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墟的真相 ---世界伟大考古纪实报告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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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墟的真相
世界伟大考古纪实报告之七  
                                                       　  
  寻找失落的城邦：考古的黄金时代(FINDING THE LOST CITIES)  
作者：吕贝克・斯特夫
陈忠荣 邱望季 闰惠平 费文娟 编译  
  陈湘祖 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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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聆听远古的心跳
第01章 佩特拉（Petra）阿拉伯世界的禁地
第02章 尼尼微（Nineveh）古亚述王朝兴衰的秘密
第03章 汉梯沙（Hattusha）湮没的赫梯城堡
第04章 科潘（Copan）玛雅文明的最后领地
第05章 查科峡谷（Chaco Canyon）印第安人的古老屏障
第06章 吴哥（Angkor）捕蝶人的伟大发现
第07章 特洛伊（Troy）考古史上的永恒传奇
第08章 津巴布韦（Zimbabwe）探险家赠予的礼品
第09章 克诺塞斯（Knossos）欧洲文明的秘密“子宫”
第10章 戈尔尼娅（Gournia）痴迷于田野考古的杰出女性
第11章 马丘・比丘（Machu Picchu）印加文明之路的最后驿站
第12章 吾珥（Ur）对《圣经》的注释和证实
第13章 巴比伦塔（Babylon）聆听沙土下的心跳
第14章 契晨－伊特萨（Chichen-Itza）遗弃在丛林中的巨城
后　记 吾巴尔（Ubar）沙漠中的新发现
考古纪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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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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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即将看到：考古史上最为动人心弦的篇章――
　　14个失落的城市在百余年间相继被发现，它们无疑是人类文明的最早胚胎，有的甚至可以追溯到人类的黎明时期。14个城市，14个扑朔迷离的故事，每一次发现都是考古史上最为动人心弦的一章　，它们共同奏响了史前文明的挽歌。
　　本书几乎囊括了自考古学诞生以来所有伟大的考古发现，可以说是一把打开远古、通向未来的钥匙……

　　聆听远古的心跳

　　1922年11月26日黄昏，桔红色的夕阳正坠向西山悬崖，金色的余辉呈扇状洒满帝王谷。可是，霍华德・卡特却没有欣赏到落日的辉煌。此时，他沿着3000多年前就已开凿出来的16级阶梯，来到了帝王谷底，在一条长达27英尺的岩石通道的尽头，他眼前呈现的是刻有古埃及法老皇室标志的密封洞口，洞口有曾被启封开动过的痕迹。
　　卡特多么希望洞口之后就是那位统治了埃及10年，于公元前1325年去世的年青法老――图坦卡门的陵墓啊！可是，他又担忧发现的仅是一座在古代和近代被人洗劫一空的空墓。
　　霍华德是一位考古学家，致力于考察早期文明的废墟和研究人类文明史。30多年来他一直沉醉于古埃及研究工作，他搜寻图坦卡门陵墓已达15年之久。在过上的6年里，搜寻古墓的经费都是由卡拉旺爵士提供的。卡拉旺是一位富有的英国人，和卡特一样，怀着寻找小国王最终安息地的梦想。可是搜寻工作越来越令他沮丧，他告诉卡特，这是他最后一次为挖掘工作提供经费了。
　　卡特握着锤子和凿子的双手颤抖不已，身后狭窄的石头通道中，卡拉旺和女儿，以及卡特的助手正注视着他，默默无言地期待着。卡特在石膏门上凿开一个小洞，举着蜡烛往洞里探头瞧。“眼睛渐渐适应了洞中的光亮，”卡特事后写道，“房中的一切慢慢地从迷茫中显露出来，形状奇异的动物和雕塑，到处都是黄金，金光闪闪烁烁。”
　　考古学家惊得目瞪口呆。“看见什么了吗，”卡拉旺爵士焦急地问道。“是的，惊人的发现，”卡特答道，好似在做梦一般。霍华德・卡特终于找到了几千年来未被人触及过的法老图坦卡门之墓。
　　这是考古史上最富轰动效应的发现之一。虽然这一发现耗资巨大，历时漫长，但卡特从未动摇和放弃过搜寻图坦卡门陵墓的坚定决心。这位9岁登基19岁就去世的娃娃国王的浪漫故事，再加上那显赫一世的财富和5000件精美的出土文物，这一切使得“图坦宝藏”成了考古史上最著名的一次发现。卡特在1922年的这一发现标志着辉煌的考古时代的结束。
　　这一辉煌的时代始于1798年。当时，拿破仑・被拿巴企图要为法兰西征服埃及。一群学者和科学家也随军前往。拿破仑授权他们测量、描绘和研究古埃及的各种纪念碑，当时那些纪念碑还未被外界所知。虽然拿破仑军队的人侵被英国海军击败，狼狈不堪，科学家们在埃及的研究却产生了永不磨灭的影响。一回到法国，他们就著书立说，激起了欧美人对远古世界的激情和兴趣。
　　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冒险家、探险者以及学者们奔向世界各地。他们有的研究已知的古代废墟，比如罗马纪念碑，希腊神庙，埃及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有的寻找窥视遥远过去的新窗口，寻求被埋藏和遗忘了许多个世纪的古文明证据，其中有些搜寻者发现了曾经繁荣一时，后又神秘消失了的城市，这可大受公众欢迎。正如今天一样，在19世纪，发现失落了的城市这一类消息是报纸的头版头条新闻。这些激动人心的发现远不上激起厂公众对失去的文明的兴趣，每一发现都增进了我们对过去的了解，每一发现都以科学的原则代表了考古发展史上的新阶段。
　　本书中描述了14个消失的城巾。从非州、地中海、中东、东南亚到美洲大陆，它们跨越了全球，我们按其发现的顺序加以描写。其中最后一个城市由伦纳德・伍利于1922年发现――也就是霍华德・卡特发现轰动一时的帝王谷那一年。在这个过程中，考古学逐渐成为一门相互配合，有条不紊，有现代技术支持、组织合理的现代科学。孤独的探险家时代已经结束，而科学探索者的时代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失落的城市令我们如痴如醉。考古学向我们展示，千百年来人们聚集在城市生活，繁演后代，敬仰神灵，统治管辖和贸易交往。有欢乐幸福，也有痛苦不满，城市毕竟成为了人类文明的象征。通过研究人类遗留下的城市，我们跨越世纪的空间，窥视了古人的心灵和思想。
　　公元前一世纪，罗马学者法罗曾说过，“是神赋予了我们国家，是人创造了物件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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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佩特拉（Petra）阿拉伯世界的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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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特拉城的重现，有两个人功不可灭。一位是19世纪的瑞士探
　　　　 险家，另一位是电影导演斯皮尔伯格，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再次
　　　　 让这一古城名垂青史。

　　令我震惊的惟有东方大地，玫瑰红墙见证了整个历史。

　　　　　　　　　　　　　　　　　　 ――英国诗人威廉贝根《致佩特拉》

　　1812年，奥斯曼帝国，一个地处土耳其中心地带的穆斯林国家，统治着地中海东端的土地。几个巨纪来，奥斯曼帝国与信仰基督教的欧洲各国战火不断。因此，奥斯曼土耳其人以及他们遍布中东和北非的臣民们对欧洲人都颇怀疑心。独身途经穆斯林地带的基督教徒会被当地人当做奸细，或被驱逐出境，或遭杀害。
　　可是，巡回商人西克・坎布拉罕・阿布道拉却是个例外。他满脸络腮胡，头裹穆斯林头巾，身着穆斯林长袍，讲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对伊斯兰的宗教信仰、典礼仪式无所不晓，了如指掌。渊博的学识使他在旅途中处处受人尊敬，穆斯林人都误把他当成了博学多才的伊斯兰法学家，若知道他的真名叫约翰・路德维格・贝克哈特，他们定会震惊不己的。
　　贝克哈特1784年生于瑞士，在德国和英国受教育并且学习阿拉伯语。1809年，他受于英非联合会，负责调查了解并解答当时的一个地质学难题：北非的两条大河――尼日尔河和尼罗河――是否源于同一条河流，当时有些地质学家认为两条河或是起源于同一个源头，或是在巨大的北非沙漠内部某地（一个欧洲人刚涉入探索的地区）汇合的；另一些人却坚持认为（随后的事实证明他们是正确的）两条河流完全互不相干。
　　英非联合会要求贝克哈特用第一手考察材料，揭开尼日尔河与尼罗河之间的谜底。贝克哈特接受了这一富有挑战的任务，开始策划自己的旅行，他首先计划去叙利亚，用几年时间完善自己的阿拉伯语；然后前往埃及的开罗，加入穿越撒哈拉沙漠去尼日尔地区的商队。贝克哈特蓄了胡须，更名西克・坎布拉罕・阿布道拉，动身去了叙利亚的阿勒颇。
　　身处穆斯林世界的贝克哈特远不止研究了这一使命，他逐渐了解熟悉，并深深地敬仰首穆斯林文化，在执行英美联合会使命的主道上，出于对地质学知识的求知欲，一种难以遏制的好奇心不时驱使他离开土道，步入众多叉路。就是这其中一条叉道引他奔向了一座自12世纪以来少有，或者说根本没有欧洲人涉足过的城市。
　　佩特拉不完全是一个消失了的城市，历史学家们还清楚地记得它的存在。在公元2、3世纪――罗马帝国全盛时期――佩特拉曾一度是罗马东部省城的佼佼者，然而后来一度长期衰落。到了贝克哈特时代，除了阿拉伯沙漠小的游牧民族贝督因人外，少有游人访问此地。对外界而言，佩特拉的地理位置极其神秘。它隐没于死海和阿克巴湾（今天的约旦国境内）之间的山峡中。1806年，一位名叫尤尔里奇・西特仁的德国学者伪装成阿拉伯人，穿越奥斯曼领地，从一个贝督因人那儿获悉了“佩特拉废墟”。好奇的西特仁试图悄悄溜进佩特拉，可是不幸被发现是伪装成穆斯林的基督教徒，惨遭杀害。
　　事隔6年后，贝克哈特由叙利亚向开罗南行，途中他突然发现自己正处在佩特拉附近，于是决定去看望一下这长期被遗忘了的城。不知是伪装术比西特仁得当，还是运气比他好，他竟然未受任何伤害地到达了佩特拉城。他发现，通往佩特拉的必经之路是一个叫西克的山峡，深约200英尺。这条天然通道蜿蜒深入，直达山腰的岩石要塞，这就是加保・哈朗（圣经中称为荷尔的）要塞。西克山峡漆黑一片，回声荡荡，可是一转过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山峡，则是另一番景观。世上最令人惊叹的建筑就呈现在眼前：高130英尺，宽100英尺，高耸的柱子，装点着比真人还大的塑像，整座建筑完全由坚固的岩石雕凿成形。这座建筑名叫卡兹尼，它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其色彩。由于整座建筑雕凿在沙石壁里，阳光照耀下粉色、红色、桔色以及深红色层次生动分明，衬着黄、白、紫三色条纹，沙石壁闪闪烁烁，无比神奇。
　　过了卡兹尼，西克峡霍然开阔，伸向约1英里宽的大峡谷。这峡谷中有一座隐没于此的城市：悬崖绝壁环抱，形成天然城墙；壁上两处断口，形成这狭窄山谷中进出谷区的天然通道。四周山壁上雕凿有更多的建筑物。有些简陋，还不及方形小室大，几乎仅能算洞穴；另一些大而精致――台梯，塑像，堂皇的入口，多层柱式前廊，所有这一切都雕筑在红色和粉色的岩壁用，这些建筑群是已消失的纳巴泰民族的墓地和寺庙。
　　纳巴秦人是阿拉伯游牧民族，约在公元前6世纪从阿拉伯半岛北移进入该地区（今天约旦和南叙利亚境内）。在他们建造的众多安居地中，尤以首都佩特拉最为突出。佩特拉是一个值得介绍的地方，第一，它易守难攻，唯一的入口是狭窄的山峡，敌方无法调集大军攻城，可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第二，资源丰富，环抱城市的高地平原上森林繁茂，木材丰富，牧草肥沃，利于游牧；第二，水源充足，一股终年不断的喷泉提供了可靠的水源。
　　到了公元前4世纪，纳巴泰人又充分利用了该地的另一地理特点，大获其利。佩特拉位于亚洲和阿拉伯去欧洲的主要商道附近，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们押运着满载货物的骆驼队经过佩特拉门前―一阿拉伯的香、经波斯湾输入的印度香料、埃及的黄金以及中国的丝绸都要途经佩特拉，运往大马士革、泰尔以及加沙等地的市场。与此同时，皮塔还是通往希腊和地中海各地的门户，接近商道线的纳巴泰人得天独厚，赢利不少。他们有时也采取不法的海盗行径，但大多数时候是靠收取途经货物的税和过路费获利的。他们有时也为旅客、商队及牲口做向导，提供食物和水，朝廷有偿服务。
　　公元前3世纪，佩特拉成为了纳巴泰人的首都，在岩石中开凿墓地成了一种风俗。有些考古学家认为，这种习惯可能起源于早期居住在那儿的当地人，后来又由纳巴泰人继承和吸收了。虽然学者们对纳巴泰人的宗教信仰一无所知，他们相信该民族可能把已故的国王们视为神灵，把他们的陵墓视为神庙。纳巴泰人也建造其它庙宇，有的嵌凿在岩石中。不过其中最大的一座是建于公元前1世纪的独立式建筑，可能是用来供奉佩特拉主神都萨尔斯的，该神的象征是一块石头。
　　公元前2世纪，纳巴泰达到了全盛时期。版图最大时，王国由大马士革一直延伸到红海地区，从某种程度上讲，它的影响已超越疆界、广泛传播且影响久远：“纳巴泰人的”文字进化成了当代阿拉伯文字，在当今大部份阿拉伯世界中广泛使用。公元前80年～前65年，国王阿尔塔斯二世统治时期，纳巴泰人铸造了自己的钱币，建造了希腊式的圆形剧场，佩特拉城蜚声于古代世界。无论何地，甚至远至中国，只要有骆驼商队，只要有贸易团体，人们都听说过神话般的石头之城。
　　公元1世纪，罗马人控制了佩特拉周围的地区；106年，罗马人夺取了佩特拉，城市及周边地带成了罗马帝国的一个省，称作阿拉伯人佩特拉区。它是罗马帝国最繁荣的一个省，几年中创造的经济效益占罗马帝国经济生产收入的1/4。
　　在罗马人统治卜，佩特拉曾一度繁荣昌盛，罗马工程师们铺筑商道，改进灌溉设施。可是佩特拉的贸易――该城的经济支柱却开始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货物依靠海上运输，地中海岸的一座名叫亚力山大的城市抢走了它的一部分生意；陆地运输也开始变化，罗马人在它北部兴建了一条大路，连通了叙利亚的大马士革与美索不达米亚（今天的伊拉克），掠走了更多的运输贸易。到了公元3世纪，佩特拉的经济实力和财富大大减弱。公元4世纪，佩特拉沦为拜占庭（或称东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在这期间，它成为一座基督教城市，是拜占庭（或称东正教）大主教的居住地。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地区东山再起，迅速波及西亚和北非地带。伊斯兰帝国趋强大，最终控制了从西班牙到阿富汗的广大地区，阿拉伯人佩特拉区又成了伊斯兰帝国的一个小省。
　　此时的佩特拉几乎处于被遗弃的地步。几个世纪后，为了争夺近东控制权，伊斯兰势力与欧洲基督教各国间战争不断。佩特拉这座石城在十字军东征期间再次兴旺起来。欧洲十字军在该地建立起短命王国，把佩特拉作为他们的一个要塞，一直坚守到1189年。召集，在曾经一度荣耀过的纳巴泰人的佩特拉废墟中，城堡的残骸还依稀可见。公元12世纪后，佩特拉再次被遗弃。在贝克哈特来访之前，西方世界完全将它遗忘了。唯有贝督因人和放牧者们继续把那些墓地当做遮风避雨的场所。
　　对贝克哈特来说，佩特拉不过是旅途中遇见的众多奇观之一。他马不停蹄，前往开罗；然后洞尼罗河岸去埃塞俄比亚，横跨红海奔向阿拉伯，最后再返回开罗。在他给英非联合会的信中，他解释说他正在等待一个机会，以便加入进入西部沙漠的商队，一旦时机成熟，他将继续执行原有使命――探索尼日尔河。不幸的是他于1817年病故于开罗，一生未能有缘接近尼日尔河。不过，他在漫游叙利亚、阿拉伯和尼罗河峡谷期间却做了大量的笔记，1819年至1831年间，英非联合会出版了他的笔记，厚达五卷。
　　在其中名为《叙利亚圣地旅行记》的一卷书中，他对佩特拉的描述引发了欧洲人的激情。欧洲冒险者们，不畏艰辛，勇往直前，源源不断地踏上了去佩特拉的旅程。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探险行们在那里开创了在卡兹尼墙上留下姓名的传统。1830年，一位名叫利昂・德・拿波德的法国旅人出版了一本附有插图的佩特拉游记，展示了庄严堂皇的石雕墓地及神庙。1835年，一位年仅三十，博览群书的美国游客在巴黎偶然读到此书。这位名叫约翰・李约德・斯蒡芬斯（他后来在南美丛林中发现了玛雅人的科庞城―一译者）的人突然产生了强烈愿望，要亲自去看看这消失了的佩特拉城。他首先去埃及，考察了拿克斯尔和其它一些法老时代的古迹；然后扮作商人模样，带着一个身着阿拉伯服装的意大利仆人，从外罗动身，前往佩特拉；为了贿赂当地的贝督因酋长，以便为从探险提供方便，他花了一笔钱。
　　正如贝克哈特一样，斯蒂芬斯被突然展现在眼前的卡兹尼美景所震惊。他称其为“一座神庙，精致清晰，宛如一颗嵌在岩石壁上的浮雕宝石。”在卡兹尼墙上的小小留名册上，他自豪地添上了“一个美国公民的名字”，接着又考察了墓地和纪念碑。不过如今，在他面前，有价值的东西早已被洗劫一空，到处都是牲口的粪便，牧人的烟火熏黑了这些建筑。
　　斯蒂芬斯独自坐在岩石雕凿而成的巨大圆形剧场里，举目眺望着峡谷，思绪万千，他力图要在游记中公正地评价石城的辉煌。他惊叹遗迹保存得如此完好，并在后来的书中写道：“整个剧场保存完好，假如墓中住户们有幸显灵重生，他们或许会在老位子上就坐。”这是一种为19世纪欧美游人所陶醉的感觉：深陷于工业革命导致的飞速发展中的现代市民，面对这活生生的遗迹――失去了昔日辉煌，然而却令人难以忘怀的废墟半掩在遥远而令人生畏的山峡风沙境地中，他们激动不已，思绪万千。英国诗人波西・比希・雪莱写于1817年的《欧兹曼耿亚斯》一诗中就曾洋溢着这种情感。诗里描述一尊被毁坏了的古代国王的巨大雕塑，躺在“寂寞平坦的沙丘里。”返回纽约后，斯蒂芬斯于1837年出版了《阿拉伯人佩特拉区游记》一书，书中字字句句也都充满了激情。
　　该书得到美国诗歌评论家埃德加・爱伦・坡的高度评价和赞扬，而一举成为美英两国的畅销书，这本书使人们对佩特拉的兴趣经久不衰，诗人约翰・威廉・贝根也因此书诗意大发，即兴写下《佩特拉》一诗，其中两行常被引用，索绕人心的诗句使他留芳百世：令我震惊的惟有东方大地，玫瑰红墙见证了整个历史。最近，电影制片人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和乔治・路卡斯合作，实地拍摄了影片《印第安纳・琼斯和最后的十字军》，以截然不同的艺术方式使佩特拉名垂青史，
　　19世纪，好奇的游客继续踏上去佩特拉之路。他们中有后来发现了特洛伊城的考古学家亨利・谢里曼和后来在尼尼微地区开凿出美索不达米亚城的奥斯丁・亨利・莱亚德。由于当地政局骚乱动荡，加上贝督因人的反对，严肃持续的考古工作在该地受到阻碍。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蔓延，燃及中东。英国士兵T・E・劳伦斯（史称“阿拉伯的劳伦斯”）领导下的阿拉伯游击队经常藏身佩特拉，在古代纳巴泰人雕凿出的500来个岩墙洞穴中暂时避难。
　　到了20世纪，佩特拉成为旅游圣地，同时也成了严肃的考古课题。自本世纪初以来，德国。英国，瑞士、美国以及约旦等国的考古学家们都一直在佩特拉考察发掘。他们的工作使人们进一步深刻地了解了佩特拉。对早期探索者，如贝克哈特和斯蒂芬斯而言，佩特拉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它与罗马之间的历史关系。可是，当代的历史学家们却意识到佩特拉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文明中心，纳巴泰文明早在罗马帝国控制中东以前许多世纪就已形成。
　　首批当代考古队考察了佩特拉的石雕墓地和庙宇，研究者们确定佩特拉建筑融人了埃及、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希腊以及罗马的建筑风格，展示出一个多国文化交流中心城市的风貌。然而，近期的一些重要研究却越过著名的石雕纪念碑，去揭示这座古城的新面容。
　　过去多年的研究都把注意力聚集在那些墓地上，结果人们常把佩特拉当成是一个大墓地，一个亡灵之城。而今天的考古学则对佩特拉人的生活方式越来越感兴趣。考古研究者们正在追寻后来被罗马人重铺过的，过去的纳巴泰商道的痕迹；他们正在发掘三个大市场：那里曾店铺林立，过往商队赶着骆驼打着马重步经过，车水马龙，好不繁华；他们也在研究由纳巴泰人发展起来的蓄水设施。该设施包括一个岩石中开凿出来的大蓄水池（或称水库）和一条水渠；水池用来收集泉水和雨水，并通过水渠把水送给城中心的一个较小的水池，纳巴泰人还从喷泉处直接安装了许多陶管，把水引向城市各地；佩特拉沦为罗马一个省后，精干建造水渠的罗马人又改进了纳巴泰的供水设施。
　　近期的发现表明纳巴泰人不仅仅搞贸易，还制造并且出口精美的陶器。他们的泥器细薄精致，装饰着树枝树叶之类的自然图案。作为文化财富中心的佩特拉，吸引了来自纳巴泰王国各地的学者和艺术家们。也许他们的精品还埋在佩特拉废墟之中，等待后人去发掘。
　　当今学者们估计：在全盛时期，皮塔城居民多达3万，城市规模远比早期欧洲人估计的大得多；大多数建筑物并非都雕凿在岩壁上，而是些独立的建筑，随着年代的推移，逐渐沦为废墟，随后又被千年风沙所淹没。事实上，佩特拉城的大部分还有待发掘，众多的谜底还等待人们去提示。1994年，一位在此地工作的考古学家说：“大多数的城市建筑都埋在了自然沉积的沙中。这里风极大，我希望我们能发现1～2高层的保存完好的建筑。”
　　如今，学者们研究纳巴泰文化的注意力转向了两个重要方面。一些研究者试图了解纳巴泰人的宗教信仰，典礼仪式；另一些则在集中专研他们日常生活的细节：普通人怎样谋生；他们的家庭及其成员是什么样的。
　　我们对罗马时期之后的佩特拉生活一无所知，不过引人注目的近期发现却让我们对拜占庭时期的佩特拉城有了新的认识。地处约旦阿曼的美国东方间题研究中心（ACOR）的一位考古学家，他于1990年在佩特拉发掘出了始于公元6世纪的拜占庭教堂的部份墙壁和整个地板。地板由两块各72平方英尺大的镶嵌图案装饰而成；图案中描绘了长颈鹿、大象之类的动物，四季的象征，以及渔夫、吹笛者和赶骆驼的人，如今这些图案已经得到清理和修复。一套约40卷的羊皮纸卷是在教堂中的一个重要发现，科学家们估计它们有1400多年的历史，可追溯到晚期的罗马时代。虽然纸卷因火灾毁坏严重，字迹仍然依稀可读。学者们正在竭力解释这些像是用拜占庭希腊语写成的文字内容，而另一种手写体文字还有待考证。
　　考古学家们还竭力想解答一个最令人困惑的问题：佩特拉为什么被遗弃？即便它失去了对商道的控制权，仍然可以幸存下来，那么为什么它又没有幸存下来呢？据分析，导致佩特拉城衰亡的可能是天灾。公元363年，一场地震重击了佩特拉城，震后，许多建筑沦为废墟，房屋的主人们无能力或者无心思将它们修复，“沿着柱廊街道看看那些商店你就明白了。店主们嫌麻烦，不愿打扫清理碎石，宁愿在震倒的建筑前重建房屋，”参加过发掘拜占庭教堂的ACOR组织成员日比纽・菲玛说，“这是城市财富与秩序开始衰退的迹象，”公元551年，佩特拉城再次遭受严重地震，也许那次地震震塌了拜占庭教堂；随后教堂又受到震后蔓延全城的大火袭击，羊皮纸卷也就在火灾中被毁坏了。
　　然而为什么许多城市都能在地震和火灾之后重建，而佩特拉却不能呢？1991年，一群亚利桑那的科学家们在《贝冢》一书中给了答案，他们研究过那些鼠、兔和啮齿类动物的贝冢或者说巢穴。这一类动物都惯于收集棍子、植物、骨头以及粪便一类的东西。动物的巢穴被它们的尿水浸透，尿中的化学物质硬化，便可形成一种胶状物质，防止穴中的东西腐烂。据发现，有的贝冢已有4万年之久，盛满了贝冢形成年代的植物和花粉的标本。每一个贝冢泵都尤如一个揭示历史的时间仓。
　　科学家们研究了大量的佩特拉贝冢，发现在早期的纳巴泰人时代，橡树林和阿月浑子林遍布佩特拉四周的山地；然而到了罗马时代，大量的森林消失了。人们为了建房和获取燃料砍伐了大量的木材，致使林区衰变成为灌木林草坡带；到了公元900年，这种衰退进一步恶化，过分地放牧羊群使灌木林和草地也消失了，这个地区逐渐沦为沙漠。科学家们认为环境恶化是导致佩特拉衰亡的因素之一：当周围的环境再也无法为庞大的人口提供足够的食物和燃料时，城市就彻底消亡了。
　　佩特拉如同一本仅被读过几页的书，在发现拜占庭教堂之后不久，菲玛又留意到了一根拔地而起的花岗岩石柱。“约旦国境内没有花岗石，”他对来访者解释道，“肯定来自埃及。看着那根花岗石柱，我常常在想，地下面究竟埋藏着什么。一座皇宫？一座教堂，无论你走到佩特拉城的何处，你都会面对这样一些谜。”
　　未来几十年将向我们揭示更多有关佩特拉从史前到伊斯兰时代的历史。“佩特拉城几乎还未被人触及过，我们期望会有许多惊人的发现等待着我们，”ACOR总裁于1994年这样说，“这是个一流的考古地，一个中东最大的考古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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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尼尼微（Nineveh）古亚述王朝兴衰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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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中东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被考古学家们视为文物的“富
　　　　 矿带”。法国医生兼昆虫学家波塔，在此成功发掘出亚述故宫
　　　　 ――尼尼微城，并首次证实了《圣经》中史料的真实。

