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萨帕塔解放军》之起源 当影子登上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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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影子登上历史舞台

――拉丁美洲印第安人的觉醒

索飒



说明：转贴自《香港传真》2006年第60期。当前还有人对基督教抱有幻想，以为是改革中国社会的利器。本文可以让他们对基督教有一个较为客观的认识，并对西方的人权、民主、自由、法制和私有化等概念有所体会，也会更好的知道西方古代圣哲的真实想法。



由于一个历史性的错误，美洲大陆的原住民被称之为“印第安人”。1492年，随着可疑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个至今喧嚣的时代开始了，这是一个经济缜密、道义悖谬的历史时代。作为第一宗大规模牺牲品，印第安人首先被送上了这个“资本主义”时代的祭坛，由于杀戮、劳役、恐惧、忧伤、瘟疫等种种原因，据判断受害死去的印第安人达七千万之多，此一原本被认为最高估计的统计数字正趋向成为客观的共识。而且，这场“创记录的种族屠杀”的肇始者来自“爱人”的基督教义被反复研磨十几个世纪之久的欧洲，来自正轰轰烈烈讨论着人文主义的“文艺复兴”的西方――资本主义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不仅“每个毛孔都充满了血和其它肮脏的东西”，而且在道德上扮演着虚伪的角色。

为了证明“征服”有理、“文明”有功，西方世界故意歪曲美洲大陆的真实情况，其中知识分子也是大屠杀的同谋。对蛮荒之地食人生番的渲染，远远盖过了印第安人独特的文化创造；而印第安人后来对世界的巨大贡献，也一直被淡化和故意忘却。无人不知瓦特发明了蒸汽机、富兰克林发明了避雷针，但没有多少人知道现代世界摄入的三分之一食物都直接或间接与美洲有关。安第斯山印第安人在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度上培育的土豆曾成为整个欧洲抵御饥馑的主要食品；反面例证之一是1845与1850年间在爱尔兰爆发的一场土豆病虫害，导致了几百万爱尔兰人死于饥饿、150万爱尔兰人流亡北美、澳大利亚，以至于今天四千万爱尔兰人后裔成为这些国家重要的移民群体。还有曾给16、17世纪的中国带来人口增长、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的玉米，遍及天涯海角的番茄、辣椒，制服了疟疾的亚马逊奎宁，给至今暴利成河的“可口可乐”、“口香糖”以原料以及原始启发的安第斯山古柯叶、玛雅森林人心果树，哪一样不是印第安人长期观察、细心栽培，即科学试验，遗传工程的文化成果呢?今天那里的野生物种继续在为世界性科学研究提供宝贵的基因，诸如此类的资料，足以写成一本丰富的专着。

顽强存活、被人遗忘的当代印第安人

然而，这些为人类做出巨大贡献的民族落为未经昭雪的冤魂；不仅如此，他们的苟活下来的后代又一次成为当今世界的最大牺牲品。

1992年纪念所谓“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五百周年”之际，阿根廷神学家恩里克・杜塞尔曾说：“印第安人终于活到了今天，走出了被人遗忘的历史。如果说在这五百周年之际我们要庆祝什么的话，那就让我们庆祝他们终于活到了今天吧!”印第安人之所以活到了今天，是因为作为劳动力他们当年没有被全数灭绝，是因为他们逃到了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是因为高贵的白人不屑与他们混血。于是我们发现，在今天的拉丁美洲，印第安人最集中的地区在安第斯山海拔四五千米的纵深，在亚马逊流域蚊虫肆虐的腹地，在墨西哥恰帕斯道路艰险的密林。在秘鲁，我们像小学生听课一样反复接受着再教育：要记住，秘鲁是三个迥然不同国家，一个是以首都利马为中心的沿海，一个是高耸的安第斯山区，一个是没有陆路能抵达、人迹罕至的亚马逊雨林。在墨西哥的恰帕斯地区，我们与许多印第安妇女、老人，甚至成年男子的对话，必须经过西班牙语的翻译。

今天，他们又成为一个新的四千万。在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这几个安第斯山国家里，他们分别占到了总人口的20％，50％、60％。在玻利维亚，克丘亚语和艾马拉语与西班牙语同是官方语言；在秘鲁，克丘亚语与西班牙语同是官方语言。为了解决“执政可行性”的问题，2004年居然由大资本财团的代理人“世界银行研究所”资助举办了“安第斯山地区印第安领导人国际培训班”。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世界不得不面对印第安人的“存在”。

然而，这样一些特殊的群体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像幽灵一样生活在社会的边缘。直到1957年9月，巴拉圭最高法庭才通报全国：“印第安人同共和国其他居民一样也是人”。在20世纪90年代的秘鲁，“印第安人”在法律上仍不存在。1990年，智利印第安人组织仍在向总统上书，要求修改宪法，承认土著民族的特殊文化，承认智利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哥伦比亚，直至1991年才通过宪法第一次正式承认印第安人享有土地、法律和文化等方面的权利。

