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上山下乡”：关注回乡大学毕业生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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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新光 来源：百家争鸣

如果把建国后特别是“文革”期间城市青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称谓“上山下乡”，并把它看成是改变2000万“知青”命运一场政治性灾难的话，那么自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招生制度至2000年取消高校毕业生计划分配制度期间2000万人回乡大中专毕业生的命运就更值得关注了。因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所谓的“知青群体”，大多只具有初高中文化甚至是小学毕业，充其量算是有点文化知识的“体力劳动者”；而1981年至2000年的回乡大中专毕业生都经过高等专业知识教育，只是赶上了干部新老交替的好时机才端上“金饭碗”。进入21世纪，随着高校招生人数和规模的扩大，全国在校大中专学生总人数已经突破了2000万人，毕业生每年以数百万人的速度递增，莘莘学子们将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就业形势。一些省份已开始选派应届大学毕业生“下村锻炼”，然而他们还像上一代城市青年满怀激情“上山下乡”吗？更何况，我国乡村总人口中年龄在15岁～35岁的青年农民还有大约3亿人，其中1亿人挤进城市成了“打工族”，1亿人仍在学校继续读书，另有1亿多人的回乡青年农民长年滞留乡间却无所事事。总之，一代又一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并非是一个孤立的历史事件，更不是一段特殊的政治经历，而是他们成长过程中遇到的深层次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试问，迄今为止我们找到了一条适合城乡知识青年健康成长的体制环境和有效机制吗？这里讲述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3位回乡大学毕业生的典型案例，我们从中也许会得到有益的启示。――题记

一、 湖北省回乡大学毕业生李昌平的呐喊

背景资料：李昌平，男，1963年4月出生于湖北省监利县周河乡洪湖边的一个小渔村。先后毕业于湖北省机电专科学校，华中农业大学和中南财经大学并获得经济学硕士。1983年1月至2000年9月，曾在监利县的4个乡镇担任过党委书记一职。2000年3月，致信朱F基总理反映当地农村面临的一些突出问题，引起中央对“三农”问题关注。2002年9月，辞去棋盘乡党委书记到南方打工，在媒体公开呼吁“给农民以同等的国民待遇”，被当选为《南方周末》2000年度新闻人物。2001年9月，担任《中国改革》杂志记者、编辑。2003年10月至今，担任香港乐施会西南办事处项目官员，从事民间公益事业。

简要点评：李昌平既是幸运儿又是失败者。因为他第一次担任乡党委书记时只有20岁，随后又连续3次担任这一职务，恐怕在全国都不可多见。然而除去他外出学习深造和担任过县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的任职时间，平均每次担任乡镇党委书记都没有超出一届任期，可谓屡屡得手却一事无成。最明显的一次是他刚到棋盘乡上任就迫不及待地越级上书，作为一名基层党委书记简直不可思议！全国2000多个县（市、区）和60000多个乡（镇）到处都挤满了大中专毕业生，又有多少人得到了担任“一把手”的锻炼机会呢？其实，监利县委对回乡青年大学毕业生是相当的器重，否则怎么会让李昌平同志连续4次担任乡镇党委书记呢？当然，我们透过他对自己的命运失落与自嘲一段话中，也不难看出广大农村基层干部目前所出的恶劣政治生态环境，即“不当干部了，开始总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没有了四平八稳的心态，没有了优越感。现在习惯了，觉得打工还真不错，没有了‘明知故犯’的侥幸，没有了‘一票否决’的压力，没有了‘左右逢源’的无奈，没有了‘装腔作势’的跋扈……”（摘自李昌平新著《我向百姓说实话》一书自序）。新时期的回乡知识青年缘何总有数不清的“清规戒律”或“官场禁忌”呢？

二、 河南省回乡大学毕业生张新光的沉默

背景资料：张新光，男，1964年8月出生于河南省邓县（现改称邓州市）一个普通农家。1982年9月至1986年7月，在郑州大学经济系学习。1998年9月至2000年7月，在武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研究生班进修。1985年3月，《战略研究》杂志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即《初探河南省农村能源发展战略及主要解决途径》。大学毕业前曾经担任郑州大学社会主义经济研究会会长，并多次参加省委、省政府召开的河南省经济发展恳谈会，还受到过省委第一书记刘杰同志亲切接见。1986年大学毕业，自愿放弃去省计委工作而要求到大别山支援革命老区经济建设。在新县工作16年间，先后担任村长、乡长、县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县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职，28岁开始担任沙窝镇党委书记连续干了9年半。1996年至1997年，两度参加由河南省省委高校工委和教育厅组织的“优秀大学毕业生先进事迹报告团”，为30多所高校应届大学毕业生做巡回演讲。1999年，被河南省人民政府荣记个人三等功。2000年9月至11月，参加了“信阳市首批优秀中青年干部赴武汉大学培训班”学习。2001年9月，撰写出《关于下一步深化农村改革的五十条政策性建议》一文，被批转到党的十六大报告起草小组和200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筹备组参考。2001年12月，担任信阳市广播电视大学党委委员、副校长。2002年1月，被调入河南省属高校――信阳师范学院工作担任学报编辑部副主任。2004年11月，担任图书馆书记兼经管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资本论》教学与“三农”问题研究。近3年来在中外学术期刊发表有关“三农”问题的理论研究文章40余篇。

