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佳县的报道：南方周末：“扶贫托儿”

一生悬命

“扶贫托儿”

南方周末　  　2005-01-20 11:13:28

本报记者　徐彬／摄

　　□本报驻京记者　　徐彬
　　
　　“扶贫资金是锅粥，会哭才能吃到粥”。陕北山村的普通农民陈生春，因为先后“哭”来了100万元的各类扶贫资金而得名“扶贫托儿”。为了把这些扶贫资金要来、用上，1999年至今的5年内，陈生春在中央、省、市、县、乡、村之间不屈不挠、不依不饶地穿梭折腾着。
　　

　　1月14日，在陕西省佳县县政府大门口，给陈生春照相的时候，他说什么也不肯戴上平时经常戴的黑色瓜皮帽。那顶帽子是花了20多元钱从榆林市的大商场里买来的，他觉得戴上了，就不像一个贫困农民了。他更愿意露出满头花白的头发。
　　还有一个以前当村干部时用的黑色手提包也不拎。一包鼓鼓囊囊的各种要钱的报告和材料，不到一分钟就被他装在了身上的口袋里――棉袄外面有两个口袋，里面也有两个口袋；穿在棉袄里面的夹克衫，还有4个口袋。
　　“南方周未(错把末读作未)，”他眯着眼睛，仔细端详着记者的名片，“你能帮我说话？”
　　去年12月下旬，他曾经和两个当地记者聊过自己的事。后来，他在县城亲戚家的电脑上看到了写他的文章，说他是一个“会哭的孩子”，一个能搞到国家各类扶贫款的“扶贫托儿”。
　　“你不是一个好靶子，而是一个坏靶子。”他的亲戚对他说。陈生春曾经当过兵，当然知道好靶子与坏靶子的区别。“怎么说我是托儿呢？我这样辛苦地给村里去拉钱，怎么反倒成了一个拉皮条的？”他“哇”地冲地上吐了一口痰，两道眉毛竖了起来。
　　
　　陈家沟村的大能人

　　很难在陈生春家里找到他，他常常一大早就出门“办事”了。他的家在陕西省榆林市佳县峪口乡陈家沟村，每一次都要走20多里的山路才能到有公路的乌镇，然后在那里再坐一个小时的汽车到佳县县城。
　　他必须要在上午赶到办事的部门，如果去晚了，“负责任的”一个也找不到。
　　佳县是陕北偏远山洼里一个很小的县城，2004年年全县的财政收入才900多万元，人均年纯收入不到700元。在“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它被列为重点扶持的592个贫困县之一。
　　1月12日，记者刚到陈生春家时，他的婆姨(当地对妻子的称呼)正坐在炕上纳鞋底。一听说找陈生春，麻麻利利地拿起电话打到乡政府询问他在哪儿。
　　整个陈家沟村现在只有这一部电话，支部书记家没有，村委会也没有，它就在陈生春家的炕头摆着。
　　前几年，陈生春哪里都跑――佳县、榆林、西安，甚至北京。他在很多地方拍了照片留念，有天安门的，有农业部的，有最高检察院的，还有一张照片，远处的背景是一幢青灰色的小楼，刘存变说那里“离华国锋住过的地方不远”。刘存变把这些照片镶在镜框里，挂在自家窑洞的墙壁上。
　　在陈家沟村，大多数人家的窑洞都破烂不堪，而陈生春家的7孔窑洞特别醒目。门上刷了深绿色的油漆，花布缝的门帘洗得干干净净，门口的院子也归置得很齐整。刘存变说，为了要一个男娃，接连生了5个，头四个都是女子。现在家里还有两个娃上学，顾不上养羊，也没有喂猪。陈生春经常出去，她还要照顾家里的300棵枣树和5亩地。
　　刘存变今年48岁，比陈生春小两岁。她穿着一件绛红色的袄子，一条八成新的裤子，还有一双黑色的皮棉鞋。这在陈家沟村很罕见，其他妇女穿的衣服不是少了扣子，就是拉链坏了，有的干脆用一根粗布条把棉袄捆在腰上。
　　陈家沟村全村50户人家，200多人，去年单靠农业的人均收入不到200元。村里的青年劳动力几乎都在外面打工，在山西挖煤或者是在城市当建筑工人，他们要到春节才能回来。有人在外打工的人家，还能勉强维持生活开支。一些贫困的农户，仍然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
　　眼睛已经瞎了15年的崔文亮每天就靠吃“黑粉”维持生活，那是马铃薯提炼完淀粉后剩下的渣子，味道又酸又腐。他有3个娃娃，如今都在借贷上学。2004年，全家的农业收入加上十几株枣树的产出，不足1000元。
　　“陈生春家的日子肯定比我们家好过，他家的男人能挣回来钱。”
　　村民陈永开的婆姨说。在陈家沟村，她家的生活还算过得去。陈永开在外面帮人打石头修窑，有时候一天能挣到30元。但她觉得自己男人做的是一门手艺活，但没法和陈生春搞的修路办学校的大项目相比。
　　陈永开并不知道陈生春到底弄回来了多少钱，其他村民也不知道。他们只是知道，陈家沟村到乌镇之间有一段山路，还有岳家坡的一所学校，都是用陈生春拉回来的钱修的。另外，陈生春还准备给村里接上自来水，几百米长的水管和抽水机都已经买回来了，就在进村路口的窑洞里放着。
　　衣着褴褛、家境窘迫的村支书陈生会说，陈生春是个能人，这些钱，村里的其他人是肯定要不来的。
　　周边的张家山村、马家渠村、玉家沟村、史家沟村也都知道这些事。不管是在山头田间歇息时抽袋烟闲聊，还是围在大门口晒一个下午的太阳，陈生春能弄回来钱的“本事”都是他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他们隔三差五就会带上几个鸡蛋找到陈生春家，请他出手帮忙，“也替我们村弄点钱回来”。
　　
　　“会哭的孩子”