虽然拉丁美洲独立战争的一些优秀将领提出了关于印第安人权利的可贵主张，但是实际上，权力仅仅被移交给了混血人和土生白人的上层权势。如20世纪初的秘鲁作家曼努埃尔・冈萨雷斯・普拉达所指出：“当一个个人超出了本社会阶级之上，他往往变成本阶级的最大敌人。”这些身上也有印第安血液的上层混血人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完备复杂的殖民主义制度，几个世纪的殖民化教育已经将不平等作为天经地义烙上了人的心灵。的确，直到不久前，在墨西哥的恰帕斯，印第安农民见了带有白人肤色的“西班牙人后裔”还要躲闪让路。

在拉丁美洲，殖民主义的毒素远远没有得到清算。几百年来，印第安人一直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据秘鲁官方资料，该国贫困和赤贫阶层集中在印第安人居住的边远村落：大约79％的印第安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79.8％的印第安人仍然是文盲。在印第安人占人口43％的危地马拉，80％的土地为2％的非印第安人所有。在玻利维亚的艾马拉和克丘亚人中，文盲率高达90％以上，中美洲的印第安妇女中74％是文盲。在墨西哥恰帕斯州，12岁的儿童中，营养不良高达70％，在不到一岁的儿童和1-4岁的儿童中，营养不良分别是死亡的第一和第五位原因：一百万左右的印第安人中，每30万人只有一名医生，许多人死于可医治疾病。法律更是当局和大地主手中捏着的牌，在恰帕斯，有一桩类似黑色幽默的悲哀案子：一个被判决入狱的农民，其罪名是杀父，而来监狱看望他最多的人是他的父亲……

这些底层的印第安人主要是农民。在玻利维亚，他们占农村人口的95％；在危地马拉、秘鲁、厄瓜多尔、墨西哥，分别占76％、73％、68％、50％。因此印第安人问题又与农民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殖民主义老帐还未清算，新自由主义新帐又在累计。对于印第安人来说，最宝贵的物质和文化财富是赖以生存的土地和世世代代属于他们的“领土”。印第安人自我管理的社会组织、可持续发展的耕作方式、与大自然和谐的文化观念都有赖于处于边远地区、大自然纵深的属于部落的土地。

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推进，土地的价值越来越昂贵。秘鲁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颁布的新土地法规定，国家有权将部分原属部落的土地以拍卖或特许的方式转让给私人开发商。1992年，墨西哥萨利纳斯政府修改了作为1910年资产阶级土地革命主要成果的宪法第27条，允许买卖土地，使印第安人的部落土地、农民的村社土地受到迫在眉睫的威胁。这也是1994年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得以在恰帕斯发动起义的重要因素。跨国公司对第三世界资源的“开发”首先要面对这些地区的土地问题，尤其是自然资源丰富地区的土地。秘鲁印第安居民与西方矿产石油公司不断发生冲突，智利水电站的修建威胁着淹没印第安人的墓地，外国公司(包括中国公司)对厄瓜多尔亚马逊地区的石油开采与印第安部落的冲突一触即发。巴拉圭土著人协会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已失去其原有土地的98.2％。墨西哥福克斯政府2001年倡议的“普埃布拉―巴拿马计划”包括对墨西哥国家自然保护区的生物“勘探”，“蓝色山区”被囊括其中。这里是恰帕斯印第安居民生活的地方，当地居民长期栽培的药材为墨西哥医药提供着75％的原料和每年450亿美元的利润。不仅以往的开发丝毫没有改善当地人的生活，新计划也完全无视印第安人的存在和权利。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结果，近20年来墨西哥农业几乎不复存在。在这个将玉米与创世神话联系在一起的玉米发源地，在这个视玉米为民族文化象征的国家里，40％的玉米消费如今要从美国进口，而且进口来的几乎是在美国用于喂牲口的黄、硬玉米!秘鲁旅游业的“繁荣”是农民破产的一面镜子，镜子里照出的是印第安人丧失尊严的面容。在印加人古城库斯克附近，五岁的女孩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拉着游客的手不厌其烦地说“请听我用克丘亚语唱支歌”。入学年龄的男孩用五个戴着毛织羊驼偶的小手指向旅客不停晃动，换来的是豪华旅馆大玻璃窗内放肆的笑声。而直到今天，库斯克的天主教会居然还援引“征服者的权利”要求自行收取六座天主教堂的入门券。近二三十年来，巴拿马大批非印第安人从各地涌向印第安人领地滥伐森林，毁坏印第安人的家园。据估计，如果该国印第安人的处境仍然得不到改善，在21世纪占全国人口8％以上的印第安人将难逃灭种之灾。

如何面对这样一个“他人”?

