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书磊： 教育对于乡村的回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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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对于乡村的回馈

----以丰宁满族自治县为例 作者：李 书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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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03月26日 下午 02:44:53

    高中毕业是人生的转折点。那些考上大中专的学生带着朦胧但却强烈的愿望“走”了，开始了全新的生活，而那些落榜的学生却也不愿再回到旧日的环境中去了。对于乡村学生来说，考不上大学就意味着保留原来的农村户口与农民身份，就意味着回到生身的村庄与土地。但这些高中生从内心里是坚决不愿意回去的，他们已经是被知识与城市生活动员起来的人，已经具有了在城市生活的强烈愿望与基本能力，重回乡土对他们是一种精神酷刑。在丰宁，如今高中毕业的学生比“文革”后期要少得多了。70年代，丰宁县贯彻“小学不出队、初中不出村、高中不出社”的办学方针，基本上每个公社(乡)都有高中，高中基本上达到了普及的程度。那时候对知识学习要求不严，所谓“高中”是否能达到高中水准也就无人追究了。高中毕业大家都回乡。一是人多了对每个人都起一个心理平衡的作用，二是那时候不兴考学，等推荐上大学也得是在干两年农活之后，所以没有非“走”不可的压力，三是当时城乡壁垒极严，户口制度刚性，没有乡村人口向城市大量流动的需要与可能：所以那时的高中毕业生回乡是一件当然而平常的事情。丰宁县胡麻营乡胡麻营村党支部书记孙亚忠就是“文革”后期高中毕业回村的，他说他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屈才”。不过这些人回村之后倒也真能在本乡本土起些作用，孙亚忠说现在村里的几名主要村干部都是那时候的高中毕业生。
   

由于“文革”后收缩办学规模，普通高中在全县仅剩下三所，能考进去就算是凤毛麟角了。而现在上高中还有一条与过去不同，那就是要花不少的钱，三年一万多元，这对于一个农民家庭已是沉重负担了。丰宁县农民在孩子身上花钱最多的是两项事情：一是孩子结婚，二是孩子念书。结婚要盖房子、送彩礼、办婚礼，而念书要念到高中毕业也得让父母咬紧牙关。“孩子一念书，一结婚，就把老人治惨了，”胡麻营乡中心校幼教负责人顾显庭说。如果学生考不上大学，让家庭的投资落空，那回到家里出门进门也不会得到家人及邻里太好的脸色，顾显庭告诉我一个故事，说中心校副教导主任张主任老家村里有个回乡的高中生，在村里呆了一段以后就疯了，一发疯就去砸张主任家开的小杂货铺，闹得张主任很苦恼。我记得“文革”后期控诉“17年旧教育制度”的小说有过类似的情节，不意今天重成真事。
   

然而，大的社会背景毕竟是今非昔比了。丰宁县乡村今天的高中毕业生在家里枯坐发疯者还是绝无仅有的，他们部分人在找门路做些农业之外的事情，比如学裁剪开个裁缝铺，筹钱买辆旧汽车搞运输，而大部分人干脆一走了之，到邻近的大城市如北京、天津打工去了。在丰宁乡村，高、初中毕业生也即是村中的青年人大部分都进城打工，在家中种地的多是老人。胡麻营乡成人学校校长陈英告诉我说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了，出去的人占农村劳动力的50%到60%。胡麻营村支书孙亚忠说他村里人口是1200人，大约120人外出打工，他说“小年在家的极少”。这一带人外出去北京的多，主要的行业是搞建筑。东村西里都有在北京的建筑公司当小包工头的，通过他们就能把村中的青年人招募出去。“外出打工受苦难的多，”孙亚忠说。“受苦难”即是做苦力。做苦力工资也还可观。在北京搞建筑的丰宁民工，瓦工的收入可达每月一千元左右，而“小工”(没有技术的体力劳动者)每月也能挣四、五百元，已相当于大中专毕业回县工作的干部的工资了。
   