　　耶和华必伸手攻击北方，毁灭亚述，使尼尼微荒芜，干旱如旷野。

　　　　　　　　　　　　　　　　　　　　　　　　　　 ――《圣经》

　　19世纪的欧美人对遥远的过去越来越感兴趣。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间的土地”的地区，以一种特别的诱惑力，使欧美人疯狂。以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为边界的美索不达米亚（当今的伊拉克境内）是众所周知的古代文明之乡，这种文明在希腊史学家们的著作和圣经的《旧约全书》中都被谈及过。那些老于世故而又颓废的巴比伦人和凶猛好战的亚述人的故事使欧洲人如痴如醉。虽然古巴比伦仅残留下一个土丘，可它的地点却无人不知。但是其他一些远古城市，比如尼尼微又在什么地方呢？这座非凡的城市曾在《圣经》中被描述过，说它曾是向以色列部落和犹太部落交战的国王辛拿切利甫的首都，可是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什么地方才能寻找到它呢？
　　自16世纪以来，美索不达米亚一直属于奥斯曼帝国，可是，由于受到君士坦丁堡（今天的伊斯坦布尔）君主的极大忽视，它事实上已沦为了帝国的一块充满邪恶的死角。偶入此地的少数外来人发现自己常深陷困境，受到各种干扰。在这里，土匪抢人，酋长好斗，地方官员受贿，政府官员腐败；沙漠灼热，狮子四处觅食；霍乱、痢疾一类的传染病到处流行；美索不达米亚危机四伏，去那里旅行简直就是冒险。然而，仍有一些胆大好奇者冒险探索了这块历史上有口皆碑的胜地。
　　最早的一位探险者是一位名叫皮托・德拉・凡勒的意大利人，他于1616年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凡勒安全返回了欧洲，并带回了许多巴比伦遗迹中的纪念品，其中包括欧洲人首次见到的一种新的文字样本。这种文字呈楔形符号，刻在陶碑上，后来被称为楔形文字。
　　1756年，丹麦国王派遣了一个6人科学考察队去中东地区，其中5人暴病而亡，只有卡什登・尼伯1人设法到达了玻塞玻利斯――具有2000年历史的古波斯人的首都（如今的伊朗境内），他返回欧洲时，带回许多在该地找到的楔形碑文，这些碑文于1772年发表，为后来奋力破译楔形文字的学者们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碑文中使用的一种语言被证实是古波斯文，已经以另一种文字形式为人所知。19世纪初，研究者们开始翻译古波斯人的楔形文字。
　　与此同时，欧洲势力决定与奥斯曼帝国建立更近一步的贸易与外交关系。1802年，英国正式在美索不达米亚设置了称为领事的代表。6年后，这个位置由22岁的克劳蒂・詹姆・利奇接任，利奇既是学者，又是外交官；他对古代史和古遗迹也极感兴趣。他就任领事期间，英国在巴格达的官邸成了考古活动的中心。
　　利奇绘了巴比伦遗迹的素描，收集了楔形文陶碑，出版了关于巴比伦研究的学术论文。然而，利奇的兴趣并非只在巴比伦上，他还梦想能寻找到消失了的尼尼微城。1820年，他考察了巴格达以北，莫索城外，镇守底格里斯河两岸的2座土丘。在一座叫库羊吉克的土丘顶上，他发现了破碎的陶器和一些刻有楔形文字的陶砖。可是利奇还未来得及发掘土丘就死于霍乱病，他在波斯照料一个霍乱病患者时不幸染上了这种疾病。
　　利奇的遗孀将他的楔文陶板都卖给了伦敦大英博物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们很快就开始就其中一些苦苦钻研。
　　然而，对楔文突破性的破译不是发生在宁静的博物馆里，而是在波斯的岩石山峡中。它的发现者是享利・罗林逊，一位由士兵和运动员转而从事考古的学者，他对楔文的兴趣始于1835年，那时为了尽军人之职他去了波斯小镇比里斯屯。在那里，他风闻附近有石刻，出于好奇，跑去瞧了瞧。这一瞧可使他惊讶不已，面对一面340英尺高的巨大悬崖石刻，罗林逊惊得目瞪口呆。石刻描述了古波斯国王达林斯准备惩罚那些造反的诸候的故事。人物像四周及下方用三种楔文语言描述了故事，约1200行。罗林逊意识到，这些石刻文字可能就是解读楔形文字的关键，于是冒着生命危险，靠狭窄的壁架和歪斜易损的梯子登上崖壁抄写石刻文字；而最难到达的部份就只好出钱雇了个库尔德男孩，用绳索将他吊上悬崖去代抄。
　　当他抄完石刻全文时，他已升任英国驻巴格达的领事，在那里他开始着手研究楔形文字的秘密。为了解除沙漠的炎热之苦，他创造了人造瀑布。在凉爽的瀑布下，脚旁伴着他的小宠狮，全神贯注地研究着三种楔形原文。很快，他成功地翻译了古波斯文；可是对另外两种文字却困惑不解。然而仅仅几年时间，他又成功地突破了另一种无人知晓的文字。这就是巴比伦语，早在几千年以前就已起源于美索不过米亚的一种文明语言。它不仅是古巴比伦语，也是亚述语。
　　1851年，罗林逊出版了比里斯屯石刻文中的巴比伦文字的部份译文，使美索不达米亚考古学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此时，仍有大量的巴比伦石刻文有待翻译，然而，第三种文字仍在继续困惑着楔形文字学者们。学者们最终认为它是源于古波斯人的一种语言，并称它为伊拉米特语。与此同时，法国学者朱勒・奥仆特于1869年宣称楔形文字最初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苏美尔地区，后来又由包括伊拉米特人和巴比伦人在内的民族继承使用。当代的学者们认定奥仆特的推论正确。苏美尔文是已知的最古老的文字语言，是楔形文字的基础，后来又被中东地区各种文化背景不同的民族所使用。
　　美索不达米亚的秘密正在被揭示开来。就在罗林逊研究石刻文字，竭尽全力破译巴比伦语之时，其他人正在发掘土丘和山坡。他们中有一位搜寻者名叫保尔・伊迈尔・波塔，法国驻莫索的领事。波塔开始发掘库羊吉克，希望能找到尼尼微的遗迹，可是干了好几周只找到几块夸头。于是失去了兴趣。随后，他又听说向北几公里外有一个叫喀霍沙巴德的地方，可以找到大量的刻文砖，他派了几个工人去现场了解，带回的信息令人振奋，说是看见刻有巨大的人和怪兽的墙壁。
　　波塔急忙亲往考察，看见先去的工人们已经发掘出了壁刻，有的是公牛像，有的是大胡子人像，还有的是带翅膀的狮身人面像。兴高采烈的波塔向全世界宣布，说他已找到了尼尼微。法国政府命令他尽量发掘遗迹古物，并送回法国。可是搬运工作极其艰难，几乎无法实施。
　　与希腊、罗马和埃及的石制遗迹不一样，美索不达米亚的古城都是用晒干的泥砖建造的，只有雕塑、重要的门面、用于庆典或装饰的墙板才用石头造成。历经许多年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城砖易碎易塌，给搜寻特殊建筑轮廓的考古者们造成极大的困难，发掘工地看起来不像一座掩埋在土里的城市，而像一个巨大的蚂蚁堆。一堆堆的脏物，一堆堆的破砖，发掘者们正在往里打通道，搜寻陶碑、雕塑和宝藏。
　　波塔在喀霍沙巴德发掘出了许多大雕塑：长翅膀的牛身人头宫庭卫士，15英尺高的国王与神灵的石膏肖像以及其他等等，波塔和汗水淋漓的工人们历尽千辛万苦，总算把这些战利品搬上了底格里斯河的筏子上。这些古物将随筏子向下漂往波斯湾，在那里装船，经过南非好望角附近波浪涛天的水域，运往法国。虽然在运输过程中，一些雕塑在底格里斯河或海上破损遗失，但大量的古物安全抵达了法国，引起了轰动。这些古物不仅创造了新的亚述学研究，并且创造了一种称为“亚述复兴”的新时尚。在这段复兴时期里，流行的家俱、装饰品、珠宝以及妇女的服装都带有古亚述王宫图案风格。
　　不甘心让法国人摘去发现亚述城桂冠的英国人急派代理人去了美索不达米亚。此人名叫奥斯丁・享利・勒亚德，曾在伦敦受过律师培训。好探险的青年勒亚德已在中东许多地方旅行过，此时在为英国驻君士坦丁堡的领事馆工作。一本传记资料把他的工作称做“多样化的非官方外交使者”――一种介于政治活动和谍报工作之间的使命。1845年，领事馆派勒亚德去莫索，以宣告确立英国人在亚述学方面的荣耀。
　　勒亚德故意在多疑的法国人和地方酋长们的面前晃荡而过，装得象个打猎的猎人；私下里却把工具偷运到莫索附近的土丘处，开始发掘。夜幕降临之前，他的工人们已发现了两个亚述宫殿遗址。不久，他就发掘出了象牙雕刻。楔形文字碑和记载战斗场面的雕塑画板。“我生活在遗迹堆里，”他在给一个婶婶的信中写道，“连做梦也难想到其他事。”
　　勒亚德深信，是他而不是波塔找到了真正的尼尼微遗址。勒亚德和波塔一样，对古遗址没有进行科学考察，一门心思地寻找惹眼的东西，运回家去。不久，大量的飞狮飞牛和其它宝藏开始踏上艰险的旅程，沿下游漂运。仅仅一个巨大的牛像，就需要一只由600张羊皮制作而成的皮筏子运载，一队全副武装的防盗匪士兵来保卫。勒亚德的发现物在波斯湾的底格里斯河口装船转运，送往伦敦，在庄严的伦敦博物馆里再现风采。
　　1847年，勒亚德开始发掘库羊吉克，那个波塔在发现喀霍沙巴德之前曾检测过然而又放弃了的上丘。勒亚德发现波塔当时找对了地址，只是挖掘得不够深。实际上，在库羊吉克土下20英尺处，有大量的文物。正如享利・罗林逊在翻译楔形文字过程中很快证实的一样，库羊吉克真的是长期被人们寻找的尼尼微。勒亚德发现的第一个遗址是一个叫尼姆路德的城市。尼姆路德城与波塔发现的喀霍沙巴德有相似之处，历史上都曾作过亚述帝国的首都。然而，尼尼微才是传说中的亚述王国最强大的国王们的首者。才是《圣经》中所说的先知约拿布道的首都。
　　通过几年的发掘，勒亚德在尼尼微收获惊人。他发掘出了自公元前704～681年一直统治着亚述的国王辛拿切利甫的部份宫殿。宫殿拥有71间房间，其中一间是随后建造的图书馆，这是辛拿切利甫的孙子，阿西巴尼浦的杰作。图书馆包揽了古亚述丛书国――从语言、历史、文学、宗教到医学，无所不有，宫殿至少还有27个入口，每一个都由巨大的牛、狮或者狮身人面石雕卫士守卫着。也许最令人难忘的要算是那些记载着亚述历史和神话的石雕壁画。勒亚德估计，如果把画一幅接一幅地排列起来，几乎有2英里长。
　　由于大英博物馆提供的资金极其吝啬，恼怒的勒亚德于1851年离开发掘地，返回了英国。在美索不达米亚，来自阿拉伯、伊拉克、法国、德国、英国以及美国的考古队仍在进行着零零星星的发掘，有的发掘者高度重视科学考察价值；有的则仅仅算是些劫墓暴发户，直到20世纪，人们才真正开始了对尼尼微、尼姆路德以及其它古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的科学考察。然而，从这种《圣经》和历史似乎交错难分的土地上寻找到惊人的发现，却是在20世纪。
　　19世纪50年代初，大英博物馆的研究人员花了多年时间，把勒亚德从尼尼微发现的24，000多块楔形文字碑分类翻译，其中一位最成功的翻译人员叫乔治・史密斯，一位热情的亚述学学者。一天，在考察一堆破碎的石碑时，他偶然读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碑文记载了古巴比伦时期，上帝派大雨和洪水来惩罚邪恶有罪的人类时的情景。在那次大灾中，一个名叫尤特拿比利姆的人造了一只木船，载上家人和许多动物，在洪水中幸存了下来。史密斯意识到，碑文记载的故事极象《圣经・创世纪》一书中描述的《洪水与诺亚方舟》的故事。
　　史密斯的发现引起了轰动。有些人声称那段碑文证明诺亚方舟的故事是真实的；而另一些人却争论说，碑文表明《圣经》故事是依据更古老的神话而写成的。可是那块有关洪水故事的碑已破碎，史密斯也因此无法提供巴比伦故事的全文。
　　于是一家叫《每日邮报》的伦敦报纸派史密斯去尼尼微找回破裂碑文的残余部份，有史以来的奇迹般的巧合出现了，史密斯竟然在不到一星期的时间里就碰上了那遗失碑文其余部份。然而新恢复的碑文全文并没有增添什么有关洪水的内容，而希望继续发掘的史密斯2年后又因痢疾死在了叙利亚。
　　自波塔和勒亚德时代起，我们对古美索不达米亚己有了大量的了解。甚至除了美索不达米亚各城市的发掘和楔文文献翻译外，我们还填补了有关苏美尔人、巴比伦人以及亚述人问题的诸多细节。
　　紧随古苏美尔之后的是两种强有力的文明，即巴比伦文明和亚述文明。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这两种文明都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当时巴比伦在南方，而亚述在北方。巴比伦持续几个世纪都比较强盛，可是，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两个民族都受到了美索不达米亚以外的某个入侵民族的统治。公元前14世纪，侵略者被驱逐之后，亚述又控制了巴比人伦。公元前12世纪，亚述在国王格拉派尔塞的强有力的统治下曾一度繁荣昌盛；然而在格拉派尔塞死后，国家曾一度衰落、公元前883至627年，在国王辛拿切利甫和国王阿西巴尼浦等在位期间，亚述又重新恢复了往日的辉煌和荣耀。
　　就是辛拿切利甫使尼尼微成为了亚述帝国的首都：城市建在山上，围墙长达7英里半还多，至少有5处因修造城门而被断开；也许还有更多的城门，只是尚未发掘出来。山顶最高处建有辛拿切利甫国王的皇宫，占地面积2英亩。为了建造这座歌颂他荣耀的丰碑，他从土耳其、波斯和巴比伦引进了大批能工巧匠。这些人又带来了如香木、象牙、金、银以及白色石灰石一类的罕见材料。宫殿四周花园环抱，园林水源充足，葱翠繁茂；殿内房屋设施舒适。由水井、滑轮、吊桶等物构成的一套精致的供水设施将水送到国王的浴室；浴室内有淋浴，格子窗和通风不断向室内送入新鲜空气，一个带轮子的移动火炉在寒冷时为房间供热。辛拿切利甫的孙子阿西巴尼浦创造了令人难忘的宫庭图书馆，收集了当时亚述人所知的全世界各地的书籍。阿西巴尼浦曾对一位巴比伦大臣下令说，“只要你知道而亚述没有的稀世碑匾，都给我找来。”
　　公元前627年，阿西巴尼浦去世后，亚述再次衰落。不久，来自波斯和巴比伦的入侵者占领了尼尼微。公元前605年，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击败了亚述的残余部队，从此，亚述国王消失在了历史的废墟中。希伯莱先知则法尼的臣民们曾一度受过亚述人的压迫，看到尼尼微的崩溃，则法民十分开心地评论道：“看看这得意洋洋的城市遭受的惩罚吧！她曾那么不可一世，自以为‘谁也不如我强’；如今已成了沙漠，成了野兽的聚集地。无论谁经过那里都会嗤之以鼻，不屑一顾。”然而，经过几代探险者、考古学家和学者们的努力，尼尼微城消失了的辉煌又再次被展现在了当今世人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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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汉梯沙（Hattusha）湮没的赫梯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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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4年，一位法国建筑师兼文物古董在土耳其的偶然发现，打
　　　　 开了古赫梯文明的秘密大门。面对这个在3000年前就已消失的
　　　　 民族，我们仍对他们知之甚少。