也许，如果不是出于劳动力的需要，殖民主义者早就希望该死的“劣等种族”、弗朗兹・法农所形容的“地球上被诅咒的人”从大地上消亡。我们低估了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力量和存在。从殖民主义诞生的第一天起，殖民主义理论就是为这种政治制度护驾的贴身卫兵。同时，与之抗衡的思想与理论也随之产生。因此，在思想领域里，“印第安人问题”是一个与殖民主义同样古老的辩题。

保加利亚藉法国作家托多罗夫1987年发表的著述题为《美洲的征服与“他人”问题》，被国内知识界崇拜的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在她的《注目他人受刑》中也提及这个概念。耶稣不也早就在传播对“邻人”的爱吗?殖民初期，一批执着于原始教义和良心的天主教修士充当了最早为“他人”呐喊的荒原孤羊，多明我会修士拉斯・卡萨斯是他们当中优秀的代表。1550和1551年在宗主国西班牙本土的巴利亚多利德召开了两次大型辩论会，这两次古典式的辩论涉及殖民主义理论的核心：世界上有没有劣等民族?先进民族有没有理由对落后民族开战并奴役他们?这种性质的论战在西方殖民史上是仅有的一次。辩论的一方是拉斯・卡萨斯，另一方是宫廷神父兼国王的编年史官塞普尔维达。

塞普尔维达曾这样直白地写道：

“让这样的人(指“被发现的野蛮人”――本文著者)服从君王和更文明的、更人道的国家的统治，这种做法从来都是正确的，从来都是符合自然法则的。如果他们反抗这种统治，就可以用武器对付他们，这样的战争根据法律规定是正义的。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战争似乎是自然的产物，因为狩猎艺术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我们不仅可以使用这种艺术对付野兽，也可以使用它对付那些生来为奴却逃避奴役制的人――因此这种战争是天然合法的。亚里士多德如是说。”

拉斯・卡萨斯则留下了至今在西班牙遭到贬抑的传世之作《西印度毁灭述略》，揭露殖民者的杀戮行径。支持拉斯・卡萨斯的有整个一个古典学派。萨拉曼卡学派起源于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实际上是一个神学运动。他们也参加了巴利亚多利德的论战。萨拉曼卡学派的人文主义思想不仅在当时影响了诸如对美洲的殖民活动、经济道德观导向、国际法、国际仲裁理论、战争与和平等重大时代问题的讨论和政策制定，而且在哲学、法学、伦理学，甚至经济学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科学水平。处于第一线、了解具体情况的拉斯・卡萨斯更是将这些理论加以发挥，论及了应如何尊重当地首领、如何在双方自愿的条件下签署政治协议等具有现代国际法意味的命题。萨拉曼卡学派的核心思想反映了两个划时代的突破：视各色人群具有统一的人性；从道德和法学上同等看待欧洲和美洲。这是对欧洲中心论最初的破坏。

以后，在拉丁美洲发展进程中，关于印第安人的处境、地位，国家政策的讨论时起时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思想史上的“实证主义”时期，有过为发展资本主义扫清障碍的“解放思想”大辩论。殖民主义者的变种生物决定论者竟然以“一个印第安人或印欧混血人的大脑一般比一个纯种白人的大脑要轻5~7甚至十盎司”为理论论证“从生理角度看，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这种脑体与一个今天已经衰老的人类心理阶段相一致。”19世纪阿根廷的著名总统萨米恩托提出“进步就是移民，就是从欧洲移民”的口号，对潘帕斯草原进行了如美国独立战争后针对西部印第安人的大清剿，以消灭印第安人和“高乔人”为代价，推进“文明”，根除“野蛮”。再以后，有过善意的、但带有救世主倾向的“印第安主义”思潮，有过不乏同化意图的“一体化印第安主义”，以及文化民族主义时期粉饰现实的、沾染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宇宙种族”论，等等。

在反对殖民主义理论、维护正义的知识分子阵营里，同情和呼吁之声也如水长流。古巴爱国者何塞・马蒂曾用文学语言表达了他深情的眺望：“阅读上述那些书时(指印第安人的史籍)，我们并不觉得是在阅读一本纸张发黄、用字拘谨、字母S像五一样的书籍，我们的感觉好像是在看一只格查尔鸟的死亡，看到它是怎样因尾羽被折断，最后哀鸣而亡的。用我们的想像力，可以看到用眼睛看不到的东西。”深藏着人道主义情怀的秘鲁人塞萨尔・巴列霍用诗句描写“死去的田园诗那悲哀的蓝”，召唤“对勇武的种牛时代的怀念”。秘鲁共产党创始人马里亚特吉已经指出：“印第安人问题只能靠解决社会问题来解决，应该由印第安人自己来解决自己的问题。”秘鲁作家冈萨雷斯・普拉达于1908年发出的预言到20世纪变成了大规模的现实：

