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里仁十六》君子喻于义

有不为

【原文】

4・16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译文】 孔子说：“君子可以通过义来沟通，小人只能通过利来沟通。”

有不为

【小思】

据说陆象山在白鹿洞讲这一章，“听者悚然警惕，以至于泣下数行。”唉，看把人吓的。其实后代儒者理解这段话，恐怕是诠释过度了。

理解这段话的关键点在于，如何理解君子和小人的含义。据清代学者辨证，如俞樾《群经平议》说：“古书言君子小人大都以位而言，汉世师说如此。后儒专以人品言君子小人，非古义矣。”认为君子、小人的区别在于，君子是指治人者，小人是治于人者。是指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而言，而与道德无关。

（这方面特别有名的一个聚讼题目就是诗经里面的《伐檀》一章。读中学课本就有这章，自然被解释为是讽刺性的诗歌，“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可有人认为，诗经里面的君子一概是正面形象，包括这段诗也并非讽刺。这是文学题目，且不提。）


回过头来，我们用君子、小人的古意来解释一下这两句，意思一样可通。据我理解，这段话的意思可以这么理解，和君子沟通的时候，你可以用“义”那一套话语，因为君子呢，是统治者，文化程度较高，他要关怀的是整体的利益；而小人呢，他是被管理者，只关心，也只需要关心本人的利益就好了，所以你要与小人沟通呢，则要使用“利”的那套话语。只有这样，你才能和君子，和小人都达到良好的交流。这个意思，套现在俗语，就是见人要说人话，见鬼要说鬼话。呵呵。俗了点，但这个道理，我觉得还是蛮对的。沟通是个大学问，虽然是个小问题，也自有其意义在。

这个解释，把君子和小人是等同看待，而把角度放在了沟通上面。这个自然和传统看法差异比较大。姑妄言之。



当然，孔子这句话，在我们的文化中，主要的作用，还是为后世的“义利之辨”提供了经典依据。起码就这句话本身而言，孔子还是把君子和义相关，而小人则和利联系起来了，这个意思是很明确的。而经过孟子的发挥之后，一是给利贴上了反面的标签，二是给义、利两者的对立开了先河。

孟子说：“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 意思是，鸡叫就起来，孜孜不倦行善的，那是舜一类人；鸡叫就起来，孜孜不倦求利的，是跖一类人。要知道舜和跖的分别，没有别的，就在利和善之间。在孟子这里，义利之别，就成了一个道德上最关键的一个分水岭。对后世影响极大。

宋儒沿着这个孟子这个路子，一路狂奔，越走越远。形成了义与利尖锐对立、非此即彼、水火不容的“义利观”。这个义利观的发达，和后代中国儒者耻于言利，轻视经济问题，甚至打压工商行业等等，都与这种文化思想，不无关系。其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勿庸置疑的。

不过，在宋代义利观很兴盛的同时，另外也有些思想家则提出了“义利并重”的思想，比如现在温州地区，有个“永嘉学派”，最早提出了“事功”思想。他们反对空谈义理，强调了事功，即利的重要意义。并进而肯定人的物质利益，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思想和政策等等，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他们的思想确实是很难能可贵的。

有趣的是，宋代这批强调事功的思想家，基本上都集中在浙东一带，永嘉、永康、金华。到了今天，这一带的民营经济特别发达，做生意特别强。恐怕和这个地区的民风传统“不耻言利”，恐怕不无关系吧？

flo

嗯，的确是。
在高位者即使心里再怎样想私利，场面上的沟通谈话还是必须围绕公义或者公利进行的；小人物嘛，虽然也会关心公义，但私利显然吸引力更大些。
现在处于君子与小人之间的人越来越多了，所以沟通起来需要义利兼顾了。
谨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