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眉批一二三]谁送我一支玫瑰花？(zt)

maggie_ll

[眉批一二三]
　　
　　谁送我一支玫瑰花？
　　
　　胡洪侠
　　
　　一
　　写下这样一个题目，难道是在征婚或者寻情吗？呵呵，不是！
　　再过几天，就是4月23日。那一天，每一个读书爱书的人，都应该地得到一朵或赠给别人一朵玫瑰的。可是过惯了“情人节”、备受玫瑰涨价之苦又难舍给佳人送花之乐的人不免要问：难道还有另一个“情人节”？
　　不是“情人节”，是“世界图书日”（World Book  Copyright Day，又有人译为“世界阅读日”、“世界书香日”、“世界图书和版权日”、“国际读书日”等等）。1995年11月1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通过决议，宣布自1996年起，每年的4月23日为“世界图书日”。这个倡仪由西班牙政府提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体成员一致接受。
　　图书与玫瑰又有什么关系？据有关报道，4月23日是西方的“守护日”，这一天在西班牙有赠送玫瑰和书给亲友的习俗。科教文组织接受西班牙提议的同时，把他们的玫瑰也“留”下了。科教文组织希望，每年的4月23日，所有成员国都应该多搞活动，赠书和玫瑰花，办文学沙龙，请作者签名售书，推进图书的生产和传播，唤醒人们对图书和版权的重视，尤其是让青少年重拾阅读乐趣。
　　从此，每年的“世界图书日”，很多国家都举办很多活动，花样百出，书香浓郁。人们集会演讲，设坛对话，比赛作文，相互赠书。西班牙更是大街小巷布满书摊与花摊，还有游行庆祝、新书发布。马德里甚至还举行过“阅读马拉松”活动：邀集百位作家参与，每人两分钟，朗诵小说《堂吉诃德》。据说德国人还做过一件更绝的事――出版速度最快的书：邀请40位作家在限定时间内各自独立完成即兴命题作文，交稿后，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编辑、印刷、发行，这一切在一天内完成。活动参与者包括作家、编校人员、印刷装订工人、出版社成员、运输工人、活动承办者、书评家。全部图书销售所得捐赠给一个名为Cap Anamur的救援组织，用于资助阿富汗的一所女子学校购买教科书。每位作者不领取稿酬，只取样书一本，以作纪念。这本书的名字叫《速度――世界图书日之创造性冒险》。96页的薄薄小册子定价高达20欧元，但事关慈善，书本身又极具收藏价值，因此销售速度十分惊人。甚至图书尚在印刷厂之际，网上的竞拍已经开始了，价格一路攀升……。
　　
　　二
　　
　　中国是发明纸张和印刷术的国家，按说“世界图书日”也该红红火火吧？可是并不。迟至2002年，都到了第七届“世界图书日”了，我们才首次开展了有关活动。有记者问中国书刊发行协会的一位副秘书长是怎么回事，得到的回答是：过去我们的条件还不够成熟，因为“世界图书日”的活动需要出版社等各方面的支持，耗费相当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今年先在北京做一次试点，由中国出版集团和几家出版社参加，做一次前期准备，明年将扩大范围……。
　　看了他这番话，我就明白了，原来是“钱”的问题：谁来出活动费用？也不能说这不是个问题。然而一位新华社记者参加了那年的一个小型宣传活动，却另有一番感叹：
