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匡迪：儒家思想导致中国由盛而衰（转）

静思

     下文转自工商时报。

      去年底才由上海市长任内调往北京出任中国工程院党组书记的徐匡迪近日受访时指出，他在北京生活一段时间後，每天都要出去散散步，工作之余的休闲活动不是打网球或游泳，而是带学生做研究，让左右半脑轮流休息。他还透露他的原名叫「徐抗敌」，平常爱看「康熙皇帝」及「曾国藩」等历史书。
      工商时报报道，已赴北京四个多月的原上海市长徐匡迪近日接受上海「劳动报」专访时说，「我原先的名字叫抗敌，因为是在抗战逃难的路上诞生的，当初起这个名字是为了牢记国耻家仇。一九四五年，我进了西南联大附小读书，遇上了一位非常好的老师，他说学名就改成匡迪吧，然後在纸上写下了『匡扶时艰，迪记平安』八个大字，这张毛笔字纸到现在我还保留著，我很感谢这位师者。」
      西南联大当时聚集了很多优秀教师，在附小时，徐匡迪说，他受到了非常全面的教育，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学五线谱，培养了对音乐的兴趣。抗战结束後回到家乡，又进了浙江省高级中学，这里同样有著很严谨的学风。现在除了他之外，还有刘吉，一所中学出两个院士是很不容易的。
      然後赴北京念大学时，徐匡迪说，那时侯学校不仅要求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同时还注重对社会能力的培养，比如食堂就由学生会生活部自己组织膳团监督管理。那时，徐不仅担任大学里学生会副主席兼军体部长，也是北京市大学生合唱团成员，还是管弦乐队的大提琴手，又是游泳队和田径队队员，「真是忙得很」。
      在提到平常爱看的书籍时，徐匡迪说，他比较集中看的是清代康乾盛世一直到辛亥革命的这一段，像《李鸿章》、《康熙大帝》、《曾国藩》。主要是看为什么中国衰落了。他说，「中国有非常辉煌的文明发展史，明末清初时ＧＤＰ占全世界三七％，可现在为什么落後了？这段历史让人看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儒家思想把所有聪明的读书人都锁到科举一个『独木桥』上去了，也正因如此，中国人重文化道德的修养，忽视科学和技术的研究，包括艺术也受到了约束。」
      海外对徐匡迪的印象良好，徐匡迪说，「在愉快的微笑背後，我是备过课的。参加外事活动不是应酬，有许多人是第一次到中国或上海，可以通过开玩笑来拉近距离。」谈起北京的生活，徐匡迪说，现在每天都要出去散散步，就感觉上海和北京有很大的差别。「上海的社区服务搞得很好，自己的小家庭也布置得很舒适，可邻里之间交往比较少。而北京居民的活动多得不得了，跳舞、下棋、锻炼、放风筝……就算零下那种很冷的天，音乐一放，很多人就跳起来了，水平很高，探戈、吉鲁巴，还有专门的教练辅导，有时我和老伴散步走过，脚也蛮痒的。」
      他还表示，带学生是一种休息。他说，现在名下有四个学生，直接指导的有一个。他说，让他感到骄傲的是，去年全国评出了一百篇优秀博士论文，上海占了三篇，徐匡迪所带的研究生就是其中之一。这是把文章名字全部贴掉後，分别寄给五十个院士，由他们所评选出来的。

有不为

“儒家思想把所有聪明的读书人都锁到科举一个『独木桥』上去了”，非也非也。
我觉得这不是儒家思想的错，而是不断膨胀的专制皇权将“把所有聪明的读书人都锁到科举一个『独木桥』上去了”，因为科举考试可不是儒家思想的发明啊！恰恰是皇权不断成熟所要求的选官制度。
进一步说，任何思想本身不构成罪过。问题真正的根子是在于利益操纵者。
从这个见解，可以看到我们这些领导人物的思路何在了，讨厌思想，喜欢技术，典型的技术官僚，呵呵。

静思

儒学管理国家的本质是人治，即先肯定你是统治者，承认你有高人一等的地位和无边的权力，然后劝告你经常自省，提高修养，从谏如流，爱护百姓，如此确保你的江山长治久安天下太平。这样的思想对于中央集权的国家来说是很适合的，于是有了二千多年的独尊儒术废黜百家，将忠君事主读书入仕的想法灌输于社会，并逐渐完善了科举制度，控制人才禁锢思想。儒学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强大居功至伟，其所倡导的一些尊老爱幼省身自谦等已成为东亚各国的优良传统，在今天也很有意义，但是“重文化道德的修养，忽视科学技术的研究”的它在日趋科学民主，以法治国的现代化社会已不宜再用来管理国家，应该退贤让位了。
      可是我们的国家如今仍然有着浓重的人治习惯，姑且不论有无政改的可能，在社会上官本位文化依旧大有市场。去年某传媒在大学生中对心目中的职业进行了一次抽样调查，排在第一位的居然是当官！民族的大脑还没跟上时代，如何实现科学民主？
      静思以为，徐匡迪表面上批评了儒家思想，实际上不是否定儒学，而是指责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保守拒新，不对民族前途负责的做法，他这样已经是和“以德治国”唱反调了。不管与他仕途不顺有无关系，都可算“五十步笑百步”，多少进步了点。我们也不能指望这些坐在台上的官员们象我们这样畅所欲言，讲真话。

