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尔赫斯

Anonymous

闯入的女人


作者：博尔赫斯

《列王记上》第2章第26节

　　有人说（这不太可能），这个故事是尼尔森兄弟中的弟弟埃杜阿多在为其兄克利斯蒂安守灵时讲出来的。克里斯蒂安约在一千八百九十几年于莫隆县寿终正寝。事实是，这个故事是有人在一个漫长的黑夜里喝马黛茶时听别人讲述的，听到后此人又把它讲给圣地亚哥・达博维听了，我就是从圣地亚哥那里听来的。数年之后，在故事发生地图尔德拉，人们又向我讲述了一遍。图尔德拉人的那种说法虽较为繁琐，却基本上和圣地亚哥的说法相同，尽管在细节上略有差异。现在我把它写下来，因为这个故事（倘若我没有弄错的话）反映了旧时城郊村民那简单而不幸的生活。我一定如实记录下来，不过，我已预感到我会难以摆脱文学的诱惑，会对某些细节作一定的增删。
　　在图尔德拉，人们都称他们为尼尔森兄弟。当地的神甫告诉我，他的前任曾不无惊异地回忆起在尼尔森兄弟的家中看见过一本用得很旧的、黑色封皮的《圣经》。书中的文字是哥特体的。在书的最后几页他还看到一些人的名字和手写体写的日期。这是他们家中仅有的一本书。尼尔森一家不幸的家史如同一切行将消失的东西一样已不复存在了。那幢现在已不存在的大房子是砖砌的，没有粉刷过。从门厅朝里望去即可看见两个庭院：一个由彩色细砖铺成，另一个则是泥地。另外，很少人去过他们家，因为尼尔森兄弟喜欢清静。他们睡在没有任何摆设的房间里的单人床上。马匹、农具，还有短刀算是家里像样的东西了，另外，星期六找些人热闹热闹，喝点烈性酒，这可以算是他们最奢华的生活了。我知道他们都是高高的个子，一头红发。他们也许从未听说过丹麦或冰岛，但在他们克里奥约人的血管里流淌着这两个民族的血液。村子里的人怀疑他们是科洛拉多斯党党徒，他们很有可能欠下了血债。一次，他们兄弟俩曾一起和警察斗殴。据说小尼尔森与胡安.依贝拉有过一次冲突，结果他丝毫也没有吃亏，这在了解内情的人看来就相当不错了。他们当过牲口贩子、套马手、窃马贼，有时他们还赌钱。他们的悭吝远近闻名，只有饮酒和赌钱时他们才会变得慷慨大方。人们对他们有什么亲戚，他们来自什么地方，均一无所知，只知他们是一对公牛和一辆牛车的主人。
　　他们的长相并不像一伙逃亡到布拉瓦海岸的罪犯。这一点（加上我们尚不知道的原因）有助于我们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团结一致。与他们之中的一个人作对就等于招来两个敌人。
　　尼尔森兄弟放荡不羁，但直至那时他们仅仅在自己的庭院或妓院里干他们的风流韵事。当克里斯蒂安将胡利娅娜・布尔戈斯带回家一起生活时，人们便开始议论起来。不错，克里斯蒂安这样做像是为自己找了个女佣，但同样确切无疑的是，他还用一些廉价的怪模怪样的小玩意儿将胡利娅娜打扮起来，把她带到社交场合去。村子里举行聚会时，斗殴是明令禁止的，跳舞时的光线也很明亮。胡利娅娜褐色的脸庞，细长的眼睛，只要有人看她一眼，她便会报以微笑。在这么一个贫困的村子里，妇女们都因过度操劳，又不注意保养，一般都显得憔悴苍老，因此，她的长相就算不错的了。
　　起初，埃杜阿多和他们在一起。不久，他动身去阿雷西菲斯做什么生意去了。他回家时带来一个在路上认识的姑娘，但没过几天便将她逐出家门。他变得比过去更加烦躁不安，常去酒店独酌，喝得酩酊大醉。平时不与任何人交往。他爱上了克里斯蒂安的女人，全村的人可能比他本人更早地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早就幸灾乐祸地看到这弟兄俩由来已久的敌对情绪了。
　　一天晚上，埃杜阿多很晚才从街上回家，他看见克里斯蒂安的灰马拴在木桩上。哥哥穿着一身他最好的旧衣服在院子里等着他。那个女人手拿马黛茶茶壶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克里斯蒂安对埃杜阿多说：
　　“我要到伐利亚斯去走走，胡利娅娜就留给你，你要是愿意，她就是你的了。”
　　他的语气既亲切又强硬。埃杜阿多愣愣地望了他一会儿，不知如何是好。克里斯蒂安站起身来，向埃杜阿多告别。他没有理会胡利娅娜。因为她只是一件物品。他骑上马，从容不迫地走了。
　　从那天晚上起，弟兄俩便共同占有这个女人。谁也不知道这件玷污了当地社会伤风败俗的事情的细节。在几个星期里兄弟俩相安无事，但好景不长。尽管他们俩谁也不提胡利娅娜的名字，甚至平时都不叫她，但却不断寻找理由来发泄他们心中的不满。有时他们为几张皮子的买卖争论不休，而实际上他们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克里斯蒂安常常扯大嗓门大喊大叫，埃杜阿多则沉默不语。他们不知不觉地相互吃着醋。生活在这个贫困市郊村庄的任何一个男人都不会说女人除了供他泄欲和差遣外还有别的什么用处。然而，他们俩都已爱上了那个女人，这在某种意义上说使他们感到羞愧。
　　一天下午，埃杜阿多在洛马斯广场遇见了胡安・依贝拉。胡安祝贺他得到了那件珍品。我想，这时埃杜阿多辱骂了他，因为任何人都不得在他面前讥笑克里斯蒂安。
　　那个女人俯首帖耳地服侍这兄弟俩，但她却难以掩饰对弟弟的偏爱，因为他从没有拒绝过她，也没有强迫过她。
　　一天，兄弟俩让胡利娅娜搬两张椅子到院子里去。然后离开那儿，因为他们俩有话要谈。她以为这是一次长谈，便去睡午觉了。但是，没过多久，他们就叫醒了她，让她把她所有的东西（包括她母亲留给她的玻璃念珠和小十字架）都装在一个口袋里，他们什么也没向她解释便让她上了车，开始了一次寡言乏味的旅行。天刚刚下过雨，道路泥泞难行，他们到达莫隆时大约已是清晨五时了。在那里他们把她卖给了妓院的鸨母。生意成交后，克里斯蒂安拿了钱，然后同他的兄弟平分了。
　　在图尔德拉，一直被爱情这个魔鬼（这是常理中的事）弄得昏头昏脑的尼尔森兄弟决定恢复他们以前那种男子汉过的生活。他们又回到赌场、斗鸡场，酗酒斗殴。这样一来，他们也许自以为已摆脱了困境，但他们又往往会莫名其妙地感到缺少点什么。快到年终时，弟弟说他要去首都办事，克里斯蒂安则去莫隆。他在我们上面讲到的那家妓院前的木桩上认出了埃杜阿多的那匹花马。他走进妓院，见到弟弟已在里面排队等候了。克里斯蒂安似乎是这样对埃杜阿多说的：
　　“老是这么来，会让那些婊子讨厌我们的，倒不如我们把她带回去吧。”
　　克里斯蒂安找鸨母谈妥后，从皮带夹中取出钱，就把那个女人带走了。胡利娅娜与克里斯蒂安同行。埃杜阿多不想看见他们在一起，便用马刺刺了刺马，很快地走了。
　　他们又回到了前面已经说过的那种生活中。将女人卖给妓院的那种不光彩的解决办法终于失败了。兄弟俩禁不住开始相互欺骗对方了，该隐的幽灵在他们身边出现。然而，尼尔森兄弟俩的感情毕竟很深（要知道他们一起经历过多少艰难险阻，同过多少次生死！），他们决定将怨恨发泄在别人身上：有时对陌生人，有时对狗，更多的是在给他们带来不和的胡利娅娜身上发泄其怨恨。
　　三月即将过去，酷暑却毫无消退之意。一个星期日（人们有在星期日早睡的习惯）埃杜阿多从酒店回家，看见克里斯蒂安正在为牛套车。后者对他说：
　　“快过来！我们必须把这些皮子送到巴尔多去，我已经都装好了，趁天已凉下来快上路吧。”
　　我想，巴尔多的集市在靠更南一点的地方。他们走上了拉斯特洛帕斯大道，然后拐了弯，田野在夜色中伸展开来。
　　他们沿着长满针茅的庄稼地走着，克里斯蒂安扔掉刚刚点燃的香烟，不慌不忙地说：
　　“卸货吧，弟弟，接下去‘卡拉卡拉’会帮我们忙的。今天我把她杀了，就让她穿着旧衣服在这里安息吧。她再也不会给我们惹麻烦了。”
　　兄弟俩几乎哭着拥抱在一起。现在是另外一种力量将他们联系在一起：一个不幸殉难的女人和极力要将她遗忘的共同愿望。
　　选自《布洛迪的报告》（1970）
　　（此文原载于博尔赫斯小说集《巴比伦的抽签游戏》花城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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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与指南

　　　献给曼迪・莫利纳・维迪亚

　　在伦罗特运用大胆敏锐的分析能力所处理的众多问题中，再没有比那一系列定期发生、在枝树飘香的特里斯勒罗伊别墅告终的血腥事件更奇怪的，甚至可以说是匪夷所思。埃里克・伦罗特固然没能防止最后一件罪行的发生，但无可否认的是他已经预先料到。他固然没有猜中暗杀雅莫林斯基的凶手的身份，但推测到这一系列罪恶的隐秘性质和“红”夏拉赫（另一个绰号是“花花公子”夏拉赫）的插手。这名罪犯，如同许多别的罪犯一样，发誓非要伦罗特的命不可，伦罗特却不被吓倒。伦罗特自称是奥古斯特・杜邦①之类的纯推理家，但他也有冒险家，甚至赌徒的性格。
　　①奥古斯特・杜邦，美国作家爱伦・坡的推理小说《莫格街谋杀案》、《被窃的信件》和《马里・罗盖特的秘密》中一个精明强干的业余侦探，据说确有其人，爱伦・坡从友人处听说他的事迹，便作了艺术加工。
　　第一件罪行发生在北方旅馆――位于黄水滚滚的河畔的一座高大的棱柱形建筑。那座塔楼兼有疗养院可憎的白色、监狱的划分编号和藏污纳垢的外貌。12月3日，来了一个灰胡子、灰眼睛的人，他是参加第三次犹太教法典研讨会的波多尔斯克地区的代表，马塞洛・雅莫林斯基博士。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他是否喜欢北方旅馆：反正他逆来顺受地接受了，这种心理状态由来已久，伴随他忍受了喀尔巴阡山区的三年战斗生活和三千年的欺压和排犹迫害。旅馆给他安排在R层的一个房间，正对着加利利地方长官的豪华套间。雅莫林斯基吃了晚饭，准备第二天去观光这个陌生的城市，把他的许多书籍和极少的衣物放在壁柜里，午夜之前熄灯上床（这是住在隔壁房间里的加利利长官的汽车司机说的）。12月4日上午十一点零三分，《意第绪报》一个编辑打电话来；雅莫林斯基博士没有接电话；结果在房间里发现了他，披着一件老式的大罩袍，里面几乎赤裸，脸色微显紫黑，他倒在通向走廊的房门口；前胸深深插着一把匕首。两小时后，房门里满是新闻记者、摄影师、宪兵，警察局长特莱维拉努斯和伦罗特也在其中，平静地争辩着。
　　“没有必要在鸡蛋里找骨头，”特莱维拉努斯挥着一枝粗大的雪茄说。“大家都知道加利利地方长官拥有世界上最好的蓝宝石。有人想偷宝石，走错房间，闯进这里。雅莫林斯基受了惊动起身，小偷不得不杀了他。你的意见呢？”
　　“有可能，但是不有趣，”伦罗特说。“你会反驳说，现实不一定非有趣不可。我的答复是，现实可以不承担有趣的义务，但不能不让人作出假设。在你的假设里，偶然的因素太多了。这里的死者是个犹太教博士；我倾向于纯粹从犹太教博士的角度来解释，不多考虑假想的小偷引起的假想的不幸事件。”
　　特莱维拉努斯不高兴地说：
　　“我对犹太教博士的解释不感兴趣；我只关心抓住那个杀死这个陌生人的凶手。”
　　“并不太陌生，”伦罗特纠正他说。“这里有他的全集。”他指指壁柜里一排大部头的书籍：一本《神秘哲学辨》、一本《罗伯特・弗勒德哲学探讨》、一部《塞弗・叶齐拉》的直译本、一部《巴尔・谢姆传》、一本《哈西定教派史》、一本有关四个字母的名字的专著（用德文写的）、另一本有关摩西五书的术语的专著。警察局长带着畏惧甚至厌恶的神情望望那些书。接着他笑出声来。
　　“我是个可怜的基督徒，”他说。“你愿意的话，把这些大部头书都拿去吧；我不能把时间浪费在犹太人的迷信方面。”
　　“也许这件罪案同犹太人迷信的历史有关，”伦罗特嘀咕说。
　　“正如基督教一样，”《意第绪报》的编辑壮着胆子补充了一句。他眼睛近视，不信神，胆子极小。谁也没有理他。一个警探在小打字机上发现一张纸，上面有一句没完的句子：