而真正回乡、能在乡土立足并扎下根来的还是那些毕业回县的大中专生。他们之所以愿意重回乡土乃是因为他们已经是衣锦还乡了，拥有了国家干部身份与城镇户口，成了乡镇社会的上层与统治精英。丰宁县每年考出去大专以上的学生300余人，中专生近200人。中专生毕业后几乎全部回县，而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要分到乡镇，只有极个别“路子”很硬、关系很多的人可以留到县城。近几年又出现了中专毕业生在县里分配不出去的现象，现有400多名中专毕业生在家待业。胡麻营村就有一位，去年毕业回家，今年才获安排；能安排就不错了。大专以上的毕业生县里倒是都能安排工作，但工作的优劣、是否能发下工资就不敢保证了。丰宁县人事局向我提供了1994年以来分回县里的大专以上毕业生的工作安排情况：  
年份    总人数  分到县直者  分到乡镇者
  
1994年   127      126        1
  
1995年    80       78        2
  
1996年    79      70        9
  
1997年   120      118       2
  
1998年 129      125        4
  
    这数字中所谓分到县直者并非是一定留到县城，它包括下到县直机关设在各个乡镇的派出机构与所属企业，而且大部分是要下到这些单位的，实际上也等于分到了乡镇。像丰宁希望小学的包淑霞老师就是这种情况。她名义上分到县畜牧局，实际上到了局下属的胡麻营乡兽医站。县里规定大学本科毕业生回县可以保证留在县城，但对专科生则要视情况而定了。分回县里的大学生专业对口是很难的，因为丰宁县的产业结构不可能与大学的专业设置相对应，许多学理科的人不得不去做行政工作。丰宁较大型的企业只有一家还算比较盈利，那就是九龙醉酒厂，生产一种白酒叫九龙醉，在当地有点名气，承德一带的人都认这种酒；酒厂还出一种饮料叫小白桦，是用白桦树的树液做成的天然饮品，名气虽不大但饮者都认为好，也保持着一定的销量。可以想见这种工厂是用不上丰宁一中高考名录上所列的那些专业的知识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合适的企业可供回丰宁的大专、本科学生去效力。专业不对口，工资甚至工作本身没有着落，许多回县的大学生慢慢地就游离开了体制，成了人事关系挂在公家单位、人却在东游西荡的闲散人员。包淑霞曾到北京的公司打了两年工。像包淑霞那样去北京闯荡一番的人在丰宁县不少见。而丰宁县考出去上重点大学与较好大学的本科学生则回不到本县，他们有的在大城市或南方的发达地区找到了正式的工作，有的没有正式工作却想办法把档案放在大城市的人才交流中心，在那里“飘着”，寻工作做。丰宁县教育局局长姓韩，是位文质彬彬的教育官员，他向我抱怨说大城市与发达地区在人才上盘剥丰宁这样的贫困山区。丰宁县每年拿出财政收入的一半去办教育，而培养出来的最顶尖的人才则去为大城市与发达地区服务了，丰宁却得不到任何补偿。他认为大城市与发达地区应对输送了大量人才的贫困地区有所回报，或者国家通过专门征税的办法有所均衡，这样才能调动贫困地区的办学积极性，才能供应更多的人才，使城市与发达地区在人才上更加受益。他说今年国家“普九”第二批拨款已经投入到位，这笔数目极其有限的钱已发挥了很大作用，若再增加效果会更加明显。韩局长的看法应该说很有道理，但他忽略了两件事：一是大城市与发达地区实际上也存在人才过剩的问题，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规模从总体上是容纳不了中国那么多大学毕业生的，即使重点大学的学生找工作也要颇费些周折，这种情况下大城市与发达地区能安置贫困地区出来的学生已经算是功德了，根本谈不上回报的问题；二是重点大学的学生即使回到丰宁也没有用武之地，并不是丰宁需要他们而他们不回来，而是丰宁根本产生不了对他们的需求，面对这种情况再叫喊人才外流不归的冤屈就有些矫情了。这也是教育产业本身所面临的困境，它的课程内容决定其培养目标就是要为大城市与大工业输送人才，就是一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奉献”。在这种人才流动中最得益的还是大学生个人及其家庭，而不是培养他们的家乡。不过，对于这个问题，胡麻营村党支部书记孙亚忠倒是很想得开，他认为本乡本土出些人才在外地、在大机关工作对本地是大大地有好处的：“起码你到哪个单位、哪个地方好办事呀，比较方便，要不然你到北京去门都摸不着，谁认你是谁呀!”孙亚忠遗憾本村出的人才太少，他说解放以来就没有在县以外工作的，解放后村里出的最大的人物就是县公安局长了。早几年，老的村主任老余家的孩子在石家庄念书，成绩在班上数前几名，本来已定下来留在石家庄了，但末了还是让人家“有门子”的人给顶了，又回到了丰宁，现在县电业局当秘书。孙亚忠说起这件事仍感惋惜；他说村里的老人说本村不出大人物、不出人才主要是风水的问题，让村西面的那座山给压住了，如果全村都搬到东山根下就好了。我安慰他说现在丰宁希望小学办得不错，将来说不定会出大人物。提到丰宁小学，孙亚忠精神颇振，他说“普九”中村里勒紧裤带又拿出2万5千元给丰宁小学买仪器与实验桌这已在该校王素云校长的谈话中得到了证实，王素云还说孙亚忠对小学很支持，有事情找他是找而必应。孙亚忠说现在是希望小学了，不比村里的老学校了，那时候桌椅坏了找个木匠修理修理就成，现在得买新的。村支部书记倒不担心因人才外流而使地方的投资落空。
   


