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望（贴点旧文吧，太冷清了）

镜与灯

十多年前读刘小枫用“默默”做笔名在《读书》上发的《我们这一代的怕和爱》时，对他用的一个词觉得特别惊讶：“下跪”。他说，中国人是一个“没有习惯向苦难下跪的民族”。lt;pgt;那时我还很年轻，在我的个人词库中，“下跪”一词，无论如何都是贬义的。生于六十年代的我们，内心的激动，总是为着那些高昂起的头颅。lt;pgt;从什么时候开始，当我看见“向苦难下跪”这一类的句子，眼里就隐隐有泪了呢？真的要感谢刘小枫，他用他自己和他组织翻译的一大批文字，将默茨、卡尔・巴特、舍斯托夫、舍勒这些从前与我们相距遥远、十分陌生的一群思想家带到我们面前，这些人在这个产生过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地球上思考并笃信上帝，如刘小枫所言，读他们的书，我“有一种生命和思想的敏感部位被触碰的感觉”。lt;pgt;他们中，最撼动我心的是“无神地”信仰上帝的西蒙拉・薇依――加缪曾称之为“我们时代唯一伟大的精神”。她是个天才的数学家，更是虔诚的基督徒。她太虔诚了，以致于敢于拒绝受洗，因为她觉得教会这种形式并不能真正行上帝的旨意，而她，只听从内心的来自上帝的声音。lt;pgt;在薇依那里，上帝是不“在场”的，因为上帝在爱中已倾空了自己，然而，谁在不幸中去爱，谁就见证了上帝的存在――这样，她就把信仰就变成了一件最难的事情：这样的上帝并不允诺“天国”，人所做的只能是追随在人间受苦的被钉十字架的基督。西蒙拉・薇依用生命实践了她的信仰，她拒绝受洗、拒入教会，却随时准备为教会而死。lt;pgt;薇依在《面对洗礼的迟疑》中说：“假如永生的灵魂在面前这张桌子上，我唾手可得，那么只要我想到自己不曾得到命令，我就不会伸手”。所以，“不管人们达到何种程度，都不得去做任何超越自己身不由己被卷入的事情，即使向着善的方向也罢”――假如有“真心英雄”的话，二十世纪就只有她了―― 一切只问自己的真心，只依自己的真心，拒绝任何表演性（太多的所谓名人都有这一面），为此甚至不惧地狱。lt;pgt;薇依正是最懂得向苦难下跪的人，尽管自己长期被病痛折磨，却一直参与最下层民众的生活及反抗，始终保持了精神的纯洁与完整。她于1943年死于饥饿与疾病，年仅34岁。lt;pgt;向苦难下跪，是为了能亲吻爱与牺牲中的“隐秘泪水”，也是为了能仰望那些爱与牺牲―― 一切的爱与牺牲，其中不仅有基督，有佛，有薇依，也有顾准、张志新、遇罗克、海子，有一切平凡生活中的爱与牺牲。lt;pgt;刘小枫说：“精神之为精神就在于它全然不具有任何强力，它原本天生无力；问题在于，是否应该因此而否弃精神和爱，把决定世界的意义形态的权利拱手交给所谓永远有力量的现实历史法则！回答是一个坚定的‘否’！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把自身的强力奉献给精神性的孱弱的爱”。lt;pgt;在一个越来越弱肉强食的世界，自愿选择的爱与牺牲在当下是孱弱的、没有光环的，但人类心灵的夜空，正是由这些爱与牺牲照亮的―― 那光芒不仅来自有神世界，也来自尘世中一切超越于狭隘个人利益之上的挣扎与奋斗。在这个意义上，我希望上帝是存在的――即使没有任何人看见，而他能看见，并安慰所有的那些“隐秘泪水”。lt;pgt;“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凡夫俗子的我，总在仰望，也许只能仰望。仰望中的泪水，也是一种幸福。

吴敦仁

我认为上帝是没有的，有的话就是我们自己！lt;pgt;在心灵最灰暗的日子里，我总是这样激励自己！没有人能救得了我，只有自己救自己！lt;pgt;我觉得不管如何高尚无私的爱，其出发点和目的地都应该是为了自己，那才是真实的！lt;pgt;一切都是为了“救赎自己”，我们默默地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