　　　　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已经念出。

　　伦罗特忍住微笑。他突然有了藏书或者研究希伯来语言文化的爱好，吩咐探员把死者的书籍打包，送到他的寓所。他不理会警方的调查，埋头研究那些书籍。一本大八开的书记载了虔诚教派的创始人伊斯雷尔・巴尔・谢姆・托布的教导；另一本谈四个字母的名字，也就是神的名字的功能和恐怖；还有一本的主题是神有一个秘密的名字，其中概括了他的第九属性，永恒，也就是立即了解宇宙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种种事物，正如波斯人认为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能从水晶球里看到一切。传说神有九十九个名字；希伯来语言文化学家认为这个不全的数字是出于对偶数魔力的畏惧；哈西定教派则认为这个欠缺说明还有第一百个名字，也就是绝对名字。
　　几天后，《意第绪报》的编辑打扰了他的研究。编辑来访，想谈谈凶杀案；伦罗特却谈神的种种名字；那位编辑在一篇占三栏篇幅的报导里宣称调查本案的埃里克・伦罗特最近一直在研究神的名字，以便发现凶手的姓名。伦罗特已经习惯于新闻报导简单化的作风，并不生气。有一个出版商发觉人们甘心于购买任何书籍，居然出版了《哈西定教派史》的简装本。
　　1月3日晚上，首都西郊一个十分荒凉的地方发生了第二件罪案。4日天亮时，在这一带骑马巡逻的宪兵发现一家关闭的油漆厂门口倒着一个披斗篷的人。血污满面，仿佛戴着红面具；前胸深深插着一把匕首。墙壁红黄两色的菱形图案上有几个炭写的字。宪兵辨认出是什么字……当天下午，特莱维拉努斯和伦罗特前去偏远的犯罪现场。汽车左右两旁，城市逐渐解体；天空越来越宽广，房屋稀少了，偶尔可以看到一个砖瓦厂或者一株杨树。他们到达了凄凉的目的地：小街粉红色的土坯墙仿佛反映着恣肆的夕阳。死者身份已经辨明。他是丹尼尔・西蒙・阿塞韦多，在北郊老区有点名气，从车把式爬到选区打手，又堕落成为小偷和告密者。（他独特的死状似乎符合他的身份：阿塞韦多是一代善于使匕首而不会用手枪的歹徒的最后的代表人物。）用炭写的字是这样的：

　　　　名字的第二个字母已经念出。

　　第三件罪案是2月3日晚上发生的。快一点钟时，警察局长特莱维拉努斯办公室的电话响了。说话的是一个喉音很重的男人，显然不想让别人知道身份，说他姓金茨伯格（或者是金斯勃格），愿意以合理的报酬提供有关阿塞韦多和雅莫林斯基被害的情报。嘈杂的口哨和喇叭声淹没了告密者的声音。接着，电话断了。特莱维拉努斯不排斥开玩笑的可能性（那几天正好是狂欢节），但还是查出对方是从土伦街的利物浦酒店打的电话，那条散发着海水咸味的街道既有看西洋景的手推车和乳制品店，又有妓院和兜售《圣经》的行贩。特莱维拉努斯找酒店老板谈了话。老板名叫布莱克・芬尼根，爱尔兰人，以前犯过罪，如今衣着讲究得出奇，他告诉特莱维拉努斯说，最后使用酒店电话的是一个姓格里菲斯的房客，刚和几个朋友出去。特莱维拉努斯立即赶到利物浦酒店。老板说了如下的情况：格里菲斯八天前租了酒吧楼上的一个房间。那人尖腮高鼻，一脸灰色胡子，黑色衣服很寒酸；芬尼根（特莱维拉努斯猜到他原先把这个房间留给一个伙计住的）漫天要价；格里菲斯当即付了他开的房租，没有二话。他几乎从不出来，晚饭、中饭都在房里吃；也没有在酒吧露过脸。那晚，他下楼到芬尼根的办公室打电话。一辆厢式四轮马车停在酒店门口。车夫没有动窝；有几个街坊想起他戴着狗熊面具。车厢里下来两个打扮得像小丑似的人；个子都很矮小，谁都注意到他们醉得东倒西歪。他们吹着小喇叭，闯进芬尼根的办公室；同格里菲斯拥抱，格里菲斯似乎认识他们，但对他们很冷淡；他们用意第绪语交谈了几句――格里菲斯低声带喉音，那两个人尖声用假嗓音说话――然后一起上楼。一刻钟后三个人兴高采烈地下来；格里菲斯摇摇晃晃，仿佛醉得和那两个人一样。他给夹在那两个戴面具的小丑中间，高出一头，东倒西歪。（酒吧里的一个女人记得面具上黄、红、绿色的菱形图案。）他磕磕碰碰，倒了两次；两次都被小丑扶起来。他们朝附近长方形的船坞走去，上了马车，转眼不见了。后一个小丑踩上马车踏脚板时，在拐角的石板上乱画了一个淫猥的图形和一句话。
　　特莱维拉努斯看了那句话。几乎早已料到，那句话是这样的：