“改善印第安人境遇的方式有两种：或者压迫者的心灵得以软化到承认印第安人的权利，或者被压迫者在精神上获得足够的勇气迫使压迫者接受教训。如果印第安人把用来喝酒、过节的钱拿去购买枪支弹药，如果他们在茅屋一隅、山洞一角藏上一件武器，情况就会改善。别人将被迫尊重他们的财产和生命。以暴力还击暴力，以此教训抢夺他们羊毛的主人、以政府的名义拉他们去从军的士兵、偷窃他们家畜和牲口的强盗。

不要对印第安人宣讲谦卑和忍让，要对他们鼓吹自尊和反抗。三四百年的屈从和耐心又使他们获得了什么呢?压在他们头上的权威越少，他们获得的自由越多。一个启发性的事实是：在远离大庄园的村社里，人们的生活过得更好；在政府较少光顾的庄户里，人们享有更多的秩序和安宁。

总之，印第安人将不会依赖压迫者的变善、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拯救。所有的白人都是一个皮萨罗，一个瓦尔维尔德或一个阿雷切（分别是入侵秘鲁的主要殖民主义者），大致如此。”

至此，沉默的印第安人，“冷漠的”印第安人，还从来没有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成为代表自己的发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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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角登台

这样的时刻在1992年的“反纪念”活动中来临了。

1492年10月12日，哥伦布抵达美洲大陆。几个世纪以来，西方，包括曾被西方殖民的美洲，都要按惯例纪念这个在“地理大发现”科学术语弥盖之下的殖民史的开端。然而在“五百周年”之际，在一个市场经济全球化正扬帆破浪全速前进的时代里，拉美许多国家爆发了以印第安民众为主体的抗议运动，一次官方筹划的隆重纪念在拉丁美洲变成了一场大规模的民众抵制。经历了这场几乎是全球化的“破坏”体制的行为，美洲的“地理大发现”被带上了引号。

如果那一天我没有目睹墨西哥中央广场的盛况，我将失去一次重要的体验。一边是步行来自全国各地的沉默的印第安人，他们用祭祀般的舞蹈、音乐表达抗议，一边是自发参与其中的墨西哥市民响亮、感人的呼声：“正义―正义―正义!”“欢迎你们回老家来!”让人更为震动的，是后者的表现。没有人组织，没有人要求，不属于任何党派，事情与己无关。他们为什么激动?呼应之下是日益被社会意识到的、巨大的历史不公。正是在这一年，墨西哥政府修改了宪法第27条，公开允许买卖土地。

两年之后，也就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的1994年，在墨西哥印第安人集中的恰帕斯州爆发了“萨帕塔民族解放军”领导的印第安农民起义。我们在“历史已经终结”的20世纪末的电视屏幕上，看到了蒙面的印第安游击队员。相比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领导的主要由外国人组成的游击队，这是一支几乎由清一色的恰帕斯印第安农民组成的队伍，23名司令也几乎是肤色黝黑的、其族名充满玛雅色彩的索特西尔人、塞尔塔尔人、托霍拉瓦尔人，乔尔人，索盖人等等。他们成功地潜伏了十年之久，完成了发动群众的组织工作，于1994年元旦之日，拿下了恰帕斯州五座城镇，将一个罪大恶极的前州长正法，然后在意外获得墨西哥公民社会的巨大支持下，收起枪杆，学会宣传，要求与政府平起平坐地谈判，迫使政府签订了承认印第安人权利的协议。政府以为历史还会重演，他们并不打算执行与印第安人签署的协议。但这一次他们打错了算盘，人民已经获得觉悟，已经组织起来。如今，印第安起义者学会了利用语言的武器，争取国际舆论，依靠正义民众。他们根据政府签了字的协议原则，任凭政府“批准也罢，不批准也罢”，在墨西哥南部建立了几十个“自治村”，穿插在政府控制的村落之间，让七万围而不剿的政府军进退两难。这样一个历程，被记录在一部题为《火与语言》的实录中。

游击队的起因主要是“忍无可忍”。游击队的副司令马科斯在访谈中用文学风格描述了游击队员1994年元月1日武装起义时的心情：“我们像是一群已经死去的人，我们也并不知道明天是死是活”；“为了让人们能看见我们，我们挡住了面孔；为了让人们能以名字呼喊我们，我们隐去了姓名；为了明天，我们赌上了今天；为了活，我们去死。”