   既然现行教育体系是面向城市与工业的，丰宁出来的大中专甚至高初中的学生们就都有一种进城从工的人生导向。那些留在大城市与发达地区的丰宁大学生们自不待言，而根本就没有取得正式入城资格的高初中毕业生亦用不请自来的方式强行入城，完成了由乡村向城市的自发流动，他们也能在城市的边缘与下层占据真正的城里人不能取代也不想取代的一席之地：在城里他们从乡村学校学得的知识也能派上一定的用场。那些分回丰宁又获得妥善安置的大中专学生实际上是在县城中业已形成的比较土气的城市与工业体系中占据了一定的位置：他们有城镇户口与国家干部身份，尽管他们也有专业不对口与单位不景气的问题。而真正处于尴尬与困境中的是那些回到本县而又没有安置、或者虽获安置但单位发不下工资实际上仍等于不安置的大中专毕业生，他们才真是处于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悬空状态，成为乡村社会中“多余的人”。他们没有找到工作者所有的踏实与安心，即使又回城市闯荡也不像高、初中生外出打工者那样义无反顾、铁心从最底层的工作干起，他们大多会像包淑霞那样闯荡一些时日就又重生归意。这批人是丰宁乡村社会目前正在集聚着的一股新的能量，他们有着非常不确定的前景。我在胡麻营村就遇上这么一个人，同他的交谈使我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中所包含的困难与希望。
   


   这个人叫怀明学。我在丰宁小学调查期间想打印一份给学生的问卷，杂货铺老板指点我说不远处有一家打印社。我找到了这家打印社，正是上班时间它却锁着门，拍门拍窗都无人应声。隔壁食品店的大姐出来询问，将头靠着窗户往里面观察了一番，说是这里的人没有走远，看他的摩托车还放在屋里。过了半个小时我又去看，果然有人在，自报名字说姓怀，叫怀明学，看样子有二十七八岁的年纪。小怀说话急促，目光不定，他接了我的活，却又抱怨说这活让他大礼拜六也休息不成了，他本来是从单位回家想过周末的；我奇怪他既然挂着打印社的招牌却又在做别的工作，他说他的主要工作是给附近的两家铁矿当管理人员，打印社是他因为爱好打字而“玩一玩”的，并非靠此谋生。听口气他颇有怕人因为他开打印社而瞧不起他的意思，不过他关于打印费的讨价还价却很专业。我后来问乡里的干部，他们对他都有些熟悉，说他所谓在铁矿当管理人员也是临时兼差。第二天黄昏他到我在中心校的住处去送打印好的问卷，正赶上这一排房子的电线出了问题，灯亮不起来了，我们在黑暗中颇谈了一些时候，我才对他的经历有了了解。
   