石扉客

徐算是官僚体系内有点思想和个性的啦，有点象朱，但我们这个体系有非常强大的排优存劣功能，专门把糟粕留着，把精华排除来。

xiaoweisan

有不为说到点子上了：“讨厌思想，喜欢技术”。还有“中体西用”，所以五四过去
了这么久，“赛”先生在中国还是浅薄得很，“德”先生呢，压根儿就没来过。

洞庭麻雀

我认为他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中国的本质问题

黄河

劣币驱逐良币解lt;pgt;    劣币驱逐良币是经济学中的定律，典型例子是：在货币中，相对价值高的是良币，相对价值低是劣币。当两者同时作为本位货币在市场上流通时，人们总是将良币收藏在箱底或窖藏于墙根，这时由于良币退出流通领域，劣币大行其道。结果劣币赶跑了良币，故曰劣币驱逐良币定律。其实这种现象在现实社会中比比皆是。lt;pgt;
例一：小姐成了贬义词。
    quot;小姐quot;一词最早大概出现于宋代，元代含义定型，是对官宦富家未嫁少女的敬称。元代王实甫《西厢记》一本楔子quot;只生得个小姐，小字莺莺quot;。故对崔莺莺、林黛玉等称其为小姐应是敬称无疑。
    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对年轻女性均称为小姐，因三陪女、妓女都是年轻女性，故也称其为小姐。可见今日社会上对quot;小姐quot;含义实施的是敬称和贬称的quot;双本位quot;。结果quot;小姐quot;的贬义赶走了其褒义。实际现在quot;小姐quot;成了三陪女、妓女的quot;敬称quot;，不为一般年轻女性接受。如一次在南海旅游时，一位导游小姐公开向游客提出一条要求，说她姓张，请大家叫她张导游，并声明她不是quot;黄色娘子军quot;成员，而一再拜托大家不要叫导游小姐或小姐。lt;pgt;
例二：安全赶走了质量。
    由于工程建设中安全事故不断，有人提出一个抓安全的quot;好quot;方法，将安全与质量捆在一起，并赋予安全同质量一样的权重（所谓quot;安全一票否决制quot;）进行评比。就实际工作而言，安全只要小心注意，即可彰显，而质量工作则要流汗及动脑筋，还得承担风险。故在这种安全与质量的双本位制中，安全是银币，质量是金币。劣币驱良币，结果评选出的国优、部优工程中出现桥塌、楼倒现象屡见不鲜。lt;pgt;例三：大学保送制度。
    大学保送条件概括起来：要求被保送者德才兼备，即视德与才同等重要。其实，德易显，才难得，故其中的德是银，才是金。结果在德才兼备的双本位制中，保送进大学的优秀者甚少，良、中者颇多。迫于事实与舆论，保送入学制度数度兴，又数度废。
    我们的大学是否可向农民学习，来处理好德与才的关系。农民在处理水和肥与丰收的关系时不是说丰收要水肥兼备这样一种明确无误的双本位制。长期采取这样一种双本位制必然是德性赶走才智。lt;pgt;

黄河

假文凭泛滥的经济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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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a class=\"postlink\" href=\"http://www.cReader.com\">http://www.cReader.com</a><!-- m --> 曾宪 中华读书网lt;pgt;
    假文凭泛滥，已成为一大公害，单是哪些到处乱贴乱画的假文凭推销广告就让人深恶痛绝了。假文凭危害之深，人们怎么估计也不为过。一张学士、硕士、博士的真文凭，那是十几年生命煎熬，数万元资金投入换来的，它竟被一张几百元的假文凭窃走了！【而那张假文凭呢？成本不过几元钱。在诸多造假的买卖中，这利润也太丰厚了，几乎和造假币差不多，无怪乎越打越多。】根据经济学“劣币驱逐良币”原理，一旦假文凭泛滥，真文凭将很快被逐出市场――谁不想走这样的捷径呢？而一但文凭统统变假，那等于国家的教育制度整个瘫痪，科教兴国完全变成空话――靠假知识、假人才兴什么国呢！如此祸国殃民的假文凭，真正“是可忍孰不可忍”！
    但当我对假文凭深恶痛绝时，却总感到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这文凭何以敢造假呢？劣币驱逐良币，是因为货币仅仅是价值符号，只要能换回商品就行。而文凭却不仅仅是符号，它代表的是一个大活人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水平啊！假文凭做的再真，但人的知识是假的，那又有什么用呢？这好比一个人身明明高１・５米，即使持有身高１・８米证明书，又有什么价值呢？而现在，竟然假文凭买卖兴隆，说明市场需求旺盛；市场需求旺盛，说明假文凭真管用――问题究竟出在哪儿？
    答案只有一个：某些真文凭贬值！【象高能物理之类理工专业，几乎没听说有什么假文凭，因为那些学问难以蒙事；但象文秘之类文科专业，真文凭便要大打折扣了，这是假文凭泛滥的前提条件。】一些著名大学多年来靠卖文科文凭创收，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即使在国家严加控制的情况下，只要外语过关，拿个文科真硕士、真博士也不成问题。某单位一位大专毕业的打字员，不满足于自己的地位，凭借外语优势，一口气到北京某著名大学拎了个文个科博士回来，然而，人们发现，她依然还是大专生！即使某些正规大学里的某些专业，尤其是文科热门专业的教育，情况同样堪忧。一些泡沫教授，长年在教授着一些泡沫学问，学生在这种泡沫学问中泡几年出来，脑子晕晕地，一踏上社会整个“找不着北”！在这种情况下，哪些滥竽充数的假文凭便自然有持无恐了，因为真做假时假亦真，大家彼此彼此，何必较真呢！
    因此，当真文凭不再具有含金量时，真假文凭的区分便只有道德意义。“假文凭”只是“假”在程序上，而不在实质上。在追求效益最大化的市场经济中，道德约束是软弱无力的；而一旦抛开道德因素，那假文凭应当说是非常经济的存在。持假文凭的人，没进过大学，既没浪费个人的时间，又给社会创造了更多财富，还节约了大量税款――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研究生需要补贴数万元啊！而更重要的是，靠假文凭可以吃饭，便不再会有那么多混学位的学生了，这样，许多大学及研究生院等等就要立马出现生源或生存危机，泡沫教授们就要下岗，泡沫大学就要关门，这样，短期内就会使高等教育变成“买方市场”，就会迫使各大学将教学质量视为生命，着力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了。就像正宗少林弟子勿需亮文凭就可吓走混混威镇一方那样，当一批批有真才实学的大学生走向社会时，假文凭便没有市场了。
    当然，这只是一种是理论推导，说说而已，难以做到的。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只要【大家能学习一点“猫论”的智慧，问题是不难解决的。既然我们的目的是“捉老鼠”，那么究竟是“好猫”、“坏猫”还是“懒猫”，一实践不就辨别清楚了吗！哪些不会“捉老鼠”的“猫”，就是“国际猫学院”毕业、有着“猫博士”头衔又有什么意义呢？何况你还得高薪喂养。因此，我想，假如】所有用人单位都能象海尔集团那样，赛马不相马，学历的高下便失去了意义，文凭真假便也不会再困惑我们了。至于某些武大郎位居领导却自诩伯乐，那么，有几个假文凭给他当差侍候也是顺理成章的好事，免得浪费扼杀人才。您说是这理吧？

