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西部山乡的教育试[转]

李丹

□本报记者　孙亚菲

　　■在一片几乎不适于人类生存的土地上，如何办好教育？
　　■与当地政府合作，英国政府将1.5亿元投入了甘肃省最贫穷的四个县的乡村。
　　■这个开始于1999年末的综合性试验，涵盖了教师培训、校长培训、教育财政改革、学校发展计划、督导、社会发展等十几个相对独立却又相互支持的部分。
　　■试验拟订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目标：实现教育公平。

　　中英项目：1.5亿投入
　　黄土，戈壁，更要命的是，极度缺水。年景不好时，滴雨不落，最耐旱的植物也被渴死，羊儿在几乎寸草不生的山坡上扒啊扒，扒破地皮，扒出草根，还找不到食物，只有在烈日烤炙的大地上绝望地呜咽。
　　问题不只是自然条件，还有思想和观念。本报记者在采访期间，只见沿路写满教育宣传标语：“少生孩子多读书，知识铺就小康路”、“越是贫困地区，越要发展教育”―――但是却没有几个人认得标语上的字―――在这里，上学惯常被看作“毫无价值”的事：不仅费钱，还耽误做农活。
　　这就是1998年英国国际发展大臣克莱尔・肖特女士，访问甘肃后不久就决定支援甘肃发展乡村基础教育的原因。
　　目标定在最贫穷、基础教育最薄弱的临夏回族自治州的四个县：东乡、康乐、和政县和积石山。总经费确定为1120万英镑(合人民币1.5亿元，实施期5年，后来项目周期被扩展到6年，另增加6000万元预算)，全部由英国政府投入，英国国际发展部委托英国剑桥教育咨询公司全面指导和监督，甘肃省教育厅具体实施。
　　项目整体负责人、英国剑桥教育咨询公司中国区总裁安迪说：“我们的目标不仅是建立一套有机运作的基础教育体系，更是要实现教育公平。”

　　让更多穷孩子入学
　　马中华，南阳洼村村民，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最大的女儿12岁，最小的儿子5岁。除了最小的孩子，其他3个在上学。马中华和妻子种着几亩土豆地，“吃都不够，哪还有卖的？”不过他很高兴中英项目让孩子们有书可读，“起码他们有自己的名字了，老师给取的。”
　　项目组一开始就在根上下功夫：减少家庭教育成本，让更多孩子不至于因钱的问题失学。
　　他们推出了助学金计划。人均年收入少于300元或日均食物量少于300克的家庭，被定义为贫困，有机会获得每年100－150元的助学金。实施4年来，近5万人次得到了资助。当地政府官员告诉记者，如果没有这些助学金，一半以上的孩子有失学的危险。
　　项目组着力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在这穷山恶水中，如何让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效果？
　　这里不少孩子都有过趴在树桩上、蹲在地上写字听课的经历。据康禾县教育局局长黎成悟介绍，该县170多所小学，每4所房子中就有一所濒临倒塌。
　　这以前，用于建校舍的钱不是不多，几乎占了教育投入的绝大部分，然而效果却不够理想。中英项目组做了大量调查，得出两点结论：一是建筑质量问题――监督缺位加上乡村基建技术落后，一些1990年代后才修建的校舍却已成为危房。二是选址和设计的科学性问题――不能有效覆盖周围区域，一些孩子失学跟学校位置不当也大有关系。
　　近几年中央政府投入1100万元，53所小学得到修缮，县财政再自筹资金，解决了20所学校的燃眉之急。中英项目共投入了800多万元，改扩建了42所学校。中英项目不仅留意选址，还特别做了人性化设计，比如加强房屋保温，客观上便减少了家庭支出――因为当地一些学校向学生收取燃料成本，有的还要求学生从家中带煤块。

