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送给这里所有的理想主义者（zt）

有不为

（作者：ooooooops 转自天涯 ，本来是作者写的历史上十大试验的最后一个，作者在每个试验最后总结一个词，这是最后一个试验，这个词是：希望 h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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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没有百分之百的绝望，正如没有十全十美的文章
　　 一次我身处新东方的课堂上，茫然看着余敏洪大师的两片嘴皮表演般地上下翻飞，妙语叠出，心里就突然想，一贯把从绝望中寻找希望作为校训的新东方不去引用村上春树的这句名言，未免可惜。
　　 关于绝望还是希望这个命题，犹如莎士比亚的那个to be or not to be，一直困扰了我很多年，后来终于郁闷得一发而不可收拾，连我自己都怀疑是不是该去看看心理医生。不过对付郁闷，尤其是这种青春期的郁闷，再高明的医生也未必有效，一个人要成长，总是要自己面对这些事情的。于是有的人去追女生，有的人去叫小姐，有的人学着抽烟磕药，有的则坚持长跑力争把郁闷想气体一般蒸发掉，我则作了一个另类的选择，自虐性地学了一门难得变态的课程，逼着自己团团转，多少可以使人忘记自己的郁闷的。
　　 那门有关物理的课基本上是个神话，传说全国大学中有资格开那门课的并不为多，能去上一下无论对自己的智商还是耐力都是不错的考验，即使作为自虐而言，也不失为一上佳方案。
　　第一次上课的时候，整间教室挤满了人，形形色色的人。我认得一个好朋友就在其中，他原本是个热门专业的，可是偏偏放着极有前途的事业不去干，跑来学什么物理，这个只怕不是自虐成狂可以解释的。学物理倒也罢了，偏偏他还学得一塌糊涂。他在以前的专业一直可都是头几名，可是他就是不放弃物理。几经挫折，吃了无数旁人想不到的苦，例如有一次我到图书馆去查资料就看到他满头大汗地抄写一本厚达几百页的量子力学的书，现在终于得偿所愿，美滋滋地在中科院某物理所读博士。
　　 这个班上物理学的最好的当然不是我的那个朋友，甚至最刻苦的也不能算，因为角落里坐着一位更狠的。那位老兄总是一身军装，不是迷彩服，而是老式军装，文革时红卫兵穿的那种，背着颜色发黄的军用书包，每次老师讲课时他都能及时指出那些眼花缭乱的公式中错漏所在，作业也是第一个交，而且堪称完美，每每成了流行的标准答案。不只是哪位高人提出“景润度”这个古怪的物理指标来表征一个人的刻苦程度和对外界刺激的麻木程度，大概是受了类似光学里全反射系数之类的启发罢。基本上，陈景润同学算的上是心如枯井，对外界的刺激成功地达到100％的全反射的地步，不然也不会有人不停传说他撞到电线杆还说对不起。陈的景润度自然是1.0，这个是毫无争议的，而那位老兄的景润度自称达到0.8，在我们大部分人不过是0.01,0.02甚至是负值的情况下，他也可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一次，我因错过一节课，想把笔记补齐，就找他帮忙，谁知道他脸颊上竟然泛出了不好意思的红霞，“我的笔记不算工整，其实每次下课我都要找那位同学仔细校正。”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到了一位头顶微秃的中年人，他和我们这些二十出头的年青人明显有隔代的差别。我顺利地借到了他的笔记，果然工工整整，简直可以用来刻胶版，尽管无限崇拜，还笔记的时候我还是小心翼翼地问道：“听说您是餐馆老板，我倒是第一次听说有对这种课感兴趣的商业成功人士。”他坦然道，“其是我根本听不懂，一个字也听不懂，不过我喜欢这里的气氛。”我不假思索的一句话出口“这样也行？”