   小怀是丰宁一中的毕业生，他当时考取的是承德农校，属于中专。毕业后回县分到坝上的一个乡，分配他到一个水库工作，他嫌专业不对口拒绝了。他说他后来“从了政了”，大约是到坝上那个乡的乡政府工作了；但坝上穷，在乡里工作也发不下工资，他一气之下“留职停薪”回到了家乡胡麻营。在胡麻营他主要靠做临时工作为生，曾在乡政府打过杂，现在又在铁矿兼职，并每天都去铁矿上班。打印社也是他收入来源之一，并非仅仅是“玩一玩”，他主要接乡里、小学与各乡属单位的活儿，也替人打一些在四乡张贴的小广告，他有一台型号比较新的电脑，是这个乡很少见的。他说他的电脑可以入网，等他安上电话、再装一个解码器即可办到。他的打印社所占的三间临街门面房是他为了商业目的而新盖的，他家在村里的住家区还另有房子，他就是本村人。他有一辆摩托车，说明他生活的小康水平，也标志着他与普通农民不同的身份。在胡麻营，中层的精英人物骑摩托车，像丰宁小学的校长，乡中心校的校长、教导主任、成人学校校长与幼教负责人，都骑着摩托车跑来跑去；往上数乡党委书记、乡长坐吉普车，往下数最普通的工作人员只能骑自行车了。小怀属于摩托车阶层，或者说他认为自己相当于摩托车阶层，因为他并没有前列那些骑摩托的人物那样稳定的地位。
   


   小怀为像他这样滞留乡村的大中专学生颇为忧心。他说他将来要筹集资金办一个企业，将没有着落的大中专学生集聚起来，形成合力。即使已经找到工作的大中专生，他认为在乡镇搞行政也没有多大作为。要在农村搞企业，他觉得最好的出路是将这里大量闲置的荒山作产业化开发，像迁安县那样搞“围山转”，种植各种各样的林果。这里虽是山区却没有种果树的传统与习惯，小怀觉得在这方面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可以将林果作为资本积累的起点，下一步再发展更赚钱的产业。出于现行国家政策对粮食实行统管，所以私人搞粮食加工是没有出路了，只能在林果上打主意。丰宁有山有河有矿，资源还算丰富，小怀对一种模糊的开发前景颇有信心。他想先将大中专生用起来，再将农村的高、初中生也用起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现在城市已经满了，装不下了，要在农村消化”。现在的困难第一是资金。他想可以将北京等大城市的资金引来作为启动，“给人家一些优惠政策”。第二是政策环境，由于丰宁穷，一旦办起一个新企业，工商税务就蜂拥而至，管叫你知难而退。不过小怀认为这也可以慢慢改变。他特别羡慕河南省新乡县的刘庄，说刘庄的书记史来贺将村子作为一个公司来办，既发了财，又保证了共同富裕，“那才叫社会主义呢!”由此他感慨丰宁的村干部素质太低，不能出几个将村庄公司化的典型，没有新思路。他同我讨论了一个设想：将现在不好分配的大中专学生先放到乡里锻炼两年，然后派到各村去当党支部书记，将支部书记这个职务都换成大中专毕业的国家干部，才能有新的开发思路。反正这些学生也都是农村出身的，当支部书记不会当不了。我问他会不会这些学生们不愿意去呢?他说会，关键是要有几个成功的典型。丰宁几百个行政村，如果照此办理既安排了大中专生的就业，也推动了农村的产业化开发。不过，小怀也知道这只是个设想而已，眼前真正可行的还是自己动手；他在北京、承德等地有不少同学与熟人，他认为将来这些人可以帮助他实施他的计划。
   


   不管怀明学的计划具体实施的可能性有多大，有意义的是这些重返乡土的“多余的”大中专学生们已开始在酝酿用城市化的方式改造乡村的计划了。并不是乡村的城市化(也即工业化)自然地产生了对他们这些人才的需要，而是这些人才先行产生，是由于他们的存在才生出了对乡村城市化的需要。既然乡村现有的城市化程度不能够容纳他们，那他们就想扩大乡村城市化的程度以使自己可以容身。或许中国贫困地区乡村城市化的进程首先是由这批人欲望的展开与扩张来启动并且推动的，或许乡村教育体制所培养出来的以城市生活为导向的人群将以这种方式来回馈乡村：这大概也是教育体制本身始料未及的。在政治上，他们也将以在野的、民间的方式与面目出现，不同于传统的加入体制方能改造社会的先例。他们是否会缔造一个乡村的“市民社会”?是否会缔造一个新的“乡绅”阶层?这些都还在未可知之间。但可以确定的是这群人在乡村社会会越积越多，他们会积累越来越强烈的愿望与能量，这些愿望与能量总得在乡村社会找到释放与实现的途径。如果他们成功，将会是伟大的建设；如果他们失败，将会是巨大的破坏。他们将是为乡村移植来城市化方式的尝试者(是移植而不是催生)现行乡村教育体制竟以这样的方式给予乡村社会一种令人激动也令人焦灼的不定前景。
  