黄河

导论：转轨时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lt;pgt;
    知耻者为勇，思索痛切才会领悟深刻。可以说，改革的更大成功，有赖于反思的深度和
广度。
    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后，大家才发现，所有被小心翼冀绕开的问题，最后形成了一种
滞后效应，累积成今日无法避开的社会矛盾。
    在权力市场化作用下由资源分配所造成的收入差距，其后果的严重性远远超出了国民收
入的分配所造成的差距。
    只要劣币与良币等值，只要现存体制不能使手持劣币者受到惩罚，人们便不会奉公守
法。lt;pgt;正文
    两个多世纪以来，社会主义理想一直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忠实批判者而存在，计划经济
体制就是这一理想在特定时期的经济实践。从本世纪70年代起，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
都先后踏上了改革之途，但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也就决定了改革的起始点相异，终极目标
有别，取得的成效也大不一样。
    计划经济体制最明显的缺陷是在对资源巨大浪费的同时，出现了严重的物资匾乏，凡实
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度都曾为这一问题深深苦恼。从目前的情况看来，只有中国才成功地通
过改革摆脱了短缺经济的困扰，在短短10多年间，从一个物资匮乏的社会迅速成为一个相
对丰裕的社会。对于中国人来说，那种购买任何生活必需品要凭票证的日子已成了似乎非常
遥远的回忆。这样巨大的经济成就，无疑值得全体中国人深深为之骄傲。
    回首18年经济改革，走过的道路崎岖曲折，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但教训也相当痛苦
深刻。行将进入改革向纵深拓展的关键时刻，有必要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刻反思。这
种反思的目的是促进改革向纵深拓展，而不是否定改革。知耻者为勇，思索痛切才会领悟深
刻。可以说，改革的更大成功，有赖于反思的深度和广度。lt;pgt;转轨时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本书是作者从中国18年改革的经验性体验出发，在占有大量实证材料（包括作者本人
搜集而得的许多调查材料）的基础上，对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进行分析的著作。它所分析的
对象，不是整个改革的全部过程，而只是在权力介人市场前分配的情况下，对中国财富流向
及资源分配起作用的“灰色分配”以及社会对“灰色分配”的不良反应，同时剖析了一些对
中国未来发展必然起制约作用的经济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如不及时探讨并厘清，有可能成为
阻碍改革深化的极大障碍。它预想的读者不只是学术界同仁，而是一切关心中国改革的人
士。本书在写作上没有采用一般读者难以读懂的纯学术语言，相信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能毫无
困难地阅读这本书并理解作者所要提出的问题。
    纵观世界历史，改革无非是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一是通过法律或政府命令强制性地修改
旧制度，实行制度创新；二是通过部分人自发地追求个人利益，导致旧社会结构进行调整。
在我国来说，这些年的改革是两种方式的结合。政府用第一种方式发动并推进了改革，促使
中国走上了现代化之路，而与此同时少部分人利用权力开始了自发私有化进程。
    中国的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成绩世所瞩目，但在10多年转轨过程中所暴露的种种问题却
也说明了一个事实：有关转轨问题的分析家们严重低估了非经济约束因素对于改革的影响。
和前苏联东欧相反，中国改革走的是一条由易到难、由浅入深、从体制外围到体制内部的路
子。当时的设想是，走这样一条路子，可以避开矛盾并容易为社会各界所接受。然而实际情
况并非完全如此。在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后，大家才发现，所有被小心翼翼绕开的问题，
最后都形成了一种滞后效应，累积成今日无法避开的社会矛盾。而由于当时一些特定的历史
因素所要回避的一些社会转轨时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这时候却深深困扰着中国思想界人
士。避开经济学这个大家族的心脏地带即政治经济学，去建构经济学理论框架，实际上使很
多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得不到正确梳理，经济学也因此被许多人文学者斥之为“没有良
心”。
    所谓转轨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就是研究中国社会转轨期资源配置的全过程及决定和影
响资源配置方式的全部因素，它要揭示的是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人和物之间关系变化的实质，
其中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如何清理计划体制留下的遗产问题。计划经济体制留下的遗产很多，
从资源的管理配置到财富的生产、分配，几乎无所不包。其中对今天影响最大的遗产主要有
下列几项：
    第一项遗产即资源的管理配置问题。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现在的市场经济体制只能称之
为“模拟市场经济体制”，它和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区别在于一点：市场经济体制中，资