　　这是当时流传甚广的口头语之一，每当朋友有什么事情求助，如果这件事很正常一点也不另类，我们会爽快地应一声“行！”，如果稍微有些变态或者是强人所难，我们会勉强地说声“能行！”，如果是真正变态到让人匪夷所思，我们的回答惊人的一致“这样也行？”
　　面对我这个这样也行的质问，他抬起头来正色道，“又有什么不行？”然后他点点头道，“嗯，其实每年我在这里就为了听一个故事，老师每年都讲的。”
　　 这门课的老师我早就觉得他有些另类，基本上教授博导院士我多少都见识过一些，可从来没有见过他那一型的，目光炯炯，肢手粗大，皮肤古铜色，酷似校门外那些引车卖浆之流。不过这种课老实说也还非得他这种体力充沛的人讲，因为通常一上就是四个小时，我在底下抄笔记都抄的手足酸软，他可是在黑板上一刻不停地板书。
　　更令我不明白的是他早已是博导，一般来说讲这种玩命的课好处并不多，既影响自己的研究，也不见得有多少奖金。后者我其实也知道他未必看中，正如我们一干人老老实实地坐在这里听上几个小时也不像是为了领薪水一般。
　　随着课程向前行进，上课的学生就像秋天的树叶一样片片凋零。终于有一次，我走进教室的时候，发现诺大的教室只有寥寥数人。
　　对着空空荡荡的教室，教授神色不变，继续在黑板上写着越来越费解的公式，写完一个整版，他突然掷下粉笔，转身面对我们，微笑着说，好了，现在我给你们讲个故事，有兴趣吗？
　　他的故事的主人公是他以前的一个朋友A。文革前在这所学校读书，毕业后留在这里继续教本科生。七零年前后，就是中苏在珍宝岛擦枪走火，京城内外苏修入侵的谣言四起，全国上下都忙着深挖洞，广积粮的时候，中央决定将学校暂时撤到内地的一个小城，他朋友当然也在遣散之列。
　　他一到那里就不想离开了，小城依山傍水，风景如画，民风淳朴，老少咸乐，古之桃花源莫过于此。再想想当时动乱不堪的校园，漫天飞舞的大字报，无穷无尽的政治学习，骄横跋扈的所谓工农兵大学生，冷漠而警惕无比的同事，倒还真不如在这里逍遥。没过多久，京城警讯解除，学校回迁，他却真的不想走了。当时的档案经红卫兵一阵烧砸早就一片混乱，远在北京的那些日理万机的人也未必记得起还有他这样一个落魄书生流落在内地的小城。
　　A的一生原本十分幸运。父亲早年留洋，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后兴办实业，母亲是一所著名的教会大学的毕业生，温婉美丽，知书达理。他是家里最小的儿子，甚得父母宠爱，家教也是极严，自幼成绩出众，远出齐辈，即使在大学里也是拔尖，所以才能刚毕业就和一帮久负盛名的教授一起并肩教课。
　　不过在A的印象中，家里始终弥漫着一种阴郁的气氛，他也不知道到底从何而来。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他父亲把工厂全部交给了政府，自己甘愿在学校默默地教书，当时那他张戴光荣花的图片不止一次出现在报纸第一版。A也得意地到处和小朋友宣讲，我不是资本家的子女哦，真的不是哦。
　　他大学毕业一年后，终于踌躇满志拿起了教鞭。有一次正在给学生讲课，当时好像已经天下大乱，一大半人都出去集会贴大字报了，他也不在乎，不管怎样，只要有人听就好。他的一个最好的朋友在窗外用带着红袖箍的胳膊向他急挥，像是有什么要紧的事情，手里握着的是一封电报。
　　朋友急得青筋暴突，双手乱摆，却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好。电报上只有简单几句话，他的父母在红卫兵冲入家的第一天，就双双自缢身亡。他重重地坐倒在地上，却奇怪地一点儿也哀伤不起来，甚至连惊讶的意思都没有，似乎是意料中的，经历过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四清层层磨练的父母到底还是没有挺住。真正吃惊的倒是冲进他家的红卫兵们，那些孩子们只不过把他们家的书搜出来烧个精光，把母亲最喜欢的三角钢琴推到大街上展览，顶多就是冲着他们夫妇高声喊了几句口号，真的什么都没做啊，资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生来的软骨头。