好一个厉害的副司令马科斯，他的语言天赋是游击队成功的重要因素。但真正厉害的，是墨西哥南部这几支印第安部族。直到我们参观了设在恰帕斯首府的地区展览馆，我们才知道，这是一个五百年来反抗、起义从未中止的地区。直到我们目睹了该地区恰穆拉村没有祭坛、没有神父布道、满地蜡烛、用公鸡占卜的天主教堂，才发现天主教在这里从来没有站稳脚跟。五百年前，这里就是留不住白人的荒山野岭，这里就出现了自己选举神父的印第安教会。当知识分子出身的混血人马科斯20年前来到这里组织“抵抗”时，是印第安人教会他如何五百年如一日地抵抗。有人说，是印第安人改造了游击队。游击队著名的口号――“人民决定，政府执行”不仅是对新型民主的要求，也是内部的民主机制。在游击队内部，一切事务、包括军事行动都须经人民讨论决定，这一机制来自古老的印第安部落传统。“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创始人马科斯坚持自己的“副司令”角色，此称呼并非玩弄辞藻。历史的确发生着变化，印第安人正在成为冈萨雷斯・普拉达与马里亚特吉所期待的“主角”。

更为深刻的是，主角中的主角是往昔卑贱者中的卑贱者。没有多少人知道，在1994年1月1日的起义中，主要领导者是女游击队员。在新世纪开始的2001年，萨帕塔游击队23名司令与一名副司令冲破政府军封锁，赤手空拳向首都墨西哥城进发，在索卡洛中心广场受到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欢迎。当人们翘首以待马科斯在议会登台演讲时，出现的却是印第安女司令埃斯特尔。她像其他久经锻炼的印第安领导人一样，从容不迫地发表演说：“是的，我是一个印第安妇女，今天我站在了这里并发表讲话。不应该有人为此觉得受到侵犯，受到侮辱和贬低……我们不是来乞求施舍的，我们是来要求尊严和权利的。”

马科斯进入恰帕斯丛林的第一个引路人是他的印第安人翻译――老安东尼奥。他教给了马科斯许多只有在恰帕斯才能懂得的道理。马科斯将老人讲述的故事收入一本题为《老安东尼奥的故事》的小书，人们把它看成游击队化身――1910年革命中的农民起义军领袖“萨帕塔”与教授印第安人种玉米的神o“博荡”结合的文学写照。

有人在一篇总结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文章里这样结尾道：

“面对着贫困与苦难，萨帕塔战士们为‘土地、房屋、工作、面包、医疗、教育、独立、民主、自由、正义’而起义。直至今日，还没有任何一项要求变成现实。但是，再没有一个萨帕塔战士会在路上为白种人让道了。他们称此为尊严。”

如果说萨帕塔民族解放军还是一支绿林游击队，那么，印第安政治运动在玻利维亚则取得了执政的历史性胜利。

埃沃・莫拉莱斯小时候是玻利维亚艾马拉族的一个穷孩子，是七个兄弟姐妹中存活下来的三个孩子之一，其余的都夭折于一两岁，这是印第安农民家庭儿童的一般存活率。埃沃・莫拉莱斯对童年最深刻的记忆是捡游客扔掉的桔子皮嚼着吃，是整整一个星期在饥寒交迫中轰赶50只羊驼的经历，是目睹一个农民被当局浇上汽油，像燃烧的肉体火炬一样被活活烧死的惨景。莫拉莱斯勉强读完了中学，当过乡村乐队的小号手。像许多穷人家的男孩子一样，他从小爱踢足球，他的政治生涯就从工会的体育秘书开始。莫拉莱斯与他领导的穷人政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于2005年底以明显优势获得了大选的胜利，莫拉莱斯当选为该国历史上第一位印第安人总统。

埃沃・莫拉莱斯代表着拉丁美洲社会最底层的印第安人。“民族主义”、“左翼”等传统术语，并不能涵盖埃沃・莫拉莱斯的身份含义。他的举手投足，显示了从最原初的起点“反对殖民主义”的本质。这个反殖的立场，有着五百年的漫长历史，并染着印第安的文化底色。

莫拉莱斯在一次讲话中说：“在我的文化中，有一句座右铭：不偷盗，不说谎，不偷懒。正如各位所知，我没有机会读过大学；那么，是什么使我成为玻利维亚的总统呢?是诚实。在我们的文化里，执掌权力意味着为他所隶属的人民服务。”

莫拉莱斯领导的玻利维亚政府反对“国家内部的殖民主义”，反对“种族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提出“建立一个以多元化为准则的、非殖民化的、村社社会型的新国家，全力解决深刻的社会不平等问题，以及玻利维亚大多数民众、尤其是印第安人被置于非人化社会边缘的问题。”2006年8月6日玻利维亚制宪大会成立，占全国人口半数以上的土著居民的公民权利将进一步得到保障。大会提出要把玻利维亚“重建”成一个平等、没有歧视的国度。在此之前，一系列重大举措已经付诸实施：石油天然气国有化、土地改革、扫盲运动、国民卫生保健计划……