　　　　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母已经念出。

　　随后，他检查了格里菲斯一金茨伯格的房间。地上有一块四溅的血迹；角落里有匈牙利牌子的烟蒂；柜子里有一本拉丁文的书――《希伯来古希腊文化研究》，莱斯敦著（1739年版）――里面有手写的评注。特莱维拉努斯看了就有气，派人把伦罗特找来。伦罗特顾不上脱帽子，一到就马上翻阅那本书，警察局长则盘问这起可能的绑架案的互相矛盾的证人。凌晨四点钟，他们离开了酒店。在弯弯曲曲的土伦路上，他们踩着狂欢节遗留下来的、狼藉一地的彩色纸带，特莱维拉努斯说：
　　“如果今晚的事只是一场演习呢？”
　　埃里克・伦罗特笑笑，把《研究》第三十三篇一段画线标出的文字郑重其事地念了出来：希伯来人的日子从傍晚开始，到第二天傍晚结束。
　　对方试图挖苦他：
　　“这就是你昨晚得到的最有价值的材料？”
　　“不。更有价值的是金茨伯格说的一个字。”
　　下午出版的报纸没有忽略这些死亡或失踪的新闻。《剑形十字报》把这些事同最近一次隐士代表大会的严格纪律和日程相比；欧内斯特・帕拉斯特在《殉道者报》上谴责“一场秘密而有节制的排犹运动的不可容忍的拖延，用三个月的时间消灭了三个犹太人”；《意第给报》排除了反犹太人阴谋的骇人听闻的假设，“虽然不少有识之士对三重的神秘案件无法得到更好的解答”；南方最出名的枪手“花花公子红”夏拉赫断言他的区域永远不会出现那类罪案，指控警察局长弗朗茨・特莱维拉努斯失职。
　　特莱维拉努斯3月1日晚上收到一个密封的大信封。他打开后发现里面有一封署名为巴鲁赫・斯宾诺莎的信和一张显然是从贝德格旅行指南撕下来的城区详图。信中预言3月3日不会发生第四起罪案，因为西面的油漆厂、土伦路的酒店和北方旅馆是“一个神秘的等边三角形的精确顶点”；地图上用红墨水笔画出了这个完美的三角形。特莱维拉努斯耐心看了那篇几何学论证，把信和地图送给伦罗特――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只配给他。
　　埃里克・伦罗特细细研究。三个地点确实是等距离的。时间对称（12月3日、1月3日、2月3日）；空间也对称……他忽然觉得快要破谜了。一个罗盘和一个指南针完成了他突如其来的直觉。他一笑，念念有词地说着最近才学到的“四个字母的名字”，打电话给警察局长说：
　　“谢谢你昨晚派人送来的等边三角形。它帮我解决了问题。明天星期五，罪犯们就能关进监狱；我们可以高枕无忧了。”
　　“那么说，他们没有进行第四件罪案的计划？”
　　“正因为他们在策划第四件罪案，我们才能高枕无忧。”伦罗特说罢就挂断了电话。一小时后，他搭上南方铁路公司的列车，前往废弃的特里斯勒罗伊别墅。我故事里提到的城市，南部有一条泥泞的小河，由于倾倒垃圾和制革厂排放的污水废料，河道已经淤塞。河对岸的郊区工厂林立，地痞流氓在一个巴塞罗那头子的庇护下如鱼得水。伦罗特心想，其中最出名的一个，“红”夏拉赫，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来了解他这次秘密来访，不禁笑了。阿塞韦多是夏拉赫的同伙；伦罗特曾考虑过夏拉赫是第四名受害者的可能性。后来又把它排除了……实际上他已经破了这个谜；一些简单的情况，一些事实（姓名、逮捕、审讯和判刑的手续）如今已不能引起他的兴趣。他想散散心，在三个月的案续调查之后得到休息。他想，罪案的解答竞在一个不知名的三角形和一个古老的希腊字里，谜已经豁然开朗；花了一百天才弄清楚使他感到惭愧。
　　列车在一个寂静的货运站停住。伦罗特下了车。那是一个像黎明一样荒凉的下午。茫茫平原上的空气潮湿寒冷。伦罗特信步在田野上走去。他看到狗，避让线上有一节车皮，看到地平线，一匹白马在水塘边饮水。擦黑时，他看到特里斯勒罗伊别墅的长方形的望楼，几乎和周围的黑桉树一般高。他想，离那些寻找名字的人盼望的钟头只有一个黎明和一个傍晚（东方和西方的发白和夕照）。
　　别墅不规则的周边是一道生锈的铁栏杆。大门关着。伦罗特认为从大门进去的希望不大，便沿着栏杆绕了一大圈。他又回到关着的大门前面，几乎是机械地把手伸进栏杆，摸到了插销。铁器的吱呀声出乎他意外。大门吃力地被推开了。
　　伦罗特踩着多年干枯的落叶，在桉树丛中走去。特里斯勒罗伊别墅的房屋近看满是无用的对称和怪僻的重复：一个阴暗的石龛里一尊冰冷的雅典娜雕像同另一个石龛里另一尊雅典娜像遥遥相对；一个阳台是另一个阳台一模一样的反映；两溜石阶各有双排扶手。一座双面的赫尔墨斯雕像投下奇形怪状的影子。伦罗特像刚才绕着别墅那样绕着房屋走了一圈。他察看了所有的地方；发现平台脚下有一扇百页门。
　　他推开门：几级大理石阶通向地下室。伦罗特直觉感到建筑师的偏爱，猜想地下室对面也有石阶。他果然找到，踏着石阶上去，举手推开出口的地板门。
　　一丝亮光引导他走到窗前。他打开窗子：一轮黄色的满月在凄凉的花园里勾勒出两座干涸的喷泉的轮廓。伦罗特察看了房屋。从餐厅前室和走廊出去总是一模一样的天井，或者转来转去还是原来的天井。他顺着尘封的楼梯上去到了圆形的前厅；面对面的镜子反映出无数的形象；他懒得再打开窗子了，因为窗外总是那个荒凉的花园，只是望出去的高度和角度不同而已；屋里是一些蒙着黄色罩子的家具和蜷缩在网中的蜘蛛。一间卧室引起他的注意；里面一个瓷瓶插着一枝孤零零的花；轻轻一碰，干枯的花瓣纷纷掉落。在三层楼，也就是最后一层，他觉得房子大得无边无际，并且还在扩展。他想，房子实际上并没有这么大。使它显得大的是阴影、对称、镜子、漫长的岁月、我的不熟悉、孤寂。
　　他顺着螺旋形楼梯登上望楼。月光通过窗上的菱形玻璃透进来；玻璃是黄、红、绿三色的。他突然想起一件事，不禁目瞪口呆。
　　两个身材矮小而结实的人凶猛地扑上来，制服了他，解除了他的武装；另一个很高大，严肃地招呼他说：
　　“难为你啦。你省了我们一天一夜的时间。”
　　那是“红”夏拉赫。两个人捆住伦罗特的手。他终于缓过气来说：
　　“夏拉赫，你是在找那个秘密的名字吗？”
　　夏拉赫仍旧若无其事地站着。他没有参与刚才短暂的扭打，只伸手接过伙伴缴下的伦罗特的枪。他开口说话了；伦罗特从他的声音里听到一种疲倦的胜利感、一种像宇宙一般寥廓的憎恨、一种不比那憎恨小多少的悲哀。
　　“不，”夏拉赫说。“我寻找的是更短暂脆弱的东西，我寻找的是埃里克・伦罗特。三年前，你在土伦路一家赌场逮捕了我的弟弟，下了大牢。我肚子上挨了警察一颗枪弹，多亏手下人用马车从枪战中把我抢救出来。我在这个荒凉的对称的别墅里煎熬了九天九夜；高烧把我折磨得死去活来，那个既望着夕阳又望着朝霞的可憎的双面雅努斯雕像使我昏睡和清醒时都不得安宁。最后我厌恶自己的身躯，我觉得两个眼睛、两只手、两个肺同两张脸一般可怕。一个爱尔兰人试图让我皈依基督教；他不断地对我重复那句非犹太人的话：条条道路通罗马。夜里，这个比喻使我更加谵妄：我觉得世界是个走不出来的迷宫，尽管有的道路通向北方，有的通向南方，实际上都通向罗马，我弟弟蹲在里面受苦的牢房和特里斯勒罗伊别墅也是罗马。在那些夜晚，我以那个两面神和所有掌管热病的神的名义发誓，必在那个害我弟弟蹲大牢的人周围筑一个迷宫。我筑起了迷宫，万无一失；建筑材料是一个被谋杀的异教学者、一个指南针、18世纪的一个教派、一个希腊字、一把匕首、一家油漆厂的菱形图案。
　　“行动计划的第一个步骤纯粹是偶然。先前我和几个伙伴――其中有丹尼尔・阿塞韦多――策划偷加利利地方长官的蓝宝石。阿塞韦多出卖了我们；我们预支他一笔钱，他买酒喝得大醉，提前一天采取行动。他在那家大旅馆里晕头转向；凌晨两点闯进雅莫林斯基的房间。雅莫林斯基晚上睡不着，起来写作。他恰好想写一篇有关神的名字的文章；刚写好开头：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已经念出。阿塞韦多威胁他，让他别出声；雅莫林斯基伸手要按铃，想呼叫旅馆的保安人员；阿塞韦多朝他胸口捅了一刀。那几乎是一个反射动作；半个世纪的暴力生活让他学会了杀人是最简单、最保险的事……十天后，我在《意第给报》上看到，你想从雅莫林斯基写的东西里寻找雅莫林斯基被杀之谜。我看过《哈西定教派史》；知道不敢念出神的名字的敬畏心理产生了认为那个名字是隐秘而无所不能的教义。我知道有些哈西定教徒为了寻求那个秘密的名字甚至用活人作为牺牲品……我知道你猜想哈西定教徒把那个犹太教博士当了牺牲品；我便将错就错，让你认为你的猜测是对的。
　　“马塞洛・雅莫林斯基是12月3日晚死的；我选了1月3日作为第二次牺牲’的日子。他死在城北；第二次‘牺牲’在城西比较合适。丹尼尔・阿塞韦多是必要的牺牲品。他罪有应得：他感情冲动，又是叛徒；他如果被捕，我们的整个计划就完蛋。我们的人捅死了他；为了把他的死和上一次联系起来，我在油漆厂的菱形图案上写了名字的第二个字母已经念出。
　　“第三件‘罪案’是2月3日发生的。正如特莱维拉努斯猜测的，只是一场演习。格里菲斯一金茨伯格一金斯勃格就是我；我戴了假胡子在土伦路那个破房间里憋了一星期，等我的朋友把我绑架出去。他们中间的一个踩在马车踏脚板上在石板上写了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母已经念出。这句话宣布说一系列的罪案是三件。一般人都是这么理解的；但是我反复插进一些迹象，以便让你这位推理家，埃里克・伦罗特，知道罪案是四件，城北出了怪事，城东城西都出了事，这便要求城南也有事；四个字母的名字，也就是神的名字JHVH①，有四个字母；小丑面具和油漆厂的图案都暗示四。我在莱斯敦书中的一段文字下面画了道；那段文字说明希伯来人计算日子是从第一天傍晚到第二天傍晚；从而说明凶杀案是每月四日发生。我派人把那个等边三角形送给特莱维拉努斯。我料到你会加上欠缺的一点。组成一个完全的菱形的一点，预定一件精确的谋杀案将要发生的地点。我预先谋划了这一切，埃里克・伦罗特，以便把你引到荒凉的特里斯勒罗伊别墅来。”
　　①希伯来人对上帝的称呼“耶和华”用JHVH四个字母表示。
　　伦罗特避开了夏拉赫的目光。他望着模糊的黄、绿、红菱形玻璃窗外的树木和天空。他感到有点冷，还有一种客观的、几乎无名的悲哀。已是夜晚了；灰蒙蒙的花园里升起一声无用的乌呜。伦罗特最后一次考虑对称和定期死亡的问题。
　　“你的迷宫多出三条线，”他最后说。“我知道一种希腊迷宫只有一条直线。在那条线上多少哲学家迷失了方向，一个简单的侦探当然也会迷失方向。夏拉赫，下次你变花样追踪我时，不妨先在甲地假造（或者犯下）一件罪案，然后在离甲地八公里的乙地干第二件，接着在离甲乙二地各四公里，也就是两地中间的丙地干第三件。然后在离甲丙二地各二公里，也就是那两地中间的丁地等着我，正如你现在要在特里斯勒罗伊别墅杀我一样。”
　　“下次我再杀你时，”夏拉赫说，“我给你安排那种迷宫，那种只有一条线的、无形的、永不停顿的迷宫。”
　　他倒退了几步，接着，非常小心地瞄准，扣下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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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