　　他朋友和他急切地解释，那些红卫兵跟他可不是一派人，什么保皇阿什么造反阿，他丝毫不懂政治，坐在地上漠然的听着，眨着眼睛想，问题是，问题是哪派红卫兵干得这个很重要吗？平心而论即使是他们到底也没做出很过分的事情啊。
　　 这个世界上他弄不懂的事情太多，也没有必要都去想明白。他向上面递了一份报告，提出要扎根内地，深入到群众中去，简单说就是希望从事基础教育工作。小城革委会的头头捧着报告惊讶地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同时也乐得合不拢嘴，当时千百万知青都在蠢蠢欲动，想着法子回到城里，这样另类的典型实在难找。他二话不说，立即向各个乡级中学询问谁愿意接收他，原本以为会应者如潮，谁知道根本没人理睬。转念一想，他也恍然，当时知识分子都是臭老九，A这样的人莫名其妙地被发配到这种穷乡僻壤，肯定是犯了极大的政治错误，这年月人人自危，瘟神送都来不及，还请一个巨大的回来？何况这种实力超群的人物无论在哪个学校对校长还是老师都未见得是好事。
　　一天早上， A在临时宿舍里静静地看书，突然被窗外轰轰隆的拖拉机声打断了思路。刚打开门，双手就被一个短小身材的老汉握住。再往远处一瞧，大吃一惊，拖拉机上坐着两个半大孩子高举着一面横幅，歪歪扭扭地贴着几个字，似乎是欢迎新校长。
　　老汉有条不紊地指挥着人把他的家当搬到拖拉机上去，然后亲自拉着他坐在前排，特意把相对干净的位子擦了又擦留给他坐。一路上老汉一边吸着烟袋，一边不停地寻找话题和他聊天。他心不在焉地听着，十句也回不了一句，不过慢慢也清楚，老汉是一个乡长（革委会主任），大概是文革中崛起的一代新贵，希望他去代理他们乡里中学的校长。他也约略知道自己并不受欢迎，而这位老汉近乎虔诚的尊敬配上那张遍地沟壑里蕴带着无尽狡黠的脸使他立刻明了这位老农只怕不简单。他在早年读书的时候就非常喜欢俄苏文学，果戈理的《钦差大臣》每每让他笑得捧腹，不料这一次自己也扮演了一次钦差大臣。而此人心计之深，远超那些极尽势力眼的总督，市长，居然懂得结识人于微贱之中，只是自己虽然从京城而来，也确实为城里领导所尊敬吹捧，但他到底一个没见过大世面的家伙，纵使精明十倍，只怕也算不到我的确没有任何背景吧。想到这里，他也不禁苦笑一下。
　　中学的规模不大，门口挤满了穿的破破烂烂的学生，前校长领着全体老师列队迎接。虽然前校长握A的手相当有力，但A也看出来他笑得甚是勉强，所以连忙说，我教教书就好，根本无意当校长。前校长的微微一怔，还没说话，就被乡长一把拽开，用他听不明白的土话厉声呵斥。后来他才听旁人说，这个校长是他的侄子，初小水平。文革伊始，这个所谓苦大仇深的老农第一个冲入前任乡长的办公室，一铁锹就把厚重无比的橡木办公桌劈成两半，端的神力惊人。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在这个小地方他称得上气焰熏天，岂止这个区区校长，连村长，会计这些要害职务都被他们家族的成员一一占据。
　　不过这些都未必关自己的事情，A一边想着，一边漫步在这座所谓校园中。校园并不大，明显是以前的祠堂改造成的，但让他奇怪的的倒是祠堂中赫然立着一个金身泥像，当时全国上下都在扫四旧，连死去几百年的人都被人挖出来锉骨扬灰，这种东西能够幸存当真奇迹。听乡长介绍，这是明朝嘉靖年间的一位状元，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后辞官归隐，在这里开设私塾，数百年来极受后人尊崇，一直香火不断。乡长不知道从哪里弄出一张发黄的纸片，不无得意地向他指点，我们的先人出了多少举人进士，秀才就不用说啦，家家皆是。A讶异地看着他，奇哉怪也，如今年月居然还有人为这个自豪？这个老头。。。。。。。