　　陈生春头几年出门的时候，村民们并不知道他是去干什么。那个时候他还没有买瓜皮帽子，只是拎着一个黑色手提包，有时候肩上还扛着一个蛇皮袋。照面时村民们总要问上一句“干啥去哩”，他回答得也简短：到城里去一下。
　　他到城里是去找以前在广州当兵时的老战友们。这些战友有的还呆在部队，有的已经转到地方，有的已经退休了，有的还在当领导。农村也没啥好送的，蛇皮袋里装的无非是一些小米、红枣、黑豆等自家产的东西。有几个老战友不爱要这些土特产，他就从城里的商场买点烟和酒送上。
　　在他的包里，装着盖有村和乡政府公章的报告―――他要找这些老战友们向“负责任的”打招呼，弄点国家扶贫资金。
　　在1995年以前，他还不知道有扶贫资金这样的好事，陈家沟村也从没享受过这样的好事。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省交通厅厅长的办公桌上看到了“拨发公路扶贫资金”的文件，当时就想到了陈家沟的那段山路。
　　“这些钱如果能给我们一点多好。”回来后，他连夜给乡政府打了报告，乡政府把报告打到了县里。县里说，打打看吧，上面没人，打了也没用。有人啊，陈生春一拍大腿。他想到了一个老战友，也是在省里“负责任的”，能不能通过他找交通厅长求求情呢？
　　没过几天，老战友拿着报告去找厅长了：我的一个老战友，找到我了，唉，他们那里真是很苦啊，厅长你看能不能考虑一下？
　　一个月后，陈家沟村拿到了第一笔3万元公路扶贫款。拿到钱的那一天，陈生春一夜没睡好。“这个扶贫款要也不难，上头心里面还是有我们的。”他在炕上瞪着大眼睛想。
　　一年后，他再次给省交通厅打了报告，希望把去年“贵部门拨款”修的那段路拓宽。这一次，他没有找老战友，而是自己拿着乡政府的报告一级一级交上去。不到一个月，第二笔5万元修路钱又顺利拨下来了。
　　这两笔钱，都是通过交通部门的扶贫资金申请到的。陈生春发现，国家财政部门的扶贫项目不仅交通部门有，水利部、教育部、农业部也有很多项目可以申请。而除此之外，国家还有很多直接扶贫项目，可以从国务院扶贫办申请。
　　他开始频繁地往外跑。跑得越多，他越在家呆不住。他觉得扶贫资金就像陈家沟的那条小河，你要是去挑了一担，就能浇到自家的菜地里，你要不挑，它就白白地流走了，流到别的地方去了。
　　“资金就在那里放着，要的人多得很，你不去跑，坐在家里是等不来的。”陈生春说。
　　一开始陈生春总往县里跑，很快就发现没用。陈家沟村在佳县以南，而县里“负责任”的，大多出自佳县北部，国家指定的扶贫项目，最后大多被落实在佳县以北。
　　要往上跑，往市、省，甚至北京的扶贫部门跑。而市里的资金本来就少，“它不扣你的就算圆满了”。陈生春把最佳地点圈定为省和国家一级的扶贫项目。
　　选定了方向，如何打报告也是一门学问，诀窍是“要瞅准项目”：如果今年教育这一块的经费多，就申请教育项目；如果交通部门的多，就申请交通项目；如果水利部门的多，就申请水利项目。
　　在这个过程中，要多打听，多询问，“这个项目现在安排了没有？啥时能下拨到县里？问的时候要客气礼貌，有时候要给点土特产表明我们的心意，有时候要提前写好感谢信，逢年过节的时候要记得打电话过去问候问候，建立交情。”本来嗓门很大的陈生春，介绍这一段经验时，声音习惯性地变轻变细了。
　　对他来说，这是“冒闯”(意为冒险和不确定)的一步：别人又不欠你的，项目批给你也行，不批给你也行。你哭穷，还有人比你哭得更凶呢！
　　有一次在省政府旁边一个“10元钱一宿”的小旅馆里，他就碰到了好几个同样来争取资金的人。
　　国务院扶贫办的扶贫资金和财政部门的扶贫资金有很大的不同，陈生春慢慢摸出了门道：“前者的计划性强，后者的机动性强。”
　　佳县在2000年确定了296个贫困村，陈家沟村并不在这个名单上。从国务院扶贫办渠道拨来的资金，大多流向了这些贫困村，陈家沟村很难享受到。而财政部门的扶贫资金，“面比较广，经过争取的话有可能拿到。”
　　陈生春的那些老战友，在这个时候就常常发挥出重要作用。他们可以通过私人或公家的关系，把他的报告直接送到“负责任的”办公桌上。
　　
　　扶贫款争夺战