在与美国拖延多年的“毒品”问题谈判中，埃沃・莫拉莱斯跳出了由现代帝国主义逻辑制造的“怪圈”：“我们会禁止毒品贸易，但绝不会实行古柯叶的零种植”，种植古柯、利用古柯是印第安人根深蒂固的文化，是今天重要的生活内容。“要我们根除古柯叶种植?为什么不同时取缔为你们带来惊人利润的‘可口可乐’?”（即原料产地、原初发明和命名启蒙专利均应属于印第安人的Coca Cola――作者注）支持总统立场的，是老百姓更简明的逻辑：“要我们根除古柯叶?先根除了你们的鼻子吧!”资源国有化并不是莫拉莱斯开创的先例，但他解释此一决策的“话语”却使人耳目一新：“自然是神的财产，人只是神在大地上的代理，属于神的东西怎么能私有化呢?”

莫拉莱斯任用的司法部长卡希米拉・罗德里格斯是一个从13岁开始在富人家当女佣的印第安妇女。为了捍卫自身权益，她发起组织了“家政劳动者工会”。她上任后宣布司法部将是一个“结合祖先的法律实践(即印第安村社司法)与普通司法”的新型机构。

玻利维亚现任副总统阿尔瓦罗・加西亚是一位数学家出身的社会活动家，他本人并非印第安人，但曾因支持印第安人运动入狱。当人们问他是否是印第安人的幕后策划者时，他也像墨西哥的马科斯一样，斩钉截铁地说：“我不是策划者，而是代言人。”

关于印第安政治运动近十几年来蓬勃发展的原因有诸多说法，如印第安人长期处于被排斥的地位，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造成的巨大社会反差，拉丁美洲进步运动的上升趋势，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国际背景，欧洲民主势力对拉丁美洲印第安人运动的某种支持，等等。无论如何分析，世界不得不正视的一个现实是：往日被践踏在最底层的印第安人已经组织起来，而且正在走向成熟。

当80年代末马科斯来到墨西哥恰帕斯农村时，那里的印第安人不仅一直保持着反抗斗争的传统，而且已经有了一定的组织形式和斗争经验。60、70年代拉丁美洲“解放神学”运动是一个不可低估的酵素。90年代末，印第安农民已经建立了“地方与地区联合会独立协调委员会”，这种组织形式超越了部族局限性，将各部落的小规模抗议活动提高到新的水平。

1997年秘鲁全国各地区印第安部落的几百个代表举行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秘鲁人权及印第安人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秘鲁印第安人常设委员会”，并在十余年的时间里团结了全国的印第安人组织，直到2000年成功举行了规模庞大的第二届代表大会。在厄瓜多尔，以“厄瓜多尔印第安民族联合会”为主体的“帕恰库蒂克运动”是该国反对派政治力量的领头人。

在智利的阿劳加地区生活着50万马布切人。他们是美洲人数众多的印第安民族之一，从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入侵开始就一直进行抵抗，坚持了三个世纪的斗争，致使西班牙国王在智利耗费的军费比从这个国家掠夺的金银还多，其顽强精神甚至被16世纪的一个西班牙士兵充满崇敬地写入了题为lt;阿劳坎纳gt;的长诗。而这一始于五百年前的抵抗从未偃旗息鼓。马布切人的斗争围绕着属于部族的土地问题：“马布”就是“集体的”、“部落的”之意。阿劳加地区现在是智利最贫困的地区，印第安人的存在和权利在国家宪法中没有得到丝毫体现。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逼迫下，马布切人的各种利益受到进一步侵犯，他们的抗议申诉无一不遭到迫害和镇压。2005年底一批属于“智利马布切地区协调委员会”的成员起草了一份意向性文件供全国讨论，题为“关于制订要求各国政府保证印第安人民权利行动计划的建议”。这份文件提出了有关印第安人命运和权益的一些重大原则。马布切人正在筹建自己的政党“瓦尔马布文”，其成员将包括来自农民运动，印第安人运动、学生运动、知识界的马布切人代表。

拉丁美洲的印第安人组织也成为“世界社会论坛”的重要力量，并于2004年在印第安人口众多的安第斯山国家厄瓜多尔召开了第一届“拉丁美洲社会论坛”。

印第安人知识分子的出现也是近十几年以来的一个重要现象。印第安人悄然有了自己的哲学家、律师、历史学家、人类学家。2004年4月秘鲁著名右翼电视台记者安德列斯・奥本海默主持了一场“拉丁美洲将出现印第安民众起义吗?”的专题讨论，拉丁美洲成千上万收视者在屏幕上直接聆听了各种印第安代表人物对“自我”的阐述、对挑衅的回击。他们所代表的水平和能力令人刮目相看。

印第安人运动代表历史的倒退吗?