　　一天晚饭后，乡长拉着他到小河边谈心，聊着聊着就说起了自己的身世。他原本是个最苦贱的放牛娃，他娘虽然也不识字，却知道读书的重要，拼命攒钱送他读私塾。当时先生也夸我灵光的很哪，他愉悦地回忆道，我娘命苦，为了供我读书累的病死，我也只好继续放牛，说起来毛主席他老人家造福阿，要不然我怎么可能有今天。。。。。。一阵唏嘘。随即正色道，我们乡里的娃儿各个聪明的很，可惜没有好老师教，难得你一个天上下凡的文曲星过来。。。。。
　　A望着这位激动的手舞足蹈的乡长，暗道，这个家伙当真另类的可以，唉，也罢，这个世界上什么人没有，要说另类，自己就不见得比他差到哪里去。
　　新学期开始的第一天，他就以教导主任的身份走马上任。当时的教材一片混乱，他干脆自己从头编起，国文的底子他是极其扎实的，私塾出身的父亲从小对此督促极严，外语他自己就可以教两门，英语和俄语，俄语是他大学的主修课，精熟英语的父母自小就给自己讲莎士比亚，他甚至打算开一门苏俄文学史，只是未必有人喜欢听，可惜这十里八里都找不到一架钢琴，要不然连一门像样的音乐课也开得，即使教不会孩子们，自娱也不错。至于理科，那是他的专长，那些全国各地选拔来的优秀学子他都照教不误，何况这些毛头孩子们。
　　他有他自己教数学，物理的方法，就是大胆将前沿的知识下放，用尽量通俗的手法引入微积分，相对论，量子力学等等。他觉得是已经尽量精简了，可孩子们立时叫苦不迭，纷纷退学，乡长大怒，挨家挨户以扣工分相要挟，逼着家长把孩子乖乖送去上学。当时他俨然土皇帝一般，直是号令全乡，莫敢不从。
　　最令A苦恼的是教学时间不够。想想也是，他什么都教，连晚上都排得有课，却仍嫌不够，最后黑手居然伸到每天下午固定一小时的政治学习时间。这无疑犯了大忌，之前就有很多老师对他的张扬看不惯，藉此一齐到乡长家里告状，乡长气得当场把桌子掀翻 ，警告道，以后谁在说A的是非，就是跟我本人过不去。乡人慑于他的淫威，连到外面揭发他的胆量都没有，天高皇帝远，谁会在意这个小乡镇发生什么事情哪？就这样他在这个小山乡流连数年，其间呕心沥血，教育多少学生且不论，光自己编写的教材就厚达数尺。
　　蓦地一声春雷响，轰轰烈烈的十年文革以毛泽东去世终于画上了句号，不久红极一时的乡长终于失势，他是铁定要被清洗文革新贵的三种人，只怕是在劫难逃。乡长既已年暮，加之伤心呕血，不久就黯然去世。当年他在世的时候，三儿子结婚，七村八寨的人都跑来送礼祝贺，差点没把他家门槛踩烂，如今人走茶凉，居然连个哭葬的都没有。这倒也不能怪亲朋好友们势力凉薄，当时谁人不怕和这种犯严重政治错误的人扯上关系？
　　只有A用自己积攒的微薄薪水买了个粗制滥造的花圈送到府上，望着乡长的遗像，不知何故，大大痛哭一场，比乡长的几个麻衣素服的儿子哭得尤为真诚伤恸。连他自己也觉得奇怪，当年他热恋五年的女友因为他的家庭成分不好果断将他抛弃也没这么伤心过，即使双亲惨亡也不过闷头啜泣一番也就算了，今天却在这里为了一个根本不相干的外人大哭，究竟是何缘故？小时候看京剧《琵琶记》，当时怎么也不明白名动天下的大才子蔡邑居然为三国里那个臭名昭著的大国贼董卓掉泪，结果终于被恼火之极的司徒王充下到牢里瘐死，现在多少算是明白蔡邑当时的想法了。
　　乡长既死，靠山没了，原先和他势同水火的一帮人立刻联合校长，罢去了他的教导主任，只让他负责教数学，物理。他黯然神伤之至，倒不是因为丢了主任的职务，而是他的教学计划再也无法开展。但他并不想离开这里，大学也派人催过他好几次回京，甚至连房子都安排好了，他想，即使是走，也多少要走的安心吧，因为文革后第一次全国高考就要来了。等他悉心教导的学生一鸣惊人，大出风头，在乡长的坟头摆上几杯热酒，告祭一番后再走也不迟。