　　每一寸沙上下都可能埋藏着文明的基因。

　　　　　　　　　　　　　　　　　　――英国皇家地质学会汉弥尔顿

　　长期以来，英国人和西欧人满足于一种他们称之为“大旅游”的旅行方式，即在欧洲各大城市之间，向南不超过意大利的那不勒斯港，向东不超过希腊的范围内旅行。但开始于19世纪之初，富于冒险精神和进取之心的学者约翰・贝克哈特和克劳蒂・利奇开创了新的旅游方式。在他俩精神的鼓舞之下，现代的欧洲人，甚至美国人，如约翰・斯蒂芬斯开始络绎不绝地去西亚和北非旅行。由于埃及和佩特拉文物的发现，这一批旅行者对于《圣经》或古希腊和罗马年鉴里提到过的古代城市兴趣倍增；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找到这些废墟和文物的埋藏地，更能让他们感到高兴的事了。人们称那些对文物古董感兴趣的人为文物古董商。用今天的标准来看，他们曾铸成过许多大错：在考察废墟遗址时，他们不做任何记录，随心所欲地挖掘，移动文物，不可挽回地破坏了考古遗址，为将来更科学和更为细致的考古工作造成了极大的障碍。更令人发指的是纯粹出于贪婪，他们一般都置当地居民的权利和要求于不顾，从废墟遗址掠走宝藏：有的则打着科学研究的旗号，从那里偷走能塞满博物馆的文物，并将它们运到伦敦、巴黎、柏林以及后来的纽约；这些文物中包括纪念雕塑、石碑，有时甚至是一整座建筑。然而，在造成危害的同时，这批18和19世纪的文物古董商也为现代考古这一门新的学科奠定了基础。
　　查里・特克思尔（1807～1871）是一个法国的建筑师、艺术家，也是一个文物古董商。他于1834年到了安纳托利亚，这是爱琴海东边一个很大的半岛，当初罗马人称之为小亚细亚，今天为土耳其的领土。安纳托利亚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交通要道之一。它的东边是亚洲，西边是欧洲和地中海地区，南边是美索不达米亚，北边是俄国的大草原。几个世纪以来，军队的铁甲在安纳托利亚平原上南征北战，商旅的队列在这里横贯东西，世界在这里汇合，文化在这里交融。
　　特克思尔和他那一批博学的同代人深知，在安纳托利亚这片土地上，罗马人曾建立起过殖民地；在罗马人之前，希腊和波斯军队曾在此地兵戎相见。特克思尔和他的同辈对于安纳托利亚历史的了解仅限于公元前5世纪中叶，特克思尔丝毫不曾想到过他对此地的探察会触及到一个更古老的文化的线索。
　　像其他的文物古董商一样，特克思尔来土耳其的目的是寻找希腊和罗马历史里那些曾经有过记载的地方。他希望在安纳托利亚找到原来罗马人建立的一个被称为汰纹的居民点。他不辞辛苦，一个村一个村地走访，最终在安纳托利亚的北部中心地区，一个叫巴卡科依的小村――今天改名为波卡归的地方――他开始感觉到自己正在接近目标。当村民们告诉特克思尔，巴卡科依村后的山边有一座废墟遗址时，他真是欣喜若狂。
　　特克思尔在村民的带领下来到山边。果不其然，这里躺卧着他们所说的废墟，其规模和宏伟远远超过特克思尔的预期，他真是惊呆了。古城废墟的城墙大约圈地300英亩，部份古城墙仍然挺立着，有两条非常宽大的马路，一条有一对石狮守卫，另一条路旁守候着一个石刻的狮身人面像。
　　村民告诉特克思尔附近还有另外的废墟遗址，并带领他沿着一条山道朝东北方向走去，一个小时后，特克思尔望见前方隐约出现了高大的石灰岩山头；再靠近些，他发现石灰岩山头上出现深深的天然裂缝，沿着这些裂缝进去，里面竟是巨大的房屋。特克思尔发现高大的石墙上刻画着几十个男男女女的图像，看上去像是国王和王后，以及仙子和仙女。村民们告诉特克思尔，他们把这个地方称之为亚塞尼卡亚，意思是“有雕刻的岩石”。
　　特克思尔茫然了，难道他已经找到了汰纹，他否定了这种想法，因为巴卡科依和亚寒尼亚卡雕刻的风格，以及废墟规模的宏大粗犷使知识渊博的特克思尔确信眼前的废墟遗址决不会是罗马人留下的。“这里的建筑跟罗马帝国时期的建筑没有关系，”他在1839年发表于巴黎的著作《小亚细亚描述》中写道：“面对着这宏伟独特的废墟遗址，我绞尽脑汁也找不出一个适合它的历史名称。”后来特克思尔认定可能是浦特利亚，因为古代历史学家赫诺和塔斯曾经提到在安纳托利亚有这么一个城市。根据赫诺和塔斯的说法，浦特利亚在公元前547年毁于战火之中。在特克思尔去世许多年后，考古学家们才发现巴卡科依和亚塞尼卡亚的历史远比公元前547年来得悠久。为了解开这个由特克思尔找到的废墟之谜，几位科学工作者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岁月，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搜集了所有可以找到的有关于古世界的线索，最终获得了成功。
　　第二位目击了特克思尔废墟的是英国皇家地质学会成员威廉・汉米尔顿先生，他来土耳其旅行己有多次了。他于1840年对亚塞尼卡亚的雕刻画进行了素描，并对安纳托利亚高地上存在的废墟遗址的数量大为感慨。他在1842年时讲道，“这一块土地，无论大小，每一处都埋藏着文物古迹”，然而汉米尔顿坚信这些遗迹只可能是希腊人或罗马人留下的；由于他对安纳托利亚人很瞧不上眼，因此他不相信在这片土地上还会有伟大的文明崛起和繁荣过。
　　可究竟是谁在巴卡科依和亚塞尼亚卡创建了这些建筑并雕刻下了壁画呢，当时仍然是一个谜，而谜底的解开仍然有待时日。1872年，有关的线索开始浮出水面――一位名叫威廉・莱特的爱尔兰传教士从贝克哈特60年前就旅行过的叙利亚城哈马得到五块带有雕刻的石头。
　　莱特期望大英博物馆的专家们帮助破译石块上刻下的符号。莱特本人并不懂这些符号，但他认为它们可能是一个被称之为赫梯人的神秘民族雕刻上去的，《圣经・旧约全书》中有好几处提到过赫梯人，但仅此而已，赫梯人在历史上没有留下它任何痕迹，以至于有的学者怀疑历史上这个民族是否其真正地存在过。
　　下一条线索的出现是在1879年。一位名叫阿其波尔德・舍斯的英国学者把特克思尔曾经在巴卡科依和亚塞尼亚卡拍下的照片和哈马石头的照片做了比较，舍斯发现两处照片上的符号有相同之处，这就显示了同一文明从安纳托利亚中北部迁移到了位于几百英里以南的叙利亚。与此同。其他一些研究亚述和埃及文明的科学家从文献中找到些有关汉梯人文明的一些线索。舍斯认为这些汉梯人可能是《圣经》里提到的赫梯人，并进一步推断说他们可能就是在巴卡科依附近修建山顶城堡的民族。尽管有了这种推断，赫梯人的历史仍然是混沌一片，他们的文明真相仍然未能大白于天下。
　　最终，打开赫梯人秘密大门的钥匙不是在土耳其被找到，而是在千里迢迢之外的埃及被发现。1887年，在埃及一个叫阿玛拉的村子里发现了许多记有楔形文字的陶碑；这一可贵的发现不仅有助于人们理解埃及的历史，而且也大大促进了对赫梯文明的了解。
　　阿玛拉村发现的陶碑是公元前14世纪统治埃及的法老阿克亨利宫庭的记录。这些文字中有许多处提到过汉梯人，即赫梯人。几乎所有的这些陶碑都用“阿卡汀”，一种19世纪学者都很了解的楔形文字所写成，然而其中的两块陶碑却是用一种没人知道的文字所写成，这可让研究这些陶碑的语言学家和历史语言比较学家大伤脑筋。
　　1893年，一位名叫欧内斯特・强塔的法国人类学家在巴卡科依进行了一系列考古挖掘工作。他发现了两块陶碑，上面刻的楔形文字跟阿玛拉发现的那两块陶碑上无法破译的楔形文字相同，他的这一发现确实将古埃及文明与在巴卡科依修建城堡的那个文明联系起来了。于是科学工作者们开始提出有关赫梯人的理论，特别是当新破译出的公元前15至12世纪埃及的文献中提到了这个神秘的民族之后，有关于赫梯人的假设更如雨后春笋。
　　到了1905年，巴卡科依发现的陶碑中的一块被送到一个名叫雨果・温克勒的学者那里，这是一位在德国柏林大学里专门从事巴比伦和亚述楔形文字研究的专家。温克勒决心要解开这无人知晓的文字的秘密，他猜想这可能就是赫梯人的语言。他得到了塞尔多尔・马克利蒂，一位供职于君士坦丁堡奥斯曼博物馆的土耳其官员的帮助，于1906年开始了在巴卡科依的考古挖掘工作。
　　温克勒好像并不是一位能与人善处的先生：他妒忌别人的成功，不能容忍与自己不同的意见。在去巴卡科依的旅途中，他一路上喋喋不休地抱怨路途中的不适，例如恶劣的天气和床上的臭虫等等。一到达目的地，他就开始挖掘，完全置地层学的原则于不顾，忽略记录挖到的文物与所处地层之间的关系。
　　考古学家从地质学家那里得到启示，意识到地层学能帮助他们确立所挖掘文物的年代，其道理很简单：埋藏得深的年代久远，埋藏得浅的更接近于现代。地层学是一个极为有用的工具，但非常需要时间和耐心：挖掘者必须非常小心，在进展到下一层土壤之前，他必须记录下每一件文物发现的详细地点，但是温克勒却坐在树荫下，付钱给村民们，由他们去随意挖掘。他唯一感兴趣的就是陶碑，至于怎么去得到它们，那可就不在他的兴趣范围之内了。
　　尽管他的挖掘方法粗糙又不顾及后果，温克勒发掘的结果却也令人振奋。他即刻意识到了挖到的陶碑属于不同的两类：有些是用巴比伦文字写的，他很容易就读懂了；而另一些是用一种尚未为人所知的文字写成的。很明显，巴卡科依在历史上曾经是一个已消失文明的重镇，但究竟是不是赫梯人的文明呢？
　　1906年8月20日这一天，温克勒终于找到了答案，一位挖掘者交给他一块刻有巴比伦楔形文字的陶碑。温克勒在事后记录道，“一眼望去，我就知道与其相比，我以前的任何工作或经历都变得毫无价值了。”
　　那位挖掘工人交给温克勒的陶碑是今天所有考古工作者都熟悉的一篇重要文献的一个副本，即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和赫梯国王赫突斯里于公元前1270年签署的一项和平协议。该协议的另一个副本是用埃及象形文字刻画在埃及卡纳克的一个神庙的墙上。现在温克勒面对的是该协议的另一个副本。这等重要的文件一般保存在有关国家官方的档案馆里，这就意味着巴卡科依肯定就是人们长期找寻的赫梯人首都。温克勒，以及在他之前的舍斯的假设被证实了，赫梯人那不易捉摸的历史最终被确定下来一一就在土耳其这块土地上。
　　直到1912年温克勒逝世之前，他和马克利蒂一直在巴卡科依废墟遗址上挖掘陶碑。他一共发现了一万块陶碑或它们的碎片，然而他却没能如愿地破译赫梯人的语言。破译赫梯人语言这一荣耀最终归属于一位叫贝德里奇・霍罗尼的捷克学者，他于1915年宣称在这方面取得了突破。霍罗尼认识到赫梯语不是中东语言的一支，而是与起源于欧洲和印度的亚欧语系相连。在他的研究基础上，到了本世纪40年代中期，学者们对赫梯人文字的所有形式都有了相当的了解和把握。
　　就在温克勒逝世的1912年之前，另一支德国的考古队也在巴卡科依开始了工作，他们测量绘制古城的城墙、庙宇和宫殿，这一工作因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和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而有所中断，从本世纪50年代起，巴卡科依地区的考古工作得以恢复，考古队主要由德国和土耳其科学家组成。他们的发现将陶碑的总数增到25,000件块，这中间包括了德国考古学家彼德・涅夫于1990年至1991年间在一个赫梯皇室档案馆发现的3000多块。虽然赫梯人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了自己的座标，但是他们文明的起源、帝国的发展以及最终的命运，这一切仍有待于科学家们去发现。
　　在赫梯文明出现之前，安纳托利亚高地上就有人定居过。考古学家们现在了解到土耳其丰富而复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波斯人、希腊人和罗马人之前的几千年。安纳托利亚高地上的废墟遗址是世界上已知的远古文明之一，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000年甚至更早。在这一漫长的岁月里，文明不断地兴起，又不断地颓败；这些早期的安纳托利亚文化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兴趣。公元前1950年，巴卡科依废墟遗址上就已经矗立起城堡和定居点了，他的居民称之为汉梯息，意为汉梯人的土地。
　　公元前18世纪晚期，汉梯人和另一支迁徙而来的好战部落之间发生了战争，汉梯息在战火中被毁灭，现代考古学家仍然不大清楚新来的民族从何处而来；也不知道他们是突然大举迁徙而来，还是一批一批，积少成多的。反正他们中的一支突然向汉梯人发难，将汉梯息夷为平地；他们的领袖诅咒那些还胆敢在这块土地上定居的人们，然而一个世纪的时间不到，新来人民族中的一支就重建了汉梯息，并重新命名为汉梯沙，使它成为自己的首府。这个部落的领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汉梯沙里，意为“汉梯沙的国王”，由此建立了一个王朝，这就是赫梯王国的开始。他的臣民被称为赫梯人。这是一个罕见的事例，即征服者采用了被征服者的名字来奠基立国。
　　与最初的汉梯人不同，赫梯人喜爱征战，他们很快将自己的国王扩展到了安纳托利亚中部的大部份地区，现代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大量他们留下的废墟遗址。赫梯人的军事扩张冒险远不止于这一地区，公元前16世纪中叶，一个赫梯国王先征服了安纳托利亚以南的叙利亚，后又带领军队南下500英里，想征服巴比伦在美索不达米亚的首府。由于安纳托利亚后方出现内讧，赫梯军队才迅速回撤，回到家园中。
　　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赫梯人与埃及人之间不断地打打和和：他们之间不时有战争发生，但皇室也有通婚。公元前1246年，国王汉梯沙里三世把自己的一个女儿嫁给埃及的拉美西斯法老。后来发现于埃及卡纳克庙宇墙上的一幅雕刻就描绘了当时埃及法老与赫梯公主的结合。
　　为了保卫安纳托利亚的家园和对外进行扩张，赫梯历代国王保持有一支人数多达30万的军队，使用短斧、利剑和弓箭，赫梯人在冶铁方面颇具名气，汉梯沙城堡里出土过高质量的铁制工具、武器和盔甲。然而赫梯人打击敌人最有效的武器是战车；在战场上，他们驱赶披着铁甲的马拉战车冲锋陷阵，所向披靡，使来敌闻风丧胆。
　　汉梯沙的心脏是一个建于山丘上的城堡，由于两面有陡峭的峭崖保护，确实易守难攻。赫梯人在城堡的另外两面修筑了又厚又高的斜墙来防范来敌，城堡同时也是皇室的驻地。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支由考古学家柯特・比特尔率领的德国考古队在城堡的北角发现了国王和王后的寝官。城堡同时也是王国的档案文件保存地，大多数的陶碑都是在这里被发现的，公元前1400年后的一段时期里，由于修建了一道蜿蜒曲折，长达4英里长的城墙，汉梯沙从几个方向大大扩展了自己的面积，亚塞尼亚卡发现的一个庙宇和墙雕也是大约在那个时代兴建的。
　　赫梯人的社会被严格地分成了几个等级，最上层的自然是国王和王后了。然而，王室的权力并非至高元上，他们的行为由一个贵族组成的委员会来监督。王室之下是贵族阶层；这一阶层下面是将军和朝廷的官吏；再往下则是商人和手工艺者，诸如铁匠和陶匠；他们之下则是那些耕种小麦、大麦、经营蜂蜜和果树，为城堡提供食粮的农民；处于最下层的是奴隶，所有这一切都由一个已形成文字，又极为详尽的法律条文来约束，该条文对谋杀、强奸、叛国和其它罪行的惩罚做了详细的规定。
　　如果说赫梯人的法律相当严厉，那它也非常公正，反映了社会问的一种平衡。诸如酷刑一类的野蛮惩罚为法律所不容，取而代之的是让大多数的罪犯向他们的受害人提供某一种形式的赔偿。例如，一个谋杀犯必须向受害者家属提供巨额赔偿。与那一时期出现的其它文明一样，赫梯人也蓄用奴隶，通常都是捕获来的战俘。但是在赫梯社会里，奴隶也享有某些权力，他们被允许拥有财产和赎买自身的自由。
　　在赫梯王国里，妇女享有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妇女所享受不到的权力和自由。赫梯法律充许妇女和男子一样拥有职业；皇家的文件和国宝显示国王和王后共享大权，赫梯王朝的某一时期，曾有王后单独临朝统治的记载。
　　赫梯人信奉神祗，但与历史上其它文明不同的是他们也容忍别的宗教信仰。他们被称之为“万神的民众”，因为他们允许信仰叙利亚、巴比伦和其它国家的神，并把这些神请迸了自己修建起的万神殿里。考古学家在汉梯沙废墟遗址上找到过31座神庙的遗址，其中最宏大的，也是保存最完好的被称之为大殿。它占地5英亩左右，是一座建筑复杂，四通八达的庙宇，可能曾经拥有200多名僧侣、神职人员、乐师以及其他供奉神祗的人。考古学家们曾于1962在大殿的一间贮藏室里发现一块陶碑，其文字显示此庙宇是为供奉风雨雷电之神和太阳女神而修建的。他们是赫梯人供奉的最高神明。在赫梯王国最后的几个世纪里，赫梯的国王也被认可为众神之一。
　　赫梯文明繁荣了5个多世纪，但到了公元前1200年，灾难降临了。科学家们已找到证据证明大约在不长的几年时间内，汉梯沙和其它许多赫梯城市就被夷为平地。虽然说赫梯王朝的覆灭来得迅猛而突然，但致使它遭此灭亡的各种条件因素却已孕育了好几十年。长达一个世纪，影响整个中东地区的干旱，一系列的庄稼歉收，似乎严重地削弱了赫梯王国的实力，学者们相信长时期的旱灾给整个地区带来了不安和骚动，人民开始迁徙，寻找好一些的生活环境。于是，自身臣民的不稳定，再加上北部迁徙而来的掳掠性游牧部落和西部入侵民族的合力，把赫梯王国推向了覆灭的深渊。
　　到了公元前1150年，赫梯王国已经彻底地不复存在。那些在城市毁灭时幸存的赫梯人四散奔逃，在许多年之后最终为别的民族所同化，然而赫梯文化在历史上却留下了自己的一页，在赫梯王国覆灭200年以后，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和叙利亚北部又崛起一系列小的王国。考古学家们相信这些王国的人民不会是赫梯人的后裔，但是他们却选择了赫梯人的语言，承借了赫梯人的一些宗教和风俗习惯。学者们把这些王国称之为新赫梯人。
　　在叙利亚，新赫梯人建立起了城邦，并持续到公元前8世纪左右。正是这些叙利亚新赫梯人雕刻了后来威廉・莱特在哈马找到的石头；而《圣经》里提到的也正是这些新赫梯人。哈马石头和《圣经》上得到的零散信息仅是第一手线索中的一部份，这些线索帮助现代学者解开了赫梯文明之谜，即当年查里・特克思尔在土耳其岩石山上找到的废墟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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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科潘（Copan）玛雅文明的最后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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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8世纪，辉煌的玛雅文明骤然消失，巨大的城市科潘被遗弃，
　　　　 繁荣的街道空无一人，玛雅人抛弃了舒适的家、广场和宫殿，突
　　　　 然离去……这一切却成为考古史上新的不解之谜。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彻底全面的一次文化失落。
　　是什么力量终止了玛雅文明的延续？