　　　　　　　　　献给苏珊娜・邦巴尔

　　每天早晨浏览报纸的人不是过目就忘，便是为当天下午的闲聊找些话题，因此，谁都不记得当时议论纷纷的著名的马内科・乌里亚特和敦坎案件，即使记得也恍如梦中，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再说，事情发生在出现彗星和独立一百周年的1910年，那以后，我们经历和遗忘的东西太多太多。事件的主人公已经去世；目击证人庄严地发誓保持沉默。当时我只有十来岁，也举手发誓，感到那浪漫而又严肃的仪式的重要性。我不知道别人是否注意到我作过保证；也不知道他们是否信守诺言。不管怎么样，下面是事情的经过，由于时间久远，文字表达的好坏，难免同真情有些出入。
　　那天下午，我的表哥拉菲努尔带我去月桂庄园参加一个烧烤聚会。我记不清庄园的地形地貌了；只依稀觉得是在北部一个树木葱宠的静谧的小镇，地势向河边缓缓倾斜，和城市或草原完全不同、我觉得火车路程长得烦人，但是大家知道，小孩子总觉得时间过得太慢。我们走进庄园的大门时，天色已经开始昏暗。找感到那里的古老而基本的事物：烤肉的香味、树木、狗、干树枝、把人们聚在周围的火堆。
　　客人一共十来个；都是大人。我后来知道最大的不满三十岁。我还发现他们熟悉的东西都是我所不了解的：赛马、时装、汽车、奢华的妇女。我怯生生待在一边，没人打扰，也没人理会。一个雇工慢条斯理地精心烤着羊羔，我们则在长饭厅里耐心等待。有一把吉他；我记得仿佛是我的表哥弹奏了根据埃利亚斯・雷古莱斯①的《废墟》和《高乔》谱的曲于，以及当时那种贫乏的俚语写的十行诗，诗里讲的是胡宁街一场动刀子的决斗。咖啡和雪茄端上来了。谁都没有提回家的事。我感到了“为时太晚”的恐惧（卢戈内斯②语）。我不愿看钟。为了掩饰小孩在大人中间的孤独，我匆匆喝了一两杯酒。乌里亚特大声嚷嚷要和敦坎玩扑克。有人反对说，那种玩法没意思，不如四个人玩。敦坎同意了，但是乌里亚特以我不明白、也不想弄明白的固执态度坚持要一对一。我除了消磨时间的摸三张和独自思考的打通关以外，一向不喜欢纸牌游戏。我溜了出去，谁也没有注意。一座陌生而黑暗的大房子（只有饭厅里点着灯）对于小孩的神秘感，比一个陌生的地方对旅行者的神秘感更强烈。我逐一探索那些房间；记得有一间台球房、一道安有长方形和菱形玻璃的回廊、两个吊椅、一扇可以望到外面凉亭的窗子。我在暗地里迷了路；庄园的主人――经过这么多年，我忘了他姓阿塞韦多还是阿塞瓦尔――终于找到了我。他出于关心或者收藏家的虚荣心，带我到一个玻璃柜子前面。点灯后，我看到柜子里面陈列的是白刃武器，一些被用得出了名的刀剑。他告诉我说，他在佩尔加米诺附近有一注地产，平时两地来往，陆陆续续收集了那些东西。他打开玻璃柜，没看卡片说明就如数家珍地介绍每件武器的历史，大体上是一样的，只是地点日期有些差别。我问他那些武器中间有没有莫雷拉的匕首，莫雷拉是当时高乔的代表人物，正如后来的马丁・菲耶罗和堂塞贡多・松勃拉。他不得不承认说没有，不过可以给我看一把一模一样的、也就是有U字形护手柄的匕首。这时，愤怒的嚷嚷声打断了他的话。他立刻关好柜子门，我跟着他出了房间。
　　①雷古莱斯（1860―1929），乌拉圭医师、诗人、剧作家。
　　②卢戈内斯（1874―1938），阿根廷作家，现代主义代表人物，著有《高乔战争》等。
　　乌里亚特嚷嚷说，他的对手玩牌作了弊。伙伴们站在两人周围。在我印象中敦坎比别人高大，膀粗腰圆，金黄色的头发淡得发白，脸上毫无表情。曼内科・乌里亚特浮躁好动，皮肤黝黑得像是古铜色，傲慢地留着两撇稀疏的胡子。大家显然都喝多了；我不敢确定地上是不是有两三个酒瓶；也许是电影看多了，似乎有这种印象。乌里亚特不断地骂娘，字眼尖刻下流。敦坎仿佛没听见；最后他不耐烦了，站起来给了乌里亚特一拳。乌里亚特倒在地上，喊叫说他绝不能容忍这种侮辱，要决斗解决。
　　敦坎说不行，解释似的补充说：
　　“问题是我怕你。”
　　大家哄笑了。
　　乌里亚特爬起来说：
　　“我要同你决斗，就是现在。”
　　不知是谁――愿上帝宽恕他――怂恿说武器是现成的，多的是。
　　有人打开玻璃柜。马内科・乌里亚特挑了那件最显眼、最长的带U字形护手柄的匕首；敦坎几乎是漫不经心地拿起一把木柄的刀子，刀刃上镌刻着一棵小树花纹。另一人说马内科挑选的简直是把剑，倒也符合他的性格。那时他的手在颤抖，谁都不奇怪；然而大家感到惊讶的是敦坎的手居然也抖得厉害。
　　按照习俗要求，人们不能在他们所在的室内决斗，而是要到外面去，否则是对主人不敬。我们半是正经、半是开玩笑地到外面夜晚潮湿的园子里去。我感到陶醉，并不是因为喝了几杯酒，而是由于将要看到的冒险行为；我盼望有谁杀人，以后有可以叙说、可以回忆的材料。在那一刻，别人的年岁也许不比我大多少。我还感到一个谁都无法控制的旋涡，把我们卷了进去，搞得晕头转向。大家并不相信马内科的指责；认为他们早有积怨，这次无非是借酒发泄而已。
　　我们经过凉亭，走进了树林子。乌里亚特和敦坎两人走在最前面；我感到奇怪的是他们互相提防着，唯恐谁搞突然袭击似的。我们来到一块草坪旁边。敦坎略带威严地说：
　　“这地方合适。”
　　两人犹豫不决地站在草坪中央。有人朝他们喊道：
　　“扔掉那些碍手碍脚的铁家伙，凭真本领打。”
　　但是两个人已经交上了手。起初仿佛害怕伤着自己似的有点笨拙；他们先瞅着对方的武器，后来盯着对方的眼睛。乌里亚特忘了愤怒，敦坎忘了冷漠或轻蔑。危险使他们变了模样；现在打斗的不是两个小伙子，而是两个成人。在我原先的想像中，那场决斗即便是混乱的刀光剑影，至少也应该和象棋那样，能让人看清，或者几乎看清它的一招一式。虽然过了那么多年，当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并没有被岁月冲淡。我说不准他们打了多久；有些事情不是通常的时间所能衡量的。
　　他们没有用斗篷缠在手臂上防护，而是用前臂直接抵挡打击。袖管很快就破成碎布条，被血染成殷红色。我想，当初以为那两人不善于这种格斗是错误的估计。我很快就发现，由于武器不同，他们使用的方法也不同。敦坎要弥补短兵器的不利条件，想尽量贴近对手；乌里亚特步步后退，以便用较长的武器劈刺。先前提醒玻璃柜子里有兵器的那个声音喊道：
　　“他们起了杀心。不能让他们斗下去了。”
　　没人敢上去干预。乌里亚特逐渐失去了优势；敦坎便冲上去。两人的身体几乎接触到了。乌里亚特的武器在寻找敦坎的脸，突然好像短了一截，因为已经捅进了敦坎的胸部。敦坎躺在草坪上，发出很低的声音说：
　　“真奇怪。好像是一场梦。”
　　他眼睛没有闭上，一动不动；我亲眼目睹一个人杀了另一个人。
　　马内科・乌里亚特低头瞅着死者，请求宽恕。他毫不掩饰地抽泣起来。他刚干下的事是他自己始料不及的。我现在知道，他后悔莫及的不是自己的罪行，而是莽撞。
　　我不想再看了。我期盼的事情已经发生，使我震惊。拉菲努尔后来告诉我，他们好不容易才掰开死者的手指拿掉刀子。他们秘密商谈了一番。决定尽量讲真话，只不过把动刀子的格斗说成是用剑决斗。四个人自愿充当见证人，其中有阿塞瓦尔。一切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打点妥帖；朋友熟人总是能帮忙的。
　　纸牌和钞票杂乱地散在桃花心木桌于上，谁都不想看，不想碰。
　　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不止一次想把这件事告诉哪个朋友，可是又觉得保守秘密比讲出来更让我得意。1929年前后，一次偶然的谈话使我突然打破了长期的沉默。退休的警察局长堂何塞・奥拉韦和我谈起雷迪罗底层社会刀客的故事；他说那种人往往抢先出手，什么卑鄙的事都干得出来，在波德斯塔①和古铁雷斯②描写的决斗以前，几乎没有正派的决斗。我说我亲眼看到一次，便讲了多年前的那件事。
　　①波德斯塔（185―1920），阿根廷医师、现实主义小说家。
　　②古铁雷斯（185―1889），阿根廷作家，著有《胡安・莫雷拉》等描写高乔人生活的小说。
　　他带着职业的兴趣听完了我的故事，然后说：
　　“你能肯定乌里亚特和另一个人以前从没有见过面吗？他们也许有过什么前嫌。”
　　“不，”我说。“那晚所有的人都清楚，大家都很吃惊。”
　　奥拉韦慢吞吞地仿佛自言自语地说：
　　“一把护手柄是U字形的匕首。那种匕首有两把是众所周知的：一把是莫雷拉的，另一把是塔帕根的胡安・阿尔马达的。”
　　我隐约想起了什么事；奥拉韦接着说：
　　“你还提到一把木柄的刀子，有小树的图形。那种刀于成千上百，但是有一把……”
　　他停了片刻，接着又说：
　　“阿塞韦多先生在佩尔加米诺附近有地产。上一个世纪末，那一带有个大名鼎鼎的刀客：胡安・阿尔曼萨。他十四岁就杀过人，此后一直用那样的短刀，据说能给他带来好运。胡安・阿尔曼萨和胡安・阿尔马达结了怨仇，因为人们经常把他们搞混。他们多年来互相寻仇，但从来没有见面。后来，胡安・阿尔曼萨在一次竞选骚乱中死于流弹。在我印象中，另一个病死在拉斯弗洛雷斯的医院里。”
　　那天下午没有再谈这件事。我们都在思索。
　　十来个已经去世的人看到了我亲眼看到的情景――长长的刀子捅进一个人的身体，尸体露天横陈――但是他们看到的是另一个更古老的故事的结局。马内科・乌里亚特并没有杀死敦坎；格斗的是刀子，不是人。两件武器并排沉睡在玻璃柜子里，直到被人触动唤醒。它们醒来时也许十分激动；因此乌里亚特的手在颤抖，敦坎的手也在颤抖。两人――不是他们的武器，而是他们本人――善于格斗，那晚斗得很激烈。他们在茫茫人世互相寻找了多年，终于在他们的高乔先辈已经成灰的时候找到了对方。人的宿怨沉睡在他们的兵刃里，窥视时机。
　　物件比人的寿命长。谁知道故事是不是到此结束，谁知道那些物件会不会再次相遇。