　　一个扶贫项目批下来，并不意味着就可以万事大吉了，这笔扶贫款至少要过市、县、乡三道坎，最后才能到村。陈生春说，这是一段扒皮之旅。为了把钱如数拿到手，他要把嘴皮子磨破了，把鞋底子跑烂了。
　　陈生春最早去跑项目的时候，佳县各个部门都非常支持。他跑的项目大多是争取财政部门的扶贫资金，和国务院扶贫专项资金并不冲突。佳县扶贫办主任贺金喜就认为，县里有不少人出去要钱是好事，像陈家沟那么贫困的地方确实需要陈生春那么个人。
　　从1998年到2004年，他为陈家沟村拉来了30万元的扶贫项目，加上和别的村子共同申请来的扶贫款，总额超过100万元。他自己记了一笔流水账：1998年，19万元公路扶贫款；1999年，4万元公路扶贫款，3万元“甘露工程”款，5万元修建陈家沟小学的钱；2000年，15万元修建希望学校的钱，25万元“重点扶贫村项目”……
　　但是这些钱，有一些至今也没有兑现。陈生春抱怨说，它们有的卡在了市扶贫办，有的在县里被截流了，有的在乡里被挪用了，“钱入了他们的账，连烟都不冒一下就少了甚至没了。”
　　比如1999年他从水利部门申请到的那笔“甘露工程”款，省里拨下来的时候是3万元，到了榆林市水保局，“不知为何就少了1万元”；到了佳县水保局，又被扣去1万。等到他去找佳县水保局局长，局长已经换了届。新局长的答复是：现在我们没有钱，再说那是前任领导干的事，等局里有钱了一定还。
　　“如果乡、县、市政府不支持，我弄不到那个文。”陈生春说，“但是资金跑来以后，他们也想从中拿一点，缓解一下财政困难。”
　　1月13日，记者在佳县找到他时，他随身就带着一包催钱的报告。他说陈家沟村那30万元扶贫款，至今还有12万元被挪用。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佳县都要对这些扶贫项目征收5％―10％的管理费。审计部门发现后，管理费被取消，但陈生春后来去转账的时候，发现明扣变成了暗收，“说是手续费，而且是收现金，连发票都不给。如果不交这笔费用，就不把钱拨给你。”
　　一起惊动了温家宝总理的事件终于在2003年发生了，起因也是陈生春拉来的一笔扶贫款。他在2000年向县政府打了一个报告，请求在峪口乡新建一所希望学校。这份报告联合了峪口乡的7个村子，并附上了一份细致的实施方案。
　　这一次县政府直接把报告上报给了国务院扶贫办，它没有走“争取财政部门扶贫资金”的路子，而且绕过了市、省两级扶贫单位。3个月后，国务院扶贫办批复了这个项目，他们向陕西省扶贫办拨下来15万元建校专款。这笔钱经过榆林市扶贫办时，被扣下了11万元，到了佳县扶贫办的账上，这笔钱只剩下4万元。
　　4万元怎么建学校？陈生春找到了榆林市扶贫办。市扶贫办主任的解释是，扶贫办的资金是有整体计划的，当初你上报这个项目的时候也不打招呼，现在市里要根据实际情况作一些调整。
　　陈生春打电话给国务院扶贫办讨说法，一位工作人员说，国家不可能只拨给你4万元新建学校，这个问题要找当地政府解决。
　　再找县扶贫办，对话更直接：
　　你要不要嘛？
　　4万元能干个球，我咋要嘛。
　　干个球？你干个球我还不能给你钱哩。
　　陈生春一咬牙，扭头回家了。他找到7个村子的村民代表，按了红手印，给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有关领导写了一封告状信。后来温家宝总理看到了这封信，并作了批示。
　　2003年8月25日，由中纪委牵头，教育部、财政部、交通部和国务院扶贫办联合组成的调查组来到了佳县，一行二十余人当天就到了陈家沟村。他们当着村民的面，表示要督促各级政府尽快兑现扶贫资金，启动这个学校的建设。
　　陈生春说，其实在调查组来到佳县的头一天，这15万元已经全部拨到了县扶贫办的账上，并在当天就给峪口乡转了5万元。
　　
　　山顶上，孤零零的学校