   是移植还是催生，这是本世纪以来围绕中国乡村的城市化、现代化改造而产生的不同的乡村教育思路矛盾的焦点所在。中国1905年废除科举，之后一直在尝试按新法办学，新教育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培养新式人才而达致国家富强；至民国初年始有借鉴欧美与日本而生的成熟学制，其基本框架与结构今天仍在沿袭。在这套学制中并没有考虑城乡分别的现实，乡村教育与城市教育是一体化、同质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一些科目的具体内容虽有较大变化，但这种学制由于新中国实施新的工业化赶超战略而得到了某种加强。今天现行的学制仍是它的继续。这种长期推行的学制对于乡村来说暗含着一种意义，那就是乡村的城市化与现代化将通过对已有的城市与工业的移植与照搬而实现。说这是一种“暗含”的意义，是因为对乡村的这种改造在这种学制的构想中并不是一种明确的意念，而仅仅是它之中蕴含着的一种逻辑。说实话，这种学制从一开始就没有将乡村改造与乡村发展问题考虑在内，它的眼光集中在国家的建构与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上，它只是将乡村作为人才选拔的一种来源而已；然而，这种学制背后所包含的逻辑中却并不是完全不涉及乡村的，它实际上意味着在国家与城市工商业发展与发达之后再用城市的资金、按城市的模式将乡村复制成新的城市。这从本质上乃是一种移植思路。这种移植的思路与前景在今天已经明显地现出端倪，因为已经开始有大批从乡村走向城市的大学、因为不能为城市所容纳又从大学回到乡村的“剩余知识分子”存在了，他们脑子中的榜样是城市现有的模式，而他们面对的现实又是乡村既存的现实，这种并存与对峙中孕育着一场早晚要发生的对乡村的“城市移植式”的改造。
   


   不过，在这种主流学制之外，一直有一种教育思想与教育实验在主张并追求着另外一种乡村教育，那就是根据乡村的实际生活与实际需要对乡村子弟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使他们能成为乡村的合格的劳动者与循序渐进的改造者，反对以城市为目标对他们进行教育。它的实质是通过对农村既有生活的发扬与改造，在农村与农业现状的基础上“催生”出农村的现代化。这种思想与实验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甚至占了上风。我们追溯一下这一非主流思潮的历史与理念，对理解我们在丰宁乃至整个中国乡村看到的教育现状是大有裨益的。这种思潮在20年代就开始由陶行知、晏阳初等教育家倡导。陶行知写于1926年的《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一文对乡村教育发表了宣言式的主张：  
   

  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往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他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他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前面是万丈悬崖，同志们务须把马勒住，另找生路。
    生路是什么?就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我们要从乡村实际生活产生活的中心学校，从活的中心学校产生活的乡村师范；从活的乡村师范产生活的教师，从活的教师产生活的学生，活的国民。活的乡村教育要有活的乡村教师；活的乡村教师要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活的乡村教育要有活的方法，活的方法就是教学做合一，教的法子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活的乡村教育要用活的环境，不用死的书本。他要运用环境里的活势力，去发展学生的活本领-----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活本领……中国乡村教育之所以没有实效，是因为教育与农业各干各的，不相闻问。教育没有农业，便成为空洞的教育，分利的教育，消耗的教育。农业没有教育，就失了促进的媒介。倘有好的乡村学校，深知选种、调肥、预防虫害之种种科学农业，做个中心机关，农业推广就有了根据地，大本营，一切进行，必有一日千里之势。所以第一要教育与农业携手。那最应当携手的虽是教育与农业，但要求其充分有效，教育更须与别的伟大势力携手。教育与银行充分联络就可推翻重利；教育与科学机关充分联络，就可破除迷信；教育与卫生机关充分联络，就可预防疾病；教育与道路工程机关充分联络，就可改良路政。总之，乡村学校，是今日中国改造乡村生活之唯一可能的中心!
   