源配置的功能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承担：而我国由于种种无法规避的历史原因，在目
前这种“模拟市场经济体制”中，资源配置的功能却是由政府部门在承担。在转轨期，变形
的权力之手介人资源配置，导致腐败现象丛生，寻租活动猖獗。所谓分配不公，其实不是体
现在国民收入的一次分配、二次分配中的不公，而主要是资源分配和占有（即市场前权力分
配）的不公。目前这种财富占有格局的不公，归根结底，不是由国民收入分配不公引起的，
而是由于资源的分配、占有及使用不公而引起的。
    第二项遗产即庞大的国有资产的处理问题。中国在所有制问题上走的是这样一条道路，
用形象的话来说，就是避开国有资产这一辆旧车，另外造了一辆新车，即发展了私有、民
营、中外合资这些新的经济成分，形成了现在的综合经济体制，而庞大的国有资产却处于不
断流失当中。
    前18年的改革成本主要是中央政府承担，先吃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老本，后借外债内
债。可以说，在80年代及90年代最初一两年，全体中国人在吃计划经济老本时，或多或少
都得到利益，但问题是转轨期的资源配置方式与国有资产管理方式有严重缺陷，这就使得掌
握庞大社会资源的政府及国有资产成为各种利益集团寻租的“猎物”。故此我国在理论上坚
决反对私有化的同时，因没有有效地阻止腐败现象的蔓延，少数权力的不法使用者却利用权
力系统的机制缺陷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这条道路和东欧国家的“奉送私有化”的寻租方式
有所不同，但结果却相差不大：财富最终都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国有
企业的下一步改革究竟应该怎样进行？
    第三项遗产是没有失业之虞的高度工作保障，这是现在国有企业改制与企业生产要素重
组的一个最重要的制约因素。以往那种行政性的计划分配就业制度造成了国有单位严重的过
度就业，国家现在每年用于2000余万企业富余人员的支出约需2000亿元人民币。由于其它
所有制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有限，所以裁汰冗员的问题现在已成为国有企业继续深化改革
的一大障碍，许多人都将社会保险体制的建立视作这一问题的突破口，但其实深究下来，就
会发现这一希望之脆弱：“现炒现卖”的社会保险体制究竟能否在全国范围内为国有企业解
除负担，实在让人不敢乐观。
    第四项重要遗产，即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则被破坏得相当彻底。由于严重变质的权力
之手介入资源分配；在短短10多年的改革过程中，中国已走完从平均主义到贫官差距过大
这一段漫长的路。处理平等和效率的关系，并不像当初一些人设想的那样：如果总体平均收
入水平能相应有所提高，则收入档次拉开不会造成社会问题。这种设想过于简单，因为它忽
视了一个问题：在权力市场化作用下由资源分配所造成的收入差距，其后果的严重性远远超
出了国民收入的分配所造成的差距，这种贫富差距造成的影响已不仅仅只是经济上的，而是
政治上的。
    上述问题引起了社会的不良反应，累积成今日无法避开的社会矛盾。因为一个人靠勤劳
致富，另一个人靠投机、贪污受贿发财，就其金钱来源进行道德评判当然是两回事，但在市
场经济的世界里，这两者是一样的，金钱并不因为它的不同来源而留下不同的痕迹。这在经
济学里有个专门的说法，就是“劣币驱逐良币”。而“劣币驱逐良币”的逻辑结果是：只要
劣币与良币等值，只要现存体制不能使手持劣币者受到惩罚，人们便不会奉公守法，而是会
仿效那些投机取巧以及贪污受贿者。我国今后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如何改变利益主体的
行为方式，这种改变既要依靠制度，也还要依靠人们的社会良知。
    此外还有一些很突出的社会问题，如怎样才能释放国民经济中不利于就业的因素，有关
就业与犯罪的关系向题等等，可以说政府今后若干年内制定的各项经济政策都必须考虑就业
含义，否则任何“严打”活动都难以奏效。在1996年7月举行的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
上，总书记江泽民已强调经济发展必须与人口环境资源统筹考虑，但无论是人口问题还是环
境问题，都不是单纯的通过中央政府行为就可以取得成效的。
    改革之初，一项小小的放权让利都会获得成倍效益，而现在人们却面对着改革边际效益
日益收缩的现实。更兼自发私有化造成的问题日益尖锐，而政府对这一事实采取的享后政治
约束显得缺乏力度。这种情况让公众对改革的期望值在某种程度上落空，直接影响到公众对
改革的基本态度。所以对中国政府来说，现在最大的问题倒还不是每一改革措施出台之前的
政治约束，而是事后的不良反应。中国目前的改革，恐怕不能在清算一种偶像的时候，又用
另一种偶像来误导社会。我国的现状表明，就在我们抛弃“计划偶像”的时候，又引进了
“市场偶像”，但由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西方完全不一样，“市场失灵”的现象相当严重。
所以对中国来说，现在面临的问题一是如何正确认识转型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二是找出解
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这里必须再次强调，建立中国转轨时期伪政治经济学之所以必要，就在于一点：中国目
前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而这种“过渡”恰恰是在对掌握国有资源的分配
和使用权者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的情况下进行的。脱离这一点来谈中国的经济问题，将使对
经济问题的研究变成一种“屠龙术”。lt;pgt;寻找经济决策的政治基础
    对于从事当前国情研究的分析家来说，目前最困难的事情大概要算是区分“经济学”和
“政治经济学”这两个既有关系又有区别的两大“科学”之间那种微妙和难以把握的差别。
其实要弄清这两大科学的差别，只要仔细读读公共选择理论的创始人――1986年诺贝尔经
济学奖得主詹姆斯・M・布坎南的《公共选择论》、《自由、市场和国家》就可明白二者的
