跑去成为你生活的常态，那你也是可以毫不费力就能翻过一座座崇山峻岭的啊！”老兵又说。


接着他又说出这样一番话来：“其实很多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家，他们之所以能够取得常人难以想象的成绩，就是因为他们将那些常人难以想象的吃苦受累当成了生活的一种常态，而一旦他们将吃苦受累当成了生活的常态，苦呀累啊在他们的感觉里反而不算什么了――也许局外人会赞叹他们多么了不起，不容易，但他们自己却觉得很平常。”说得我心里暗自一动。也正是从那时候起，我开始了将艰苦的写作当成自己的“生活常态”来看待，来坚持，哪怕是遇到再难理喻再难忍受的事，我也不中断不放弃。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也早在6年前就过上了完全以写作为生的生活。听说我每天都可以写出一篇文章，平均每个月都可以写出二十多篇千字左右的文章，我们这里的不少人都认为这非常了不起，说对于他们来说，写文章是最让人头痛的事，别说叫他们每天写一篇文章，就是叫他们10天写一篇文章，他们也会感到非常困难，难以完成。“你每天写文章就不感到头痛吗？”“你不感到你选择的是一种最苦最难的职业吗？”自然也有人这样问我。


我怎么跟他们说呢？我只能说我习惯了。而我真正想说的是：我已经将在崎岖陡峭的文思上行走、在永远也不能重复自己的文字间跳跃当成了一种生活的“常态”。正是在这种“常态”的生活里，我养成了善于思考的习性，练出了比较强健的思维的“肌肉”，训练出了比一般人强的写作能力。也正因为如此，在许多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却每天都在做，而且做得比较轻松和愉悦。


我也真是应该好好感谢―――我在青海高原当兵时，那些黄羊、那些牧童、那个老兵给我上的那些“哲学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