　　高考成绩一出，却打击的他几乎精神崩溃，他的那些学生除了个别考上以外几乎全军覆没，旁边所有的乡镇中学都比他们考得要好。换言之，他的教学实验彻底失败。也许他太高估了学生的接受能力，毕竟这些孩子不是国家精心选拔的英才。高考成绩下来的第二天，他默默离开了学校，要去哪里，自己也不知道。走之前还是在乡长的坟头摆上了几杯酒， 痛哭了一番，眼泪和酒水一齐洒在隆起的黄土上。
　　这以后他在附近几个乡村到处闲逛，当过裁缝，鞋匠，代人写书信，春联，甚至兼任过一个大队的会计。他算帐的方式非常另类，一不打算盘，二不用洋玩意计算器，甚至连草稿都不用打，全凭心算，结果却出奇的准，见者无不瞠目结舌。其间早年那个小城的领导为了响应中央号召，尊重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年轻化学历化，到处派人找他，却找他不到。京城他的同学也在找他，没有音讯。
　　有时候他一边听着夜雨，一边在昏黄如豆的油灯下看书的时候也在想，也罢，也罢，多少年后，到底没能走出山村的孩子们老了以后，老的不能动，在夏天的树荫底下靠在躺椅上摇着蒲扇乘凉，大家一起除了聊聊今年庄稼的收成之外，会不会还聊起牛顿，爱因斯坦这些遥不可及的人物，聊起当年那个古里古怪的老师，记性好点的甚至能谈上几句相对论？世间所谓黑色幽默，大概无甚于此。
　　唉，别人暂且不议，自己这究竟算是怎么一回事？先前还可以说是因为对老乡长心中愧疚，用流浪来排遣苦闷，那现在算是什么，是不是自己隔绝已久，不敢再去面对外面复杂的生活，不敢再去面对已经功成名就的同学们，甚至是根本已经失去了希望？
　　终于有一天，他在县城里买油条的时候，偶然看到当地新闻头版的一幅照片，一个穿着博士服的年轻人微笑着。他是文革后被授予博士学位的第一批人，是最年轻的一个，实在是整个地区的骄傲，无怪上了头版。记者采访时问， 你遇到的老师这么多，到底哪个对你事业的成功帮助最大？他诚恳地回答道，我很感谢我的博士指导老师，非常感谢，但是我真正最感谢的是我的中学老师，只是上次我和几位同学一起回到母校，却没有见到他 ，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A怔怔地看着报纸整整一个上午，油条滚落在一边。第二天，他踏上了回京的列车，五年以后，他也成了博士生导师，几篇精彩的论文引起学界的轰动。
　　
　　故事讲完了，老师望着发傻的我们，用手指指着自己的脸道，“我说的这个朋友，其实就是我自己。”
　　我说的最后这个词，其实也就是希望（hope）
　　
　　
　　
　　后记：
　　 对于到今天仍然争论不休的那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原本没有资格评论。因为文革落幕的时候，我根本还没有出生。
　　 记得小时候有一天夜里，突然被外面大喊抓小偷的声音惊醒，于是和父亲一起跑出去看热闹。众人在自行车棚里围住一个衣衫破烂的人暴打，有的解下皮带，有的到处找砖头。那个小偷用手抱着头，不停地在地上打滚，操着外乡口音厉声呼喝，我没有，冤枉啊，我是来捡破烂的。他手里分明握着一个锈迹斑斑的车铃盖。没人听他解释，大家继续越来越起劲地辱骂和殴打。
　　 从来不管闲事的父亲站了出来，把众人拉开，并打电话给保卫科，让他们来查明情况。我很奇怪，父亲向来沉默寡言，不是火烧到自己身上是绝对不会出手的。他说，这情形和当年实在太象了。
　　 他说的就是文革。
　　 他亲眼目睹过他最敬仰的老师被自己最亲爱的同学们活活殴死，同样也是铜扣皮带和砖头。我问他，你当时在干什么。他说，大家把图书馆点着，我顺便拣了几本书。我又问，你当年打死人的那些同学现在何在？在监狱里服刑，还是已经刑满释放？他苦笑，他们就是你整天挂在嘴边的那些叔叔阿姨啊。我简直无法想象，那些一见面就把我高高抱起的叔叔阿姨，我过生日的时候费尽心机送我礼物哄我开心的叔叔阿姨？在我心目中，他们一直是最慈祥最和蔼的人啊。