区别到底何在。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当中，始终存在两种分歧极大的观点：一种观点深信政府可以纠正
市场缺陷，这一观点目前在发达国家中，已因国家债矢失控，各种政府调节手段最终使经济
窒息而受到各方面的质疑；另一批经济学家则始终对政府纠正市场缺陷的能力表示深刻的怀
疑。美国经济学蒙詹姆斯・M・布坎南和其他几位开拓者，以他们创立的公共选择理论革新
了经济学分析政府行为的工具。
    公共选择理论的基础奠定在一个十分简单但却很有争议的根本思想之上，即担任政府公
职的是有理性的自私的人，其行为可通过分析这些公职担任者在其任期内面临的各种诱因而
得到理解。布坎南指出，在作为“预测科学的经济学和旨在设计合适的法律和宪法限制而塑
造相互作用的模式的政治经济学科学中，只有把私人看作是无例外的最大限度的追求财富
者，市场的法律构架――法律和宪法才能设计出来”。针对此，布坎南指出经济学的“经济
人”与政治学的国家理论的困境；经济学以“经济人”的成本－收益分析作为唯一的工具，
而作为政治学的国家理论则以国家代表社会利益作为分析的出发点。这两个学科的分离，使
对经济行为的分析和对政府行为的分析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体系。布坎南指出，国家不是
神的造物，它并没有无所不知和正确无误的天赋。因为国家仍是一种人类的组织，在这里做
决定的人和其他人没有什么差别，既不更好，也不更坏，这些人一样会犯错误。因此建立在
道德神话基础之上的国家政治理论一遇上“经济人”这一现实问题便陷入难以解决的困境。
为此，布坎南指出“我们必须从一方面是利己主义和狭隘个人利益所驱使的经济人，另一方
面是超凡人圣的国家这一逻辑虚构中摆脱出来，将调查市场经济的缺陷与过失的方法应用于
国家和公共经济的一切部门。”这样便使所有的分析有了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当人们――亦
即“经济人”面临诱惑必须在若干取舍面前进行选择时，他们将更愿意选择那种能为自己带
来较多好处的方法。布坎南正是从这里开始了对政府行为的分析。
    在这一基础上，布坎南将政府的模式归纳为3种完全不同的类型：
    第一种模式被称之为慈善的专制者。这种政府以社会利益为自己利益，并且把利益最大
化――即全民最大福利作为自己的政策目标，同时它又可以保持一种绝对的权威，不受任何
约束。布坎南认为，这种模式只存在于规范经济理论之中；由于它排除了政治因素如公共选
择的作用，所以用来分析西方国家政府的经济行为，在理论上必然是荒谬的，现实中也一定
以失败而告终。
    第二种模式被布坎南譬喻为“拥有独立利益的巨物”。在这一种模式下，政府的目标便
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如最大的财政收入，以满足官员的生活和权力需求等。对此布坎
南分析，尽管这是政府权力膨胀的一种极端形式，但它至少说明有必要对政府的经济行为给
予法律上的约束与监督。
    第三种是西方的民主政府模式。布坎南假定全体社会成员都通过选票的形式参与政治决
策，而政府的经济行为则直接受到民主投票的制约，于是政府决策的取向往往受制于公共选
择这一决定性的因素。根据“经济人”这一出发点，布坎南认为，在这种民主模式中，甚至
那种“巨物”也比慈善的专制者更具有现实意义。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实际上正处在
民主模式和巨物模式之间。
    由布坎南创立的公共选择理论由上述理论出发，得出如下推论：政府的缺陷至少和市场
一样严重，所以政府不一定能纠正市场错误，事实上反倒可能使之恶化。这一学说挑战了势
力强大的两大学术集团所珍视的理念：一批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只要采用“福利经济学”的处
方就可以实现公众利益，而一批政治学家则认为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多元化竞争将为公众谋得
利益。简言之，公共选择理论的宗旨是把人类行为的上述两个方面重新纳入单一的模式，这
一模式模拟人们今天的社会行为，从此将用经济学分析政府行为引人一个全新的境界。
    布坎南关于政府模式的划分，为以后的公共选择理论奠定了基础。正是在这一理论前提
之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构造了一整套论述官僚主义的普遍理论，将政治学的经济分析
弓；向深入。瑞典皇家科学院在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授奖仪式中客观地总结了这位杰
出经济学家的成就：“布坎南的工作填补了传统经济学中的一个空白，因为传统的经济学缺
少一种独立的政治决策理论。”
    布坎南创立的公共选择理论为经济学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发展空间。如果说经济学在
他之前高高飘扬着哈耶克、缪尔达尔这两面在经济学科的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为经济学
引回人类关怀的伟大旗帜，那么在他身后，新一代经济学家在他的公共选择理之上，开始运
用经济分析的工具，向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领域作出了意义远大的深层掘进。在不到
30年的时间内，布坎南的理论追随者中，有不少已成为日益显赫的“制度经济学”派代表
人物。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的“路径依赖”学说，更是用历史学的
眼光穿透了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期阵痛的根源所在。我国近几年来内于在改革中遇到诸多难
题，经济学界中的年青一代已开始将眼光投向崛起才二十多年的制度经济学，殷切期望将这
一学派的理论精髓用之于中国的改革实践。
    对于中国来说，公共选择理论对我们最大的启发就是今后如何优化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制
度环境。因为正如布坎南指出，“制度环境是一种把市场和政治混合在一起，相互交叉、相