Anonymous

决斗
　　　　　　 献给胡安・奥斯瓦尔多・维维亚诺

　　我故事的两个主角之一，菲格罗亚夫人，把亨利・詹姆斯①的作品介绍给我，他没有忽视历史，在那方面用了一百多页讽刺和温情的篇幅，其中穿插着复杂并且故意含混的对话，可能还添加了一些过分虚假的感情色彩。不同的地理背景：伦敦或波士顿，并没有改变本质的东西。我们的故事既然发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也就不加更动了。我只谈梗概，因为描写它缓慢的演变过程和世俗的环境不符合我的文学创作习惯。对我说来，写下这个故事只是一件顺便的小事。我要提请读者注意的是情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物和局面形成的原因。
　　①亨利・詹姆斯（1843―1916），美国心理分析小说家，1915年因美国迟迟未参加世界大战愤而加入英国国籍，以示抗议。著有《贵妇人的画像》、《鸽翼》、《螺丝在拧紧》等。后期作品句子冗长复杂，副词和比喻堆砌，有猜谜一样的对话，意思含混。
　　克拉拉・格伦凯恩・德・菲格罗亚性情高傲，身材高挑，头发像火一般红。她才华并不出众，智力不及理解力那么强，但能欣赏别人，包括别的女人的才华。她心胸宽阔，兼容并包；喜爱世界的丰富多彩；也许正由于这个原因，她到处旅行。她知道命中注定的环境有时是毫无道理的仪式的组合，但这些仪式使她感到有趣，便认真执行。她很年轻的时候奉父母之命和伊西多罗・菲格罗亚博士结了婚，博士曾经出任阿根廷驻加拿大的大使，后来辞去了职务，理由是在电报、电话普及的时代，大使馆不合时代潮流，只能增加负担。他的决定招来同事们的普通恚恨；克拉拉喜欢渥太华的气候――说到头，她毕竟有苏格兰血统――何况大使夫人的身份并不让她感到讨厌，但她没有反对博士的主张。之后不久，菲格罗亚去世了；克拉拉经过几年犹豫和思索，决定从事绘画，这一决定或许是从她的朋友玛尔塔・皮萨罗的榜样得到的启发。
　　人们提起玛尔塔・皮萨罗时，都说她和聪明过人的、结婚后又离异的内利达・萨拉像是一对姐妹。
　　在选择画笔之前，玛尔塔・皮萨罗也曾考虑过从事文学。她原可以用法文写作，因为她习惯于阅读法文书籍；西班牙文是她在家里使用的工具，正如科连特斯省的太太们使用瓜拉尼语一样。她在报刊上经常可以看到卢戈内斯①和马德里人奥尔特加一加塞特②的作品；那两位大师的风格证实了她的猜测：她命中注定要使用的语言只适于炫示辞藻，不适于表达深邃的思想或澎湃的激情。她的音乐知识限于参加音乐会时不会出乖露怯。她是圣路易斯人；她精心绘制了胡安・克里索斯托莫・拉菲努尔③和帕斯夸尔・普林格斯④上校的肖像，作为她的绘画生涯的开端，不出所料，那些画像果然由省博物馆收购。她从本乡本土的名人的肖像画转向布宜诺斯艾利斯古老房屋的风景画，用文静的色彩描绘优雅的庭院，不像别人那样处理得俗不可耐。有人――当然不是菲格罗亚夫人――说她的艺术具备19世纪热那亚艺术大师的韵味。克拉拉・格伦凯恩和内利达・萨拉（据说萨拉对菲格罗亚博士曾有好感）之间一直存在某种敌对的态度；她们两人明争暗斗，玛尔塔只是工具而已。
　　①卢戈内斯（1874―1938），阿根廷诗人、作家，现代主义代表，著有《高乔战争》等。
　　②奥尔特加―加塞特（1883―1955），西班牙哲学家、散文作家，著有《吉河德的冥想》、《艺术的非人性化》、《群众的反叛》等。
　　③拉菲努尔（1797―1827），阿根廷诗人。
　　④普林格斯（1795―1831），阿根廷军人，独立战争中功勋卓越。
　　众所周知，这一切是在别的国家开始的，最后才传到我们的国家。众多的例子之一是那个名为具体或抽象的画派，由于蔑视逻辑和绘画语言，今天已经很不公正地遭到遗忘。那一派振振有词说，音乐既然可以创造一个特有的声音世界，那么音乐的姐妹，绘画，当然也可以尝试我们所见事物的没有呈现出来的色彩和形式。李・卡普兰说，他的绘画虽然不受资产阶级青睐，但完全遵照《圣经》里不准人类塑造偶像的禁律（伊斯兰教也有同样的规矩）。他认为，绘画艺术的真正传统遭到丢勒①或伦勃朗②之类的异端分子的歪曲，而反对偶像崇拜的人正在恢复它。攻击他的人则说他乞灵于地毯、万花筒和领带的图案。美学革命提供了不负责任的、不费力气的诱惑；克拉拉・格伦凯恩选择了抽象画的道路。她一向崇拜特纳③；打算靠她尚未确立的辉煌成就来弘扬具体艺术。她稳扎稳打地工作着，有的作品推倒重来，有的弃而不用，1954年冬天，在苏帕查街一家专门陈列当时流行的所谓先锋派作品的画廊里展出了一系列蛋黄彩画。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公众的一般反应还算良好，但是该派的机关刊物抨击了违反常规的形式，说那些简单的圆圈和线条即使不属象征性的，至少使人联想到落日、丛林或者海洋的混乱景象。克拉拉・格伦凯恩暗自好笑。她想走现代派的道路，却被现代派拒之门外。她专心工作，不问成果。这个插曲并不能影响她的绘画风格。
　　①丢勒（1471―1528），德国画家、雕塑家，德国绘画文艺复兴的领导人物，名作有《骑士、死亡与魔鬼》等。
　　②伦勃朗（1606―1669），荷兰画家，在明暗处理方面有独到之处，名作有《蒂尔普医生的解剖课》、《守夜》，以及大量宗教和神话题材的绘画。
　　③特纳（1775―1851），英国水彩画家，作品光线效果极佳。
　　隐秘的决斗已经开始。玛尔塔不仅是艺术家，她还热衷于可以称为艺术管理的工作，在一个名叫乔托①画社的协会里担任秘书。1955年中期，她设法让已经是会员的克拉拉在协会新的领导班子里充当发言人。这件事表面上无足轻重，但值得细细揣摩。玛尔塔帮了她朋友的忙，然而不容置疑而有点神秘的是，有惠于人的人比受惠的人高出一筹。
　　①乔托（126―1337），意大利佛罗伦萨画家，但丁的好友，现代绘画创始人之一。这里的画社以他命名。
　　1960年，“两枝具有国际水平的画笔”――请原谅这句套话――竞选一等奖。年长的一位候选者用浓重的油彩表现了一个斯堪的那维亚型的高大的高乔人的凶悍形象；他的年轻得多的对手努力用毫无联系的笔触赢得了喝彩和惊愕。评委们都已年过半百，唯恐人们说他们观点落后，心里尽管厌恶，仍倾向于进行表决。经过激烈辩论后，大家意见不能统一，起先还注意礼貌，后来感到腻烦了。第三次讨论时，有人提出：
　　“我认为乙画不好；实际上我觉得还不及菲格罗亚夫人的作品。”
　　“您投她一票吗？”
　　“不错，”前者赌气说。
　　当天下午，评委们一致同意把奖项授予克拉拉・格伦凯恩。她人品好，人缘也好，常在她的比拉尔的别墅举行招待会，一流的刊物派记者前去采访摄影。这次祝贺晚宴是玛尔塔组织提供的。克拉拉发表了简短得体的讲话，向她表示感谢；她说传统和创新、常规和探索之间并不存在对抗，实际上，传统是由长年累月的探索形成的。出席展览会的有不少社会名流，几乎全体评委，以及个别画家。
　　我们认为偶然性总是差强人意，而其他机会要好一些。高乔崇拜和幸福向往是都市人的怀旧心理；克拉拉・格伦凯恩和玛尔塔厌烦了一成不变的闲适生活，向往那些毕生致力于创造美好事物的艺术家的世界。我猜想，天堂里的有福之人大概认为那里的优点被从未到过天堂的神学家们夸大了。被打入地狱的人也许并不觉得地狱里总是可怕的。
　　两年后，第一届拉丁美洲造型艺术国际代表大会在卡塔赫纳市举行。各个共和国都派出代表。会议主题很有现实意义：艺术家能否摆脱地方色彩？能否回避本乡本土的动植物，不涉及具有社会性质的问题，不附和反对撒克逊帝国主义的斗争，等等？菲格罗亚博士在出任驻加拿大大使前曾经在卡塔赫纳担任外交职务；克拉拉为上次得奖而自豪，希望这次以艺术家的身份旧地重游。这一希望落了空；政府指定玛尔塔・皮萨罗为代表。根据驻布宜诺斯艾利斯记者们不偏不倚的看法，她的成绩虽然不老是令人信服，还算得上是杰出的。
　　生活要求激情。两个女人在绘画中，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在绘画促成她们之间的关系中，找到了激情。可以说，克拉拉・格伦凯恩是为了玛尔塔，为了想压倒她而绘画的；她们互为对方作品的评判和孤独的观众。我不可避免地在那些如今已无人欣赏的画幅中注意到了她们之间的一种相互影响。不应忘记，她们两人是有好感的，在那场隐秘的决斗中，两人一贯光明磊落。
　　在此期间，年纪已经不轻的玛尔塔拒绝了一次结婚的机会；她只关心她的斗争。
　　1964年2月2日，克拉拉・格伦凯恩死于动脉瘤。报上刊登了有关她的大幅讣告，在我们的国家里，这仍旧必不可少，因为妇女被认为是一个性别的成员，而不是个人。除了匆匆提到她对绘画的爱好和高雅的品位外，大量文字用于叙说她的虔诚、善良、一贯的几乎隐名的善举、她显赫的家世――格伦凯恩将军曾参加巴西战役――以及她在上层社会里的杰出地位。玛尔塔觉得她的生活已经没有意义。她从未像现在这样感到空虚。她想起了早期的情景，便在国立艺术馆展出一幅朴素的克拉拉的画像，是用她们两人都喜爱的英国大师们的笔法绘制的。有人评论说这是她最优秀的作品。此后，她再也没有拿起画笔。
　　只有少数几个亲密朋友注意到那场微妙的决斗，其中既无失败也无胜利，甚至没有值得一提的冲突或其他明显的情况。唯有上帝（我们不了解他的审美爱好）才能授予最后的桂冠。在黑暗中运行的历史将在黑暗中结束。