简要点评：我选择去大别山区工作是为了逃避省城的喧闹和大机关的清闲，也是为了回避到南阳老家工作遇到人情纠缠，总想找一个少些“磕磕绊绊”的新环境施展才华。我担任新县沙窝镇党委书记期间，与党政班子成员一起率领当地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多方筹集社会闲散资金达1.2亿元建成“鄂豫皖商贸大世界”，实现了村村通公路、通电话、通有线电视、户户通电，城镇化率达到40%以上。1999年沙窝镇是中共河南省委、省人民政府授予的“全省首批7个文明镇”之一。尽管我的大别山之行收获颇丰，但是总感到目前的农村工作大环境和“政治小气候”都对回乡知识青年制造了不少麻烦，甚至让人产生一种“权力场让你不得不下地狱”的残酷与冷漠。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农村工作大环境上看，我国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一部分回乡大学毕业生已开始向大中城市“倒流”，乡镇干部以县城为中心早出晚归成了“流动干部”，县级领导干部则是以京城、省城和省辖市为中心“轮流坐庄”。而大批农村青年又挤进城市“淘金”，留守的种田农民都是所谓的“386061部队”（指妇女、老人和少年儿童）。我担心农村一旦失掉了知识青年主体，本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将失去创造活力和蓬勃生机。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农村知识青年最缺乏的恰恰是上一代城市青年“上山下乡”时那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无私奉献精神。党的十六大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和“多予、少取、放活”的基本方针，是挽救“失衡中国”下农村振兴的大计，也是确保2000万人回乡大中专毕业生扎根农村工作和生活的根本制度保障。

2.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上看，自1987年中央下发“五号文件”提出了《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直到2004年中央下发新的“一号文件”的18年间，农村市场化改革几乎是“原地踏步”。（1）土地是关乎9亿农民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生产资料，而我国至今还没有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农地产权制度。虽然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政府强行把农民的私有土地收回搞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是极其错误的，但至今却没有人去纠正它。近年来又把发生在城市郊区的“圈地运动”与广大农村地区的农户承包地适度规模经营混为一谈，人为设置思想障碍以阻止农地产权私有化，结果造成农村土地、劳动力、资金、技术等大量外流，一直搅得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摸不着头脑”。（2）劳动力是农民惟一可支配的“生财资本”，但他们付出的许多劳动如“两工”（指农村集体劳动义务工和积累工）至今仍得不到价值补偿，1亿多进城“农民工”的劳动价值即使有补偿其标准也相当低廉。（3）资金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或缺的生存与发展资本，农民却因长期失血过多而缺乏造血功能。特别是1998年以来，国有四大商业银行从农村“退出”造成了“金融真空”。时下，中央政府正准备拿出1650亿元给农村信用社“花钱买机制”却不允许民间金融合法化。（4）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全国现有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仅为135万人，平均每万亩土地拥有1名农业技术员。我国农村地区尚有8000万人的文盲或半文盲，农民接受过短期实用技术培训的只占20% ，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培训的只占3.4% ，接受过中等专业技术教育的仅占0.13% ，而没有接受过任何技术培训的竟高达76.4%。一言以蔽之，国家长期以来对农民“要得多，给得少，管得死”，极大地削弱了农民自我积累和发展的能力，而财政、金融等公共性资源又偏向城市倾斜几乎使农民丧失了后续发展的能力，特别是政府对农民限制过死甚至连参与市场公平竞争的机会都失去了。以至目前的全国乡村债务总额高达6000亿元～10000亿元左右，分别占GDP的10%和国家财政总收入的30%～ 50%，实际上已经超过了长期国债的总负担。大家都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然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3.从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上看，可以说基本是没有实质性的进展。（1）县乡党政机构日益庞大，人员迅速膨胀，财政入不敷出。1994年至2000年，全国县乡两级财政供养人员由2251万人猛增到2959万人，净增加了708万人，仅此一项平均每年需要增加工资性支出上千亿元。加之许多地方行政支出项目鱼目混珠、公私不分，超前“职务消费”甚至造成了县乡政府运转都不能保证，何谈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与发展？（2）县乡机构“条块分割”的现象愈演愈烈，导致行政效率普遍下降。“条条”垂直管理部门都把下属单位的人权、财权、物权、事权全部上收，使“块块”与“条条”之间工作难协调，造成了互相推委扯皮的“内耗”。此外，“条条”管理部门点多、面广、腿长，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乱开支等违法违纪行为屡禁不止。据估计，全国县乡两级平均每年的预算外资金收入高达几千亿元，相当于财政总收入的1/3以上，而掌管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操作的大小机构还从上到下合伙挤占、挪用、截留支农专项资金，几乎变成了“接露水的衙门”。（3）县乡党委包揽一切行政事务，事无巨细都由党委书记一人“拍板定案”，使“党管干部”这一重大组织原则变成了滋生腐败的权力交易场，特别是近年来的县域内“政治小气候”使回乡大学毕业生的工作环境变得复杂化和功利化，更加不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