互冲突、关系极为复杂的网络中环境”，中国如果要修蓝分配结果，就应该将焦点对准产生
这些结果的原固。考虑到在政府部门中担任公职者也是“经济人”这一前提，就必须对通过
市场前分配权力来创造经济价值这一权力寻租行为加以强有力的限制。
    研究转轨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其目的就在于为市场制度型构一个行之有效的法律构
架。lt;pgt;如何看待经济发展与社会代价的关系
    克服社会转轨期的动荡，是我国政府必须面对的巨大挑战。根据现代化理论，后发展国
家的现代化过程中，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的改造居于优先地位，政治现代化即使不是第
二位的，至少也只有在前者发展后才能水到渠成。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塞缨尔・P・亨廷顿对
世界各国现代化历史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英国，经历了
从1649年到1832年共183年的时间；美国经历过从1776年到1865年共89年时间。欧洲
其它13个从拿破仑时代起进入现代化的国家也经历了73年时间。但从20世纪觎年代起，
在形式上进入现代化的第三世界国家有21个，历时却平均只有29年。一些社会学家曾进行
统计，在19世纪进入现代化的国家，其社会年变化率的主要指标只有0．01％；而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以后进入现代化的国家，其社会年变化率的主要指标却高达1％。与发达国家相
比，这些后发展国家经济的发展，利益的冲突，阶层的分化，价值观的转变以及民众参与改
革的期望，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远远超过了这些国家政治体制的承受力，导致社会发生严
重紊乱。如果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世界其它国家进行比照，大家可能会对中国社会转型期
的种种问题得出比较客观的看法。
    对研究者来说，这些年来不管是从事经济学研究，还是从事社会学研究，都会发现一个
问题，那就是如果只从某单一学科的角度出发来研究中国问题，最后都有力不从心之感。以
经济学为例，这些年来，不少经济学者避开转型期中那些带有根本意义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采用经济学的技术方法来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如研究劳动力的增加、效率的提高。
比较生产率的差距、收入弹性上的差距、资产收入、雇佣者报酬、政府消费支出、民间消费
支出、国民总资本形成、技术社会知识的积累、现代经济增长的影响等等，看起来论证似乎
都挺严密，但最后大多数经济学者都会发现自己的研究无异于隔靴搔痒。那些用非常漂亮的
学术语言与非常完美的公式做成的学术论文，最后都落人了一种时人讥评的境地：既不是对
中国经济发展走势”的科学预测，更不是对已发生的事情的客观总结。这种情况足以让研究
者反思经济学的本质：经济学是“文化”而非“自然”的科学，归属于社会性而非技术性的
范畴。转型过程中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更是不能回避的根本性问题：研究视野尤须扩展到经济
学之外。因为“想要影响实际政策选择的经济学家最终必须是让普通人而不是让经济学家中
他的同行信服”（冈纳・缪尔达尔语）。和别的学科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经济学家建立荣
誉金字塔的底座是公众的信服。避开一些对改革有至关重要影响的问题，如权力这只严重变
质的手在资源分配中的作用问题，就没有办法对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有切中要害的认识。
    这些年来，思想界人士对中国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一是采取一些边缘性探讨的方
式，如批评中国的改革是一种想到哪改到哪，哪儿容易先改哪儿的“撞击反射式”改革；二
是比较委婉地指出从传统社会经济形态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过渡，是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和文
化变革相互推动的整体过程，在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上，经济、政治和文化变革的相互协调具
有决定性意义。这类探讨廓清了一些思想障碍，为深入探讨改革做了前期性的理论准备。但
现在需要做的工作，是对中国这些年来发生的实际变化进行理论梳理。这种理论梳理不是拿
着外国人的理论来套中国的现实，而是需要认认真真从经验性体验出发，告诉世人我们已经
走过了哪些路，这条路将延伸到何方。尤其重要的是要分析我们为什么会走上这一条路，而
不是一条别的什么路。
    转型期的社会经济生活所蕴含的意义实在太过丰富，无论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还是历
史学家都还来不及彻底了解这些变化对现实的意义，更谈不上确定这段时期将在中国历史上
占有一席什么样的地位。对于正在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一切进行理性思考，是一件极富挑战性
的工作，对于一个思想家来说，唯有冷静地观察社会，纪录中国当代社会所发生的一切，并
将自己的生命体验熔铸到学术研究中去，认真研究与经济发展同时出现的社会变动的各个侧
面及其过程，才能为后世国下一点可信度高的研究成果。在观察社会变动时，作者发现，并
不是一切社会变动都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其中有些制度性的缺陷恰好是经济如此发展的前提
条件，如以“股份制改造”为主要形式的企业制度改革，以及城市土地供给模式改革这两项
措施在制度设计方面的巨大缺陷，使不少寻租者充分利用了它们的弹性――从社会进步的意
义上来说，任何制度的设计必须要有一定弹性，亦即要有一定“空子”给人钻，否则社会就