亲爱的蒲公英，
你仍然愿意战斗下去么？

Anonymous

玫瑰角的汉子

　　　　　　　　　　 献给恩里盖・阿莫林①

　　①阿莫林（1900―1960），乌拉圭作家。长期侨居阿根廷。作品多以农村生活为题材，主要有长篇小说《马车》、诗集《二十年》等。
　　既然问起已故的弗朗西斯科・雷亚尔，我就谈谈吧。这里不是他的地盘，他在北区瓜达卢佩湖和炮台一带比较吃得开，不过我认识他。我只跟他打过三次交道，三次都在同一个晚上，那晚的事我怎么都不会忘记，因为卢汉纳拉在我家过夜，罗森多・华雷斯离开了河镇，再也没有回来。你们没有这方面的经历，当然不会知道那个名字，不过打手罗森多・华雷斯是圣丽塔村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他是玩刀子的好手，跟堂・尼古拉斯・帕雷德斯一起，帕雷德斯则是莫雷尔那一帮的。华雷斯逛妓院时总打扮得整整齐齐，一身深色的衣服，佩着银饰；男人和狗都尊敬他，女人们对他也另眼相看；谁都知道有两条人命坏在他手里；油光光的长头发上戴着一顶窄檐高帮呢帽；有人说他一帆风顺，给命运宠坏了。村里的年轻人模仿他的一举一动，连吐痰的架式也学他的。可是罗森多真有多少分量，那晚上叫我们掂着了。
　　说来仿佛离谱，然而那个大不寻常的夜晚是这么开头的：一辆红轱辘的出租马车挤满了人，沿着两旁是砖窑和荒地的巷子，在软泥地上颠簸驶来。两个穿黑衣服的人不停地弹看吉他，喧闹招摇，赶车的甩着鞭子，哄赶在白花马前乱窜的野狗，一个裹着斗篷的人不声不响坐在中间，他就是赫赫有名的牲口贩子弗朗西斯科・雷亚尔，这次来找人打架拼命。夜晚凉爽宜人；有两个人坐在马车揭开的皮篷顶上，好像乘坐一条海盗船似的。这只是一个头，还发生了许多事情，我们后来才知道。我们这些小伙子老早就聚在胡利亚舞厅里，那是高纳路和马尔多纳多河中间一个铁皮顶的大棚屋。门口那盏风化红灯的亮光和里面传出的喧哗，让人打老远就能辨出这个场所。胡利亚虽然不起眼，却很实惠，因为里面不缺乐师、好酒和带劲的舞伴。说到舞伴，谁都比不上卢汉纳拉，她是罗森多的女人。她已经去世了，先生，我多年没有再想她，不过当时她那副模样，那双眼睛，真叫人销魂。见了她，你晚上休想睡着。
　　烧酒、音乐、女人，承罗森多看得起才骂的一句脏话，在人群中使我受宠若惊的拍拍肩膀，这一切叫我十分快活。同我跳舞的那个女的很随和，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探戈舞任意摆布我们，使我们若即若离，一会儿把我们分开，一会儿又让我们身体贴着身体。男人们正这样如醉如痴、逍遥自在时，我蓦地觉得音乐更响了，原来是越来越行近的马车上的吉他声混杂了进来。接着，风向一转，吉他声飘向别处，我的注意力又回到自己和舞伴身上，回到舞厅里的谈话。过了一会儿，门口响起盛气凌人的敲门和叫喊声。紧接而来的是一片肃静，门给猛地撞开，那人进来了，模样跟他的声音一般蛮横。
　　当时我们还不知道他叫弗朗西斯科・雷亚尔，只见面前站着一个高大壮实的家伙，一身黑衣眼，肩上搭着一条栗色围巾。我记得他脸型像印第安人，满面愠色。
　　门给撞开时正好打在我身上。我心头无名火起，向他扑去，左手打他的脸，右手去掏那把插在马甲左腋窝下的锋利的刀子。可是这一架没有打起来。那人站稳脚，双臂一分，仿佛拨开一个碍事的东西似的，一下子就把我撂到一边。我踉跄几步，蹲在他背后，手还在衣服里面，握着那把没有用上的刀子。他照旧迈步向前走，比被他排开的众人中间随便哪一个都高大，对哪一个都没有正眼看一看。最前面的那批看热闹的意大利人像折扇打开那样赶快散开。这个场面并没有保持多久。英国佬已经在后面的人群中等着，那个不速之客的手还没有挨着他肩膀，他一巴掌就扇了过去。这一下大伙都来劲了。大厅有好几丈长，人们从一头到另一头推推搡搡，吹口哨，啐唾沫招惹他。最初用拳头，后来发现拳头挡不住他的去路，便叉开手指用巴掌，还嘲弄似的用围巾抽打他。这样做也是为了把他留给罗森多去收拾。罗森多在最里面，不声不响，背靠着墙，一直没有动静。他一口接着一口地抽烟，似乎早已明白我们后来才看清的事情。牲口贩子给推到他面前，脸上带着血迹，后面是一群吵吵嚷嚷的人，他不为所动。尽管人们吹口哨，揍他，朝他啐唾沫，他走到罗森多面前才开口。他瞅着罗森多，用手臂擦擦脸，说了下面一番话：
　　“我是弗朗西斯科・雷亚尔，北区来的。我是弗朗西斯科・雷亚尔，人们叫我牲口贩子。这些混小子对我动手动脚，我全没理会，因为我要找个男子汉。几个碎嘴子说这一带有个心狠手辣、会玩刀子的人，说他绰号叫打手。我是个无名之辈，不过也想会会他，讨教讨教这位好汉的能耐。”
　　他说话时眼睛一直盯着罗森多。说罢，右手从袖管里抽出一把亮晃晃的刀子。周围推推搡搡的人让出了地方，鸦雀无声，瞧着他们两人。甚至那个拉小提琴的瞎眼混血儿也转过脸，冲着他们所在的方向。
　　这时候，我听见背后有些动静，回头一看，门口有六七个人，准是牲口贩子带来压阵的，年纪最大的一个有点农民模样，皮肤黝黑，胡子花白；他刚上前，一看到这么多女人和这么亮的灯光，竟呆着不动了，甚至还恭敬地摘下了帽子。其余的人虎视眈眈，如果有不公平的情况马上就出头干预。
　　罗森多怎么啦，怎么还不教训教训那个气势汹汹的人？他还是一声不吭，眼睛都不抬。他嘴上的香烟不见了，不知是吐掉还是自己掉落的。他终于说了几句话，不过说得那么慢，大厅另一头根本听不清。弗朗西斯科・雷亚尔再次向他挑战，他再次拒绝。陌生人中间最年轻的那个吹了一声口哨。卢汉纳拉轻蔑地瞅着罗森多，头发往后一甩，排开女人们，朝她的男人走去，把手伸进他怀里，掏出刀子，退了鞘，交给他，说道：
　　“罗森多，我想你用得上它了。”
　　大厅屋顶下面有一扇宽窗，外面就是小河。罗森多双手接过刀，用手指试试刀刃，似乎从没有见过似的。他突然朝后一仰，扬手把刀子从窗口扔了出去，刀子掉进马尔多纳多河不见了。我身上一凉。
　　“宰了你还糟蹋我的刀子呢。”对方说着抬手要揍他。这时，卢汉纳拉奔过去，胳臂勾住他脖子，那双风骚的眼睛瞅着他，气愤地说：
　　“别理那家伙，以前我们还把他当成一条汉子呢。”
　　弗朗西斯科・雷亚尔愣了一下，接着把她搂住，再也不打算松手似的，他大声吩咐乐师们演奏探戈和米隆加舞曲，吩咐找快活的人都来跳舞，米隆加像野火一般从大厅一头燃到另一头。雷亚尔跳舞的神情十分严肃，但把舞伴搂得紧紧的，不留一点空隙，使她欲仙欲死。跳到门口时，雷亚尔嚷道：
　　“借光腾腾地方，她在我怀里睡着啦！”
　　说罢，他们两个脸贴着脸出去了，仿佛随着探戈的波涛迷迷糊糊地漂流。
　　我肯定恼羞得满脸通红。我跟舞伴转了几个圈子，突然撂下了她。我推说里面人多太热，顺着墙壁走到外面。夜色很美，但美景为谁而设？那辆出租马车停在巷子拐角的地方，两把吉他像两个人似的端端正正竖在座位上。他们这样大大咧咧扔下吉他真叫我心里有气，仿佛量我们连他们的吉他都不敢碰。想起我们自己无能，我直冒火。我一把抓起耳朵后面别着的石竹花，扔进水塘，望了许久，脑子里什么都不在想。我希望这一晚赶快过去，明天马上来到就好了。这当儿，有人用胳臂肘撞了我一下，几乎使我感到宽慰。是罗森多，他独自一个人出了镇。
　　“你这个混小子老是碍事。”他经过我身边时嘀咕说，我不知道他是拿我还是拿自己出气。他顺着比较幽暗的马尔多纳多河一边走了，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我继续凝视着生活中的事物――没完没了的天空、底下独自流淌不息的小河、一匹在打瞌睡的马、泥地的巷子、砖窑――我想自己无非是长在河岸边的蛤蟆花和骷髅草中间的又一株野草罢了。那堆垃圾中间又能出什么人物？无非是我们这批窝囊废，嚷得很凶，可没有出息，老是受欺侮。接着我又想，不行，居住的地区越是微贱，就越应该有出息。垃圾？米隆加舞曲发了狂，屋里一片嘈杂，风中带来金银花的芳香。夜色很美，可是白搭。天上星外有星，瞅着头都发晕。我使劲说服自己这件事与我无关，可是罗森多的窝囊和那个陌生人的难以容忍的蛮横总是跟我纠缠不清。那个大个儿那晚居然弄到一个女人来陪他。我想，那一晚，还有许多夜晚，甚至所有的晚上，因为卢汉纳拉不是随便闹着玩的女人。老天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去不了太远，也许随便找一条沟，两个人已经干上了。
　　我终于回到大厅时，大伙还在跳舞。
　　我装着没事的样子混进人群，我发现我们中间少了一个人，北区来的人和其余的人在跳舞。没有推撞，有的只是提防和谨慎。音乐回肠荡气，没精打采，跟北区的人跳舞的女人一句话也不说。
　　我在期待，但不是期待后来出的事情。
　　我们听到外面有一个女人的哭声，然后是我们已经听到过的那个声音，这会儿很平静，几乎过于平静，以至不像是人的嗓音。那声音对女人说：
　　“进去，我的姑娘。”又是一声哭叫。接着，那个声音似乎不耐烦了。
　　“我让你开门，臭婆娘，开门；老母狗！”这时候，那扇摇摇晃晃的门给推开了，进来的只有卢汉纳拉一个人。她不是自动进来的，是给赶进来的，好像后面有人在撵她。
　　“有鬼魂在后面撵。”英国佬说。
　　“一个死人在撵，朋友。”牲口贩子接口说。他的模样像是喝醉了酒。他一进门，我们便像先前那样腾出了地方，他摇摇晃晃迈了几步――高大的身材，视而不见的神情――像电线杆似的一下子倒了下去。同他一起来的那伙人中间有一人把他翻过来，让他仰面躺着，再把斗篷卷成一团，垫在他脑袋下面。这么一折腾，斗篷染上了血迹。我们这才看到，他胸口有一处很深的伤口；一条猩红色的腰带，当初给马甲遮住，我没有发现，现在被涌出来的血染黑了。一个女人拿来白酒和几块在火上燎过的布片准备包扎。那男人无意说话。卢汉纳拉垂下双手，失魂落魄地望着他。大伙都露出询问的神情，她终于开口了。她说，她跟牲口贩子出去之后，到了一片野地上，突然来了一个不认识的男人，非找他打架不可，结果捅了他一刀，她发誓说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反正不是罗森多。可谁会信她的话？
　　我们脚下的人快死了。我想，捅他的人手腕子够硬的。不过脚下的人也是条硬汉。他进门时，胡利亚正在湖马黛茶①，茶罐传了一巡，又回到我手里，他还没有咽气。“替我把脸蒙上，”他再也支持不住了，便缓缓地说。他死在眉睫，傲气未消，不愿意让人看到他临终时的惨状。有人把那顶高帮黑呢帽盖在他脸上，他没有发出呻吟，在呢帽下面断了气。当他的胸膛不再起伏时，人们鼓起勇气取下帽子。他脸上是死人通常都有的倦怠神情，当时从炮台到南区的最勇敢的人共有的神情；我一发现他无声无息地死了，对他的憎恨也就烟消云散。
　　①马黛茶，南美饮料，饮用时在梨形茶罐内插一小管吮吸。
　　“活人总有一死。”人群中间一个女人说，另一个也若有所思地找补了一句：
　　“再了不起的人到头来还不是招苍蝇。”
　　这时候，北区来的人悄悄地在说什么，之后有两人同时高声说：
　　“是那女人杀死的。”
　　一个人朝她嚷嚷说是她杀的，大家围住了她。我忘了自己应当谨慎从事，飞快地挤了进去。我一时情急，几乎要拔刀子。我觉得如果不是所有的人，至少有许多人在瞅我。我带着讥刺的口气说：
　　“你们大伙看看这个女人的手，难道她有这份气力和狠心捅刀子吗？”
　　我若无其事地又说：
　　“据说死者是他那个地区的一霸，谁想到他下场这么惨，会死在这样一个平静无事的地方？我们这里本来太太平平，谁想到来了外人找麻烦，结果捅出这么大的乱子？”
　　鞭子自己是不会抽打的。
　　这当儿，荒野上逐渐响起了马蹄声，是警察。谁都明哲保身，不愿意找麻烦，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把尸体扔进河里。你们还记得先前扔出刀子的那扇宽窗吧。黑衣服的人后来也是从这里给扔出去的。大家七手八脚把他抬起来，身上一些钱币和零星杂物全给掏光，有人捋不下戒指，干脆把他的手指也剁了下来。先生们，一个男子汉被另一个更剽悍的男子汉杀死之后，毫无自卫能力，只能听任爱占小便宜的人摆弄，扑通一声，混浊翻腾、忍辱负重的河水便把他带走了。人们收拾尸体时，我觉得不看为妙，因此不知道是不是掏空了他的脏腑，免得他浮出水面。那个花白胡子的人一直盯着我。卢汉纳拉趁着混乱之际溜出去了。
　　维护法律的人来查看时，大伙跳舞正在劲头上。拉小提琴的瞎子会演奏几支如今不大听到的哈瓦那舞曲。外面天快亮了。小山风上的几根木桩稀稀落落的，因为铁丝太细，天色这么早，还看不清。
　　我家离这里有三个街区，我悠闲地溜达回去。窗口有一盏灯光，我刚走近就熄灭了。我明白过来之后，立刻加紧了脚步。博尔赫斯，我又把插在马甲左腋窝下的那把锋利的短刀抽出来，端详了一番，那把刀跟新的一样，精光锃亮，清清白白，一丝血迹都没有留下。

Anonymous

双梦记及其他
　　　　　　　　　　献给纳斯托尔・伊巴拉

　　　　　　　　　　　　　　　死去的神学家

　　天使们向我通报说，梅兰希顿①死后，另外一个世界为他安排了一所幻觉上同他在世时一模一样的房屋。（几乎所有初到天国的人都遇到同样情况，因而他们认为自己并没有死。）家具也是一样的：桌子、有抽屉的写字台、书柜。梅兰希顿在那住所醒来时，仿佛并不是一具尸体，而和生前一样继续写作，写了几天为信仰辩护的文章。他和往常一样，文章中只字不提慈悲。天使们注意到他的疏漏，便派人去责问他。梅兰希顿说：“我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灵魂可以不要慈悲，单有信仰就足以进入天国。”他说这些话时态度高傲，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自己所处的地方还不是天国。天使们听了这番话便离开了他。
　　①梅兰希顿（1497―1560），德国学者，宗教改革家，与路德合作，对《圣经》诠释颇有研究。他原姓施瓦茨采尔特（德文“黑土”），按当时风气，用了相应的希腊文梅兰希顿。
　　几星期后，家具开始蜕变，终于消失，只剩下椅子、桌子、纸张和墨水瓶。此外，住所的墙壁泛出白色的石灰和黄色的油漆。他身上的衣服也变得平常无奇。他坚持写作，由于他继续否定慈悲，他给挪到一间地下工作室，同另一些像他那样的神学家待在一起。他给幽禁了几天，对自己的论点开始产生怀疑，他们便放他回去。他的衣服是未经鞣制的生皮，但他试图让自己相信以前都是幻觉，继续推崇信仰，诋毁慈悲。一天下午，他觉得冷。他察看整所房屋，发现其余的房间和他在世住的不一样了。有的房间堆满了不知名的器具；有的小得进不去；再有的虽然没有变化，但门窗外面成了沙丘。最里面的屋子有许多崇拜他的人，一再向他重申，哪一个神学家的学问都赶不上他。这些恭维话让他听了很高兴，但由于那些人中间有的没有脸庞，有的像是死人，他终于产生了厌恶，不信他们的话了。这时他决心写一篇颂扬慈悲的文章，但是今天写下的字迹明天全部消退。这是因为他言不由衷，写的时候自己也没有信心。
　　他经常接见刚死的人，但为自己如此委琐的住处感到羞愧。为了让来客们相信他在天国，他同后院的一个巫师商量，巫师便布置了辉煌宁静的假象。来客刚走，委琐破败的景象重又出现，有时客人还没离开，这种景象就显了出来。
　　有关梅兰希顿的最后消息说，巫师和一个没有面目的人把他弄到沙丘去了，如今他成了魔鬼的仆人。