　　对于“中纪委调查组”事件，佳县扶贫办主任贺金喜有自己的解释。他说，国家扶贫资金的使用一直实行的是“报账制”，先给一部分项目启动资金，中间根据项目进展再拨一次款，最后要验收合格才结算剩余的钱数。
　　这不仅是一个拨款制度，也是一个监督制度，只有踏踏实实把工程做好了才能拿到全部的钱。贺金喜担心，村民别把国家给的这点钱胡花了。
　　他说，“当时我想把4万元给陈生春，但他不能自己拿走，要有组织纪律性，起码要成立一个学校建设管委会，才能把钱拨给他。”
　　陈生春回去后，成立了7个村子联合组成的学校建设管委会，并到公安局刻了公章。可是2003年8月底，峪口乡启动了希望学校的建设，他们成立了自己的学校建设管委会，并重新规划了一个希望学校的建设方案。
　　先前村民们的那个学校建设管委会公章算是白刻了，村民和乡里的矛盾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了。
　　村民们在2000年联合打报告的时候，脑子里想的，是一所亮亮堂堂的学校，它有一个两层教学楼，有一个大的操场，有教师居住和办公的地方，有像城市里的学校一样的阅览室和实验室，峪口乡7个村子的娃娃都可以在这里上学。
　　他们当时还把细致的建设方案附在了报告的后面。村民们理直气壮地说，国家批准了他们的报告，就是同意了他们的方案。他们甚至给学校取好了名字：佳县峪口乡育才希望学校。
　　但乡里一接手这个项目，就把学校的名字改成了“岳家坡育才学校”。这个名字首先就让村民们很不满意，他们觉得从名字就可以看出两者档次的差别，一个是乡办学校，一个是村办学校―――岳家坡只是峪口乡的一个村。
　　更让村民们失望的是，建成后的“岳家坡育才学校”，与想象中的大相径庭。它被选在岳家坡村一个光秃秃的山顶上建设，冬冷夏热，四面迎风，交通不便，“如果发生点险情，娃娃们想跑都跑不掉”。
　　实际规模也比原先的设计大大缩减，楼房变成了平房，9间教室变成了6间，阅览室、实验室不见了踪影，建筑面积从1000多平方米缩小为300平方米。
　　“根本不像个学校，大老远看，都以为是气象观测站。哪有学校建在山顶上的，只有庙才建在山顶上。”陈生春说。
　　1月13日，他领着记者在山腰盘旋了半个小时，才来到这个“温家宝总理也知道”的学校。当天正好是县里会考，学校里只剩下一位长住的教师。打开一间教室，水泥地粗糙不平，有些地方已经起鼓。这个刚刚建成一年的新学校，墙角已经出现一些裂缝。那位教师反映，如果下雨，屋顶就会漏水。
　　在学校围墙的一角，堆着一堆煤。陈生春说，由于风大寒冷，煤不够烧，学校去年冬天向每个娃娃收了20元的取暖费，超出了国家规定的学杂费征收标准。
　　两位专门赶来向记者“反映情况”的村民说，这个工程根本就没有经过招投标，本来有人10万元就愿意做，但是峪口乡有关领导直接把工程包给了他的亲戚，那支队伍还没有资质，都是一些“泥瓦匠”。按照当地的价格，一间教室6000元就可以拿下，教师宿舍也不会超过3000元，最后却以平均每间1万元的价格包了出去。
　　县里的验收报告却表明这个希望学校的工程是合格的。县扶贫办主任贺金喜说，验收时没发现问题，省、市扶贫办的领导还专门去看过两次。
　　峪口乡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解释说，希望学校原建设方案规模过大，需要一部分村民集资，乡里确定的原则是“有多少米煮多少饭”，不搞集资，而且现有规模能够满足附近娃娃上学的需求。
　　
　　关系复杂的小山村