丧失了活力；但如果弹性太大，则会导致这一制度本身的失败，让社会为之承担代价，这一
关系就是经济发展与社会代价的关系。
    经济发展是否要付出社会代价，尤其是公平与社会正义的代价？这是一个具有根本意义
的经济伦理问题。早在1959年，为了铲除阻碍后进国家经济发展的各种社会因素，联合国
提出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均衡”，这种意见代表了一种后来成为主流的发展概念。联
合国基本确认经济发展应该优先，井将经济发展视为解决后进国家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贫
困、恶劣的劳动条件、家庭及地域共同体的解体等等）的手段，把铲除阻碍经济发展的社会
障碍称之为社会发展。这一观念的提出，为以后研究不发达国家经济问题引入了“社会发
展”这一概念。此后，曾在联合国长期任职的瑞典著名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
（GunnarKarlMyrdal），在对东南亚国家进行了长期的考察以后，提出在研究这些国家的经
济发展时，必须研究这些国家的不平等和权力分配的关系。他特别强调，认为不平等是这些
国家获得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这一想法是错误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不仅是普遍贫因和一个
国家很难摆脱贫困的原因，而且同时也是其结果，更大的平等是让一个国家摆脱贫困的前提
条件。
    经济发展和社会代价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已经注意到了，就在中共十四届六中全
会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已多次严厉批评“以牺牲
精神文明去求一时一地的经济效益”这种短视行为，一再强调“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精神
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一时的发展”。但是认识问题并不等于解决问题，如何使中国人“道德
复苏”才是真正的难题。
    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将伸向何方，完全取决于中国如何解决转型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而
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分配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关系到社会安定的政治问
题，它隐含了一个社会的经济伦理内核，必须要超越经济学范围去进行伦理追问。但比较遗
憾的是，在这10多年改革进程中，几乎还没有人对上述这些政治经济学问题进行系统的伦
理追问。lt;pgt;对资源分配中不平等问题的伦理追问
    从名义上来说，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一切社会资源都属于国有，在财富的分配上也
是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但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起点的不平等引起了极大的资源分配不平
等：中国没有土地私有制，但是自从土地市场开放以来，却确确实实存在一个土地的占有和
使用问题；中国国有企业的全部国有资产名义上也归全体人民共同占有，但在国有资产的使
用这个环节上，却确实存在国有资产巨大流失的问题。于是这10多年改革中，中国出现了
这样一个在世界上比较罕见的经济现象：在房地产热这一原始积累的神话中，物质进步导致
地价上升，土地虽属于公有或集体所有，但地租、地价对社会劳动成果的瓜分即土地价值升
值的大部分收入却归少数人纳入私囊，国家通过出让土地所获得的收入并没有形成有效的积
累。国有资产流失的结果是企业弄得不死不活，不少企业连工资都发不出，而这些亏损企业
的负责人却有不少竟能跻身为富裕阶层。推而广之，在目前的财富占有问题上都存在财富来
源的正当与否的问题，必须对之进行伦理追问。这些追问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下列两方面：
    1、弄清由于资源占有分配不平等所产生的财富占有是否具有合法性，或是否符合正义
公平等人类社会的一般法则。
    2、如果当前的绝大部分人的财富占有不具有合法性或不符合公平正义原则，那就应该
进行道德评价和理论征伐。虽然这种评价不能够改变财富的占有状态，但至少表达了对社会
现状的一种人文道义精神；这种理论征伐虽不一定对政府政策有直接影响，但至少可以让社
会公众知道何者为是，何者为非。对于能够参与制定公共政策的那一部分人来说，通过这种
追问至少可以使他们的价值观得到某种意义上的廓清和纠正，因为政策选择是从价值观前提
和对通过运用这些前提获得的事实的了解中推断出来的结果。简言之，所谓价值观就是要在
制定每一项政策时想到：这一政策使什么人得益？满足的是什么利益？
    经济学家作为各民族及其政府的计划者和顾问，对现实的政治和正在作出的政策选择产
生着影响。从公平和正义的前提出发，对转型期资源分配不公产生的财富占有进行伦理追
问，可以使公共政策朝向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一目标迈进，从根本上是防止对经济、社会
和现实政治的研究在事实上产生偏见，并因而防止错误的逻辑手段。经济学如果对财富的占
有不进行伦理追问，将使经济学失去社会科学的本质，而流于纯技术性操作。
    这种伦理追问虽与现实政策之间距离遥远，但在今天的中国却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在本书中，作者从社会制度与经济政策、经济行为的关系出发，着重考察分析中国近
10多年来的自发私有化趋势及社会的事后反应，并对所有的经济社会现象进行伦理追问。
书中对社会问题所持的观点主要来自于实际调查的感受，是作者通过对社会各阶层，包括公