　　 无论怎样的热血激情，怎样的青春无悔，他们到底没能逃脱历史的捉弄，再也没能留在心爱的学校，却被一齐下放到农村。他们都是知青。
　　后来招工，他们又一起到了工厂，骄傲地成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再后来，国有企业铺天盖地的倒闭，他们也未能幸免，下岗的下岗，打工的打工，晚景凄凉一片，惨不忍睹。
　　对于当年的所为，他们也许有过些许的内疚，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忏悔，这个只怕也是事实。我们的民族是没有忏悔的传统的，古来如此。
　　 在文革那场史无前例的大乱世中 ，首当其冲的就是那些知识分子。他们中有的挥舞大棒，充当急先锋，人当杀人，佛当杀佛，典型的张春桥，姚文元，陈伯达；也有的也许做惯了御用文人，或者是仅仅是出于无奈的自保，在一旁肉麻地歌功颂德，呐喊助威，郭院长是也；同样是避祸，钱钟书躲进小楼成一统，悉心翻译毛泽东选集，文笔高妙的甚至在太平洋彼岸都掀起一阵阵毛热，沈从文在默默刷洗马桶的同时，到底给后世留下百万字的煌煌巨著《中国服装史》；有仓惶出逃，一步一回顾以至怆然泪下的所谓卖国者马思聪；更多的则是宁死不折腰的老舍，傅雷这些永远不停地拷问我们这个民族的良心的悲剧性人物。
　　更多的人是沉默。也有勇敢地站出来质疑的勇士，即使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决不回头，如张志新，遇罗克，林昭，这些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也点燃自己翩翩起舞的萤火虫；当然还有这个故事里的A君。还是那句话，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人没有？
　　A是个再标准不过的理想主义者，那位老乡长某种程度上也是。很多天真的科学家都是。老舍，傅雷这些宁折不辱的人是，张志新，遇罗克，林昭等力战一番后为理想殉道的人当然更是。其实何止是他们，文革的始作俑者，我们的伟大领袖何尝不是一位理想主义者，观其一生，无论是年轻时候的操着乡音在京城向那些学界名流们怯怯地请教救国救命的大计，还是后来那浪漫的不着边际的大跃进和大火烧得自己也险些控制不住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甚至为全国人民所切齿痛骂的康生，江青等人，他们年青的时候何尝不是理想主义者？康生早年冒着杀头的危险为了革命毅然放弃自己地主家阔少爷的优渥生活，江青在还是电影演员蓝萍的时候就离开五光十色的大上海来到延安的简陋窑洞，当然可以说他们投机，我倒是奇怪，一般来说人之常情是趋炎附势，历来都是从没希望的一边往有前途的一边投，至少在他们投身革命的时候，是没多人看好中国共产党的。
　　我比较喜欢读美国作家海明威的作品。在他的小说中，奇怪的是我最喜欢的不是那本迷惘一代的开山之作《太阳照样升起》，不是那本振聋发聩的《丧钟为谁耳鸣》，甚至不是那篇张显人性尊严和高贵的《老人与海》，而是另一个不起眼的中篇《乞力马扎罗山上的雪》。也许喜欢的原因仅仅是因为那个古怪的开头：
　　
　　乞力马扎罗是一座海拔一万九千七百一十英尺的长年积雪的高山，据说它是非洲最高的一座山。西高峰叫马塞人①的“鄂阿奇―鄂阿伊”，即上帝的庙殿。在西高峰的近旁，有一具已经风干冻僵的豹子的尸体。豹子到这样高寒的地方来寻找什么，从来没有人作过解释。
　　
　　
　　这段话应该是送给全天下所有理想主义者的。

中西医

如果我今年15岁，或许我会相信   

蚂蚁盈盈

我是相信的　虽然十年前我就过了十五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