　　　　　　　　　　　　　　　　　　　　　　――考古学家 仙诺

　　1839年，两个旅行者出现在中美洲的热带雨林之中。他们一个是英国人，一个是美国人，在当地向导的指引下，正沿着泥泞的马帮小道，艰难地向洪都拉斯崎岖的高地行进着，绿色的丛林世界，轻柔飘荡的树蔓，不绝于耳的树蛙声，这一切真会让一个生物学家如痴如醉。但是这两位旅行者到洪都拉斯来可不是为了研究珍稀动植物的，他们正在寻找一个消失掉的城市――科潘。
　　英国人名叫佛雷德里克・加瑟伍德，40岁，是一位绘画艺术家，有丰富的旅行经验。在有照相技术之前，艺术家在科学探险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们的作品既记录了实景，又宣扬了新的发现。加瑟伍德曾经在埃及的一个考古队中干过，他关于近东地区遗迹废墟的素描和绘画让人羡慕不已。美国人叫约翰・李约德・斯蒂芬斯，34岁，出生于一个殷实的家庭，自己又是一位律师，但他放弃了这一本行，这些年来一直在欧洲、俄国、近东地区、阿拉伯地区以及埃及周漫游。1836年，斯蒂芬斯正要启程回国之际，在伦敦碰上了加瑟伍德。对古文化和废墟遗址的兴趣使两人成为至交好友。加瑟伍德很快就举家迁居到斯蒂芬所在的纽约，并开始计划对中美地区进行一次探险考察。两人当中，虽然加瑟伍德并不富有，但斯蒂芬斯却通过卖《阿拉伯佩特拉区游记》一书小赚了一笔。这本书发表于1837年，记叙了他在近东以及阿拉伯佩特拉古城旅行时的奇闻轶事，所赚的钱可以用未贴补这次新的探险考察。
　　他们选定中美洲作为他们的探察目标。虽然人们早就知道在墨西哥南部、尤卡坦半岛、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存在着大量的废墟，但对于这些遗址文化的真正了解却几乎近似于零。对于建立于墨西哥中部峡谷平原的阿兹台克文明和建立于南美洲的印加帝国，早期西班牙征服者以及追随他们来到新大陆的随后几代传教士和殖民地官员都曾有过记录，然而对于存在于这两大富有殖民地之间的地貌和人种，西班牙的年史编撰家们却鲜有记载。
　　一些16、17世纪的牧师的确研究过那些被称为玛雅人的种族，并且在西班牙人到达尤卡坦半岛，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时，研究过居住在那里的农民和渔夫。然而这些牧师的目标是消灭当地的文化和宗教，让当地人民都皈依基督那酥。这些狂热牧师中的典型就是狄亚哥・兰达，他以耶稣基督的名义折磨了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为了证实他的行为正当有理，兰达仔细地研究了他们的文化，结论是野蛮加迷信。他承认玛雅文化有自己的字母，而且他确实在自己的年鉴中抄录下了一些这样的符号，然而他坚信玛雅书籍一文不值，甚至充满邪恶。一次他见到了30本这样的书籍：捶打过的树皮表面用石膏刮平，上面画满图像和符号，可以像扇子一样折叠起来，现代考古学家把这样的书卷称之为精典抄本，然而残酷无情的兰达竟然不顾可怜的印第安人的苦苦哀求，把这些书籍付之一炬。
　　兰达以及与他同时代的牧师们的记录的确包括一些有关玛雅失落的城市、庙宇和废墟的信息，但非常支离破碎，它们躺在西班牙殖民地的档案馆里，没人加以理会。18世纪晚期，一些勇莽的旅行者开始对这些废墟打上了主意。安东尼・德里奥是墨西哥军队的一名军官，他于1786年探察了位于墨西哥南部巴伦克的废墟。20年后，另一名军官几勒尔莫・都潘克斯再次专访巴伦克。他俩对废墟遗址的描述于19世纪初期发表，但由于文章刊载的杂志名气不大，他俩的描述均未吸引起世界的注意。
　　但是好奇心十足者并未停止他们的努力，旅途的艰险也只能吓退那些胆小的。都潘克斯在形容通往巴伦克的小道时说，“除了飞鸟外，其它动物极难通过，小径盘旋于崖顶，婉蜒于山间……”18世纪30年代初，当时的北危地马拉总督胡安・加林杜来到了这些崎岖的丛林小道上。他先后访问了巴伦克和科潘这两处废墟遗址，并发表了一篇有关于它们的报告。另一名叫金・佛雷德里克・王尔德克的冒险家几乎在同一时间也去了巴伦克，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对废墟遗址进行了素描。他们的书发表于1838年，里面有很多图片。在拜读了这些饶有兴趣的游记之后，斯蒂芬斯显然大惑不解，他不懂为什么这样的报告也未能激起人们更多的兴趣。他毅然决定由他和加瑟伍德共同担当起这一重任，即把中美洲这些鲜为人知的文化遗址废墟推向世界。
　　对于印加、阿兹台克和玛雅文化，一些学者已经提出了他们的理论，19世纪的学者对于文明这一概念非常感兴趣。从欧洲人在北美殖民开始，绝大多数的欧洲人就认为无论从文化、道德和智力各方面来讲，欧洲人都优于土著的印第安人。他们认为印第安人的文明原始野蛮，对其内在的价值不屑一顾，然而这些文明里存在着一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东西，如巨型石碑、精细艺术品、高深的天文、计时知识和技术。这些高级文明才可能拥有的东西怎么存在于低级野蛮的文明当中？对此，欧洲人还不得不做出解释。
　　西方人提出一个文明扩散论的理论来回答这个问题。扩散论的持有者认为文明并不是同时在全世界迸发的，得由一个集中，令人振奋的中心点向周边地区扩散。由此，美洲所发现的任何高级文明的特征都可以溯源到欧洲或其它陆上一个更早刚的文明，激进的扩散沦者提出一长串建议，说中美洲发现的废墟遗址一定是由埃及人、或腓尼基人，或斯堪的纳维亚人、罗马人或威尔士人和爱尔兰人中的流放者，甚至可能是传说中的城中――亚特兰提斯消亡时逃出避难的人修建的。两位荷兰学者为此喋喋不休，一位宣称斯堪的纳维亚人是美洲印第安人的祖先；另一位却义愤填膺地坚持赛思人才是他们的祖先，赛思人是2500年前居住在黑海边草原上的一个游牧民族，至于他们是怎么到达北美洲土地上的，后一位学者也提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有许多人认为北美印第安人是《圣经》中所提到的，失散了的以色列部落的后裔，因此和犹太人大有关系。
　　就是那些极少数亲临过中美洲废墟遗址的人也完全搞不清究竟谁是这些建筑的修造者。德里奥弄不明白，都潘克斯也茫然不知所措，但他坚信一条：肯定不会是居住在这一带的玛雅印第安人修建的，因为他们过于原始愚昧，不可能是如此一个伟大文化的传人，加林杜持另外一种意见，他相信中美洲是世界文明的起源地，然后整个文化和文明向西移动，传到中国、印度、美索不达米亚，最终传到欧洲，与此同时，作为文明发祥地的中美洲却坠落、沦落为野蛮之荒。沉湎于印度风情和大象的王尔德克提出的理论听来异乎寻常，他宣称湮没无闻的中美洲文明只是印度文明的一个旁支，那些雕刻在巴伦克石碑上的奇异符号其实是大象的头部。可见当斯蒂芬斯和加瑟伍德在通往科潘的丛林小道上艰苦行进之时，他们也踏入了相互矛盾的理论荆棘丛中。
　　当两位探险家到达科潘谷地时，即今天位于洪都拉斯西部的科潘・瑞纳斯镇，看见了一条河，河的那面是长长的石墙似的建筑，高度达到一百英尺。虽然有些地方已是残缺不全，小树和灌木丛生，但他俩仍然一眼就认出这是一座巨大石建筑的遗迹，斯蒂芬斯后来在回忆中写道，“我们沿着宽大的石阶梯往上爬，有的地方还完整无缺，有的却被石隙里长出的树所拱翻，最后我们来到了一个平台之上。由于丛林杂草的覆盖，很难辨认出它的形状。”尽管科潘几乎大部份都被热带雨林所吞没，但是斯蒂芬斯和加瑟伍德还是找到了一个石头砌成的半圆形的竞技场；一些前肢跃起，飞向前方猛扑的美洲虎的雕像；还有砖石建筑上部巨大的石雕头像。他俩的正前方，一级一级的石梯最终引向一个巨大金字塔的顶部，简直就是一座人工的石头山，顶部上原来是一座庙宇，墙体已全部倒塌，并被无花果的盘根所覆盖。周围全围立着石碑或有雕花的石柱。有些雕刻内容显然是人和动物，还有一些图像俩人可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斯蒂芬斯和加瑟伍德气喘吁吁地爬到100英尺高的金字塔顶部，坐下后放眼向掩盖在丛林中的其它金字塔和废墟望去，一幅凄凉和神秘的景色。斯蒂芬斯把半掩在丛林中的科潘比喻成大海中的一条沉船，“她躺在那里像大洋中一块折断的船板，立桅不知去向，船名被湮没了，船员们也元影无踪；谁也不能告诉我们她从何处驶来；谁是她的主人；航程有多远；什么是她沉没的原因。”当被问及玛雅文化被毁灭的原因时，当地的向导也只能张口结舌。“谁知道呢？”他们总是这样一成不变地回答他们的咨询者，面对着科潘城的全部景貌，斯蒂芬斯心中只有一个信念：这些废墟只能是一个颇具成就的，有高度文明的种族留下的遗址。
　　两人在科潘一呆就是好几个星期，忙于探察，绘制地图和搞素描，勾草图。两人都认为科潘绝不逊色于埃及任何一座著名的金字塔。斯蒂芬斯事后回忆道：

　　　　完全不可能用文字来形容当时在探测时我的浓烈兴趣。我面临的一切
　　都是新鲜的，既没有向导，又没有导游图，一片处女地。眼睛看不出10码
　　以外，完全不知道双脚下一步又会踩踏上什么文物。不时地我们停下来砍
　　去覆盖在石碑表面的树枝和藤蔓，然后又挖掘一番，挖出一些破碎的，从
　　地下半伸出地面的石雕像。当伴随我们而来的印第安人进行挖掘时，我俯
　　身向前，心里充满了焦虑和期盼：一只眼、一个耳朵、一只脚或一只手被
　　发掘出来。当印第安人的大砍刀铮地碰撞上了石雕品时，我急得一把将他
　　推开，用自己的双手把坑里的浮土捧了上来。

　　发现令人振奋，斯蒂芬斯大受鼓舞，急于探察更多的废墟遗址。他和加瑟伍德穿过危地马拉，进入了墨西哥南部的契阿帕斯地区，继续进行范围广泛的探测旅行，他俩访问了巴伦克和其它10来座别人告诉他们顺路就可以到达的废墟。用斯蒂芬斯的话来讲就是墨西哥谷地那边的伟大城市，可现在只剩下残垣断壁，荒芜孤寂，为热带雨林所覆盖，连个名字也没能留下来，他俩注意到这些遗址的石碑上刻有许多和科潘石碑上相似的图像，于是断定这一整个地区曾经为一个单一的种族所占领。并且他们的文化艺术是独立存在的，决不雷同于其他任何已知种族，属于一个新的文明，斯蒂芬斯断然拒绝了当时风摩一时的文明扩散论，坚信这些废墟遗址肯定源于美洲本土，其建造者和现在还居住在这里的玛雅印第安人的祖先有相当接近的关系。随着这一论断的宣布，玛雅文化研究就从此诞生了。
　　回到纽约后，斯蒂芬斯和加瑟伍德共同发表了《中美洲、契阿帕斯和尤卡坦游记》（1841）。他俩于1842年又回到尤卡坦半岛，访问了契晨・伊特萨和其它地区的玛雅废墟遗址，其结果发表于《尤卡坦探险轶事》（1843）。这两部书吸引了众多的读者，为推进玛雅文化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若干年后，斯蒂芬斯和加瑟伍德又一次回到了中美洲，不过这一次的身份是铁路公司的代表，准备修一条贯穿巴拿马的铁路，不幸的是斯蒂芬斯染上了疟疾和肝炎，于1852年在他纽约的家中去世；两年后，加瑟伍德在一次大西洋沉船事件中也不幸身亡。
　　严肃正规的考古工作于19世纪90年代在科潘展开，哈佛大学皮波蒂博物馆派了一系列的考古工作队来；这些考古人员也对诸如象契晨・伊特萨那些地处尤卡坦半岛的玛雅废墟遗址进行了考查，在此期间，摄影师和画家则忙于捕捉废墟遗址和工作中的考古学家的镜头。一位名叫阿弗雷德・P・孟斯莱的退休英国人于1881年来到了中美洲；他自费整整花了10年的时间来拍摄玛雅废墟。他所整理收集的档案，其中包括许多从科潘拍下的照片，为那些试图追踪研究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废墟所发生变化的现代科考工作者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一位英国画家阿黛拉・布莱顿于1900年到190S年之间在契晨・伊特萨精心画出了十几幅关于废墟的作品。她的作品也被现代考古学家作为重要的参考依据之一。
　　对于斯蒂芬斯来讲，科潘意味着一大堆无法解答的问题，而如今的科学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了解了这座古玛雅城市，科潘地区是一个80平方英里的河谷地区，而城市本身不过几平方英里多一点，位于河谷地区的最低处。这一地区内有3,500座草木覆盖的高岗，每一处都是一座文化遗址，还有其它千余座高岗沿着河谷地区零散地分布着。
　　科潘城的中心是一个占地约30英亩的地区，考古学家称之为主建筑群，也是当年斯蒂芬斯和加瑟伍德看见一连串大型废墟的地方。包括大金字塔在内的最重要的建筑雄踞于土石砌成的平台之上，傲视着周围的一切。小型的金字塔、庙宇、院落及其它建筑散布于大金字塔的周围。金字塔之间建有大型广场，上面点缀着石碑，有的竟高达13英尺。中央大型广场的一端修有一个球场，可是考古学家们并不清楚在这个球场上，以及在整个墨西哥和中美洲类似的球场上游戏是怎么进行的。游戏使用沉重的橡胶球和石栏，很显然，这一地区曾有许多种族参加玩这种游戏。有的考古学家相信它具有宗教方面的意义，可能输家就会被当做供奉的祭品。球场周围则是突兀的金字塔，就像陡削，笔挺的山峰。
　　其它地区的玛雅建筑多为石灰石，但是科潘地区却迥然不同，为这一地区暗绿色的火山岩石所造建。在它的鼎盛时期，科潘的一切可能更加多姿多彩，因为有证据表明石雕和壁画上曾被涂成过红色或其它的什么颜色。虽然这里建筑上用的石料十分经久耐用，可石料之间采用的粘合剂竟是泥浆，而其它地区采用的是石灰浆。多少世纪过去了，当泥浆被雨水完全冲刷掉后，建筑开始崩塌；当然偶尔发生的地震也加快了这一风化过程。于是直接的结果是：科潘建筑的保存状况远不如其它玛雅废墟遗址。
　　科潘仅是玛雅许多文明中心中的一个。考古学家把玛雅的势力范围分成了三个区域：从南到北是高地（即今天危地马拉、西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的山区地区）；南部低地（即危地马拉、南墨西哥和比奈滋的丘陵和平坦低地相连结的地区）；北部低地（即尤卡坦半岛）。科潘位于高地和南方低地之间。就其地形来讲，她属于多山的高地，但她与南方低地的玛雅城市有着最紧密的文化联系，这些城市中包括有巴沦克和汰柯。
　　公元前1100年开始在郁郁葱葱的科潘河谷里有人定居，玛雅文化诞生于公元前2世纪，大约在公元前250年就进入了今天学者们所说的古典玛雅时代。从那一时期起，玛雅人开始在包括科潘在内的各地修建大型城市。到了5世纪，一位名叫宝兰色鹦鹉的国王统治了科潘（宝兰色鹦鹉是玛雅人供奉的一种热带鸟）。他下令修建了第一座大型的庙宇。他的后代接着统治了科潘15个朝代。科潘在他们的统治下成为数一数二的古典玛雅城市。
　　科潘另一位著名的国王叫灰色美洲虎，他在7世纪统治了大约70个年头，在他的治理下，科潘的领土扩大了，大概是因为战争征服的结果，城市不断地扩大，直到人口达到了20万左右，人口的增加也带来了城郊（如果能算成是郊区的话）的发展。皇亲贵戚们在中央金字塔周围修建了庙宇、广场和住宅，其余的人只得搬迁进了玉米地，在那里修建起一连串的新的住宅。渐渐地，原来那些住在城边的农民被迫交出谷地上开垦出来的良田，搬迁到了周围不大肥沃的坡地上。他们改变了原来的耕种技术，用石头围造了梯田，以免大雨冲刷走泥土，无论怎样，生产力开始下降。
　　灰色美洲虎的儿子兔子十八在8世纪初统治着科潘，那里的领土扩大到了100平方英里。为了记录下历史知炫耀科潘的辉煌，兔子十八下令修建了许多石雕和石刻壁画。可惜好景不长，这位国王战败后被邻国俘获，斩首示众。他的儿子灰色贝壳为了复国，和巴伦克国的一位公主成了亲。灰色贝壳也修了一个新的神庙金字塔，其造型很有自己的特点：72级台阶，每级50英尺宽，上面刻满了1250多幅图画，倾诉着科潘王国和她统治者的故事，这可是全美洲最长的石刻故事。不幸的是，该台阶于18世纪崩塌，现在只有几幅画还保持着原来的状态。碑文研究家们正竭尽全力地工作，想恢复这些图画的原始状态，他们把这项工作的难度比喻成解决世界上最大最难的拼板游戏。
　　宝兰色鹦鹉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叫雅克斯・潘克，他于公元763年登基。尽管他下令修建了许多纪念碑和祭坛，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强大的君主，但仍然无法挽救已走上颓势的科潘。人口过剩和庄稼欠收导致了食物的短缺，科潘人体质整体下降。科学家们分析研究了当地的骨骸，发现科潘后期人口中的90％都患有营养不良或其它病症。雅克斯・潘克死于820年，科潘的辉煌到此就结束了。考古学家有证据表明在以后3～4个世纪中，人们继续生活在这一河谷地区，但人口持续锐减，再没有修建新的石碑和祭坛等建筑。大约在公元1200年，除了少数一些农民和猎户外，科潘已无人居住，热带森林开始慢慢地、极为耐心地吞噬已开恳出来的河谷地区，用树林、树叶、枝蔓和杂草覆盖掉所有的石碑和庙宇。
　　科潘的衰败反映了玛雅文明的整体衰退。汰柯、巴伦克和其它的南部低地城市似乎大约在10世纪左右就被遗弃了，只是在北部的尤卡坦，玛雅文化继续在契晨・伊特萨、犹克斯莫、图拉和玛雅潘等城市繁荣，但是也未能持续到15世纪，当西班牙人于16世纪入侵时，玛雅文明已经衰败不堪，她的鼎盛时期已经是几个世纪以前的事了。古代的玛雅人相信时间的轮回，认为世界将灭亡于公元2012年，然而玛雅文化的辉煌却在几个世纪前就熄灭了。
　　历史学家们至今仍然弄不明白是什么力量终止了玛雅文明，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家罗伯特・L・仙诺的话来讲，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彻底全面的一次文化失落。”大多数的研究人员认为玛雅城市之间的战争，城市内部贵族之间的争斗，再加上由于旱、毁林和人口过剩所引起的经济和环境恶化导致了玛雅文化的全面崩溃，常年不息的战争的拖累，不断歉收的粮食，可能还加上农民的躁动不安，等级森严的玛雅社会终于不堪重负，趴下了。
　　研究人员今天仍然在致力于解释和完善玛雅文明消亡的原因。例如，在1995年，地质学家发现，有证据表明8世纪南部尤卡坦玛雅城市的衰落恰好与发生在那一地区的干旱相重合，那可是7000年一遇的特大灾害。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馆长吉瑞米・沙布诺夫却认为这次干旱仅是一连串事件中的一件：这些事件共同迫使玛雅人放弃了刚刚才达到峰巅时期的图拉和周围的其它城市。学者们一致认为“玛雅文化为什么崩溃？”和“玛雅文化是怎样崩溃的？”是当今玛雅研究中最引人入胜的两个题目。
　　我们知道我们对玛雅文明的了解来自3方面的信息。历史学家在各个国家档案馆里进行逐一的梳理，找出那些由狄亚哥・兰达和其他那些见证过玛雅文化后期衰亡的欧洲人所撰写的年鉴，它们常常是覆满灰尘，被世人所遗忘。考古学家对科潘以及其它废墟的神庙和金字塔进行挖掘，同时也研究农村村舍、交通系统、农业灌渠和农田等遗址，希望能找到有助于理解玛雅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东西；而碑文研究者则拼命致力于破译玛雅雕刻文字――这可是美洲土著文化唯一的文字。
　　要想破译这些文字绝非易事。玛雅人曾留下过几千本书或抄本，但能幸免于西班牙传教士的怒火和时间躏踊的仅仅有4本。几乎所有残存的玛雅文字，包括那些烧在瓷器上，刻在石碑、门楣和其它石质建筑上的都由雕刻下的文字和符号所构成。当年斯蒂芬斯凝视着这些神秘的符号，问道，“谁能读懂它们呢？”，但他还是相信，总有一天，总有人会破译这已经失传的文字。
　　第一批研究玛雅文字的碑文学家们把它当成象形文字来研究，每一个雕刻下的文字都代表一个物体、概念或数字。学者们首先试图破译玛雅人的数字系统，结果令人振奋：玛雅人是造诣很高的数学家，其数字系统里包括有零，其使用时间竟早于阿拉伯人好几个世纪。作为非常熟练的天文学家和计时专家，玛雅人相信时间是反复循环的。他们发明完善了详尽严密的日历来计算太阳历的季节和神的圣年。
　　到了20世纪中叶，研究人员们逐渐为玛雅人塑造出一个雏型：一个集数学家、天文学家和祭师为一身，井带有哲理性的民族，他们对于计算时间的流逝和观察星相特别地感兴趣。许多考古学家相信，那些正处于破译过程之中的玛雅雕刻文字肯定与历法、天文和宗教有关系。
　　俄国学者余里・罗索夫于本世纪50年代采用了一种全新的方式来研究玛雅文字，引起了玛雅碑文研究领域里的一场革命。罗索夫提出玛雅文字和古埃及、中国的文字一样，是象形文字和声音的联合体，换句后来讲，玛雅雕刻文字既代表一个整体概念，又有它的发音。在罗索夫突破性研究的启发下，碑文研究工作者地不惜余力开始给雕刻文字找配对的音标。他们利用了16世纪兰达所做的记录，这些记录在19世纪中叶又被重新发现，其中包含不少有关玛雅文字发音的信息。
　　另一位出生于俄国，现在美国工作的学者塔约娜・普罗斯科拉亚科夫在1960年有了另一个突破。在研究玛雅文字期间，她意识到许多文字中都含有固定的时间段，相隔大约56年到64年――这不是玛雅时期人的平均寿命吗？于是她做出结论，玛雅文字里写的不是宗教，而是历史；记录下来的是皇族人员的诞生、统治、死亡及其战争。人们第一次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玛雅文字，它记录的是栩栩如生的人的故事。古玛雅的历史突然间变得有了特定的意义，讲述了统治者和皇族生平的事迹，他们怎样被命名、他们的生日等等。
　　自罗索夫和普罗斯科拉亚科夫所取得的突破以来，科学家们已经破译了所有玛雅文字中的80％以上，对玛雅文化和社会有了一个新的认识。现在我们知道了古玛雅世界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统一王国，而是由许多相互对立的小国和城邦拼凑而成，多数时间它们都疲于相互征战而不是相互联合。这批咄咄逼人、穷兵黩武的城邦却有共同的宗教，在玛雅人的宇宙观中，人类社会十分危险地介于魔鬼的下层世界和神的上层世界之间，战战兢兢，随时可能遭受毁灭性力量的打击。为了不让这些毁灭性力量降临，他们诚惶诚恐，对神诚心侍奉，包括用牲口和人祭祀。于是出于宗教原因和胜利者力量的炫耀，战俘常常遭到杀戳。玛雅宗教仪式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血祭――祭祀者以一种极为痛苦的方式献出自己的鲜血，因为他们相信只有让神祗感到满意后宇宙才能运转得井然有序，有些雕像就塑造了国王和王后在自己身上放血时的情形。
　　当时，斯蒂芬斯和加瑟伍德眼中的科潘是许多被丛林覆盖的城市中第一个被发现的。对于当今世界了解玛雅文明，它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正是由于科潘的许多石碑和碑文为碑文研究者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丰富材料，他们才得以成功地破译玛雅文字，从而打开了玛雅政治和历史的卷宗。虽然说科潘的考古和探察工作已经进行了整整一个世纪，重要的发现仍然不断地出现。
　　1989年，一队洪都拉斯和美国的联合考古小组成功地在科潘发掘了第一座皇家陵墓。墓体掩藏在大金字塔的石阶梯之下，被埋葬者是个中年人，随葬品中是科潘有史以来所发现的最丰富的玉器装饰品和耳饰收藏品。墓里发现的彩陶和其它线索提示了被葬者的皇家身份，可能是国王灰色美洲虎的小儿子。1992年宾西法尼亚大学的考古队又在同一金字塔的中心部份发掘出另一座皇墓，被葬者可能是科潘6世纪时的一位国王。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2年宣布科潘为世界级文化遗产之一；这使联合国可以提供经费来保护废墟遗址免遭文物盗贼的荼毒和自然力量的侵害，同时能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经济援助。两年之后，洪都拉斯政府宣布科潘成立国家考古公园，并且筹备一个考古博物馆，于1996年对公众开放。虽说废墟遗址已发掘了许多，然而在未来的几十年里，考古学家和碑文研究人员仍有很多实地工作要做。一个世纪以前，斯蒂芬斯和加瑟伍德面对科潘的神秘赞叹不已；一个世纪以后，科潘仍然是一个谜，还有许多秘密等待人们去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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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查科峡谷（Chaco Canyon）印第安人的古老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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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8年，一位科罗拉多州的牛仔因寻找被风雪驱散的牛群，来
　　　　 到查科峡谷并发现该遗址，不料这一意外收获却揭开了北美古
　　　　 印第安人生活的秘密。