面对印第安政治运动的新崛起，否定这一趋势之积极意义的言论也纷纷出现，如“尽管前哥伦布文明也有伟大的建树，但比起文艺复兴时的欧洲意味着落后四千年”，等等。这些舆论称目前的趋向是对印第安文化的美化，是将正义混同于普遍贫困，是提倡取消私有制和货币的乌托邦，是提倡印第安人至上的种族主义，是代表历史倒退的反动潮流。这些言论完全无视事实和历史的重大变化，仍然反映着旧有的“文明―野蛮”思维模式。

印第安人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深刻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它的本质不是种族问题，而是政治和社会问题。它的核心指向殖民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的性质。印第安人问题的内涵和实质绝非浅薄的人类学、人种学、民俗学所能概括。在当今社会里，它之所以引人瞩目，是因为这个“问题”的载体是一些几百年来饱受凌辱的最底层民众，而他们的文化又具有与现今文明模式格格不入的鲜明特色。

上文已经指出，对于“文明”的思考源远流长，这是一个关系到日益复杂的国际社会究竟有无可能和平相处的生死攸关的问题。印第安人问题是近代世界种种矛盾的第一环。下面的一小段文字记叙了一个含义深刻的生动例子：

“当印第安人接受了西班牙人的军事优势后，他们中的贤哲携带印第安人圣书去拜见胜利者，希望后者能认识印第安人智慧的重要(当时远远高出欧洲文化)，并将印第安人的智慧纳入统治者的智慧。但是，科尔特斯这个象征现代智慧的愚蠢人物让恶狗向印第安人贤哲扑去，毁坏了战败者向胜利者敬献的文化宝藏。现代社会开创了世界历史上无视战败者文化的先例，把后者看作纯粹的物品，企图用战争的手段来“驯化”战败者。在彻底践踏、贬抑受害者这一点上，科尔特斯具有典型意义。”

当前的印第安人政治运动绝不代表什么反动的历史倒退，相反，它关乎建设一种否定现行文明模式的新世界，即许多当代有识之士所呼吁的“另一种世界”。

当墨西哥萨帕塔游击队进入该国首都墨西哥城时，许多公民意识到了这一点。墨西哥著名女作家、波兰贵族后裔埃莱娜・波尼亚托斯卡曾这样写到：

“萨帕塔游击队考验着我们的政治机构。他们不是来签署和平的，而是来进行对话的，他们来传播自己的声音并听取别人的声音，来争取别人的尊重并尊重别人。他们用自己的美丽的行动教育我们，决策应该来自底层，他们使我们颠倒了民主的观念。”

对印第安人的态度考验着当代社会所标榜的共识：多元政治、多元民主、多元文化。厄瓜多尔印第安人的组织程度在拉丁美洲首屈一指。他们的斗争不仅造成了几任总统的更迭，而且导致了宪法的重大修改。1998年修改后的宪法出现了史无前例的重要内容。基本法中规定：“厄瓜多尔是一个拥有主权的、团结的、独立的、民主的、多文化及多种族的法制社会实体”，“国家尊重并鼓励厄瓜多尔人各种语言的发展。西班牙语为官方语言。对于各印第安民族，克丘亚语、舒阿尔语及其他古老的语言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具有官方效应。”在国家主要义务的条款里，也出现了“国家应加强多样化基础上的民族团结”、保护自然及文化资源、根除贫困、反对腐败等重要政治、社会、文化内容。

利用新法律提供的余地，拉丁美洲社会科学院厄瓜多尔分院一些有觉悟的研究人员与环境保护组织、全国性印第安组织一起，征得了部落的同意与合作，得到了部落派遣的助手的支持，直接用当地民族语言采访当事人。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对几个有代表性的印第安人村落进行了跨学科、多文化、多语种的调查研究。调查结果于2004年集辑为《生存的权利：多样化、民族特性与变革(印第安人与非洲裔厄瓜多尔人的法律人种学)》出版。项目主持者明确表示：

“围绕几十年来日益取得共识的人权问题，人们首先要求恢复人的生存权利，这意味着所有人有权按照自主的方式生存。只有当拉丁美洲各国政府理解了这个原则、并从政治和法律上付诸实践，我们才能够谈论多种族、多元文化的国家。否则，我们必须指出，现行国家是排他的国家，是无异于前殖民地时期的、听命于上层统治阶级的国家。”

研究者对印第安人社会中诸如领土资源财产争端、仇杀、酗酒、奸情、首领谋取私利等许多案例进行了有意思的调查，并跟踪观察部落居民如何在传统法和部族权威的指导下，根据和谐、团结、调解的原则，有效地解决争端，实行自我管理。研究者指出，支持印第安部落法律原则的文化背景是天人和谐的宇宙观。这是一种与优先私人利益的西方个人主义社会非常不同的文化存在，它重视的是共同的利益，集体的幸福。

