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农村教育的意义

李丹

2000年江西省出了一个名人，他主编了一本小册子《减轻农民的负担》，引起了江西省委的绝对关注，然后他编的书被勒令不惜一切代价收回，而他本人也被撤职。这个人叫桂晓奇！
　　 4月17日，桂晓奇来到中南民族大学举行一次讲座，我有幸在座。下面是讲座的大概内容。
　　 桂晓奇首先提到“三农问题”已经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这“三农问题”非常严重。有言“农业问天下问，农业富天下富农业兴天下兴”。可是在80年代，中国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农业曾经得到很大的发展，可是到了90年代以后，农产品的价格下降农民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在湖北省70%的县乡负债十分严重 。当沉重的负担压在农民的身上，逼迫很多农民背井离乡到城里去打工，可是到城里又得不到合理的待遇，无奈又回到乡里。这样一来，很可能会引起农民对社会的仇视。
　　 农民负担形势非常严重了，这个负担是从哪里来的？怎么形成的？
　　 首先是中央，中央长期以来采取牺牲农民的政策。2001年，中国财政收入有15000个亿，农民占不到15。4%，可是却要养活64。8%的人口。从94年开始，中央开始把省一级比较好的企业的财政收入挥手中央，而省里有向市里收，市向县，这样到了县乡一级，基本上就没有好的企业作为财政收入，在适当的时候，财政上支持中央是对的可是反过来，应该用在县乡里的钱也中央也应该拿出来才对，中央又不给钱，企业有被上一级收了，这样负担还是摊到农民的头上。
　　 其次，中国长期“官出数字，数字出官”，造成虚报现象十分严重，造成中央以为下一级可以自给自足，这是人为误导。有的干部就是因为虚报所以从县干到市，从市干到省，甚至更高，这些干部高升以后，自然不会否定他这种弄虚作假的作风。
　　 第三，中国官员冗员十分严重，，中国的机构改革在基层很不成功。目前中国农民头上实际承担6000个亿的重担，是进入90年代以后，负担才沉重起来的。90年代以后，中国的农产品价格一路走底而生产资料却一路走高，中央一再提出要“休养生息”可是现在这在农村不可能实现。因为中国的冗员太严重了，在江西，绝大多数的县农民要养的官员远远超过应有的数量，最严重的达到每10个农民养一个公务员。本来一个税务所，三四个人就足够了，可是实际却有100多人。
　　 第四是农民本身。
　　 90年代以来。中央的减负进入误区，：靠加重农民负担的部门和个人去实施减负工作，那么这部分人在减负的同时最先考虑到的肯定是自身的利益，影响到他们自身的政策，就不好好贯彻，这样负担是不会减下去的。所以这是一个系统工程，而农民应该是主体。必须依靠农民。因为农民要面对的是乡镇一级而不是中央，所以如果农民不懂得法律，不懂得中央的政策，那么，乱收的费用就好收了。在这里我们“哀其不幸却不能怒其不挣”因为整个农村的教育水平都还是很落后。所以，让农民懂得法律与政策，提高农民自身保护意识，是减负工作中最重要的环节。
　　 80年代中国农村的第一需求是资金与技术。可是农民门发现，他们不能够从银行解决资金问题，因为银行根本不让他们贷款，所以他们只能靠自己勤劳积累资金，而在劳动的过程中渐渐了解技术。所以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很多地方的农村，第一需求不再是资金与技术，而变成对相关政策的了解。因为，他们发现当他们中城里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本来想到家乡作点什么――比如办厂，可是厂址刚刚选好，各种费用就来了，而且这些费用高到比他的资本还高的，他们只好又回到城里打工。如果中国农民1000个人中有100个200个300个而不是一两个人了解相关政策，那么谁还敢来乱收费，如果乱收费没有了，中国农民的6000到8000个亿的负担就减少到800个亿。2000年，《减轻农民的负担》在江西发行几天以后虽然被收回，可是那一年，江西农民的几十个亿乱收费都没有敢收上去！
　　 桂晓奇最后还介绍了他主编的《中国改革》的办刊方针，就是要更多的农民知道法律和政策。他说自己不是研究农民问题的，只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接触这个问题他自己能作到的只是这一点。

红军

呵呵~看来农民还受着三座大山的压迫,靠愚公移山绝难见效.

frankie

中国实行了几千年的中央集权是否应该有所改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