　　为什么历史的重复总是以悲剧开始？

　　　　　　　　　　　　　　　　　　　　　 一一哥德《浮士德》

　　19世纪40年代末期，美国政府打算在新墨西哥州的西北部实现两个目标：其一就是要降服那伐鹤印第安人。他们仍在自己部落的领土上抵抗着白人的定居；其二是想在那边崎岖的地表上找到并绘制出一条好的路线，以利于军队的运输，保证白人的定居和铁路的最终修通。
　　为了达到第一个目的，美国政府于1849年夏季派遣了一支由一个上校统帅的部队，从圣达非城出发。为了实现第二个目标，部队指令杰姆斯・亨非・曾参上尉随军出征。曾参是美国陆军地形测绘大队的成员，该测绘队由精锐干练的测绘家和地图绘制家组成，并在美国西部的开发探险中一直担当着领头人的角色。同曾参一起出征的还有弟兄两个，哥哥叫理查德・肯，弟弟叫理查德・尼德。兄弟俩都是绘画艺术家，他们的工作是帮助曾参绘图和作圆。
　　这支特遣部队从圣达非向西北进发，尾随那伐鹤印第安人，进入他们沿着查科河在峡谷里的藏身之地，并击败了他们。休整数天之后，部队挥师向西，进入了今天亚利桑那州东北部，准备攻击那伐鹤印第安人另一个重兵把守的据点。这一次，特遣队再塑辉煌。可是曾参和肯兄弟俩对这些交火并不怎么感兴趣，而是沉湎于周围的环境之中。他们分别在查科峡谷和且里峡谷的谷底和谷壁上发现己风化的，由巨大暗红色石头修成的建筑，它们和周围的环境色泽融为一体。随着这次出征，他们有了许多惊人的发现，完成了19世纪众多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中的一件――他们碰巧踏上了美国土著居民的古居地，今天的考古学家称这些土著居民为安纳沙兹人。
　　这些古居遗址不同于曾参上尉从前见过的任何东西，特别是查科峡谷里的遗址，对曾参来讲，简直就是一次令人震惊的发现。查科河水在贫瘠的沙岩质高原上冲凿出一条长达10英里的峡谷，沿着这条峡谷屹立着一连串村落的废墟遗址。大型的村落座落在谷底，其它的耸立在谷壁边上，高高地悬在谷底村落之上。每一个村落都是一个单一独立、向四周伸延的建筑，平顶、多层，少则十几间，多则上百间。
　　曾参和肯兄弟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来测量、绘制和勾画这些废墟遗址的草图。曾参本人对废墟遗址的石匠手艺特别感叹不已，许许多多砖形的石块整齐地拼接在了一起，就像“一件宝贵的镶嵌工艺品”，后来，有的科学家经过计算发现，仅是切措克托村（查科峡谷村落里的一个），就使用了5000万片经过打磨和切割的沙岩；这可能是在长达一个多世纪里各个阶段修建的结果。
　　曾参回到首都华盛顿后，向他的上司提交了一份有关这次随军旅行的报告。尽管其主要内容是关于他对路线的勘查和测绘，他还是提到了废墟遗址的事。他报告的一个版本于1852年发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人们对查科峡谷的兴趣。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勘察测绘的、找矿藏的和旅游的人蜂涌进入美国西南部，在今天我们称为“四角地带”的区域找到了散布在那里的类似废墟遗址（所谓的四角地带即指犹他、科罗拉多、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四州相交接的地带）。有的废墟遗址跟查科峡谷发现的一样，是独立式的村落；有的则是悬崖上的住宅，一个叠一个地修在岩檐之下；还有的就是天然或人工修造的洞穴。这些住宅规模小的就一间两间，大的就不得了，看上去当年似乎有成百上千人住在那里。
　　1874年，西部开拓地区摄像师威廉・亨利・杰克逊在科罗拉多州西南部旅行时，他打听到了附近一个叫伟达方山的地方有很不错的废墟遗址。他于是去了那里并摄下了一幢两层楼的住宅。方山的岩壁高800英尺，而住宅则立于崖顶小道突出的大石之上。1876年，当杰克逊把这张照片在费城的美利坚百年博览大会上展出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不过，当时美国人并不知道杰克逊和另一个更为壮观的悬崖式建筑群失之交臂，那住宅群其实相隔并不远，就在旁边的一条支谷里。
　　当时美国西南部最充满激情的探险家首推安托夫・班德利尔，一位中年的伊利诺斯银行家；秀丽壮观的风景和远古的文化遗址是他梦寐以求的东西。班德利尔于1880年得到美国考古协会的一笔资助金（这种协会的出现在当时可是一个崭新现象），得了这笔钱后，班德利尔去了新墨西哥州的圣达非，买了一头驴，开始了他的旅行。他花了18个月的时间交叉横贯于新墨西哥。然后径直去了南美洲，在那里一呆就是10年。他在新墨西哥访问了167座废墟遗址，其中最壮观的是由他的印第安向导胡安・约・蒙大亚带领着他去的。蒙大亚带着班德利尔从圣达非出发，跨过里约格兰特河，来到一个名叫里托佛利爵的峡谷（也称为豆溪）。班德利尔在这里巨大的悬崖下看见了一长排已濒于崩塌的住宅；住宅后面则是天然或人工的洞穴，显然是一个被遗弃城镇的一部份。今天，为了纪念安托夫・班德利尔，利托佛利爵峡谷已改称班德利尔国家考古纪念公园；班德利尔曾把此地称为“我所见到的最为壮观的东西。”
　　在废墟遗址发现过程中另一个值得一提的人是理查德・维士利尔，一个科罗拉多州的牧场主，他急于利用探察西南地区废墟的机会，为自己发一笔横财。1888年他因追寻被暴风雪驱散的牛群来到伟达方山这块高地之上。站在他从未到过的悬崖边，他透过飞舞的雪片，竭力向前，向下望去，所见之物着实让他吃了一惊。半英里以外，沙崖峡谷的那一边是一叠一垛的崖屋，静静的空无一人。这一大片建筑就是威廉・亨利・杰克逊14年前访问伟达方山失之交臂的废墟遗址。维士利尔和他的妹夫乘着天色还亮就下到谷底，再寻路向对面的悬崖城爬去。接着他俩一间屋一间屋地逛，随手拿走了那里的文物――那些静静躺在那里，600年来没人动过，甚至没人知晓的文物。
　　维士利尔和他的家人把这些废墟遗址当成赚钱的好机会。整整一个冬天他们都忙着去那里收集文物，开春即以3000美元的价在丹佛卖掉一批。到了1893年，维士利尔已经先后出售过4批，其中包括陶器、工具、绿松石珠子，甚至木乃伊。用今天的标准来看，这些滥发文物财的行为应该受到遣责，因为他们既不按科学的规律约束自己，同时对美国的土著传统文化麻木不仁，甚至称得上亵渎，这种做法是违法的，可是在维士利尔的时代却非常的普遍，当时许多博物馆都从这些文物滥发者手中买到价值连城的东西。
　　其实也不能全怪维士利尔，他的确也请求过史密索宁博物馆和哈佛大学的皮波蒂博物馆提供科学的指导，不过遭到了这两家的拒绝。在他早期滥发文物时，维士利尔仅从一位年轻的瑞士学者那里得到过一些少得可怜的指导。这位青年学者在1891年拜访了他，向他介绍了地层学这一概念――即土地表面层次与文物年代之间的关系。尽管维士利尔的做法可以称得上唯利是图，可他似乎对于废墟遗址以及他们的修建者还真有那么点兴趣。一些他提出的，有关于那些消失多年的印第安人的理论后来得到了学者们的支持。是维士利尔首先使用“安纳沙兹”这个名字来称呼伟达方山那些没留下名字的悬崖城修建者，这也包括四角地带发现的其它类似废墟遗址的修建者。“安纳沙兹”在那伐鹤语里意为“古居者”。今天，那伐鹤这个名字对于和那伐鹤没有姻缘的人来讲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因此，国家考古公园服务处已开始用“安纳沙兹”来称呼那些古村落里的居民了。
　　1895年，维士利尔将他的注意力转向查科峡谷。其时，他已经获得两家财团支持：一家是靠生产肥皂发了财的从纽约来的富裕家庭；另一家是美利坚自然历史博物馆。1896年，由这两家赞助的考察队在波尼托村落动土了，当时波尼托是查科保存得最好的村落之一。挖掘者找到了几十件陶器和几千个绿松石制品。之后他们又挖开了几处墓室，里面藏满了弓箭、珠宝手饰和其它物品。在季节结束之际，他们向美利坚自然历史博物馆运了整车安纳沙兹文物。
　　4年过去了，维士利尔和他的同伙将波尼托村落残存的190间屋子里的文物洗劫一空。科学家和政府官员担心像维士利尔这种毫无节制的业余做法会最终无可挽回地毁掉整个考古场地，于是于1900年下令停止维士利尔的挖掘。然而，其他的文物贩子仍然云集于这些场所，拿走陶罐及其它物品，而许多私人收藏家和美国、各洲的一些博物馆则甘心高价收购。1907年，美国联邦政府宣布查科峡谷为国家考古公园，自此后，那里的考古工作都是在批准的情况下进行的。至于维士利尔本人，他死得可并不光彩。1910年，在争夺一匹偷来的马时他被人抽枪打死，之后被埋在波尼托村落的一处安纳沙兹墓地里。
　　自从曾参上尉第一次在查科峡谷出乎意外地发现了古印第安人村落以来，对于维士利尔称之为安纳沙兹的古居修建者，我们已经了解了许多。考古学家们现在认为大约在公元200年时安纳沙兹文化就开始出现在四角地带崎岖的高地沙漠里，早期的安纳沙兹人居住在地屋，即修筑在谷底浅平石坑里，周围和屋顶用圆木搭成的屋子里。因为他们能编制非常结实和实用的篮子来贮存食物，考古学家称早期安纳沙兹人为编篮人。他们穿着用植物纤维编制的围裙，系着腰带，脚蹬拖鞋；冬天里则披着斗蓬和兔毛毡子。
　　公元600年左右，安纳沙兹文化的编篮人时期让位于村落时期，这时人们已经掌握了制陶技术，最终发展成为具有独特安纳沙兹风格的陶器――一种由白色粘土制成，上面画着黑色的人物和动物，甚至极为复杂的几何图像的陶制器皿。与此同时，安纳沙兹人搬出了地屋，住进了用石块或烧成的砖坯制成的地面建筑。但是这种新的部落群体里仍然保留着像老地屋一样的地下室，而且似乎也不是作为寝室。大多数的科学家称之为坑屋，其名称沿用于今天西南部的印第安人用来祈祷和聚会的地下室。一个安纳沙兹村落至少得有一个坑屋，下坑屋时得借助于梯子。考古学家们相信，对于安纳沙兹人来讲，坑屋是阳间和阴间，特别是和祖先灵魂相沟通联系的地方。
　　大约在公元1000年，安纳沙兹文化进入了自己的繁荣期――大厦时期。在此期间，大量的悬崖和峡谷村落建成了。在四角地带25万平方英里的广袤土地上，安纳沙兹人建立了数以10万计的村落群，光是在新墨西哥州，考古学家已经查明证实的废墟遗址就有2.2万处。安纳沙兹村落群有三大分支：科罗拉多州的伟达方山地区，亚利桑那州东北部的加引塔地区和新墨西哥州的查科峡谷区。当然，首推查科峡谷区的村落遗址最有名气，我们今天对安纳沙兹人的了解大多出于此地，它不仅是最大的安纳沙兹村落群，也是美国最大的考古废墟遗址。
　　查科峡谷拥有13座大厦，或称之为13个村落，它们当中最宏大的首推波尼托。每个村落拥有相当数量的坑屋，仅在波尼托一处，考古学家就找到了32个。查科峡谷地区较小的文物遗址至少还有2400多个，从几千年前猎户簧火遗迹到近期延伸的安纳沙兹峡谷村落和崖屋，多不其数。
　　波尼托村落的修建前后大约持续了200年左右，在曾参上尉1849年发现它的时候，它已经部份崩塌了，但从现存的废墟上考古学家们也能勾画出它当初极盛时期的模样：以做祈祷的坑屋为中心，不少于800间的屋子一一顺展开排成一个半圆形，有的地方高达4层。屋子与屋子基本相似，16英尺长，13英尺宽。上楼需借助木梯或通过楼层间留下的洞口。平展的屋顶是集体活动的场所，或用作纺纱织布的场所，或当作晒粮和贮粮的地方。尽管有的屋里顺着墙修了些固定的凳子和储具，那里的古居民很少使用家俱，整个村落就只发现了一根木凳。人们大概是睡在编织的席上或毛毡之上的。村落下层的大型贮藏室是部落的食物供应站。木梁支撑着村落的地板和屋顶，一间屋子大约需要40根，全是独根的杉树或松树。科学家估计查科峡谷地区的村落群大概用了近25万根本料。要把这些树木从40英里外的森林搬来，这需要费多大的劲，需要何等的合作精神啊！由于峡谷地区干燥的气候，许多木料至今还保存完好。
　　波尼托村落的木梁还帮助现代考古学家解决了确定废墟遗址年代这一既紧迫又棘手的问题。在20世纪初，考古学家就提出“这些村落究竟存在了多久的问题”。天文学和树年化学相结合的方法意外地解决了这一个问题。安德鲁・E・道格拉斯是亚利桑那州大学的天文学家，对太阳黑子的运动，即太阳表面每11年循环发生的运动有极大的兴趣。他好奇地认为太阳黑子的运动可能会影响地球的气候，并推说通过检查树木的年轮就可以证实他的猜想是否正确。树的年轮每年增加一圈，年轮能反映某种气候条件这一说法已为大家所接受。宽的年轮体现了丰沛的雨水和迅速的生长，而窄年轮体现了雨水的不足和缓慢的生长。道格拉斯认为亚利桑那州活树的年轮能反映那一地区历史的降雨量，可能会符合太阳黑子11年一轮回的活动周期。
　　当道格拉斯一根根地检验着从越来越长树龄的树上取下的标本时，他逐步建立起了过去几百年以来以树轮为基础的树轮年代学。1923年，他开始检验波尼托部落木梁的年轮。道格拉斯耐心细致地比较树年轮的排列形式；如果有两组标本重合，他将近期标本和过去的标本从时间的角度连接起来，最终，他成功地将年轮学的比较记录扩展到了近2000年以前。标志着他成功地创建了树轮年代学――使用树的年轮来确定考古文物和废墟遗址的年代――这一门新的学科。例如，使用道格拉斯的方法，科学家们可以确定波尼托村落某一根本梁来自于一棵特定的树――它开始生长于1237年，砍倒于1380年。树轮年代学被证明特别适用于美国西南部的考古工作，因为那里的干燥气候使木头保存得特别完好。
　　树轮年代学的一个旁支是树轮气候学，即研究树木和气候之间关系的学科。树轮气候学通过检查树木的年轮可以使科学家们追踪过去某一段时期内气候和天气的变化。除此之外，与中东佩特拉废墟的发现相同，美国东南部那些被北美鼠粪堆覆盖起来的植物也为科学家了解古气候条件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在树木年轮和北美鼠粪的帮助下，研究人员对安纳沙兹文化繁荣的那几个世纪里四角地带的气候条件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
　　像大多数安纳沙兹村落群那样，查科峡谷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特点就是自然条件恶劣：冬干冷，夏酷热，绝大多数的时间里干燥无水。在这样恶劣的自然条件下要想繁荣昌盛，安纳沙兹人必须尽最大努力去利用仅有的自然资源。为了驾驭极无规律的降雨和水量不稳定的河流，他们修建蓄水池来蓄水，修筑简单堤坝来拦河水进池。他们挖沟引水灌溉玉米、大豆和地瓜，这些是他们每日的主要食物，还得辅以从山上捕来的鹿子、羚羊、兔子和岩羊。尽管如此，生活条件也只能说是勉勉强强。村落遗址屋顶上的木梁的年轮显示查科峡谷曾经历过许多年的干旱；在此期间，他们只能靠过去的粮食贮存和周边其他部落的周济勉强支撑。
　　对查科村落遗址有深刻印象的科研工作者们过去曾习惯地把那里的村落称为“史前的公寓建筑”，并估计峡谷的人口为10万或者更多。但是，随着考古研究的深入，考古学家们开始意识到从前的认识有一定的不妥之处。粮食、饮水和柴火资源显然不足以长期支撑10万人口。还有，村落里的许多屋子看上去并不像长时间地住过人。有些专家现在确信查科村落群不是一个城市，而是一个举行仪式的中心。查科峡谷的长住人口大概不过几千人，然而所有的安纳沙兹人会定期地赶来参加集会；这个集会可能是宗教祭祀和群众性庙会的结合体。
　　祭祀性的集会大约和季节的变化有关。安纳沙兹人热衷于观察日月星辰，它们在天空中的明显移动和位置改变常常能控制栽种和收获这样一类重大的活动。安纳沙兹建筑的某些特点反映了他们的天文知识。举例说，查科村落群中的一个――加沙锐柯拉达村的大坑屋的人口正对着北方星空的中心，似乎所有的星座都绕着这一中心点在运行。再比如说，几个村落的窗户似乎起着太阳历的作用――在太阳历的重要日子里，如冬至和夏至（一年之中最短和最长的一天）到来时，阳光就会直接穿射进这些窗户。
　　一条能帮助我们理解查科峡谷在祭祀方面具有重大意义的线索是向峡谷汇集的史前小路网。从平地上几乎看不见这些网络。它们是先由本世纪的飞行员从空中发现，再由现代的卫星扫描技术绘制下来的，小路网由峡谷向四方八面幅射；和多数印第安人的小路不一样，这些路并不绕着山和路障转，而是笔直地伸向远方。许多人类学家相信这些路是通神的“高速公路”，作为宗教的标志，为祭祀提供服务，这些路大概也起着公共设施方面的作用，为商业和交通提供了方便。
　　查科峡谷里找到的某些文物显示，那里的居民在四通八达的印第安商业网中发挥了作用。这里找到了伟达方城出产的陶器，说明居民们和其他的安纳沙兹部落有过交往。查科村落的古居民还和更远的地方有过商品上的往来：考古学家已经在废墟间找到了太平洋海岸来的贝壳，墨西哥的鹦鹉羽毛和黄铜制小钟。查科居民大概用绿松石珠子来交换上述的物品；在查科柯废墟遗址上，前后大概发掘出50万左右的绿松石珠子。
　　安纳沙兹人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因此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明白他们为什么会放弃花费如此大功夫才建成的村落和崖屋。科学家没有找到任何战争和瘟疫的痕迹，但是查科树木的年轮却告诉我们在一段时间的降雨之后，查科峡谷遭受了长期的旱灾困扰：从1050年到1130年，这里年年都享受充沛的雨量。然后干旱降临了；发生于12世纪和13世纪的一系列旱灾使得那里居民的生计越来越难以维持，大约到了1200年，查科人砍光了那一地区所有的树木。这次毁林不仅使他们宝贵的农田迅速地沙化，而且也可能间接地导致了干旱的恶化。
　　粮食和水源的短缺让如此庞大的村落群的生存出现了危机。到了1300年，查科峡谷的村落群里已经没人居住了。今天的研究者们相信那些居民离开了村落，分散住进了小型化的家庭和四角地区其它的部落里，有一部分查科人大概移民去了里托佛利爵。在班德利尔国家考古纪念公园工作的考古学家们己确定，那里村落里的居民在查科峡谷村落群被放弃之后，仍然生活了一个多世纪，可能是因为那里的气候稍微潮湿了一点，那里的火山灰多少能保存一点水份。考古学家们还发现当年住在今天班德利尔境内的居民和查科人的文化有相当紧密的联系。
　　在缺粮缺水的恶劣环境下，查科峡谷并非是唯一遗弃了的村落。整个四角地区都遭受了干旱的打击，在大多数的安纳沙兹村落群里，松脆沙化的土壤再也支持不了芸芸众生。在查科人遗弃他们的村落的同时，伟达方城和周围几乎全部的安纳沙兹部落都做了同样的事。虽然安纳沙兹人离开了他们的“大厦”，但是他们并没有从此就从地球上消失了，他们移民去了里约格兰特河谷，他们的后裔，今天的朱比和河比部落正在那里繁衍生活。从他们的建筑风格，传统的农田耕作技术和宗教信仰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当代的印第安人仍然保留了安纳沙兹文化里许多宝贵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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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吴哥（Angkor）捕蝶人的伟大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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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希望在自然学上有所作为的捕蝶人，却意外将其大名留在
　　　　 了考古史上――亨利・英哈特。今天的人们仍将感谢他：1860
　　　　 年1月在柬埔寨西部丛林中度过的三个星期。