    陶行知的思路十分明确，他心目中的乡村教育要以乡土物事为教材，以乡村建设为本位，并要求学校作为一个社区的功能机构加入到对乡村的政治、经济改造的实践中去，甚至要成为这种实践的主导与中心。他自己在南京郊区晓庄曾有办学试验，据他和他的弟子们说是非常成功的，但他这种局部的试验再成功也没有能改变当时的主流学制。不过，他的这种教育思想却启发了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对党的领袖毛泽东有较大的影响。4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立足站稳之后，就开始对延伸到其根据地的主流学制进行批判与改造。我们看1944年4月7日《解放日报》社论《根据地普通教育的改革问题》，就可以看出一种火药味与改造的迫切之心：“现在的所谓新教育，其强点在有国际背景，其弱点也在这里……它是大城市的产物，不合于农村的需要(更不必说像陕甘宁、晋西北这样地广人稀的农村)；这些却是无可争辩的。我们是在中国，在民主根据地，在战时，在农村，抄袭这套课程办法，就毫无出路。譬如我们小学和中学，究竟是为了训练什么一种人呢?只能训练四种人：一种是毕了业回家劳动的，所谓国民教育本该是为了这个目的，但是现在教育却是为了升学，因此再回家，在小学毕业已经不合算，中学毕业更不合算，回了家也是闹别扭，不能做模范劳动者，简直不如不上学了；一种是做‘公家人’，做党政军民的各种工作，但是现在的教育也不是为了这，学与用脱了节，而且这个需要也有限制，超过一定的数量就要减少必要的劳动人口而增加不必要的财政负担；第三是升学的，但是小学升中学本来就是少数，就算都升了学，中学毕业还再升到哪里去呢?根据地办旧式大学是不要也不可能的，而现有的高级干部学校又是与中学不相衔接的；此外还有什么出路呢?剩下的出路，就是做游民，做二流子，这不是笑话，而是事实。由此可见，从普通教育上来一个大改革是必需的。”这篇社论还从国际背景上表达了它对主流学制的认识：“旧教育制度(废科举兴学校以后的教育制度)因为要学外国，留学就成为它的灵魂，国内的一切几乎都是留学的预备性质，处处以外国为模型，所以它的基础不是立在脚上，而是立在头上的。”乡村教育是城市教育的翻版，而城市教育则是外国教育的翻版：这是一个双重移植的问题。而这篇社论开出的药方则是一剂根本改造的猛药：“既然根据地群众的生活基础是家庭和农村，我们的群众教育，无论是对儿童，对成人，对妇女，就应该时时刻刻照顾到家庭和农村，家庭生活农村生活中所实际需要的知识，就应该成为教育的主要内容或全部内容；适合家庭生活农村生活情况的学习形式如村学、识字组以至传习生产技术的学徒制等，就应该部分地或全部地代替现有的小学的地位。”这与陶行知的乡村教育思想如出一辙，其实质是实现乡村教育与乡村生活的自我循环，斩断它与城市的旧式联系，结束它作为城市附庸的地位。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所持的这种教育思想与毛泽东的主导有很大关系。毛泽东早在20年代就已对洋学堂非常不满，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的描述可以见出他非常鲜明的立场：“试看农民一向痛恶学校，如今却在努力办夜学。‘洋学堂’，农民是一向看不惯的。我从前做学生时，回乡看见农民反对‘洋学堂’，也和一般‘洋学生’、‘洋教习’一鼻子出气，站在洋学堂的利益上面，总觉得农民未免有些不对。民国十四年在乡下住了半年，这时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才明白我是错了，农民的道理是对的。乡村小学校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小学教师对待农民的态度又非常之不好，不但不是农民的帮助者，反而变成了农民所讨厌的人。故农民宁欢迎私塾(他们叫‘汉学’)，不欢迎学校(他们叫‘洋学’)，宁欢迎私塾老师，不欢迎小学教员。”毛泽东的这种思想持之以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依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仍是主流学制；毛泽东对这种教育制度也是十分不满的，他不断地对其进行严厉的批评。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将这种学制摧毁，在“教育革命”与“开门办学”的口号下建立了一套“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新学制。“文革”后“拨乱反正”，这种新学制被否定，苏式主流学制得以全面恢复，20年来在一些局部修正中沿袭至今。
   