　　希望学校建成后，贺金喜说他和陈生春的关系也“破裂”了，两个人还骂过仗。现在，双方已经不来往了。
　　事实上，除了希望学校的项目，陈生春争取的大多是扶贫办渠道以外的资金。
　　可是县里很多其他部门也开始对陈生春颇为反感，他们觉得这个一天到晚往他们办公室钻的农民似乎连最简单的道理也不明白：没有县里的支持你打什么报告！这些钱哪一笔你能拉回来！一位政府工作人员摇着头说，陈生春“就算不是刁民，也不是什么正儿八经的人。”
　　现任村支书陈生会和陈生春也早有矛盾。
　　1996年，陈生春拉来了交通部门拨的5万元修路款，工程由村里组织实施。完工后还有1万多元的节余，陈生春把钱交给了村里，但要求报一些账。
　　这些账，是他跑项目的“前期费用”。坐车要钱，吃饭要钱，住宿要钱，“蛇皮袋里扛的东西”还是要钱，没有白来的项目。他认为自己为村里去拉项目，没有从群众身上抽一分钱，村里也没有出一分钱，全部是个人投的资，这些钱当然应该报销。
　　他特别不平衡的是，2004年11月底，他亲眼看见乡政府摆了一桌酒席请县里的扶贫办人员，他说那顿酒，从早上10点喝到了下午4点，花了500多元钱。你们大吃大喝能报，凭啥我就不能报？
　　但报销要有具体的开支，陈生会说，你坐车多少钱，吃饭多少钱，住宿多少钱，送礼多少钱，要有一个准确数字，不能凭嘴上说多少就是多少。再说前期费用怎么报还要经过村委会讨论，万一以后项目跑不回来亏了本咋办？
　　结果，前期费用没报成，原本是堂兄弟的陈生会和陈生春，见了面都不打招呼。
　　矛盾继续激化。村里不给报销前期费用，陈生春就自己取。2000年底，他从拨给陈家沟村修建小学的5万元专款中，打条子领走了3万。这5万元专款本来也是他拉来的，他说下一步要去跑希望学校的事儿，这些钱要花在前期费用上。
　　村民们看在眼里，心里开始嘀咕。陈生会说，部分村民怀疑陈生春把一些钱揣进了自己的口袋。原本贫困但平静的村庄，变得微妙而复杂。村民们开始谨慎地观察着陈生春，并逐渐和他拉开距离，“你跑你的大项目，我种我的小农田。”
　　陈生春向村民解释，我没有从中得到好处，我是给你们谋福利。这个事你们没有做过，不知道其中的难度。村民说，这个事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跑回来那么多项目，也没有给陈家沟带来多大改观，有些项目，现在八字还没一撇。
　　陈生春陷入了孤立。孤立就孤立吧，本来村里也没有多少事他能看得上眼。他当过兵，觉得自己“思想觉悟要比其他人高”，就连他家枣树结的枣子，也比其他人家的要大。而原因，只不过是他在每棵树旁边都挖了一个小截水坑，下雨时能把水留住。
　　“你看看我说话的嗓门这么大，就知道我是一个耿直的人。”他说。对于自己比其他村民显得富裕的生活，他的解释是，他在县里有一个当局长的哥哥，他的弟弟在北京租了一个门市房卖自行车，他自己在外面还有那么大的门路。至于拉扶贫资金这事，他说自己的目的是“不仅要让自己富裕，还要把其他人带动起来”。
　　陈生春说自己起先没想到这些事有这么复杂，他现在思想压力很大，常常“整宿整宿”睡不着觉，这事搞不好要毁了他的清白。现在他已经是骑虎难下了，只有一条路子，就是赶紧把钱要回来，把事做起来，让其他人看看，他究竟是为了自己谋私利，还是为大家谋福利。
　　于是，村民越怀疑，陈生春就越向县里跑，可是他去得越急，县里对他就越反感，欠的钱就越难要回来。钱越难要回来，他就出去得越多。出去得越多，村民就越怀疑。陈生春再出门，他们就是照面也不打招呼了，你跑项目也好，跑亲戚也好，我不去琢磨那个事，也省得费那个心。
　　1月13日，记者在陈家沟村，几乎听不到村民对陈生春的直接评价。崔文亮就说，没怎么和他打过交道。而事实上，陈生春在他眼睛刚瞎的时候还带他去西安看过医生，他的婆姨一年多前还在陈生春的工程上做过工。
　　可是陈家沟村只有陈生春能拉来钱。陈生会说，不管他自己花了多少，哪怕只有一小块落到村里，也比没有强。2000年，乡政府出面协调，陈家沟村委会和陈生春签了一个协议，他拉来的钱一半用于前期费用，一半上交村里。但这个协议后来并没有真正实行。
　　原因是陈生春不仅要支配自己那一半钱，上交给村里的那一半钱他也要支配，陈生会说，“他性格太强，凡事都是他说了算，没有办法合作。”
　　陈生春的理由是不放心把工程交给村里和乡里做，他为村里修的一座桥被县交通局评为“优质工程”，而村里组织施工的一段路刚修好就被大雨冲毁，他交到村里的那1万多元钱现在早也没了踪影。他不放心把他拉来的工程交到“观念陈旧，得过且过，每天就知道打麻将，清早起来就祈神祷告”的人手中。
　　村委会既然管不了钱，就不担这份责任。陈生会说，他去跑项目，怎么跑，怎么组织实施，钱怎么花，村里都不管，不出钱也不出力。现在村里能给他提供便利的，就是打报告时可以盖村委会的公章。