　　我担心吴哥再次被大自然回收，回归丛林。

　　　　　　　　　　　　　　　　　　　――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

　　亨利・英哈特喜欢旅游。1826年，他生于法国；18岁时到俄国，在那里呆了10年。他教授法语，尽其所能，游历这个国家，并努力钻研摄影术――当时的一门新兴艺术。之后两年，与兄弟一道游历西欧，然后两人都娶了英国姑娘为妻，定居在泽西岛，该岛位于英格兰与法国之间的一道海峡上。
　　在泽西岛，亨利致力于自然史研究。自然史是动物学、植物学，地质学的总称。他阅读了大量描写边远地方的书籍。这些书使他患上了“漫游癖”，因而决定了他的再次离家远游。就在这个时候，他无意中读到一本关于暹罗的书。暹罗是东南亚的一个国家，现在叫泰国。亨利立刻下定决心走访东南亚地区。1858年10月，他到达曼谷――暹罗首都。之后的3年里，他在暹罗、柬埔寨，老挝考察井搜集集动、植物标本；但今天最值得人们记住他的一段日子还是：1860年1月中的3个星期。
　　此时，亨利正在马德望――柬埔寨西部的一个城市里，该城位于浓密的大森林中，地处地势低洼的平原。享利听说往东涉过洞里萨湖（即金边湖）有一处石建筑物遗址，于是，他便在一位附近法国传教站的罗马天主教牧师帮助下，乘坐小木舟穿过洞里萨湖。亨利之后这样回忆道：沿着一条风沙飞扬的小路，穿过了一片浓密森林，他在向导的带领下，在幽暗的丛林里穿行了许久。路的两旁尽是岩石和低丘，长满苔藓、布满青藤，在古树丛林笼罩下，显得十分阴森。
　　突然，在他的前方出现了一道长长的石台，还有楼梯通向台面。他立即意识到，先前误以为是热带丛林下的岩石小丘的原来是一群建筑物和石雕塑像，只不过已被树根侵蚀而分成许多小块。在这片石建筑物遗址中，他走了数小时，攀登石梯，最后发现自己已经在一条高高的道路上。这就是用巨石筑堤、碎石铺面的罗马式古道。这条古道跨过宽宽壕沟，通向一群修长而尖细的高塔；高塔冒出长柱围墙许多。远远望去，亨利可看见破旧群塔上雕刻着的优美图案。在亨利眼里，热带丛林中的这片废墟是多么壮观！他这样回忆道：“如此迷人的景象一下子浮现在我眼前，我忘记了旅途的疲劳，内心充满敬慕与喜悦之情，犹如荒凉沙漠中突然见到一片绿洲。”亨利意识到，他已经到了被称为吴哥的古城；也就是说，到了这片大地的“中心”；用柬埔寨的高棉语来讲，就是到了“首都”。他所凝望着的是一座称为吴哥寺的庙宇，该寺位于古都吴哥之南，是世界闻名的宗教建筑群。
　　在3周时间里，亨利对吴哥寺进行了考察并绘制了草图；此外，还对附近其他一些布满树藤的废墟也进行了考察并绘制略图，包括吴哥殿――一座设有围墙的宫殿。他对这些遗址的规模叹为观止。关于吴哥寺，他写道：“吴哥寺留给一位观光者的印象，远远不只是雄伟建筑群的威严和匀称；更使观光者敬慕的是它的巨大规模和无数的建筑石块。仅仅这座寺庙，石柱多达1532条。你能推测出当时需要什么样的运载工具？需要多少名民工？何况这些石块还是从30英里之外的大山中开掘出来，并运到这里来的！”
　　尤其使他感到震惊的是：这些石块嵌合得如此十全十美，没有用任何灰泥粘合！遗憾的是现在，许多已经裂缝，有些甚至动摇了。这是树藤、树根的蔓延滋生造成的；漫长岁月，就是巨大石块也会移动啊！
　　像许多后来的观光者一样，亨利为这片遗址的荒凄凉而愁绪满怀，他陷入忧郁的沉思。他写道：“现在这片地区是那么孤寂，荒凉；而从前的它，一定是充满着生气和欢笑。现在能打破这片孤独气氛的只能是野兽的嚎叫和孤雁的凄鸣。”
　　人是如此经不起时间的磨硕，这是多么悲哀的事情啊！多少世纪过去了，多少代人过去了；而关于他们，历史又能告诉我们多少东西！艺术宝藏长眠在这样的废墟之下！卓越、威严的人们――艺术家，君主，武士――他们的大名又能留存多久！现在，还是被忘得干干净净！一样长眠在厚厚的泥土下，深埋在片片孤坟野冢中！
　　亨利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古都吴哥，再次踏上旅程。他沿路采集昆虫，特别是蝴蝶。他希望他的收集会对自然史作出巨大贡献。但是令这位自然学家感到悲痛和绝望的是：载着他采集的珍贵标本的船不幸沉人大海！他在文章中哀叹道：“我可怜的蝴蝶啊！还有其他昆虫！它们花了我多少精力，多少艰辛，多少岁月才采集到，然而现在却永远不见了！你可知道，其中有不少罕见、珍贵的品种啊！呜呼！我永远也不可能得到它们了！”
　　亨利毕竟是一位有毅力的科学家。他没有再沮丧气馁。在曼谷作了短暂停留，便又向老挝的湄公河进发了。在那里，他期待采集到新的。更好的昆虫标本。不过离开琅勃拉邦后不久，亨利就病倒了，他患了回归热，并于1861年11月10日去世，他的仆人安葬了他，并把他的资料和标本带回到曼谷。亨利的随身物品也从那里运到他兄弟家。1863年，亨利的所见所闻以法文由他兄弟发表；1864年，又相继出现英文版。
　　亨利并不是第一位注视到吴哥古都的外来人。实际上，历史学家迈克尔・史密斯，在对亨利见闻1989年版作序时指出：古都吴哥不像传奇中所说的那样被人们所遗忘，早在1550年，一位葡萄牙历史学家在描述柬埔寨时就曾提到过它，此事在葡萄牙殖民地档案中有过记载。在16、17世纪出版的几本西班牙书籍中也提到过古都吴哥。当时西班牙在亚洲的部分地区实行殖民统治。1819年，一位法国学者发表了一篇描述古都吴哥的译稿，由一位在那里住了多年的中国外交官周达观于13世纪所写。此外，19世纪50年代的欧洲出版物中，也出现过几处有关这些遗址的描述。
　　古都吴哥的发现，即使不能归功亨利，我们也应肯定他在提醒人们关注这座古城上比其他任何人所做出的的贡献更多。他的书，不但包含对古都吴哥最详细的描述，而且包含大量精美的遗址插图。这些插图是根据他绘制的略图制成的。亨利的著作比早期有关作品受到了更广泛的欢迎。它刺激了欧洲人和美洲人前往这些古都遗址观光旅游。
　　所有观光者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准建造了古都吴哥？亨利写道：“观赏这些遗址的人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如此文明开化、如此有教养的强大民族，现在情况怎么样了？这些大得惊人的艺术建筑群的修造者，现在怎么样？一位17世纪西班牙年史编纂家这样暗示：古都吴哥是由亚历山大大帝建造，或是由古罗马帝国皇帝图拉真建造；但是，无论是古希腊史还是古罗马史部未见过此类记载。”
　　亨利认为，这些遗址的若干方面看起来颇具埃及特色，他认为，这些遗址并非为柬埔寨的先民高棉人所建。他本人也未曾见过这些高棉人。每当他问一个柬埔寨人关于古都吴哥的起源时，他得到的回答都是：巨人建造的，上帝建造的，传奇中的麻风病国工建造的，或古都吴哥自己建造的。
　　古都吴哥的系统研究始于1898年。当时的法国人把柬埔寨作为他们的保护国，因而建立了一个研究机构来监督遗址的开掘。研究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怎样保存这些遗址，而不是按传统方法来进行考古，如果考古学家们要解开古都吴哥之谜，他们首先得努力将它保存下来，不让它从地球上消失。
　　古都吴哥遗址不同于沙漠上的遗址，后者可以在气候干燥的荒漠上保存数世纪不变。而吴哥遗址正遭受着风雨侵蚀以及热带丛林的盘根错节将其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威胁。一位法国海军军官、作家皮埃尔・洛蒂在参观了该遗址后说了这番后：“无花果树是古都吴哥现今的统治者，无论在宫殿上面、还是在寺庙上面，都可以看到无花果树在慢慢地撬出裂纹；到处可以见到这样的树木伸延它们光滑的嫩枝，形成一簇簇园顶的叶伞”。文物保护专家们已着着研制出一些方法来清除这些树枝，拯救濒临崩溃的宫殿和寺庙。他们首先砍掉那些树枝树根，因为它们会把古老建筑物吞没。当时，除了最高殿顶外，整个殿内建筑、走廊过道，无一能幸免。
　　与此同时，考古学家们还在研究那些雕刻装饰物和碑铭题字，这在古部吴哥的墙上比比皆是。通过这种研究古都吴哥的历史就会从神话虚幻世界中浮现出来。尽管有几个高深莫测的理论将古都吴哥与中美地区的玛雅遗址联系了起来；但是，很快可以证明的是：古都吴哥的建造者不是别人，而正是高棉人；他们是柬埔寨现代居民的祖先。研究结论将是：古都吴哥是无与伦比的高棉文明的伟大创举。
　　高棉人的进步可以追溯到大约公元1世纪。那时，一个叫做富南的王国在今天的柬埔寨兴起。在东南亚地区。它可算得上是一大强国，其强国地位一直持续到公元550年。该王国的许多文化特征是从印度传来的，可见它与周边国家应有着密切的贸易关系。特别是印度教和佛教在该王国扎根很深。这个国家的人用砖石建造寺庙。寺庙分为几层，庙顶尖而细。这种建筑风格与印度的宗教建筑十分相似。
　　高棉人居住在该王国领土的北部一个叫郑那的地区。公元6世纪时，郑那推翻了富南；高棉人成了称为“柬埔加”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也就是现在的束埔寨）。高棉的和富南人一样，与印度有着许多联系。他们使用印度的梵文；他们崇拜与印度教相关的众神；他们建造寺庙，其塔尖直冲云霄，就像印度的寺庙一样，象征着高山的印度教神――湿婆神――神圣不可侵犯，按印度教教义，湿婆神代表着一种既能创造字庙又能摧毁宇宙的力量。
　　公元9世纪初，一位名叫阎那跋摩一世的强大的高棉国王将结束了该地区的分裂状态，建立了统一的高棉帝国，并控制东南亚地区，长达数个世纪之久，该国王统治期内所建寺庙和其他建筑的遗址都可在古都吴哥附近见到；但直到雅苏跋摩一世（公元889～1050年）时，吴哥才成为高棉的首都，古都吴哥的黄金时期是公元11～12世纪。苏那跋摩一世国王（在位时期为1011年～1050年）建造了吴哥殿这样的皇宫。100年后，苏那跋摩二世国王（在位时期为1113年～1150年）建造了吴哥寺，这是高棉寺庙中最大、最雄伟的一座。
　　最后一位建造高棉寺庙的国王是阎那跋摩七世（在位时期为1181年～1220年），他重建吴哥殿，在宫殿四周增添了护城河，该国王在城墙外建造了3个大型寺庙群，在全国范围内还修建了数百个寺庙、修道院、医院，以及徒步旅行者的驿站，然而，他最突出的成就是建造了古都吴哥的第二大寺庙――贝雍，座落在吴哥殿的中央。
　　在阎那跋摩七世国王登基时，佛教已经取代了印度教，成为高棉统治者的宗教。是作为佛教寺院而修建的。大约在同一时期，许多早期印度教寺庙也转变成了佛教圣堂因为这个缘故，古都吴哥的雕刻和塑像既反映了印度教的特色，又反映了佛教的特色，例如，吴哥寺的系列大型墙雕描绘了印度教神话中的一个片断――守护神毗瑟正在搅拌宇宙“银河”来制造地球，正如一个人在搅拌牛奶制作奶油一样。但是，这个100年后修建的寺庙，却用了佛教画像来进行装饰。
　　建造古都吴哥的宫殿和寺庙的费用，加上连绵不断对抗来自东、北、西面敌对国家的军事入侵的开支，高棉帝国的实力遭到了大大削弱，使这个帝国进入了衰退期，1431年，在该国西面的泰王国，占领了高棉西部各省，包括古都吴哥。高棉人逃离吴哥，带着大部分财宝，来到150英里之外的百囊奔（即金边），建立了新首都（直到今天仍是柬埔寨的首都）。作为战胜者的泰国人在吴哥进行了大肆抢劫，掠走了所有贵重物品，然后离开了吴哥。
　　岁月流逝，大雨倾盆，古都吴哥的雕刻塑像早已面目全非；鸟儿播撒的种子，在屋顶和院墙上生根发芽，古都吴哥渐渐变得衰老，渐渐被世人遗忘。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亨利来了！他唤醒了人们对古都吴哥的记忆和关注。法国人成了这座古城的守护者，他们清除热带雨林植物的缠绕，准确定位了这座古城；他们发现古都吴哥比亨利所想象的规模要大得多。
　　吴哥遗址占地124平方英里。在遗址区，有历史遗迹数百个。包括小型的神坛和大型的寺庙和宫殿。多数建筑的设计都基于一种象征，那就是对高棉人有着巨大影响的坛场――曼荼罗。
　　曼荼罗既具印度教特色，又具佛教特色，常出现在亚洲壁挂或圣画中，它是宇宙的象征，反映了宇宙的本质，即信仰宇宙的整体组合形式，世间有数百种不同的曼荼罗，但所有曼荼罗都代表着神圣的山水。在这山水之中央，通常有一个方形广场，有4道大门或出入口；在广场正中是佛像――另一个造物主的神位，即神圣的儿这座山就是“梅鲁”，不论是印度教信徒还是佛教信徒都认为这神圣的地方就是地球的中心。
　　像印度或亚洲其他地区的许多寺庙一样，古都吴哥的高棉神圣建筑物都是以三维曼荼罗形式建造的。它们被包围在一个方形庭院中，有4道大门或出入口，在每一座寺庙中心，有一个最高。最神圣的地方，那就是象征神话中的圣山，和高棉人在人间所拥有权力的圣塔。高棉人相信，把寺庙和宫殿建成曼荼罗形式，就能使他们在帝国和神权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
　　吴哥古都是高棉帝国的心脏；吴哥的心脏又是称为吴哥殿的，一个面积为6平方英里的、有墙包围起来的帝国宫殿城。在吴哥殿的中心，阎那跋摩七世建造了这座称为贝雍的寺庙。
　　贝雍是一组廊院式建筑。致密的石质建筑向上逐渐变细、形成尖顶。1928年，一位法国文物保护家把它比作“人用手塑造和雕刻出的一座山峰”。其中部分建筑极富特色，比如玄关，不通向任何地方，壁上的雕饰物亦人所未见；这些特色揭示了：建筑设计方案在寺庙修建过程中，可能变动过多次。
　　贝雍最显著的特色体现在它的外观上。这个寺庙建筑群有许多高大的石塔，从塔尖凝视四方的是巨大的雕刻面孔，嘴唇卷曲，微带笑容，共有26张。皮埃尔・洛蒂发现，这些面孔会使人感到不安。他这样叙述道：“当抬头遥望那些淹没在翠绿丛中的石塔时，突然感到一阵战栗。我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这恐惧从头的上方直扑下来，伴着一阵痴呆狂笑。继之出现的是3张笑脸，接着5张、10张……啊！真是四处都浮现着这类型的脸孔！此时的我，已经意识到：我已被来自四方的面孔所散射出来的寒光所征服，我不寒而栗！”
　　在阎那跋摩七世国王命令建造贝雍之前，佛教已成为高棉人主教。在贝雍上的脸面被认为是代表着佛――也就是国王吧！国王认定自己与佛同身。大型佛雕在贝雍的中心区被发掘出来；当初它可能就盖在阎那跋摩七世的墓穴上。许许多多的雕刻镶饰板装饰着Rayon的围墙，没有那些面孔恐怖，但能提供更多有关过去线索的。许多这样的雕饰画具有浓郁的宗教神话色彩，比如神与妖魔的战斗，但是，也有一些体现高棉人历史，还有一些描述普通人的比如渔夫和石匠的生活。
　　吴哥殿的南面有吴哥寺，被护城河围绕。该寺庙占地约1平方英里，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石建筑物遗址和世界上最大的宗教神堂。高棉历史告诉我们，这座寺庙花了整整37年时间建成。建筑所用的数以百万计的砂岩石块，是用木筏从25英里之外的采石场运来的。
　　像吴哥殿一样，吴哥寺的设计也是按照曼荼罗墙围广场的模式。方形广场的4个角上，各有1座石塔；在中央，屹立着1座更高的石塔（200英尺）。这5座塔象征着山的5座山峰，该寺庙上的雕刻描述了守护神毗瑟搅拌“银河”的情景，以及《摩呵婆罗多》和《罗摩衍那》这两部古代印度教梵文叙事诗中的画面，吴哥寺原来是专为守护神毗瑟修建的。后来转变成为佛教寺庙时，这位居中的守护神像被一尊佛像代替。其他寺庙分散在吴哥殿和吴哥寺的中间或其周围。其中有Taprohm寺，该寺庙是献给阎那跋摩七世国王的母亲而兴建的。根据碑文，该庙曾一度住着5000多位牧师、舞蹈家以及其他官员。他们都是专程来到这里和追忆这位国王的母亲的。这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寺庙，塑像前面供奉着数以千计的钻石、珍珠和其他宝石、大量的金银、以及2000多件雅洁的服饰。然而，所有这些豪华供品在很早以前就不翼而飞了。是法国文物保护者Taprohm寺完好无损保存下来。无花果树和木棉树早已布满这座石建筑，文物保护者只有先除去树木，才能使寺庙完全摆脱它们的侵扰，所以，在文物保护工程起步时，他们就以这些树根，树藤、火蚁对此寺庙的威胁为例，说明这座珍贵遗址目前所处的困境。
　　古都吴哥的最大特征是：它有两个长方形人工湖。此湖称为Taprohm寺，位于吴哥殿两边。西边这个湖，宽1英里多，长近5英里；东边这个湖，稍微小一点。考古学家们过去认为，这两个湖最初是采石场。工人们从这里采伐基石建造吴哥古都，修筑整个高棉的公路。然而今天，这两个湖已成为水库，可能象征着围绕着梅鲁山的，具有神话色彩的湖泊。
　　“水”是古都吴哥生活的一大特色，在这座城的建筑设计上起了重要作用。寺庙周围有护城河与水池，不是用于保护，而是用来辉映寺庙，通过寺庙的水中倒影使它显得更加雄伟、圣洁，在水道上，有精巧的灌溉网络将附近河水汇集到湖中，然后分流到吴哥整个地区。后来，灌溉渠被堵塞，一些池子和水库干枯；然而，在古都吴哥的辉煌岁月里，这样的水利工程使多达100万居民受益菲浅。设计精巧的水利网络给高棉人带来1年2～3次的水稻丰收。
　　现代社会对古都吴哥施加的压力，与过去数世纪对古都的忽视所造成后果相比，一样严重。柬埔寨1953年取得独立后，法国文物保护工作者仍负责着对古都吴哥的保护与研究工作。吴哥成了旅游胜地，豪华宾馆比比皆是。但在1970年，柬埔寨陷于内战，旅游业停止，外国文物保护工作者不得不离开这个国家。1979年，越南军队入侵柬埔寨，一直控制柬埔寨长达10年之久。
　　70年代和80年代，吴哥城区一直是各派力量交战的地方。传至外界的消息说，枪炮、手榴弹、野蛮破坏文物者，正大肆践踏着珍贵的文化遗址。越过边境进入泰国的难民是这样描述那些毫无戒备的遗址是怎样遭到大规模抢劫的：“塑像的头被砍去，雕刻墙板被锯走；然后被走私者拿到黑市上出售；这样珍贵的文物最后落到肆无忌惮的私人收藏者手中并流落到海外。”
　　1986年，越南人让印度一支文物保护队回到古都吴哥。这些人开始用化学药品清扫遗址上的地衣苔藓，然后用乙烯树脂化合物涂抹在遗址文物表面，试图阻止它们再生长。这样的作法在全世界文物保护者中引起一场大争论，其中一部分人认为：印度人的这种作法是在帮倒忙，得少失多！
　　1989年，越南人撤离柬埔寨，联合国开始协调柬埔寨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建立联合政府。90年代初，这个国家恢复了一定的秩序。许多国家的考古学家，文物保护工作者、旅游者又开始涌人古都吴哥，他们发现，虽然战争与战争中肆意破坏文物的暴行给古都吴哥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例如雕塑被子弹打得粉碎，塑像上涂满油漆等；但是战争停止后，丝毫未减的文物掠夺风，给古都吴哥带来的破坏更加严重。
　　人类学家拉塞尔・锡俄康在1993年参观古都吴哥后，哀叹道：“文物盗窃者对古都吴哥的掠夺真是太残忍了！可以说，几乎没有剩下什么了！”当时，联合国作了这样的估计：吴哥文物被盗的频度是一天一件。美国考古学家查理德・英格哈特报道说：“古都吴哥的文物盗窃者先是拿文物照片给买主看；然后，回到泰国，让买主挑选他所子的文物。我曾在一座寺庙，无意中听到一些泰国商人正在与一些买主在文物价格上讨价还价。”一个冒险盗窃文物的团伙曾拿着手榴弹和掷弹筒冲进考古学家的文物存放室，抢走了22件石器文物。
　　1993年，来自30个国家的代表会聚日本东京，讨论如何帮助柬埔寨保护好古代高棉文化遗产。尽管古都吴哥再一次成为旅游观光的热点，但文物盗劫事件频频发生。文物保护工作者与“时间”赛跑，与盗窃者的贪欲抗争。1860年亨利所写的这段话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古都吴哥今天的危险处境：“不幸的是，战争留下的创伤，岁月风霜的折磨，使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饱受煎熬，而无情的岁月更是肆无忌惮地在它脸上刻下道道伤痕。破坏在进行，崩溃在迫近；虽然它仍在众多的遗址中矗立，是那么富丽！那么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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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特洛伊（Troy）考古史上的永恒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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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里曼和特洛伊城的故事，是考古史上伟大传奇中最为动人心
　　　　 弦的一个，曾有史学家评价：特洛伊城的发现，其意义和价值
　　　　 并不逊色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