　　给女童更多机会
　　北京师范大学多元文化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郑新蓉，项目组专家。
　　项目启动之初她到试点县的村里去敲一户人家的门：“有人在吗？”里面一个女人回答“没人”。到另一户问一名妇女：“你有几个孩子？”“一个。”其实她有3个孩子，其中一个是男孩。
　　女人在当地文化中只是附属物，她们十四五岁就出嫁，终身使命便是生儿育女。
　　显然，劝女童入学是一项极其艰难的工作。“除了宣传，说服家长外，我们还用经济杠杆。”项目组负责人说。
　　在奖学金计划中，采用加权打分制，女童、少数民族、单亲家庭、残疾父母、孤儿都可得到较高的加权分。事后的统计也表明，70％的资助给了女童。
　　另一项计划是对初中女生给予寄宿补助。由于居住偏远，女孩子的安全成了问题，这也是她们不能继续上学的原因之一。
　　青年女教师也被鼓励进入偏远山区，希望她们给那些不愿意送女孩子上学的地区带去“女孩子受教育会带来经济收益”的示范效应。为此，她们可以从项目组得到每年1500元的津贴。去年，项目组又选送120名民办女教师进兰州师范学校培训，两年后将输送回山乡充实教师队伍。
　　这一切带来的效果是，女童入学率比项目实施初期增长了22％。和政县新集小学的马海霞在刚刚结束的中考中得了第一名，她的父亲决定到拉萨贩卖药材，供她上完初中、高中甚至是大学。

　　要改变孩子先改变老师
　　这堂课的名字叫：儿童学习策略。但下面听课的都是老师。他们被要求拿出彩色笔，用画和文字，来描述自己课堂上的搭档。
　　一位老师写道：我的伙伴叫马国华，54岁，沉默寡言，喜欢抽烟。另一位教师在纸上画了橙色的女人和紫色的太阳，并写：我的伙伴20岁，有漂亮的大辫子，愿望是交男朋友。
　　这些孩子般的习作，被歪歪扭扭地贴在黑板和墙壁上。
　　台上授课的女老师也是一位乡村教师，之前已经先接受了培训，因为表现优异被选来授课。她说她在教老师们以开放的心态和团队里的人更好地相处。羞怯、寡言、自我封闭是山里教师普遍的性格特征，而他们又把这样的性格传给孩子们。“我们应该试着改变自己，再改变我的学生们。”
　　项目组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在试点县推行“参与式”教学改革。
　　大约70名教授和教育部门官员到英国访问了一个月，编写了一套14本“参与式教学丛书”，回国后对当地老师进行轮流培训。从先培训的人中选出领悟快的，再培训后面的老师。
　　不少老师上完第一节课后就感慨：原来上课也可以是这样！
　　不一定非得规规矩矩背着手坐好。
　　游戏也可以是课堂主题。
　　学生可自由发言，不当“听话木偶”。
　　和政县新集小学校长何龙是新的教学体系最积极的实践者。他在培训结束的第二天，就迫不及待冒着大雪，找来正在放寒假的老师，设计了一套“平等参与式教学模式”。
　　两个班被选出来试点，他让学生把桌子拉开分组坐。那些成绩不太好的孩子也被鼓励发言――让更多差生大胆说话，也是教育公平的一部分。“那真是欢乐的一节课。”何龙说，“贫困地区的孩子并不比其他地方的孩子笨，给他们好的启迪和平等教育机会，他们会焕发出最耀眼的光彩。”
　　康乐县教育局局长黎成悟告诉记者，一定程度上，教师培训效果不尽如人意，这跟老师本身素质有限、接受能力不强有关。康乐县1／3的教员由民办老师转正，其中初中毕业的又占80％以上。
　　但是，这种方式却大受学生们欢迎。“原来老师不是那么可怕。”五年级的马秀花欣喜地公布了她的“发现”，参与式教学让她知道老师其实也可以是朋友，以前生性腼腆的她在路上见了老师从不敢抬头，而现在，“我甚至敢站起来对老师说‘不’。”