原文：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50120/xw/szxw2/200501200014.asp

一生悬命

相信大家对这篇文章中的很多地名都不陌生，里面的一些数字也可以给我们作参考，还能看出什么呢？大家自己看吧。。。

中西医

这一次县政府直接把报告上报给了国务院扶贫办，它没有走“争取财政部门扶贫资金”的路子，而且绕过了市、省两级扶贫单位。3个月后，国务院扶贫办批复了这个项目，他们向陕西省扶贫办拨下来15万元建校专款。这笔钱经过榆林市扶贫办时，被扣下了11万元，到了佳县扶贫办的账上，这笔钱只剩下4万元。
　　4万元怎么建学校？陈生春找到了榆林市扶贫办。市扶贫办主任的解释是，扶贫办的资金是有整体计划的，当初你上报这个项目的时候也不打招呼，现在市里要根据实际情况作一些调整。

我， 想，骂人

红莓

事情的发生都是这样子滴。。。某年某地某大型国企破产时国家调拨资金12亿安抚下岗职工，到最后发到工人手中只剩了1亿，这事后来被曝光！

我看到的是：陈生春这样的人越多越好，能自救，也能救点别人，管怎么样，至少思想活络！

linda78

事情的发生都是这样子滴。。。某年某地某大型国企破产时国家调拨资金12亿安抚下岗职工，到最后发到工人手中只剩了1亿，这事后来被曝光！

我看到的是：陈生春这样的人越多越好，能自救，也能救点别人，管怎么样，至少思想活络！

事情是这样子滴，本人从学校毕业的时候，国家有关部门给我们每个毕业生的遣散费，嘿嘿，是不是这个名称已经不记得啦，金额是700多块，分到我们学生手里一人只有200多，据说，省教厅、学校都分了一部分，嘿嘿

这样的事情，还少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