　　没想到我会亲眼目睹荷马笔下的这座不朽城市。

　　　　　　　　　　　　　　　　　　　　　　――亨利・谢里曼

　　19世纪末，考古学正式作为一门学科展现在世人面前。在欧洲、亚洲、非洲、南北美洲，古物研究家们着手对古老的文化遗址进行考察；而急于寻宝的人们将更多的地下城市、家族墓穴翻了出来。虽然考古学家出土了不少有巨大艺术和历史价值的文物，但是在他们中间，没有任何人真正找到大多数人称之为“宝藏”的东西。堆满黄金的埃及图坦卡门墓的发现，也是后来几年的事。在这之前，没有任何考古学家发现过这样多的黄金。然而，在1873年5月，考古学家们突然深深感到一种闪闪发光的寻宝魅力的冲击：亨利・谢里曼，这位德国考古学家，发现了古城特洛伊遗址上所埋藏的无法估价的大量黄金。
　　从此，谢里曼和特洛伊的故事便成了考古学伟大传奇中的一个，故事的内容动人心弦！谢里曼，热情奔放，自修考古学，凭个人奋斗从困境中崛起。他对自己的理想坚信不移，即使学术界告诉他是错的，他深信古希腊吟游盲诗人笔下的古老史诗里蕴藏着寻宝线索；而且他坚信，虽然宝藏深埋，但为了科学，他必须拼命将它掘出。当然，家喻户晓的传奇故事也不能表达全部真相，涉及到特洛伊和谢里曼的传奇，亦没有一个能完全体现其本来面目。
　　很少有故事能像“特洛伊战争”的传奇故事那样流传至今！公元前8世纪，希腊诗人荷马写下了两大史诗：《伊里亚特》与《奥德赛》。这两大史诗所描绘的事情可能比诗中所写的时间早500年，即发生在公元前13世纪。《伊里亚特》讲述了特洛伊王子帕罗斯是怎样诱拐海伦――这位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希腊斯巴达国王梅内莱厄斯的妻子；怎样带她穿越爱琴海而到达特洛伊；梅内莱厄斯的兄弟阿伽门农是怎样集合希腊军队进行复仇（其中包括勇猛武士阿基里斯）；怎样率领这支军队到达特洛伊；希腊军队怎样围城、攻城，而特洛伊末代国王普里阿摩斯怎样奋力悍卫他的国家，守城达10年之久。《伊里亚特》以残酷的战斗场面结尾。这场战斗发生在特洛伊城外，在阿基里斯与特洛伊主将赫克特之间交锋。《奥德赛》中的故事，讲的是一小队希腊士兵是怎样隐藏在大木马里而最终占领了特洛伊；毫无警惕的特洛伊人竟然用车把这匹大木马推进自己的城内，希腊士兵跳出木马，夺取了特洛伊城。
　　在古希腊文明的全盛时期（公元前700年～前200年），特洛伊战争被视为希腊人早期的一段历史，阿契里斯和阿侧门农都是古希腊文化中的英雄，特洛伊也被誉为古希腊人获得辉煌胜利的地方。据说，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334年进军攻打波斯人的途中，在特洛伊城作短暂停留，为曾经帮助希腊人战胜特洛伊人的神灵献祭。像他那个时代的其他人一样，亚历山大大帝把荷马史诗中的每一个故事情节都视为史实。至于荷马，传说他是一位古希腊的吟游盲诗人，是位富于灵感的编年史家。后来，当罗马人兴起而统治了地中海沿岸国家时。他们对特洛伊故事十分感兴趣，他们称特洛伊为伊尔昂，还兴建了一个叫新伊利昂的城市（新特洛伊），该城位于小亚细亚西北部他们所认为的古特洛伊所在地，也就是现在的土耳其境内。然而在公元6世纪时，罗马人已经离开了小亚细亚，这座城市就已经废弃不用了；所以迄今为止，没有人能确切知道特洛伊在当时究竟位于何处。
　　到了19世纪，特洛伊和特洛伊战争不再被认为是历史；它们被视为模糊不清的神话或传奇。《伊里亚特》和《奥德赛》虽然仍被视为文学的初期经典之作，但是没有西方人真正相信它们是真实的了。学者们甚至开始怀疑有没有荷马这个人。他们推测这些诗不是出自一位诗人之手，而是许多诗人的共同之作；在漫长的岁月里，这么多位诗人将这些诗不断加以润色，并系统地记录下来，并以故事形式代代相传。历史学家只能将古希腊文明追溯到公元前8世纪。在那之前，爱琴海周围的土地似乎是居在着贫困、不识字的农民。这就是说，在模糊不清的史前时期，根本没有荷马史诗中的繁华城市和掌管着大权的国王。在1822年，这种看法十分流行；也就是在这一年，考古学家谢里曼在德国出生。
　　谢里曼的童年生活令人伤感，这从他所作的一幅充满忧郁的画中可以看出。毫无疑问，他的幼年时代不幸福。他的父亲是本堂牧师，因有酗酒、通奸、侵吞财产等恶习而被教堂开除。不过，谢里曼的哥哥却是一位有教养的人，他对文学和历史有着极大兴趣。他把一本书送给当时只有7岁的谢里曼阅读。这本书讲的就是特洛伊战争的故事，其中一幅插图是大火中的特洛伊城门。谢里曼在他的自传中说道，这本书在他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叹为观止；认为特洛伊一定是真的；并发誓在长大后，一定要找到它！这样一个为传奇所吸引并信以为真的小孩，这样一个发誓要找到特洛伊这个传奇中城市的小孩，形象是多么感人至深啊！但是，最近有几位学者对谢里曼的故事却投以怀疑的目光。他们认为，故事中有多处与事实不符；因而推想，这不过是谢里曼本人编造的故事，是他童年时的一种妄想，正是这种妄想迫使他非要找到这个充满了传奇色彩的特洛伊城不可。
　　谢里曼家境贫寒。14岁的他辍学当重工，19岁在开往南美的轮船上当勤杂工。后来这只船在一次风暴中沉入北海，谢里曼侥幸抓住一只浮在水上的木桶，才得以生还。之后，他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家商务公司当职员，没想到，这工作竟使他“时来运转”！用他那善于计算的头脑和自学语言的天赋，谢里曼很快被提升为公司经理。随后，他被派往俄国。在那里，他作原材料贸易，为自己攒了不少钱，1850年，他去了加利福尼亚。那时的加利福尼亚正是淘金的热点。他买卖砂金，赚了将近50万美金。一回到莫斯科，他就娶了一位俄国姑娘，但这次婚姻不令人满意；19世纪60年代，他离开俄国，把妻子留在了那里。
　　谢里曼不停地挣钱。他投资房地产，在俄国克里米亚战争和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做军火生意，从而获得巨额利渴。1868年，他到了希腊和小亚细亚。第一次踏上荷马史诗中的这片土地，他兴奋已极。他决定不再做生意，他要奋力去发现这传奇中的特洛伊城！他在书中写道：“的确，我喜欢钱；但是，钱这东西只能作为我实现一生伟大理想的工具。”
　　他的“向导”不是别人，正是史诗作者荷马！他已经把《伊里亚特》和《奥德赛》看成历史，而不是单纯的文学诗词。谢里曼是如此为荷马的魁力所倾倒，以致于当他参观伊萨卡岛时还以为他真的回到了那个年代。伊萨卡岛是希腊的一个岛，《奥德赛》中的主人公奥德修斯和他的妻子珀涅罗珀传说就住在那里。谢里曼这样写道：“每座山、每块石、每条河、每一个橄榄园都使我想起荷马，我发现我猛地一跃，飞越过了几百年，进入具有古希腊骑士风格的闪光年代，”他雇用了四个民工，在传说曾经是奥德赛宫殿的遗址上动工发掘。当民工挖出两个装满灰末的罐子时，谢里曼心中大喜；他在想：这是不是奥德赛和珀涅罗珀的骨灰呢？！他想马上找到证据以验证荷马史诗的准确性，于是他赶到了土耳其爱琴海的另一边。
　　土耳其西北部的两个遗址早已和特洛伊传奇有着神话般的联系，这就是名叫布纳巴西的村落和称为西沙里克的小山。谢里曼手捧着荷马史诗，在这两个遗址上进行着他的考察，他认定西沙里克小山更加符合他在《伊里亚特》史诗中所找到的特洛伊城的位置。虽然在这之前，有几个人推测过：西沙里克小山是遗失特洛伊城的位置；但是只有此时此地，谢里曼才相信了他们的说法。
　　在动工发掘西沙里克遗址前，谢里曼需要获得土耳其政府的准许。他清楚地知道，当时美国人要比德国人和俄国人更容易获得土耳其政府颁发的许可证，于是他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印第安纳波里度过了1869年，以便取得美国公民的身份。谢里曼在美国的逗留也使他很快与他的俄国妻子离了婚，他想再娶。当时他已经是如此醉心于古希腊文化和历史以至于认为只有希腊女人才适合于他。他开始请朋友为他介绍。他提醒这些朋友：“她必须对荷马充满热情。”最后47岁的谢里曼选中了其中的一个。她叫索菲亚・英格斯托门罗斯，17岁。两人很快结了婚。使许多熟悉他的人感到吃惊的是，这次婚姻十分美满，充满无限真爱。
　　1870年，谢里曼回到西沙里克。他仍然没有获得土耳其政府的准许证，但他还是开始挖掘这座小山了。在土耳其当局勒令他停止非法开掘之前的两星期，谢里曼挖出了一段石墙，他怀着激动的心情写道：“这石墙有6英尺厚，建筑得牢固极了！”他坚信，这就是荷马在史诗中描写的特洛伊城墙！
　　最后，谢里曼还是获得了土耳其政府的准许，他在1871年正式动工开掘，他渴望发现特洛伊的心情可以说到了疯狂程度！他的发掘方法有些鲁莽与妄动，他不是将这座50英尺高的小山从上向下一层一层地开掘。用认真的考古学家的话来说，就是要用标准的传统开掘方法，小心翼翼地寻找一件件文物。谢里曼雇用了120名民工，命令他们尽量挖宽，挖深，从小山的这一端挖到那一端，挖出了一道130英尺长的坑，简直像是把蛋糕一下从中间切开，看看里边夹的是什么心子。有人这样讥讽道：“他简直是在挖苏伊士运河，哪里像是在考古现场发掘！”
　　谢里曼之前发现的石墙只是这块“蛋糕”的第一层皮。使谢里曼感到大感吃惊的是，他发现的不仅仅是特洛伊，而是埋在下面的一大片城市。一层一层的废墟一个压一个，一共有45英尺深！每一层代表着一个城市――一个在前一个废墟基础上建造的城市。各层之间又有多层泥土相隔。有几层灰末显示，其中部分城市曾被大火夷为平地。谢里曼对上面几层，不太感兴趣，因为他认为真正的特洛伊，即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应该是在最下面或靠近最下面的地层。所以，使后来的考古学家深感遗憾的是：谢里曼支使他的民工残忍无情地用大车拖走了成千上万立方码的泥土和石头，使这座遗址小丘上面几层具有考古实证价值的地层，在他大刀阔斧向底层鲁莽发掘下丢掉了！正如谢里曼自己所说的：“我的目的是掘出特洛伊，我估计它是较低地层遗址中的一个，我不得不破坏而放弃较上面的地层中许多有趣的遗址。”他的鲁莽与妄动使当时的一些学者十分不满，称他是“特洛伊第二个破坏者。”
　　1873年，谢里曼对荷马史诗准确性的深信己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的民工在接近小丘遗址的底层挖出了石铺路面、大号陶罐。同年5月，他们又挖到一栋大型建筑物遗址。谢里曼坚信，他已经找到“特洛伊的最后一位国王的宫殿遗址。荷马在史诗中把这位国王叫做普里阿摩斯，所有古典著作也是这样称呼他的。”这次大规模发掘的高峰一直持续到5月底，此时的谢里曼已经发掘出了考古学家所能发现的最不平凡的遗址之一：普里阿摩斯国王的黄金宝藏！
　　根据谢里曼的记载，当他挖到“普里阿摩斯国王宫殿”的基石时，他突然看见在黑暗之处有道道金子的闪光。为了不让民工看见，他匆匆叫他们收了工，他不想让他们把发现黄金的事上报给当局；因为根据许可证的要求，发掘者应将所发现东西的一半上缴土耳其政府。但是，谢里曼决意要把所寻到的所有文物上缴给希腊政府，因为他已经把希腊看成了他的家，民工一走，谢里曼就拼命挖金子；此时他已不顾头上摇摇欲坠的石砖快要砸下来的危险。他发现大量黄金饰物一个紧挨一个存放着，好像它们之前是放在木箱里，而木箱随后又腐烂掉了。传说索菲亚・谢里曼用她的红披肩，从这里把宝藏偷运走。后来，在坑的顶部的一个小室里，他发现了许多金、银器皿，还有一些银锭和工具。但是，最令人瞩目的还是黄金珠宝饰物，包括3件头饰，60只耳环、6只手镯。近9000颗黄金珠子（谢里曼后来用这些珠子打成一条异常珍贵的金项链），这是当时考古学上最有价值的发现。谢里曼家族成功地把这些珍主运出了土耳其，运到了希腊，再由索菲亚的亲戚把它们藏在花园和货棚里，直到1874年谢里曼准备将此事公诸于世。
　　谢里曼发现的公开，顿时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土耳其政府极其愤怒地要求归还这批藏宝；全世界的考古学家瑟学者强烈要求展览这个稀世发现；在普通人心目中，谢里曼这位寻宝人一夜间成了大英雄。然而，普里阿摩斯宝藏却给谢里曼带来了麻烦。他没有向土耳其道歉，没有请他们原谅他没有履行给土耳其“一半”的诺言。因为在那个时期，欧洲的考古学家也在埃及与近东大肆掠夺地下宝藏，这已成了一种司空见惯的作法。许多考古学家还因这样做成了百万富翁而沾沾自喜。但是令谢里曼感到失望的是，希腊政府在土耳其人压力下，拒绝接受这批藏宝。最后，谢里曼只有把它们送到德国，存放在柏林一家国立博物馆中。土耳其政府发誓要找他算账，他也不想受到严厉惩罚，因而赔偿了土耳其政府要求得到的五倍罚金。
　　普里阿摩斯藏宝的命运已成为现代考古学的最大秘密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艺术珍宝（包括特洛伊的黄金宝藏）被统统打包，藏进了地下碉堡，以避不测。在大战结束的一片混乱中，取胜的俄国和美国军队占领了德国，许多珍藏品便不翼而飞。名画、古书、珠宝饰物、古董，以及其他有价值的东西，不是被士兵抢走，就是作为获胜方的战利品而被没收。具有讽刺间臆的是，许多珍宝也以同样方式被某些德国人所占有。至此，特洛伊的黄金宝藏再也看不见了！历史学家们哀叹这样的损失，怕的是这批稀世文物是不是已经被熔铸成了金锭，现在所剩下的只不过是些文字的描述和残缺的照片了，包括那幅给人以强烈震撼的索菲亚・谢里曼的照片，在这幅照片中，可以看到索菲亚戴的是古代王国特洛伊的公主曾经佩戴过的头饰、耳环与珠宝。
　　不但藏宝不翼而飞，现代考古学们甚至开始怀疑谢里曼所描述的寻宝经过是否真实，第一点受到置疑是索菲亚用红色披肩偷偷运走藏宝的具有传奇色彩的说法，细心研究谢里曼的文章，会发现索菲亚当时并未在发掘这些藏宝的西沙里克小山。而且，谢里曼的各种记录和对藏宝的描述也有相互矛盾的地方。因而一些学者认为这批藏宝并非一次发掘，谢里曼本人也这样提到过。这些学者暗示，是谢里曼把遗址不同层次和位置所发掘出的许多较小的藏宝，在日后汇集在一起，当作“普里阿摩斯宝藏”宣布，以便更强烈地渲染这次稀世考古发现的轰动效应。
　　至于谢里曼是“如何”与“何时”发现这批藏宝的细节可能望远也不会有人知道了，但这批藏宝的归宿之谜已经揭开。“曾在俄国看到特洛伊的黄金宝藏”的传言，在1993年得到证实，因为此时俄国政府宣布：谢里曼所发掘的藏宝在大战后就转移到了莫斯科。由于土耳其、希腊、德国、俄国在这批藏宝的所有权上展开了激烈争论，所以谢里曼所发掘的珍宝在1996年才在莫斯科展出。这是藏宝出土半个多世纪后第一次公开亮相。至于所有权的谈判还得拖上几年；但世界各地的考古学家们希望，这批无价的、独一无二的艺术珍藏能尽快重见天日，以供学者们深入研究。
　　特洛伊黄金宝藏的发现，虽然举世瞩目，但也仅仅是谢里曼考古生涯中的一个片段。他一直在指导西沙里克的发掘，直到1890年去世。19世纪70年代中期，他还开掘了一个称为迈锡尼的古希腊遗址――传说是征服特洛伊的希腊联军统帅阿伽农国王的故乡。在那里，谢里曼发现了又一个，甚至是更有价值的宝藏――“皇家墓地”，其中有金饰点缀的遗骸，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许许多多的遗骸！其中一个男性骷髅还戴着一付黄金面罩。谢里曼带着自豪而又敬畏的心情写道：“我凝视着阿伽门农的那张脸，许久！许久！”
　　现在看来：谢里曼是错认了阿伽门农。在迈锡尼发现的墓地可追溯到公元前1600年。而如果确有阿伽门农这位国王，则他所处的年代要远远靠后，即特洛伊战争年代，大约公元前1250年前后。然而，谢里曼在迈锡尼的发现却是古希腊文明兴起之前数世纪顶峰文化的首例确切证据。正如学者们在赞扬谢里曼考古发掘时所指出的那样：迈锡尼文化从大约公元前1600年至1050年，一直主宰着爱琴海地区，公元前14世纪和13世纪，在迈锡尼人的全盛时期，他们居住和往来贸易的足迹遍及希腊、克里特、爱琴海诸岛、土耳其沿岸，以及意大利南部。大约公元前11世纪，迈锡尼帝国瓦解。当地人与来自北方的部落混合而建立了希腊文明，在8世纪时，处于全盛时期。古希腊的语言、文学和宗教保存了迈锡尼文化的许多成分，包括关于战争和国王的传奇，这些都成为特洛伊战争传奇故事的素材。
　　谢里曼也误认了特洛伊。“普里阿摩斯主藏”发掘的地层，据现代考古学家推断，形成于公元前2500年至前2200年；这比传奇中的特洛伊战争年代要早1000年。匆匆忙忙一下挖到遗址的最底层――谢里曼认为的特洛伊所在地――势必大大超过了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的真正所在地层。这可真是太傻了！
　　推算各地层所属年代的主要权威，是威廉・多朴菲尔德，他在1882年被谢里曼雇用来监督发掘工程进展。据他断言：从最下层的最古老的特洛伊Ⅰ，向上数到最上层的新近地层特洛伊Ⅰ，整个废墟遗址由9个不同地层构成。其中特洛伊Ⅱ就是谢里曼认为是荷马史诗中提到的特洛伊所在的地层。但威廉认为，真正的遗址比谢里曼在此之前估计的要古老的多；而且，荷马史诗中早已描述过的特洛伊，即公元前13世纪的特洛伊，会在新近得多的地层，即特洛伊Ⅵ中找到，虽然谢里曼大为吃惊，但他最后还是接受了威廉耐心收集的证据，认为有这样的可能性，即他所发现的宝藏可能不属于普里阿摩斯国王。在他去世之前，他承认：他所发现的艺术珍品可能比普里阿摩斯在位的年代要早1000年。
　　在谢里曼去世后，威廉在西沙里克遗址上继续探察，并成功定位了特洛伊Ⅵ的部分遗迹。这是谢里曼的民工尚未破坏掉的部分。
　　他发现了一堵大型石墙，找到了特洛伊Ⅵ早已被烧毁的证据。威廉宣告，这才是“真正的”特洛伊。现代考古学家已经证实了他对年代的推算，即：特洛伊Ⅰ可追溯到大约公元前3000年；特洛伊Ⅱ（谢里曼认为的特洛伊），公元前2500年至前2200年；特洛伊Ⅵ，公元前13世纪（《伊里亚特》史诗中所描述的年代）；特洛伊Ⅷ，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4世纪所来到的这座希腊城市；特洛伊Ⅸ，最上地层，是古罗马的新特洛伊（新伊利昂）城。
　　在西沙里克工作的下一位考古学家是美国人，名叫卡尔・布勒根。此人在1932年来到这里。他的发掘方法体现了20世纪新的科学的考古学态度，即：慢慢地、仔细地测量、记录、照像，然后才搬走所发现的东西。在谢里曼和威廉所遗留下的，未被发掘过的小丘地区，布勒根获取了大量关于特洛伊Ⅲ、Ⅳ、Ⅴ的资料；像他的前辈谢里曼和威廉一样，他对证实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最感兴趣。他把威廉划分的9个地层进一步分成46层。他断定：特洛伊Ⅶ地层当中的一层最有可能是传奇中的特洛伊。
　　今日的西沙里克已经完全不是1870年谢里曼开始发掘的那个泥土覆盖的小山丘了，它就像一个采石场，被打成许多的孔洞和壕沟，还有崩破的石墙。遗留下一摊面目全非的城市痕迹。它目前是土耳其的主要文化景观之一，每年吸引着300,000观光者来到这里。观光者一到这里就能看到一个三层楼高的大木马，体现着永恒的荷马传奇风格。剧院里可观赏演出。此剧院是公元1世纪由罗马人修建的。当然，重要的科学考察仍在进行。1988年开始的，由一组德国和美国的考古学家所进行的一系列探险，已经找到了可能作为这小山顶四周的防卫边界的遗迹――一条10英尺宽的壕沟。这条壕沟已深挖到底盘岩，包围着一大片区域；这暗示该遗址上的一些早期城市可能有考古学家们所估计的5倍大。其他的近期发现有：特洛伊Ⅸ出土的，比真人还大的罗马大帝哈德里安的大理石雕像；特洛伊Ⅰ下面的早期定居者的遗迹。考古学家们已经着手对特洛伊的史前遗址进行考察，但迄今为止几乎没有任何新的进展。
　　在希腊迈锡尼，谢里曼的第二大发现是这个黄金面具，被称为“阿枷门农面具”。然而，制作此面具的时间比阿伽门农国王（如真有其人）在位的时间早几百年。
　　新型发掘方法标志着在特洛伊考古历史的重大变化。在遗址工作的考古学者第一次不再受荷马和《伊里亚特》史诗的摆布。德国考古学家玛夫锐德・柯夫曼负责发掘他认为，《伊里亚特》史诗描述的事件是否曾经发生不太重要。他这样说道：“我相信，《伊里亚特》描述了历史事件的核心：战争确实在这个地势险要的地区不停地发生。……关于是否有帕罗斯和海伦这样的人物，不是主要的问题。”
　　1993年8月8日，考古学家在修复由罗马人建造的一个剧院时，发现了公元2世纪罗马大帝哈德里安的大理石雕像。
　　特洛伊无疑是古时一大强国。它位于海岬之上，俯视着欧亚之间的重要贸易通道，即地中海与黑海之间的航道：处于这样一个贸易与旅游交叉路口的城市，特洛伊极易卷入战争并受到攻击，这类型的冲突就可能为数世纪的人所记忆，并代代相传，从而给荷马的传奇故事增添了更多渲染力量。与谢里曼不同的是，今天的考古学家们把特洛伊视为具有悠久而曲折复杂历史的名城；而不是用来证明文学传奇的真相。柯夫曼，这位负责发掘工程的德国考古学家作了这样一个解释：“我们的遗址发掘工程并非根据《伊里亚特》史诗进行；而是作为研究史前文明的历史学家，从令人迷醉的文化‘十字路口’开始！”尽管如此，亨利・谢里曼一定会高兴知道：一个关于特洛伊的传奇至今仍具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一个小时候就醉心于少儿书中具有传奇色彩的特洛伊图片的男孩，在长大之后竟然找到了湮没在数世纪尘土之下，而又充满着神话传奇色彩的城市――特洛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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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津巴布韦（Zimbabwe）探险家赠予的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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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落文明的证据一个个像袅袅青烟从非常内陆升起，大津巴布
　　　　 韦遗址便是其中之一。它的发现，证明了我们之前对非洲的了
　　　　 解是如此的肤浅和无知。