      近一个世纪以来主流教育制度与其反叛者的较量是激烈的，其中的是非曲直真是一言难尽，不是一种你是我非的简单判断所能论定的。就反主流学制的思潮对主流学制的批评而言，其精神与见识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任何延续既久的主流学制都往往有其不可理喻的保守性，有与变化着的现实生活相脱节的倾向。中国的经学教育持续千年以上，而欧洲的教育变迁也并不比中国快多少。“罗马人用希腊文化教育他们的孩子。在欧洲，整个中世纪时期，僧侣和年轻的贵族子弟都在钻研古文和亚里士多德的毫无用处的三段演绎法。直到本世纪初，工业国家的教育还主要是学习以色列、希腊、罗马古代农业文明以来的文学作品。就是今天，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教育仍然过于偏重学术内容，没有教给孩子在进入社会后如何对付工作和家庭等问题。”而对于现今第三世界的东方落后国家来说，其教育在“古”的弊端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洋”的问题，也就是《解放日报》社论所斥责的“留学导向”的问题。英国记者保罗・哈里森(Paul Harrison)在对第三世界的采访中痛感这种状况的存在：“在非洲和亚洲的学校里，在课堂里占压倒地位的是英国文学和法国文学。课程设置与实际生活之间的差距像一个无底深渊，学生们则被搞得晕头转向，一头栽了下去。1986年，我在非洲的好几个中学里呆过。在所有这些学校里，学生由于远离家庭而被异化。他们必须穿短裤和衬衫或者其他花里胡哨的服装。他们生活在一个与农村环境有天壤之别的社会团体里，这里有霸道的教师，必须遵守纪律，住集体宿舍。教师用学生不能完全理解的外语讲授遥远国度里的诗人的作品。‘像一片浮云我独自游荡’，一个班的孩子们机械地背诵着华尔华兹的诗句，‘忽然，充满欢乐的心房，与水仙花一起起舞。’‘先生，请问水仙花是什么?’一个大胆的学生问道。于是，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枝水仙花，因为没有一个学生见过这种花。”这确实是有些荒谬。而且正如哈里森在这里点到的那样，在古的、“洋”的统治之外，对于乡村学校来说还存在一个城市化教育统治的问题。
   

     但事情的糟糕之处还并不到此为止。上面谈到的还只是普通的主流学制所具有的一般性缺点，而苏式的主流学制在上述缺点之外还有比较僵化的政治教条灌输。苏式的教条灌输传入中国的教育体制之后所形成的东西比苏联还要更僵化几分这可真是一种层层加码的坏习气。1953年苏联专家普希金在评议中国小学语文课本中《红领巾》一课的观摩教学时，尖锐地批评了语言和文学因素过少而思想政治教育过多的倾向。他认为中国教师常把语文课教成政治课，这样就妨碍了语文的发展；“不应说教师谈思想政治方面多，就是进行了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如果只意味着教师多次提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名词，就成为人工的、假造的；有些课文具有鲜明的思想政治教育意义，并不需要教师多讲它，只能要求在整个语文课中有高度的思想政治性。”学习苏联学得如此过火，以至于受到了苏联专家的指责，可以想象中国学来的这种苏式主流学制脱离生活、脱离真实、脱离人们实际的需要有多么地远了。 面对主流学制的这些弊端，我们不能不说陶行知、毛泽东、《解放日报》以及哈里森先生的不平之鸣是有他们的道理的。有意思的是他们的言行之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陶行知在1931年就提出烧书：“假使再来一个秦始皇把一切教科书烧掉，世界上会失去什么?大书呆子没有书读，小书呆子没有书读，书呆头儿出个条子：‘本校找不到教科书，暂时停课。’于是，有的出去飘洋游历，也许会成为达尔文；有的在火车上去卖报做化学实验，也许会成爱迪生；有的带着小朋友们上山游玩，也许会成柯斯忒；有的回去放牛、砍柴、捞鱼、种田、缫丝，多赚几口饭儿吃，少几个吃饭不做事的书呆子，多几个生产者、建设者、创造者、发明者，大概是这位秦始皇第二的贡献吧。”35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国的学生们真的把书烧了。