　　这个创立七年的国际性纪念日在拥有世界最多读者的中国是如此陌生，以至于今天前来西单图书大厦参加活动的许多嘉宾和记者，也是第一次听说。而几年来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已经有千百万人在这天参加了各种各样的图书宣传活动，这些忽然让人心生几分困惑，不是因为不知道这个纪念日，而是因为作为最古老文明发祥地之一，作为构成图书基本要素的造纸和印刷术的发源地，作为当今人口最多也是年出书品种最多的国家，我们似乎从来没有把“读书”作为一种欢乐的节日。无论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古训，还是“知识改变命运”的新说，读书永远和种种“功利”、“目标”相联系。
　　读书的人确有“功利”问题，写书的、编书的、卖书的又何尝没有？恐怕还更严重些也未可知。“耗费相当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事千千万，大把大把的钱还不是照花不误？得了表扬是“荣誉”，赚了点钱是“投资”，万一赔了就是“交学费”，怎么一到推广“世界图书日”，就成了“耗费”？
　　
　　三
　　
　　还好，2003年的“世界图书日”，中国就热闹一些了，今年应该更热闹一些吧。前几天我请深圳书城的陈锦涛、何春华两位老总小聚，谈起此事，我建议说送玫瑰啊什么的今年可能来不及了，明年就应该让深圳的大街小巷在“世界图书日”飘满玫瑰香和书香才对。他们说他们今年就想搞点活动。好！我这里敬他们一杯“文字红酒”，祝他们成功。
　　这几天我在网上搜索“世界图书日”的资讯，读到一篇去年发在《中华读书报》上的文章《世界图书日的悲哀》，是一位新华书店员工写的。今天我们再听听他“哀在何处”，似乎也不多余。他说：今天是“世界图书日”，作为一名书业人员，并没有节日的欢天喜地，反而滋生几许的悲怆。拥戴这一天的人太少。换言之就是这一天与社会大众的生活似乎没有多大的联系。图书日的推广，仍需时日。就是全国以此为生的50万书业人员，相信不会超过5％的人知道这个“节日”的缘起和理想。他说，中国城市的居民，图书消费大概只占人均可支出收入的1.9％，另有几千万居民目光依然锁定在身上衣裳口中食的层次上，还有一亿多民工几乎没有图书消费。城市里尚有如此多的人与图书无缘，农民的情况就更令人咋舌，他们消费掉的图书基本是子女所用的教材教辅这样的必需品。全社会形成共识，培养这一群体的阅读兴趣，恐怕是目前最需要的。他还愤怒地谴责道：出版发行领域也有问题，堂堂正正的出版社，也在卖书号，屡禁不止。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书商相互串通，惟钱是图，图书定价居高不下，盗版图书充斥市场。最最大胆的一个家伙前几年竟敢盗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附记：关于“世界图书日”，起初还觉得有许多话要说，写起来才发觉都是没必要说的，所以掇拾有关资讯如上。其实，确定4月23日为“世界图书日”，还有一个重要理由，即1616年的这一天，英国的莎士比亚、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和秘鲁的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这三大文豪相继辞世，而传说这一天还是莎士比亚的生日。写《洛丽塔》的纳博科夫也出生在1899年的这一天。关于他们的种种情事，下周再说。
　　
转自天涯文化广场
作者：OK先生 提交日期：2004-4-16 1: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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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gie_ll