　　　　　　　　　　　（据埃曼纽尔・斯韦登伯格①的《天国的神秘》）

　　①斯韦登伯格（1688―1772），瑞典神学家，“新耶路撒冷教会”的创建者。
　　　　　　　　　　　　　　 存放雕像的房间

　　很久以前，安达卢西亚人的国度里有一个国王居住的城市，名叫莱布蒂特、休达，或者哈恩。城里有座碉堡，碉堡的两扇门页不供进出，永远锁着。每逢一位国王驾崩，另一位国王继承王位时，新登基的国王亲手在门上加一道新锁，一共有了二十四把锁。后来有个不属于王室的坏人篡夺了权力，他非但不加上一把新锁，而是想把以前的二十四把锁统统打开，以便看看碉堡里到底是什么。大臣和王公们求他千万别干那种事，他们藏起装钥匙的铁箱，说是加一把新锁比砸开二十四把锁容易得多，但是他狡猾地重复说：“我只想看看碉堡里藏了些什么东西。”于是他们表示把他们积蓄的所有财富都献给他：牲畜、基督教偶像、金银。但他不肯打消原意，用右手开了门（诅咒他那只手永远疼痛）。里面是许多金属和木制的阿拉伯人像，骑着矫捷的骆驼和骏马，头巾在背后飘拂，佩刀挂在腰际的皮带上，右手握着长矛。这些人像都是立体的，在地面投下影子，瞎子只要用手触摸都能辨认，马匹的前蹄不碰地面，似乎都在奔腾。那些栩栩如生的雕像使篡位的国王大为惊奇，更让他诧异的是雕像的排列整齐和肃静，因为全部雕像面朝西方，听不到一点喧嘈和号角。这是碉堡第一间屋子里的陈列。第二间屋子里摆着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桌子――愿他们两人都得到拯救！――那是一整块翡翠石雕成，石头的颜色，大家知道，是绿色的，它内含的性能不可思议，奇异万分，因为它能使风暴平息，保佑佩戴者平安，驱除腹泻和恶鬼，公平解决争端，并且对催生顺产大有帮助。
　　第三间屋子里有两本书；一本是黑的，书里说明金属和护身符的功能以及日子的凶吉，还有毒药和解毒剂的配制；第二本是白的，尽管文字清晰，但看不懂意思。第四间屋子里有一幅世界地图，标出所有的国度、城市、海洋、城堡和危险，每一处都附有真实名称和确切的形状。
　　第五间屋子里有一面圆形的镜子，那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制作的――愿他们两人都得到宽恕！――价值连城，因为是用各种金属做的，从镜子里可以看到自己的祖先和子孙，上至人类的始祖亚当，下至听到世界末日号角的人。第六间屋子里装满了点金石。只要用一小块就能把三千两银子变成三干两金子。第七间屋子空荡荡的，其长无比，最好的弓箭手在门口射出一箭都达不到对面的后壁。后壁上刻着一段可怕的话：“如有人打开本堡的门，和入口处金属武士相似的血肉之躯的武士将占领王国。”
　　这些事发生于伊斯兰教历89年。在结束之前，塔里克①占领了碉堡，打败了那个国王，卖掉他的妻妾子女，大肆掳掠王国。阿拉伯人因此遍布安达卢西亚王国，引进了无花果树和不受干旱影响的草场灌溉系统。至于那些宝藏，据说萨伊德的儿子塔里克把它们运回献给他的国王哈里发，哈里发把它们藏在一座金字塔里。
　　①塔里克，阿拉伯将军，第一个在711年入侵西班牙的穆斯林。他打败西哥特国王堂罗德里戈。用自己的名字命名直布罗陀海峡（阿拉伯文的直布罗陀是Gebel―Tank，即塔里克山）。
　　　　　　　　　　　　 （据《一千零一夜》，第二百七十二夜的故事）

　　　　　　　　　　　　　　　　 双梦记

　　阿拉伯历史学家艾尔一伊萨基叙说了下面的故事：
　　“据可靠人士说（不过唯有真主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慈悲为怀、明察秋毫的），开罗有个家资巨万的人，他仗义疏财，散尽家产，只剩下祖传的房屋，不得不干活糊口。他工作十分辛苦，一晚累得在他园子里的无花果树下睡着了，他梦见一个衣服湿透的人从嘴里掏出一枚金币，对他说：‘你的好运在波斯的伊斯法罕；去找吧。’他第二天清晨醒来后便踏上漫长的旅程，经受了沙漠、海洋、海盗、偶像崇拜者、河流、猛兽和人的磨难艰险。他终于到达伊斯法罕，刚进城天色已晚，便在一座清真寺的天井里躺着过夜。清真寺旁边有一家民宅，由于万能的神的安排，一伙强盗借道清真寺，闯进民宅，睡梦中的人被强盗的喧闹吵醒，高声呼救。邻舍也呼喊起来，该区巡夜士兵的队长赶来，强盗们便翻过屋顶逃跑。队长吩咐搜查寺院，发现了从开罗来的人，士兵们用竹杖把他打得死去活来。两天后，他在监狱里苏醒。队长把他提去审问：‘你是谁，从哪里来？’那人回道：‘我来自有名的城市开罗，我名叫穆罕默德一艾尔一马格莱比。’队长追问：‘你来波斯干什么？’那人如实说：‘有个人托梦给我，叫我来伊斯法罕，说我的好运在这里。如今我到了伊斯法罕，发现答应我的好运却是你劈头盖脸给我的一顿好打。’
　　“队长听了这番话，笑得大牙都露了出来，最后说：‘鲁莽轻信的人啊，我三次梦见开罗城的一所房子，房子后面有个日晷，日晷后面有棵无花果树，无花果树后面有个喷泉，喷泉底下埋着宝藏。我根本不信那个乱梦。而你这个骡子与魔鬼生的傻瓜啊，居然相信一个梦，跑了这么多城市。别让我在伊斯法罕再见到你了。拿几枚钱币走吧。’
　　“那人拿了钱，回到自己的国家，他在自家园子的喷泉底下（也就是队长梦见的地点）挖出了宝藏。神用这种方式保佑了他，给了他好报和祝福。在冥冥中主宰一切的神是慷慨的。”
　　　　　　　　　　　　 （据《一千零一夜》，第三百五十一夜的故事）

　　　　　　　　　　　　　　　往后靠的巫师

　　圣地亚哥有位教长一心想学巫术。他听说托莱多的堂伊兰在这方面比谁都精通，便去托莱多求教。
　　他一到托莱多就直接去堂伊兰家，堂伊兰正在一间僻静的屋子里看书。堂伊兰殷勤地接待了他，请他先吃饭，来访的目的推迟到饭后再说。堂伊兰带他到一个很凉爽的房间，说是为他的来到而高兴。饭后，教长说了来意，请他指教巫术。堂伊兰说已经看出他的身份是教长，他是有地位和远大前程的人，但担心教了他后会被他过河拆桥抛在脑后。教长向他保证，说不会忘掉他的好处，以后随时愿意为他效力。这一点取得谅解后，堂伊兰解释说，学巫术必须挑僻静的地方，便拉着他的手，到隔壁地上有一块圆形大铁板的房间，在这以前，堂伊兰吩咐女仆晚饭准备鹌鹑，但等他发话后再烤。他们两人抬开铁板，顺着凿得很平整的石板梯级下去，教长觉得他们已经深在特茹河床底下了。梯级最后通到一间小屋子，然后是一间书房，再之后是一间存放巫术器材的实验室。他们正在翻阅魔法书时，有两人给教长送来一封信，信是他当主教的叔父写的，信中说他叔父病得很重，如果他想活着见叔父一面就火速回去。这个消息使教长大为不快，一则是因为叔父的病，二则是因为要中断学习。他决定写一封表示慰问和歉意的信，派人送给主教。三天后，几个身着丧服的人来给教长送信，信中说主教已经病故，目前正在挑选继承人，蒙主之恩，教长有中选的希望。信中还说他不必赶回去，因为他本人不在时被选中更好。
　　十天后，两个衣着体面的使者前来，一见他就匍匐在地，吻他的手，称他为主教。堂伊兰见此情景，欣喜万分地对新主教说，喜报在他家里传到，他应该感谢上帝。接着，他为自己的一个儿子请求空出的教长位置。主教对他说，教长的位置已经许给主教自己的弟弟，不过可以另给好处，提出三个人一起前往圣地亚哥。
　　三人到了圣地亚哥，受到隆重的接待。六个月后，教皇派使者来见主教，委任他托洛萨大主教之职，并由他自行任命后任。堂伊兰听到这消息后，提醒他以前作出的许诺，请求他把职位给堂伊兰的儿子。大主教说这个职位已经许给他自己的叔父，不过可以另给堂伊兰好处，提出三人一起去托洛萨。堂伊兰只得同意。
　　三人到了托洛萨，受到隆重接待，还为他们举行弥撒。两年后，教皇派使者去见大主教任命他为红衣主教，并由他自行任命后任。堂伊兰听说此事，便提醒他过去作出的许诺，并为自己的儿子请求那个职位。红衣主教说大主教的职位已经许给他的舅舅，不过可以另给好处，提出三人一起去罗马。堂伊兰无法可想，只得同意。三人到了罗马，受到隆重接待，还为他们举行了弥撒和游行。四年后，教皇逝世，我们的红衣大主教被选为教皇。堂伊兰听到这消息，吻了教皇陛下的脚，提醒他以前作出的许诺，为自己的儿子请求红衣主教的职位，教皇威胁说要把他投入监狱，说他无非是个巫师，只在托洛萨教教巫术而已。可怜的堂伊兰说他准备回西班牙，请教皇给他一点路上吃的东西。教皇不同意。于是堂伊兰（他的容颜奇怪地变得年轻了）声音毫不颤抖地说：
　　“那我只得吃我为今晚预备的鹌鹑了。”
　　女仆出来，堂伊兰吩咐她开始烤鹌鹑。话音刚落，教皇发现自己待在托莱多的一个地下室里，只是圣地亚哥的一个教长，他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羞愧得无地自容，结结巴巴不知怎么道歉才好。堂伊兰说这一考验已经够了，不再请他吃鹌鹑，把他送到门口，祝他一路平安，客客气气地同他分手。

　　　　 （据王子堂胡安・曼努埃尔①所著《典范录》一书中
　　①胡安・曼努埃尔（1282―1348），西班牙作家、卡斯蒂利亚王子。《典范录》有五十一篇醒世小说，在中世纪文学占重要地位。胡安・曼努埃尔还写了《列国志》和《骑士与侍从录》等。
　　的故事，该故事源出阿拉伯《四十晨和四十夜》。）