    1979年哈里森在他的书中说：“农村迫切需要最广意义上的教育，就是对所有不同年龄的人进行校内的校外的教育。他们要掌握日常生活中需要的基本文化知识和数学知识，他们需要有关如何保证营养和健康、如何调节家庭规模的知识，需要知道什么是他们的合法权利，怎样获得这些权利，如何组织起合作社和工会，以及怎样使他们的土地增加产量，工厂提高效率。”这些话与35年前《解放日报》社论的话如出一辙。由此可以看出主流学制的反叛者面临问题的共同性，亦可以见出主流学制弊害的顽固性。 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对主流学制的反叛却往往并不能消除其弊害，有时还甚至会增加新的弊害。比如六七十年代“文革”中的“教育革命”，本意中未必没有消除苏式教育、八股与教条化的意思，但事实上没有比“文革”中的教育更八股化、更教条化的了。反叛与批判会产生新的教条，甚至反叛与批判本身就会成为不可逾越的教条。而那种试图纠正教育脱离生活、脱离实际需要弊端的思想与实践，则总是达致一种偏狭的文化实用主义，更有甚者会变成一种具有很大攻击性与破坏性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对文化的积累、传承与生产造成极大的伤害。比如认为凡无用的知识都是有害的、应该抛弃的，若依此种标准，则知识分子是最没有知识的人，因为他们一不会种田、二不会做工，不会解决“实际问题”。“文革”后期农村中小学“开门办学”，政治、劳动与生产技能成了主课，文化课则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
   


    从总体看来，这种想从认识农村既有的物事、掌握农村既有的技能开始“催生”农村现代化的教育方式事实证明是比较荒悖的。当代科学技术对经济与生活(包括农村经济与农村生活)覆盖性的统治力已经使农村现代化的自我生成变为一种过时的浪漫，外国与中国、城市与乡村日益紧密的结合也使得农村人才封闭的自我循环变得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在这种背景下陶行知、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中所推崇的农村实用知识对于农村发展来说已非关键，而那些看起来与农村现有的生活相脱离的知识将来才真正会对农村发生大作用。一个国家包括农村在内的地区发展水平的整体提高依赖于其全体国民文化素养的提高，而这种文化素养是不能以具体的实用标准来衡量的。过分追求实用会伤害文化的积累与涵养，从而在根本上危及民族的实力与生存，破坏最高程度的“用”。一味追求教育及其所育人才的实用性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一种鼠目寸光的自杀行为。文化发挥其“无用之用”的规律恰应合了一句佛家智慧，叫做“无心恰恰用，用心恰恰无”。从当代经济技术格局对人才的需求看，科技文化精英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因而“英才教育”成为战后不少国家经济起飞的一条重要经验，而英才教育是陶行知、毛泽东设想的单纯的乡土教育所不能达致的。即使从教育机会均等、农村人口参与城市生活和国家生活的权利、阶层流动的公平性这些道德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乡村教育中采用主流学制也是适当的。
   


   目前在城市的知识界正开始对教育现状的新一轮批判，这次批判的矛头所向是教育方式的单调死板与教育内容的八股化。但愿这次教育批判成为对主流学制的修正而不是另一次摧毁。对于乡村教育而言，它课程内容与乡村现实生活的脱离并不意味着它没有与乡村互动和循环的途径，正如前文所论，事实上它乃是选择了从城市“移植”而非在乡村“催生”现代化的方式来加入乡村改造的。上文谈及的越来越多的大中专学生返回乡村，更大量的高初中毕业生在经过城市的“民工”生涯后最终也要返回乡村，这些由教育在乡村动员起来的人口必将以有力的方式给乡村以回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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