　　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以考古遗址命名的国家。

　　　　　　　　　　　　　　　　　　　　　　　 ――《非洲地理》

　　1871年9月4日，一个旅途疲劳的探险者在马绍那的非洲牧人家里过了一夜。这是非洲中南部高原上马绍那人的家；这个家就在今日被称为津巴布韦的国家。这旅行者是一个34岁的德国人，叫卡尔・莫克，他正对传奇中消失的城市的点点痕迹如痴如醉，因为有人告诉他：大型石屋遗址就在几小时路程之外！
　　第二大一早，卡尔小心翼翼地启程，踏上坡度不断增加的小路，怕的是惊动当地的酋长。前面隐约可见孤独偏僻的青青小山，裸露的岩石随处可见，卡尔越走越近，发现眼前这片露在外面的花岗石原来是一个巨大建筑物的遗址。他在文章中写道：“此时，矗立在我面前的是大约20英尺高的花岗石柱。再近一点，发现一个地方，有一条粗石铺成的小路通向里面。我顺着这条路，在一堆堆粗石、一段段残墙、一丛丛灌木中跌跌绊绊地穿行，最后在一座塔状建筑物前停了下来。”卡尔估计，这塔大约30尺高。使他感到吃惊的是，这些墙和这座塔竟是石板砌成；石板切割得如此精确，以致于镶嵌得天衣无缝，没有任何泥浆和石灰粘合的痕迹。
　　卡尔在文章中写道，“那个夜晚格外宁静，是那段充满着无数惊喜发现的日子里难得的宁静”。卡尔深信，他已经奇迹般地发现了：《圣经》中盛产黄金和宝石的城――俄斐！
　　数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想知道俄斐城的准确位置，那是极具魁力的示巴女工的家！根据《圣经》中《列王祀》上的记载：俄斐的金矿是所罗门王难以置信的财富的源泉。大约公元10世纪时，俄斐与东南非洲开始交往。那时，在东南非洲海岸的港口从事贸易的阿拉伯人开始购买黄金。这批黄金也就找到了从非洲内地到海外的出口途径。
　　到了16世纪，瓦斯科・达・伽马率领的葡萄牙远征军入侵印度洋地区，占领了非洲海岸的重要港口，控制了赚钱的黄金贸易。从传言中他们得知，在非洲内地有大城市和大金矿；只不过是由一个叫莫罗莫他巴（意为金矿的主人）的国王统治着。1552年，葡萄牙历史学家热奥・杜・巴若斯说道，有人告诉他：莫罗莫他巴的要塞和宝塔都是“由巨大石块砌成”，没有使用粘合泥灰，他说，这些地方都叫西姆堡。葡萄牙人把这名字与传奇中的俄斐相提并论，但没有打算寻找它们。他们当时只满足于拥有这片海岸，垄断这地区的贸易。
　　岁月流逝。随着欧洲人在非洲沿海地区进行勘测、贸易和垄断，失落的文明古都的传奇一个个像袅袅青烟从非洲大地的东南端升起，直到19世纪中期，欧洲人仅仅从海岸向内地蚕食，他们对非洲内地的地理知识知之甚少。在他们的眼中，非洲是片“黑暗的大陆”，一是因为当时他们对这片大地了解甚少，认为它简直是一片充满着神秘色彩的地方；二是因为欧洲人把当时的非洲人看成是原始的、尚未开化的民族。当时的欧洲人所绘制的非洲地图，在内地大片大片地方都是“空白”。这使得远道而来，梦想着到那里探险人们不得不感到困惑，但又欲罢不能！
　　1847年，一个年仅10岁的男孩，手捧的就是这样一幅地图。他叫卡尔・莫克，一个生在德国斯图加特的木匠的儿子：15岁时，他已下定决心要到非洲探险，决心要填补他手中这幅地图的“空白”，哪怕是一部分也好！为了这个使命，他学习了生物学、地质学，以及当地人的语言。他还大量翻阅了欧洲出版的探险文学作品。这类书在当时十全流行。比如19世纪中期英国著名探险家理查德・弗朗西斯・波顿、塞缨尔・贝克、约翰・汗林斯贝克、大卫・利文斯通，以及德国著名探险家亨利・巴什，都曾发表过他们亲自探险的经历。这些书当时十分畅销。27时，卡尔认为他已经作好了探险的准备，但由于没有官方的支持，也没有足够的装备，他不得不在一只德国货船当船员才踏上去非洲的路。这只船把他载到南非东南部的德班港口，当时的德班还是英国的殖民地。
　　6年中，在德国朋友的捐助支持下，卡尔徒步穿行于南部非洲。不像有钱的探险家，他没有雇用当地的挑夫为他担载行李；他身着皮革套装，出没于羚羊藏身之地；他自己扛着60磅重的装备，包括罗盘与六分仪、猎刀、毯子、洋铁碗、书、笔墨纸张、猎枪，以及两支左轮连发手枪。身材魁梧、络缌胡子的卡尔，在穿越热带森林草原时的情景令人钦佩而又不可思议。他背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只有一把大伞为他挡着火一样的太阳。最后在林波波河的南岸，他终于看到了地质的“杰作”，那就是黄金、钻石矿藏的矿脉，按照英国殖民政策的规定，他把这个发现向当地官员报告。卡尔的预感是正确的！黄金、钻石不断从这个地区开采出来！
　　不久，卡尔遇到一位名叫亚当・麦锐斯克的德国传教士，他曾听说过庞大石建筑物废墟的故事，就是莫罗莫他巴的古部――马绍那，在林波波河北面的一个地方。这位传教士认为，那就是《圣经》上盛产黄金宝石的俄斐遗址，但他从未去探查过。亚当把对这遗址的看法告诉了卡尔。卡尔对这样的探险充满了火一般的热情。是的！世界该为这样的人高奏凯歌一一是他发现了《圣经》中描述的那个神秘的、古老的城市――俄斐！
　　还有一个理由使卡尔充满了这样的热情，那就是：《圣经》中描写的示巴女工和俄斐宝地富裕得令人难以置信。当示巴女工来到那路撒冷觐见所罗门王时，她被要求带上了“大量财宝：黄金、宝石”。此时的卡尔可能预感到他会发现这批远古时期的黄金与宝石！
　　卡尔再去马绍那探险时，装备已十分精良。他第一次有了大笔的钱来雇用挑夫。1871年5月，他率领40人从德尔班向北进发。7月底，他越过林波波河后写下了这样一番话，字里行间洋溢着一个德国人的爱国主义情操和一位考古学家的雄心壮志：
　　“我好像看到了祖国的统一，我站在整个世界面前，心中浮现出戴上胜利桂冠的神圣帝国皇帝凯撒的高大形象，他庄严宣布：最有价值的、最重要的、也是迄今为止最神秘的非洲地区，将重见光明！那就是古老的莫罗莫他巴！那就是俄斐！”
　　一个月后，卡尔发现自己已身陷绝境。他的挑夫离开了他，拿走了他的部分日用品，作为应支付的薪水。更为严峻的是，当地的马绍那人对他怀有敌意，这使他恐惧至极。他沮丧地写道：“这里的一切都使我感到恐怖，不但东西可能丢失，就连胜命也难保住。吃的食物，可能被人下毒；暗箭，也随时难以提防。”卡尔最终被一位猎人所救。这位猎人叫亚当・仁达，他已脱离白人社会，与他的两位马绍那妻子在这附近居住。卡尔在他家住了几天，听他的非洲朋友摆谈附近废墟的故事，这片废墟就在离这里10多英里的津巴布韦小山丘上。卡尔认定这个废墟将被证实为葡萄牙人称之为西姆堡的地方，即莫罗莫他巴的要塞之地。
　　不知道是谁陪着卡尔踏上去废墟的最后一段路的，亚当可能会随他去，还有至少一名马绍那向导。但是，在这废墟上攀援、挖掘、测绘地形的却只有卡尔一人，而且一做就是几天。他发现，津巴布韦小山丘还是很大的。在这里，他首先发现了一座塔，这座塔是众多废墟建筑物中唯一的一座塔。周围的山坡点缀着露大的石头围场，围墙已破烂不堪。尽管当地酋长因怀疑白种人的动机而敌视他，卡尔仍在后来的几个月中，到这片遗址去考察了几次。
　　卡尔坚信，他发现的就是盛产黄金宝石的俄斐，他认为，最力的证据是一根芳香的淡红色本条，也就是废墟建筑物大门上的一根本料；而这座建筑物是山顶上的一个圆形大围场。卡尔从这条木材上削取了一张薄片，进行观察，认定它是檀香木。卡尔记得，《圣经》上说过：所罗门王就是用黎巴嫩的檀香木建筑他的宫殿的，于是，他匆匆地下了这样的结论：这一小块块檀香木一定是来自黎巴嫩。因此，他推论：这檀木只能是古时在海上旅行的黎巴嫩人，即胁尼基人，带到非洲来的。而且，《圣经》上还说：示巴女王曾经到过所罗门王的宫殿。卡尔断定：他在山顶所发现的那个圆形围场一定是示巴女工模仿所罗门王的宫殿建造的！
　　卡尔在这片废墟上敲来敲去，没有发现示巴女工的伺何宝藏遗迹，但他却发现了一只皂石雕刻的破碗和一面铁锣，这两件文物他在日志里仔细记载并绘了图。但是，卡尔没有考古的经历也未受过这方面的训练。发掘这庞大遗址的工程实在超出了他的能力。此外，他也考虑到，如果长时间逗留在这里，可能不大安全，所以，1872年3月，他打起行李，越过林波波河，回到了英国人管辖区。
　　与此同时，外界终于第一次知道了卡尔的发现。发现废墟遗址后，卡尔马上派了信使到离他最近的欧洲人居住区，带了封信给德国。在这封信中，卡尔宣布了他的发现。这封信后来刊登在1872年3月的一本德国杂志上。同月，卡尔离开了津巴布韦这个地区。在欧洲这是第一次由官方宣布，津巴布韦被发现了！1873年，这条消息已经在英格兰发布；但在那里，也有一家报社带着怀疑的口吻报道：“关于所罗门王的俄斐，现在有了一些奇怪的说法。”
　　那时，卡尔已回到德国。在德国，他发表了他发现遗址的经过。然而卡尔归国时并未受到他所料想的那样隆重的欢迎。一方面，是因为他没有随身携带所发现的宝藏；另一方面，同时也是使他感到失望的是，俄斐的发现者并不一定就会享有无限的荣耀。一些人怀疑地问道：“卡尔是不是真正发现了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还有一些人说：“他只不过是个流浪汉，碰运气发现了这个遗址。”然而，这项发现的重要性将会由后人来评定。当时卡尔甚至得不到一份大学或博物馆里的工作，因为他没有学位。他去到一家水泥厂工作，几年后去世。那是1875年，他从一堵窗子上摔下来，这真是一场不该发生却发生了的悲剧！
　　卡尔死了，死得不为人所理解，死得默默无闻。但是，经历了数十年，这个在津巴布韦小山丘界的废墟却成了考古学上的一个热门话题。光临这个废墟的首批人士是探险家、寻宝者。但他们都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因为他们没有找到黄金珠宝。1899年，这个废墟，连同整个马绍那，都掌握在一位英国金融家塞西尔・罗得斯手里。他组织了一队人在这废墟上驻扎下来。几年内，英国人镇压了非洲人的反抗，建立了一个叫做罗得西亚的殖民地。
　　在罗得斯还未完全控制马绍那之前，他就命令对卡尔发现的废墟进行考察。19世纪90年代初，罗得斯的考古队与英国科学促进会共同举办了第一届遗址科学研讨会。他们所研讨的正是卡尔发现的大津巴布韦。他们聘请了研究远古时期文明的专家詹姆斯・狄奥多尔・本特，他经过艰辛的长途跋涉，来到这个遗址。本特期待能找到津巴布韦与古代各种外来文化（如《圣经》中提到的那些）联系的证据。但自一开始，他就陷入失望中；因为津巴布韦，在他看来，似乎是纯粹的非洲文化，并不十分古老。他这样写道：“我对这地区的废墟古物没有多少信心。我认为，它们都是本地的。”但是，当他挖到4只用皂石雕刻的栖息在高大雕刻柱子上的大鸟时，开始转变他说话的腔调了。这样的艺术珍品，在他眼中，似乎弹奏着古代地中海文明的弦音――亚述、希腊、克里特、腓尼基等古国的弦音！一句话，绝不是非洲的！1892年，本特写了一本名为《马绍那的城市废墟》的书，在描述这片废墟完全不同于它周围环境的地貌时，他写道：“作为这个国家的一个标志，这片废墟是最著名的――古老、雄伟、神秘；高高耸立，与周围的原始小屋和粗扩的大自然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形象一直激发着英国小说家锐达・哈格德的创作灵感；他于1895年写的一部探险小说《所罗门王的宝藏》就取材于津巴布韦小山丘的废墟。
　　本特的继承人是发掘津巴布韦遗迹的官方考古学家理查德・N・霍尔。此人在此遗址考古的时间是从1902年至1904年。他的发掘方法具有破坏性，真有点像亨利・谢里曼的方法。他总是急于把遗址上的废墟恢复到他认为的“原来”模样。所以，他鲁莽无情地把12英尺厚的泥土和石头从地堡的内部搬运出去。这无疑是一种破坏：实际上若采用科学考古方法，通过其他更为仔细的考古方式，本来是可以从出土艺术品的研究中，获得大津巴布韦的历史的。他最后得出的结论也与本特的相符，即津巴布韦是由从阿拉伯或近东来的北方人所建造；正如霍尔所指出的：是由远古社会的更加开化的民族所建造。
　　本特、霍尔、罗得斯，以及与他们同时代的欧洲人都比较容易相信津巴布韦不是非洲本地文化的体现。欧洲人在非洲的领土攫取、传教热情、商业冒险主要都是基于一种主要看法，即当时的非洲人“低人一等”；他们的愿望可以被忽视，他们需要“较开化”的文明来“指引”。那时，多数欧洲人认为，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人总是住在泥土茅屋里――这是原始的象征。而此时此刻所考察到的非洲文明具有如此高度的组织性和创造性，以至于建造了像大津巴布韦这样的著名石建筑物；这一概念对心安理得认为自己“高人一等”的欧洲人确实具有威胁性！于是，这种看法间接地抨击了在非洲大陆上的欧洲人的存在。这对英国人和在罗德西亚的殖民者认为大津巴布韦不属于“非洲文化”的观点有很大的利害关系。
　　学者、政治家、想法古怪的人制造出种种令人迷惑的杂七杂八的神奇说法，用以解释这些废墟遗迹的存在。诸如，大津巴布韦不是腓尼基人所建，而是由埃及法老宫庭的流放者所建；或是由从北非来的阿拉伯人所建；或是由《圣经》中提到的流失的以色列部落所建；或是由海难中的北欧海盗所建。1936年，该废墟管理人员写道，黑非洲人当时能建造大津巴布韦的说法“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他暗示，那些建造者曾经把非洲人用作建筑的劳工。1938年，罗得西亚政府的一幅张贴画毫无掩饰地表现出这个国家白人统治者的观点：一个黑人跪在废墟前面；废墟是白色的。这个黑人捧着一大块金矿石，献给示巴女王神灵。当然，示巴女工代表着的是白人！
　　但是在这之前，大津巴布韦属于“白人”文明遗迹的观点已受到激烈的抨击。关于这些遗址的真相早已有人提出异议。早在1905年，一位名叫大卫・兰德尔・马克尔的著名考古学家，曾仔细考察了这片遗址，所做结论与本特的第一判断相吻合。他郑重宣布：大津巴布韦“毫无疑问，在每一个细节上都属于非洲”。英国科学促进会不愿意接受这个定论，派了另一位考古学家，葛特璐・凯敦汤普生，去考察以证明大卫是错的。这个资深的考古学家对该遗址进行了极其彻底的分析，在1929年宣布大卫的结论是正确的。该遗址属于非洲文明。
　　争论愈演愈烈。许多白人，包括一些科学家，根本拒绝相信黑人能建造出这样的古建筑。直到1970年，罗得西亚的一位官方考古学家不得不认输，承认了这桩考古事实――大津巴布韦属于非洲！10年后，罗得西亚独立，一切权利归于占绝大多数的黑人。这个国家自豪地取名为津巴布韦，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以考古遗址命名的国家。这名字是马绍那语“Jin mba buwei”的英语形式，意思是“望族”。
　　今天，几乎没有考古学家和学者怀疑大津巴布韦是现代马绍那人的祖先所建，其证据十分充实！事实上，现代考古学家们发现：大津巴布韦是一个强大非洲国家的中心；这个中心曾支配着津巴布韦高原――一片富饶的丘陵地带，南边有林波波河，北边有赞比亚河。津巴布韦高原以西是一大片起伏的平原；这平原越来越干旱，最后成了非洲西南部的卡拉哈里沙漠。向东，一片低洼的平原构成津巴布韦高原与印度洋的分界线。
　　早期的马绍那人发现津巴布韦高原是一个适合人居的地方。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无边的草地提供了广阔的牧场，高原人发展经济靠畜牧业，富裕程度的评估靠的是牲口的多少；牛羊成了交换日常用品的中间物。但除了以牲口多少论贫富之外，高原人也与外部世界进行其他物品的贸易。该地区盛产铜、铁、锡，还有黄金，而黄金很快成了这高原的主要出口物。到公元9世纪时，贸易已成体系。黄金从津巴布韦的东边流到非洲和阿拉伯商人的手里；这些商人活跃在当今的肯尼亚到莫桑比克的非洲沿海港口。这些商人用黄金换回世界其它地区的产品，然后西运到非洲内地。在大津巴布韦，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东非基尔瓦港口的古市、中国的陶瓷器物、印度的珍珠、伊朗的地毯。
　　黄金贸易给以放牧为生的津巴布韦高原人带来了财富，公元11世纪时，这种新的财源使马绍那经济产生了深刻影响，国王与贵族阶层出现。在横跨高原的马绍那居住区，这些上流社会的人采纳了在山顶建房的习俗，而地位较低的人则居住在较低的山坡上和低谷里。富裕的贵族也开始用石墙围绕自己的住宅区，这些围墙并不是用来保护贵族，使之不受到攻击的；而是用来标志贵族与普通百姓之间必须存在的距离。
　　建造围墙的石头处处可见，因为津巴布韦高原有许多露裸地面的花岗岩。马绍那人加工花岗石的工艺非同一般，他们利用昼夜温差使花岗石自然地裂成薄片，马绍那石匠还知道在花岗石上生火，加快裂纹的生成，然后用冷水浸泼，岩石的薄片就很容易分开。他们也用楔子打进裂缝，使花岗岩成为石片。层层取下的石片又光又平。巴绍那人发明了一种建筑艺术，这种艺术非常适合于使用这样的花岗石片。那就是：厚厚的墙，用一层一层的石片砌成，平展的石片间可以不需要灰泥粘合就十分牢固。
　　大津巴布韦不是马绍那人在高原上的唯一住所，也不是最初的住所。现代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多达150处圆形石围场的遗迹，他们认为也许还有50处，但自20世纪初叶以来，己被破坏了。其中一部份规模较小，可能容纳不了20个人；另一些则较大，而最大，最雄伟的则是大津巴布韦。
　　科研人员已经找到证据说明在公元4世纪时，大津巴布韦曾经被短时间后住过，可能是游牧民族或猎人们到过此地。此地第一次有长期居民的时间大概是公元10世纪或11世纪。大约在1250年，大津巴布韦向莫桑比克沿岸贸易港口源源不断供应黄金，此时的大津巴布韦达到它的鼎盛期。在后来的200年中，大津巴布韦在津巴布韦高原上占据着主要地位。今天仍然矗立的大型石艺建筑群就是那段时间修建的。
　　大津巴布韦占地约100英亩，有三十主体部分。西尔废墟是一组石墙，形成山顶围场。今日的考古学家认为这些围场是此地最上层人物――王族以及巫师的居住区在石墙围场里，开掘者们发现了几只皂石雕的鸟。这样的石鸟被认为是活着的马绍那国王与去世的马绍那国王之间的纽带，既象征着宗教的权力，又象征着政治的权力。
　　在西尔废墟之下是“大围场”，呈椭圆形，直径为300英尺。大围场内含几个较小的石围场和一个30英尺台的塔。大围场由12个相似但却小得多的椭圆形围场所环绕。没有任何人确切知道这个大围场是用来干什么的，但有一位现代考古学家推测，可能是一所学校，不过是供年轻人行“成年礼”与作“结婚”准备的学校。大围场之外的小围场可能是上流社会人士的住处，或是与这所“学校”有关系的巫师和教师的住处。
　　第三部分由这座城的遗迹组成，它布满于西尔废墟之及其周边地区。这里有普通人居住的用“达格”筑造的园形小层。“达格”是一种由砂砾和白蚁堆里的潮湿粘土混合而成的建筑材料。小屋可能曾有用木料或树枝搭建的屋顶。“达格”也用于建造石围场中房屋，以供有身份的人居住。
　　由当地花岗石建成的大津巴布韦遗址十分庞大。石墙中空，分内墙与外墙两层，为了更加牢固，从底到顶向内倾斜。内墙与外墙之间填有石块。大围场的石墙有20至33英尺高，在底部有15英尺厚，长度为800英尺，由将近100万块花岗岩石砖砌成，石阶与门道砌合得十分精巧，在某些地方用不同颜色、不同质地的石块在墙上构成曲折图案。这些设计与今天许多南部非洲人在自己家的墙上所作的图案十分相似。
　　马绍那人不使用象形文字。因为没有档案记载，考古学家不能确切知道各类建筑物的用途是什么，津巴布韦人的日常生活怎么样。然而，对该遗址的最近研究却提供了一些线索，早期考古学家认为，大津巴布韦住有1,000至2,500人；但20世纪70年代搜集的证据揭示，当时的人口可能远不止此数。曾经有多达18,000人居住在大津巴布韦的山顶上。一位历史学家指出，大津巴布韦人的生活属于“城市型”，但还是有一些下层人士的生活区，那里拥挤、喧闹、充满煤烟――那是成千上万人的家庭煮饭时冒出的煤烟。
　　新近的发现使大津巴布韦人的经济生活也逐渐为现代人所知。大津巴布韦除了向沿海地区出售黄金外，还是非洲内陆地区文化交流网的中心。兽皮、羊毛、象牙、金属矿石等各类原材料从津巴布韦高原的其它地区和南部非洲的其它地区运到大津巴布韦。大津巴布韦有众多的能工巧匠，他们把这些原材料制成各种各样的物品。他们制造铁枪铁炮、金铜饰物；制造陶器，并绘上图案；他们把平滑光亮的皂石雕刻成石碟和石像。考古学家们还发现了大量的编制工具，说明大津巴布韦有着发达的纺织业，不过，这个国家的经济基础仍然是散布在农村的畜牧业和金矿开采业。在农闲季节，农村地区的牧民和农民可能都会到矿山劳动。
　　大约1450年，大津巴布韦开始衰败。可能是因为与敌国的战争；也可能是因为人口增长，造成的食物、燃料短缺和牧地匮乏，到了16世纪，葡萄牙人开始在沿海港口作邮购贸易，使黄金贸易受到挫折，大津巴布韦的地位每况愈下，马绍那政权的中心迁至他地。在数百年中，西南非洲在欧洲人、沿海地区的史瓦希里人，以及非洲内地的马绍那和其他地区的人之间的冲突中，受苦不浅！逐渐地，大津巴布韦被人们忘记；只有建造大津巴布韦古城的人的后裔，仍然生活在它的印迹里。卡尔唤起了人们对大津巴布韦的记忆，但也引起了一场持续多年的民族纠纷。今天，随着“大津巴布韦是否属于非洲文化”这一重大课题获得突破性解决，考古学家们希望：他们对该遗址的研究将会向世人展现南部非洲那些鲜为人知但却十分灿烂辉煌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