总的看来，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工作大环境和县域内的小环境都对回乡大学生的成长和进步制造了不少麻烦甚至是青年知识分子施展才华的羁绊。（1）来自农村外部的最大障碍是制度性或体制性因素。如国家既提倡和鼓励发展小城镇，又三番五次冻结全国的土地征用审批；既强调千方百计地减轻农民负担，又对县乡财政“切块包干”且不时出台让下面配套资金的支农项目；既提倡村民自治，又强调党对农村的一切工作绝对领导；既批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又给基层下达各类达标升级评比活动……诸如此类，可谓不胜枚举，经常搞得基层干部晕头转向、摸不着头脑。（2）来自农村内部的最大障碍是“官场异化”。关于这一问题，我将在《官场异化考――以大别山革命老区新县为例》中做详尽分析。

三、 山东省回乡大学毕业生杨本伦的困惑

背景资料：杨本伦，男，1964年10月出生于山东省沂源县石桥乡东北庄村的一个普通农家。1982年9月至1986年7月就读于曲阜师范大学。1989年7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并获得法学硕士，被国家人事部考试录用司录用，不久便升为主任科员。然而他出人意料地做出回乡当村干部的重大抉择，并连同妻子的户口一起由京城迁入农村，中国第一个硕士村支书就此诞生。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F基同志做出重要批示：“本伦的选择代表了一个方向。”1995年8月，时任中组部部长的张全景同志又对从沂源专程赴京参加抗战50周年纪念活动的爆破大王左太传老人说：“沂蒙山有你这样的老英雄，又出了个杨本伦，了不起。请给他捎个话‘朱F基副总理向杨本伦问候’。”但到了1998年春天，杨本伦夫妇却带着回乡6年的无限惆怅和伤感悄然南下，到广东顺德打工自谋生路。1999年4月，他与河北省黄骅市信誉楼商场总经理张洪瑞先生一见如故做了总经理助理，现在的杨本伦担任河北青县分公司经理。

简要点评：杨本伦的人生选择无疑是惊世骇俗――从京城一脚踏进权力和知识的洼地，把自己的前程搬到了最初的起点，这种“带着知识下乡”的大胆举动曾一度传为佳话。在担任村党支部书记6年间，杨本伦的家乡空前和谐，建起了第一个集贸市场，村民人均收入也翻了几番……但他最终还是满怀遗憾地离开了自己的庄村，留给了人们太多的疑惑不解。可以说，在我国的农村社区内部，幻想在短期内崛起一批高素质的知识农民是不现实的。正像杨本伦所说：“在农村当干部，要想混日子太容易了，还能捞到不少的实惠；但是要想干点事就太难了，首先必须学会适应那个社会的‘俗’，只有当你被社会认同才有机会施展报负。”很显然，这个“俗”字决不单纯指一般农民的“粗俗”，而更多是指“官场异化”的农村政治生态环境。正因为这样，他不无困惑地说：“我的最大弱点是对上级领导说的或做的不对的地方总要顶撞几句，这正犯下官场大忌。与县、乡党政领导及有关部门没有搞好关系，出现了十分不利于开展村内工作的外部环境。而现在的农村政治环境本身不是为了保护替农民干事的人，这是当前农村政治腐败的最集中体现。” 由此可见，各级党委和政府为回乡知识青年搭建一个在农村施展才华的平台，应该而且必须摆上重要的议事日程。因为，广大农民渴盼得到像杨本伦同志这样到农村干一番事业的人，却又得不到很好保护甚至会遇到排斥。那么这股无形的政治异化力量是怎么形成的呢？我们又该怎样去消除它并且创造用武之地以吸引更多的“学士村官”、“硕士村官”甚或“博士村官”呢？

四、敢问新时期的回乡大学毕业生路在何方？

1981年至2000年的回乡大中专毕业生有大约2000万人，他们既是专业知识的携带者、传播者，又是领导和组织农村工作的骨干力量。21世纪随着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城乡知识青年纷纷到农村建功立业；一场自上而下的全国性机构改革攻坚战也已经拉开了序幕，相当大一批党政机关干部将离开“官场”到农村建功立业；而目前的应届大中专毕业生中也有不少人把下乡就业看成是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途径；西部大开发更需要有志知识青年去奉献才华；面对城市就业市场的激烈竞争，进城“农民工”将陆续打道还乡走自我创业之路……可以预见，我国的城乡知识青年第二次“上山下乡”的高潮即将到来，而回乡大中专毕业生在农村成长的环境是否宽松、真才实学能否得到充分发挥，都将对其他城乡知识青年产生出巨大的“示范效应”。为此，胡锦涛总书记最近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执政使命的战略高度，真正重视、真情关怀、真心爱护广大基层干部，满腔热忱地支持和帮助他们做好农村工作。”这对于本世纪头二十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具有至关重大的深远意义。当然最为关键的是，要积极地探索出一套适合新一代知识青年立志成材、奉献社会的人才管理制度和机制保障。这是治本之策。

（作者系信阳师范学院图书馆书记，经管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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