　　“换脑工程”
　　事实上，促进观念变化，一开始就是项目的意图之一。中英甘肃基础教育项目英方主管安迪・布罗克说，无论5年还是6年，项目终究有结束的一天。“如果只留下一堆无生命的建筑，很快就会被遗忘，但落后观念改变了，却可以生生不息。”
　　临夏州项目办副主任马永昌同意安迪的说法：“真的像被换了脑袋。”
　　主管教育的官员们学到的第一个词就是“公平”。
　　史静寰教授一开始就参与项目设计。回忆起与地方官员讨论资金分配问题时感叹：“刚开始还真是艰难哪！”比如女童问题，专家们提出资金使用应向女童倾斜，一开始讨论时分歧很大。专家们与官员你来我往多次争辩后，终于有了效果。史静寰说，现在，当地官员甚至想了一些办法来提高女童入学率。“对女性尊重、重视的意识已经树立起来了”。
　　另一个大的变化是学校和社区的关系。贝磊教授的调查报告写道：学校和社区之间的关系微弱，部分是因为社区把学校看作属于上一级政府部门的组织。
　　这个屏障，随着项目组一项“学校发展计划”的推行而被打破。计划要求社区代表参与制定学校的发展规划，“它使当地的人们几十年来第一次拥有了一个在学校事务上发言的机会。”
　　一些社会资源也被动员起来支持学校的发展。康乐县草滩乡民族中学校园主干道，就是社区群众捐资出力修成的，学校为此节约了好几千元。
　　贝教授分析说，学校和社区关系更加密切，有助于提高入学率，降低辍学率，并大大增强父母对于教育价值的认同。
　　从事基层教育工作20多年的康乐县教育局局长黎成悟自称“观念保守”，但中英项目实施4年来，“很多东西都在触动我，令我改变很多。”
　　当时项目组在康乐县盖校舍，修到厕所时，英国专家坚持返工，把厕所下方的土基换成钢筋水泥结构，为了环保。
　　细心的他还发现，专家专门为残疾人设计了一个蹲位，有供他们方便的扶手和坐便器。
　　厕所外放了一个保温桶，让孩子们上完厕所洗手用。专家说“即使贫困地区的孩子，也要养成讲卫生的习惯。”
　　“仅一个厕所，就让我产生三个观念变化。”这位局长笑言。

　　如何继续？
　　现在摆在4个县教育部门面前的问题是，项目还有两年就停止了，到时候，专家撤走，资金完结，目前这个系统又该如何后续？首先教师培训需要持续，再者谁来支付孩子的助学金？
　　临夏州项目办副主任介绍说，项目启动之际，就考虑到可持续发展问题，要求县级财政承诺在项目停止时保持教育事业公用经费的持续增长。
　　可是，临夏回族自治州是贫困地区，方方面面都要花钱，教育如何能获得一个优先排序？“发展西部教育太难了，”和政县新集小学校长何龙对记者感慨，“从老师到物资，从观念到政策，什么都缺。”而坐在蚊子嗡鸣的校长办公室里，草滩乡民族中学校长马生荣也是一脸焦虑。“我经常在想，英国人在中国能干的事情，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干？”
　　马生荣跟康乐县教育局到邻县会宁去考察了一趟。那是个比临夏州还干旱贫瘠的“鸟不生蛋”的地方，教育却搞得红红火火，是甘肃有名的状元县，每年考入清华北大好多个，几年来出了四五十个博士生。
　　马校长幽幽地概叹，“人家穷是穷，却能勒紧裤带办教育，基本上全民动员，谁家有孩子上不起学，整个村里的人都去帮扶。而我们这里说的是，你送孩子上学，别人就嘲笑你，看你将来能做个啥！”
　　“这是老百姓观念问题，也有政府的问题在，你倡不倡导，支不支持，态度很重要。”
　　带队去会宁的是康乐县教育局局长黎成悟。记者看到了他信手写在会宁三中简介页上的文字：现在教育要办好，一是政府鼓励农村教育，把农村和城市一样看待；二是确要有一帮有思想水平，彻底为农村教育卖命的班子，有“安心，扎根，卖命”的精神，合心，合手，合力，农村教育就有希望。

李丹

不好意思，发现别的版块上面也有人转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