务员、工商界人士、律师、新闻界、工人、农民以及无业人员等各界人士进行多种形式的非
正式采访后形成的。
    本书导论、结语部分的侧重点在于对经济及社会发展作一些规范性的研究，在前六章　
中，以中国当代资本原始积累（并非“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作一纵轴，通过几次资本积累
高潮来展示：在特定历史条件限制下，中国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方式，来完成这一在其它
国家需要历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完成的过程，以及中国国民是在一种怎样的经济伦理观
念支配下展开追求财富的活动的。
    近年来中国公众对社会问题抱怨最多的要算是分配不公。其实这里有一个需要澄清的概
念，国为中国这些年的问题不是出在国民收入的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中，而是出在市场前权
力分配作用下的资源配置中。所谓“资源”有无形资源和有形资源两种类别，无形资源是一
些经营特许权，如房地产经营权、某类物质的进出口权、股票上市等等；有形资源如上地、
计划物质等等。在这10多年积累财富的前几轮竞赛中，得利最大的就是在掌握资源分配大
权的部门和企业这两大科层组织中少部分掌握实权者。这少部分人形成了我国社会转型期过
程中的分利集团，他们利用自己掌握的政治（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出于互利这一目的，
展开了大量的寻租活动。这前六章　，主要就是论述我国政治经济这两大科层组织的少部分掌
权者，如何利用权力这只严重变形的手，“创造”了中国当代资本原始积累这一现代神话。
    通过对大量事实的伦理追问表明“中国当代所有的经济问题虽发生在经济领域，但其根
源却深桓于非经济领域。在约束软化的情况下，部分政府官员对法规的遵守陷入了一种非常
随意和松弛的状态。权力层大规模的贪污腐败行为对下层广泛渗透，导致了中国当代经济伦
理的剧变、对金钱意义的张扬达到了一种藐视任何道德法则的地步，由于市场缺乏伦理规则
的约束，我国经济出现一种过度投机的状态。
    本书的前六章　从纵向揭示了中国自发私有化过程，后四章　则从社会的横断面剖析了市场
前权力分配引起的种种不良社会反应，揭示了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诸
种不利因素。如贫富差距过大导致的社会积怨，就业压力过大与犯罪浪潮的叠起，中国农村
基层组织的非组织化进程（宗法组织的复燃和地方恶势力的兴起）导致的社会控制机制畸
变，黑色经济的泛滥和黑社会组织的兴起，似及“官黑结合”而成的地方恶势力在少数小城
镇与农村地区已形成对人民的剥削性控制。
    上述问题的产生，既有政治经济的作用，更有文化因素的影响。这些问题对中国构成的
社会压力既是近期的，更是远期的。它们对中国社会的现实影响说明，金权政治、官黑结合
与流民一暴民，将是中国未来社会危机的总根源。
    后四章　说明，近几年中国政府的政策和发展战略的重新选择将成为中国未来走向哪一条
路的决定因素。
    阶层分化问题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但因作者在各章中事实上已涉及这一问题，要
作更深入的探讨井非本书主要目的，因此并不列入专章论述。又如环境问题，在下一世纪必
将成为中国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但这方面已有不少既具体又很到位的研究成果，作者不可
能走得更远，故此只在第八章　《人口、就业与犯罪》中点明其重要性，也不进行专章论述。
在此必须强调的是：上述所有问题都不是改革所带来的，而是改革不够深入的表现，要想克
服上述问题，必须坚持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路线，将改革向纵深推入。
    中国近现代历史所蕴涵的意义非常丰富，而1978年以后的历史，不管从其本身的剧
变，还是从其对后来的历史影响来看，都超越了前面任何一个年代。无论是洋务运动、辛亥
革命，还是后来所有的一切历史事件，都没有像这10多年一样，使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
彻底的变化。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短短18年，几乎凝聚了中国自1840年开始现代化进
程以来的全部苦恼和追求、希望和挫折、失败与探索。社会转型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实际
上是中国许多历史与现实问题的矛盾集结点。作者相信，由于这一时期蕴含的内容特别丰
富，后来者对这一时期的历史也将格外青睐。纵观这一百多年的中国历史，作者领悟了“改
革”的意义：改革不是一段历史过程，也不是一次政治事件，而是人类社会一种自我完善、
自我发展的生存方式。对现阶段的中国来说，改革的过程，建立市场经济新秩序的过程，实
质上是处理和调节各种利益矛盾和利益关系的过程，同时还是一个不断暴露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过程，它只有开始，没有终结。面对种种困难，我们唯一的出路是深化改革，而不是退
缩。如果我们将眼光穿透历史那久远的尘封，就会发现这10多年改革只不过是中国漫长的
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在清理计划经济体制遗产方面，转轨期的阵痛注定不可避免，在
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出现的问题方面，注定要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看法。本书只是作
者个人对转轨期的一些问题的经验性体验。如果要说它有什么意义，就在于它的实证性和所
研究问题的直接性。

xiaoweisan

一次转帖这么多，恐怕没人有耐心看哦:-)  建议每次只转一段，这样大家既能坚持
看完，又会觉得你水平高深，岂不两全其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