[眉批一二三]
　　这个日子有点浪漫
　　胡洪侠
　　
　　一，《谁给我一支玫瑰花》的回应
　　
　　上周我在这里写《谁给我一支玫瑰花》，希望各界能关注“世界图书日”，让书香和玫瑰香在4月23日这一天四处飘溢。深圳书城的负责人电话里说，从今年起，他们将陪伴深圳人过好每一个“世界图书日”，今年时间紧，他们也还是准备了几个活动：他们专门刻了“世界图书日”纪念章，届时会在部分赠书上加盖；他们也准备了一些玫瑰花，等着献给爱书的人，他们还想搞一个问卷调查，看看深圳有多少人知道“世界图书日”，读书人对书籍本身又知道多少；他们还想了一条标语，“世界图书日：让我们共同分享”。当然，活动不够多，也不够大，但是，深圳毕竟开始有了“世界图书日”的气氛了。
　　中国出版协会的一位负责人在北京打来电话，说他们在网上看了我的文章，说中国版协恰好在今年“世界图书日”启动一项“书香工程”，4月23日上午10点有一个仪式，每个与会人员签到时都会获赠一支玫瑰花。“书香工程”有三面旗帜――“书香工程”“全面阅读 人人成才”“书香北京 人文奥运”。这一工程旨在关注阅读与出版的发展，通过中国出版界的示范倡导，广集社会各项资源，创建学习型社区的书香工程基地。北京社区图书馆有十一家率先加入工程基地共建活动。启动仪式上还会点燃书香圣火。
　　一位朋友发来电邮，说似乎还有一个儿童的什么国际图书日，让我帮着查查。是有一个“国际儿童图书日”，时间是每年的4月2日。今年的儿童图书日已经过了二十多天了，我们这里竟然无声无息，看来知道的人也未必多。1956年，国际少年儿童图书联盟（International Board on Books for Young People;简称IBBY）成立 ，中国则是在1986年才加入这一国际文化交流机构。这个组织1966年决定，每年的4月2日为“国际儿童图书节”（International Children’s Book Day;简称ICBY）。“但是，”中国的一位儿童作家说，“这一个全世界孩子的节日，在我们这里却无声无息，我们甚至不知道，该由哪一个部门告诉孩子，并为孩子们安排这个不同寻常的节日活动。”
　　按照惯例，每年的“国际儿童图书日”，轮流由会员国的IBBY分会负责撰写主题文章，设计宣传海报，今年正巧轮到奥运主办国希腊。希腊女作家瓦瑞拉在今年的主题文章中写道：
　　
　　两个孩童玩着地球仪……他们喜爱阅读，他们享受阅读，他们家窗口的灯光，常到深夜都还是亮着的。……他们从书页中找到成为航海家与探险者的方法；那透过图书的想象之光，帮他们征服了整个地球；好似生活在不同文明世纪里，也经历了伟大和令人赞叹的变迁。他们穿越小小的卧房，出去体验伟大的世界；他们飞越世界到各地游历、做梦。当然，他们老是忘了关灯。……读书的灯，永不止息……。（据《开卷》周报林训民译文）
　　
　　4月2日是安徒生的生日，每年的这一天，他都会在全球无数小朋友的阅读中重生。
　　
　　二，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想都想不到。
　　
　　
　　昨天（4月23日）对莎士比亚而言是个不可思议的日子，他在1564的这一天出生，在1616年的这一天辞世，戏剧大师连生死日期也充满“无巧不成书”的戏剧性。据传记作者说，英格兰的4月是残酷的月份，“水仙花虽然开放，但是寒风刺骨，人们经过漫长的冬季之后，体质虚弱”，莎士比亚的两个姐姐都在4月份夭折，他则是家里第一个度过幼儿期生存下来的孩子，写《莎士比亚传》的安东尼・伯吉斯于是说，莎士比亚“敢于违反天意，偏偏在4月出生”。后来莎士比亚借哈姆雷特之口，表达他自己的“宿命”观点：“一只雀子的死生，都是命运注定的。注定今天，就不会是明天，不是明天，就是今天，逃过了今天，明天还是逃不了”（《哈姆雷特》第五幕，第二场）。莎士比亚在相隔52年的两个4月份之间，为世人留下了似乎永远开发不完的精神宝库，用他剧本中的台词描述，是“文字的盛宴”，是“美丽新世界”。今天读莎剧，你也不会感到他的精神世界有多陈旧，甚至连眼下最时髦的“地球村”一词，他也已经说过了：《皆大欢喜》里，杰奎斯脱口就说出了“全世界是一个舞台”这样的话。最近有学者指出，全球化的步伐并不始于上个世纪，而是更早，早到地理大发现时期。如此说来，我们说“莎士比亚和我们生活在一个时代”，大概也错不到哪里去。只是他不像现在的人这么注重养生，也没读过保健专家的《健康忠告》，来了朋友，就暴食暴饮，吃多了腌鲱鱼，喝多了莱茵白葡萄酒，出了汗，受了寒，不穿外衣不戴帽子就送客出门，结果染疾弃世而去。当然，这些传记作家的话我们也只能姑妄听之。
　　莎士比亚生前享受了无数来自舞台的殊荣，却并未看到自己剧本合集的问世；收入他全部剧作的“第一对开本”，是他死后七年才印出来的。和他同一天死去的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比他幸运些：《堂吉诃德》1605年就出了第一部，1615年，第二部也出版了。他得以生前就把自己一生的著作编成“系列大丛书”，而且能够在去世的当天为他的“亲爱的读者”写完最后几句话。他写道：