上文提及的智利马布切人在“关于制订要求各国政府保证印第安人民权利行动计划的建议”中也提出了重大的原则问题，如：保证印第安人的自决权和政治参与权；凡涉及印第安人土地、经济、社会与文化利益的政策、规划、项目、举措，无论是来自国家机构还是私营部门，必须让印第安人了解详情，并征得他们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表示的同意；印第安人有权根据国际准则保持自己的社会、文化、政治习俗；禁止动用刑事法律和特殊法对待印第安人合法的社会抗议活动；按照印第安人的司法习俗处理印第安人的司法案件；印第安人拥有对自己土地上的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和环境保护权利；承认印第安人对包括物种、医药及各种知识遗产在内的印第安文化、艺术、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产权；保护印第安人语言，文化和世界观。

这些深刻的内容不仅体现了反对殖民主义掠夺行为的正义要求，也代表着“现代化”讨论中的进步方向。

在“全球化”进程中，旅游业是一项无孔不入的高利润商业活动，并与印第安社会发生直接摩擦。在墨西哥普埃布拉州的一个农村小镇上，当地的进步人士和印第安人组织发起了“正义旅游”事业，对破坏生态环境、破坏印第安文化的商业性旅游进行建设性的抵制。“正义旅游”的倡导者们要求把开发旅游文化资源、解释历史、文化的权力以及旅游带来的经济收益交还给文明的主人。他们组织旅游者到不加伪饰的印第安农民家里居住，让旅游者真正了解当地人民的传统和生活，还推动发展印第安音乐舞蹈等文化事业。

反对盲目传播“转基因”作物也是现代化进程中环保人士的热门话题，而在拉丁美洲许多国家，这一运动的中坚力量中有许多印第安农民。因为“转基因”种子的盲目扩散不仅可能影响到他们的切身经济利益(如墨西哥的某种转基因玉米种子第二代就失效，跨国公司掌握着它的贸易权)，而且正在危及他们的文化传统和精神支柱。在墨西哥城，我们见过这样一个展览，橱窗中陈列着象征墨西哥59个玉米品种的59捆玉米秸。每一捆玉米秸都被一根手工编织的红带子扎住。这些由印第安妇女编织和使用的带子原来是用于保护妇女生殖能力的，用在玉米捆上是因为她们把玉米看成大地母亲的象征。有些玉米秸捆的带子换成了灰色，并写上了污染这种玉米品种的“转基因”种子的名称。

对待妇女的态度从来是虚伪的“文明~野蛮”模式中的重要内容。墨西哥萨帕塔民族解放军从公开起义的第一天起，就公布了“11条革命法律”，其中包括整个拉丁美洲历史上开创性的“妇女法”，在具体实践中，萨帕塔组织中的妇女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权利。

在新的世界形势和国际背景下，当代拉丁美洲印第安问题已经超越了本国、本地区的局限。这一运动的主体逐渐看到了自身斗争与世界的联系，并努力创建这种联系。墨西哥萨帕塔游击队、智利马布切人都通过互联网与世界保持密切联系。萨帕塔游击队的副司令马科斯曾试图充当西班牙政府与巴斯克民族运动间的调停人，这也反映了他们的自信和世界眼光。

全球化和现代技术的发展也为人民提供了手段。2004年马布切人的社会抗议活动被政府判为“恐怖主义活动”，其中四人被判处十年监禁。这一事件在智利全国和国际人权范围内引起很大反响。葡萄牙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何塞・萨拉马戈2006年5月间在一个场合向智利新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提出这个“最古老的智利印第安民族每天都在受迫害”的问题。

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在其总统办公室里并列挂着切・格瓦拉和图帕克・卡塔里的画像，底衬是古柯叶。前者是20世纪被美国“中情局”及玻利维亚军方谋杀的游击队英雄，后者是18世纪被西班牙殖民统治者处死的印第安人起义领袖，而古柯叶则串连着五百年至今的历史、文化、传说和斗争。莫拉莱斯于2006年6月14日切・格瓦拉生日之际，以总统身份到格瓦拉牺牲的伊格拉村凭吊了这位游击队烈士，并称他为“领袖与兄长”。这个意味深长的举动象征着印第安解放运动与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斗争并行不悖。莫拉莱斯也站在这样的高度代表全世界正义运动宣布：“新的时代来临了。这个千年将属于各国人民，而不是那个帝国。”莫拉莱斯高瞻远瞩地看到了印第安政治运动与整个拉丁美洲前途的关系，拉丁美洲与世界反帝战略的关系。

拉丁美洲的印第安人问题并非与远隔万里的中国毫无关系。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面对着自己内部的少数民族、弱势群体，对他们的态度考验着每一个政权，每一种民主。历史的和现存的非正义不会自行消失，要求公正的呼声和行动随时可能浮出水面。

高勇

谢谢BLUECABIN.
好深刻.好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