　　
　　“永别了，诙谐；永别了，精神；永别了，快乐的朋友们。我正在死去，我希望很快在另一种生活中看到幸福的你们。”
　　
　　《堂吉诃德》在中国已经有了二十几个译本，仅杨绛译本就陆续印了七十多万套。杨绛先生前几天给新闻界谈了她译《堂吉诃德》的经历：
　　
　　“1965年1月，《堂吉诃德》第一部翻译完毕，并开始译第二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被‘揪出’，在宿舍院内扫院子，在外文所所内扫厕所。8月16日，锺书被‘揪出’。8月27日，我交出《堂吉诃德》全部翻译稿，当时第二部已译了四分之三。当日晚间，我在宿舍被剃了‘阴阳头’。”
　　杨绛先生说，在她被打成“牛鬼蛇神”后，有一天在单位打扫一间脏屋子时，忽然从废纸堆里发现了自己的译稿，她又惊又喜，本想把译稿偷回家，但未能如愿。直至1970年7月她下放‘干校’前夕，一位仗义的年轻人把这部译稿交还给她。“1972年春，锺书与我随第二批‘老弱病残’者从‘干校’回北京。这时家中房屋被人占用，我们只好搬入单位的一间办公室去住。”杨绛就是在这间陋室里接着翻译《堂吉诃德》的。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11月20日，《堂吉诃德》第一、第二部全部定稿。次年搬入新居后，我又将全书通校一遍，于5月初送交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4月底，《堂吉诃德》出版。6月，适逢西班牙国王、王后来中国访问。我参加国宴，小平同志为我介绍西班牙国王、王后。小平同志问《堂吉诃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我在握手间无暇细谈，只回答说‘今年出版的’。” （《环球时报》）
　　
　　《堂吉诃德》和《莎士比亚全集》东来中国，书前书后都有惊心动魄的故事，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想都想不到。
　　
　　三，“世界图书日”和“情人节”没什么两样
　　
　　因为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和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都是在1616年的4月23日去了“天国”，1995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确定这一天为“世界图书日”。
　　说到维加，很容易认为是那位西班牙的剧作家维加，其实不是。这个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是秘鲁文学家，是美洲本土第一位重要的历史学家。他最重要的作品是《秘鲁通史》，写西班牙人征服秘鲁的历史。关于他身世的资料我见到的不多，只在美国史家普雷斯科特的《秘鲁征服史》中读到一些。他的童年在故乡度过，二十岁去西班牙当兵，后来不满政府，即退隐林泉，专心著述。他想用文字重现秘鲁消失的繁华，向西班牙人宣示秘鲁昔日的风采。他说：“我对于命运没有垂青于我并不感到遗憾，因为这让我从事文学生涯，我相信，这将比一切世俗的荣华富贵更能使我获得广泛的和长远的声名。”他的话真说对了。
　　三位巨匠在同一天随风而逝。生养他们的时代结束了，阅读他们的时代延续至今，并随一年一度的“世界图书日”延至久远。读书，读闲书，读古典经典之作，在今天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所以显得浪漫，加上有人大力提倡随书相赠玫瑰花一枝，更浪漫得像在擦肩而过的钢铁森林里寻找人约黄昏后的后花园。设立一个节日其实是明确一声提醒，“世界图书日”想要唤回的，是“生存列车”呼啸声中我们久违了的阅读的乐趣，想要抓住的，是网络天地里我们忧心忡忡的书籍的未来。在这意义上，“世界图书日”和“情人节”真没什么两样，即使没有浪漫的玫瑰出场，也一样。

转自：　　

『闲闲书话』 “世界图书日”：各位书友节日快乐！


作者：OK先生 提交日期：2004-4-23 3: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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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困

开始还以为是“眉黛”批呢，高高兴兴跑进来看，结果又白高兴了。

肥虫在天

玫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