　　　　　　　　　　　　　　　　 墨中镜

　　历史记载说，苏丹最残忍的统治者是病夫雅库布，他重用了一批埃及税吏在他的国家里横征暴敛，1842年巴马哈特月14日死在宫中一个房间里。有人暗示说，巫师阿布德拉曼一艾尔一马斯穆迪（这个姓名可以译为“慈悲真主的仆人”）用匕首或者毒药结果了他的性命，但是病死更可信――他不是有“病夫”之称吗？不管怎么说，理查德・弗朗西斯・伯顿船长①在1853年同那个巫师谈过话，叙说了谈话内容，我现在记录如下：
　　①伯顿（1821―1890），英国旅行家、作家，曾把《一千零一夜》译成英文，写过非洲、印度和美洲游记，他是第一个到达麦加的英国人，并和斯比克一起发现了非洲的坦噶尼喀湖。
　　“我的弟弟伊布拉欣阴谋叛乱失败后，我确实在病夫雅库布的城堡里被囚禁过。当初苏丹科尔多凡的黑人酋长们虚假地答应响应，结果背信弃义，告发了伊布拉欣。我弟弟被绑在行刑的牛皮上，死于乱剑之下，但是我跪在病夫可憎的脚下，央求他说，我是巫师，如果他饶我一命，我可以行术召来比神灯显示的更奇妙的景象。压迫者要我立即证实。我要了一枝麦秆笔、一把剪刀、一大张威尼斯纸、一个盛墨水的牛角、一个火盆、一些芫荽籽和一两安息香。我把那张纸剪成六长条，在五张上面画了符录，在第六张上写了光辉的《古兰经》里的一句话：‘我们已经揭去你的面纱，现在你的眼睛明察秋毫之末。’接着，我在雅库布的右手掌画了一个魔图，要他窝着手，我在他掌心倒了一点墨水。我问他是不是清楚地看到墨水面上他自己的映像，他说看清了。我叫他别抬眼。我点燃安息香和芫荽籽，在火盆里焚化了符录。我叫他报出他希望看到的形象。他想了片刻，说是想看到在沙漠边草场上吃草的最漂亮的野马。他果然看到了青葱恬静的草地，然后有一匹马跑近，像豹一般矫捷，额头有一块白斑。他又要求看一群马，都像第一匹那么神骏，看到地平线上升起一片尘埃，然后是马群。我当即明白，我性命已经保住。
　　“天刚亮，两个士兵来到我的囚室，把我带到病夫的房间，安息香、火盆和墨水已准备好等着我。他要我行施法术，我便把世上各种各样的景象召来给他看。我憎恶的那个如今已死去的人，在他掌心看到死人见过和活人见到的一切：世界不同地区的城市和国家，地底埋藏的宝贝，在海洋航行的船只，兵器、乐器和医疗器材，美丽的女人，恒星和行星，基督徒们用来画他们令人讨厌的图画的颜料，具有神奇功能的矿物和植物，靠人的颂扬和上帝的庇护维持的天使银像，学校里颁发的奖状，金字塔中心里的飞禽和帝王的塑像，支撑地球的公牛和牛脚下的鱼投下的影子，慈悲的真主的沙漠。他还看到无法描绘的事物，比如煤气灯照明的街道和听到人的呼喊时死去的鲸鱼。有一次，他要我让他看看一个名叫欧洲的城市。我给他看了欧洲的一条大街，熙熙攘攘的人流都穿着黑衣服，不少戴着眼镜，我认为他当时第一次看到了那个戴面具的人。
　　“那个人有时穿苏丹服装，有时穿军服，脸上始终蒙着一块帕于，从那时开始就侵入视野。他每次都出现，我们揣摩不出究竟是谁。黑水镜的映像起初是转瞬即逝或者静止不动的，现在变得复杂多了；画面随着我的指令立刻变化，暴君看得清清楚楚。我们两人往往都搞得精疲力竭。画面穷凶极恶的性质更使人感到疲乏。现在显示的都是刑罚、绞索、肢解、刽子手和残暴者的狞笑。
　　“我们到了巴马哈特月第十四天的清晨。手掌里的墨水已经注入，安息香已点燃，符录已在火盆里焚化。当时只有我们两个人。病夫说要我显示一次无可挽回的极刑，因为他那天特别想看到死亡。我让他看到击鼓的士兵，行刑的牛皮已经打开，看热闹的人兴致勃勃，刽子手已握好行刑的剑。他看到刽子手有点吃惊，对我说：那是阿布・基尔，处死你弟弟伊布拉欣的刽子手，等我学会本领，不需你的帮助也能召来这些形象时，将由他来结束你的命运。他要我把被判死刑的人召来。那人出现时，他脸色大变，因为正是那个蒙着脸的神秘人物。他吩咐我，在那人被处死前，先把他脸上的帕子揭掉。我伏在他脚前说：啊，时间、实质和世纪总和之王，这个人与众不同，因为我们不知道他姓啥名谁，父母是何人，也不知道他是何方人民，我是不敢碰他的，不然我要犯下大错，为之负责。病夫笑了，起誓说如果有过错，由他承担责任。他手按佩剑，以《古兰经》的名义起誓。于是我命令剥掉那个死回的衣服，把他绑在张开的牛皮上，撕下他的面帕。这些命令一一执行。雅库布的眼睛终于惊骇地看到了那张脸――他自己的脸。他吓得魂飞魄散，用手蒙住自己的脸。我用坚定的手握住他哆嗦的右手，吩咐他继续看他自己的死刑仪式。他被墨水镜控制住了：根本不打算抬起眼睛或者泼掉墨水。当映像里的剑落到那颗有罪的脑袋上时，他发出一声不能引起我怜悯的呻吟，倒在地下死了。
　　“荣耀归于不朽的神，他手里握着无限宽恕和无限惩罚的两把钥匙。”
　　　　　　　　　　　（据理・弗・伯顿的《赤道非洲湖畔地区》一书）
　　　　　　　　　　　　　　　　　以上译自《恶棍列传》

Anonymous

决斗（另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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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前一个夏天的傍晚，小说家卡洛斯・雷伊莱斯①的儿子卡洛斯在安德罗格对我讲了下面的故事。长期积怨的历史及其悲惨的结局如今在我记忆里已和蓝桉树的药香和鸟叫混在一起。
　　①雷伊莱斯（1868―1938），乌拉圭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塞维利亚的魅力》、《高乔人弗洛里多》、《该隐的种族》，短篇小说集《多梅尼科》、《戈雅的任性》和散文集《天鹅之死》、《激励》等。
　　我们和往常一样，谈论的是阿根廷和乌拉圭的混乱的历史。卡洛斯说我肯定听人提到胡安・帕特里西奥・诺兰其人，他以勇敢、爱开玩笑、调皮捣乱出名。我撒谎说知道这个人。诺兰是1890年前后去世的，但人们仍常像想念朋友似的想起他。也有说他坏话的人，这种人总不缺少。卡洛斯把他许多胡闹行为中的一件讲给我听。事情发生在泉城战役前不久；主角是塞罗拉尔戈的两个高乔人，曼努埃尔・卡多索和卡曼・西尔韦拉。
　　他们之间的仇恨是怎么形成的，原因何在？那两个人除了临终前的决斗之外没有惊人的事迹，一个世纪以后怎么能勾起他们隐秘的故事？雷伊莱斯父亲家的一个工头，名叫拉德雷查，“长着老虎般的胡子”，从老辈人嘴里听到一些细节，我现在照搬过来，对它们的真实性信心不是很大，因为遗忘和记忆都富有创造性。
　　曼努埃尔・卡多索和卡曼・西尔韦拉的牧场是毗连的。正如别的激情一样，仇恨的根源总是暧昧不清的，不过据说起因是争夺几头没有烙印的牲口或者是一次赛马，西尔韦拉气力比较大，把卡多索的马挤出了赛马场。几个月后，两人在当地的商店里一对一地赌纸牌，摸十五点；西尔韦拉每盘开始时都祝对手好运，但最后把对手身边的钱统统赢了过来，一枚铜币都没给他留下。他一面把钱装进腰包，一面感谢卡多索给他上了一课。我认为他们那时候几乎干了起来。争吵十分激烈；在场的人很多，把他们拆开了。当时的风气粗犷，人们动辄拔刀相见；曼努埃尔・卡多索和卡曼・西尔韦拉的故事独特之处在于他们无论在傍晚或清晨不止一次地会动刀子，而直到最后才真干。也许他们简单贫乏的生活中除了仇恨之外没有别的财富，因此他们一直蓄而不泄。两人相互成了对方的奴隶而不自知。
　　我不知道我叙述的这些事究竟是果还是因。卡多索为了找些事做，并不真心实意地爱上了一个邻居的姑娘塞尔维利安娜；西尔韦拉一听说这事，就按自己的方式迫求那姑娘，把她弄上手，带到牧场。过了几个月，觉得那个女的烦人，又把她赶走。女人一气之下去投奔卡多索；卡多索同她睡了一夜，第二天中午把她打发走了。他不愿要对手的残羹剩饭。
　　在塞尔维利安娜事件前后，那些年里又出了牧羊犬的事。西尔韦拉特别宠爱那条狗，给它起名“三十三”①。后来狗失踪了，在一条沟里发现了它的尸体。西尔韦拉一直怀疑有人投了毒。
　　①1825年，乌拉圭独立运动领袖拉瓦列哈上校率领三十三名乌拉圭爱国者在阿格拉西亚达海滩登陆，在当地数百名志士协助下围困蒙得维的亚，宣布独立，队伍逐渐扩大到二千人，击败了巴西占领军。为纪念这一事件，乌拉圭有两个省分别命名为“拉瓦列哈”和“三十三人”。
　　1870年冬季，阿帕里西奥①革命爆发时，他们两人正好在上次赌牌的那家酒店。一个巴西混血儿率领了一小队骑马来的起义者向酒店里的人动员，说是祖国需要他们，政府派的压迫再也不能忍受，向在场的人分发白党标志，大家并没有听懂这番话的意思，但都跟着走了，甚至没有向家人告别。曼努埃尔・卡多索和卡曼・西尔韦拉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当兵的生活并不比高乔人的生活艰苦。幕天席地枕着马鞍睡觉对他们并不是新鲜事；他们习惯于宰牲口，杀人当然也不困难。他们想像力不多，从而不受恐惧和怜悯的支配，虽然冲锋陷阵之前有时也感到恐惧。骑兵投入战斗时总能听到马镫和兵器的震动声。人们只要开始时不负伤就自以为自己刀枪不入了。他们认为领饷是天经地义的事。祖国的概念对他们比较陌生；尽管帽子上带着标志，他们为哪一方打仗都一样。他们学会了使用长矛。在前进和后撤的行军过程中，他们终于觉得虽然是伙伴，仍旧可以继续相互为敌。他们并肩战斗，但据我们所知，从不交谈。
　　①阿帕里西奥（1814―1882），乌拉圭军人，1871年率领白党起义，在泉城被击败。
　　1871年秋季形势不利，他们的气数已尽。
　　战斗前后不到一小时，是在一个不知名的地点进行的。地名都是历史学家们事后加上的。战斗前夕，卡多索蹑手蹑脚走进指挥官的帐篷，低声请求说，如果明天打胜仗，留个红党俘虏给他，因为他迄今没有砍过人头，想试试究竟是怎么回事。指挥官答应了他，说是只要他表现勇敢，就让他满足这一心愿。
　　白党人数较多，但对方武器精良，占据山同有利地形把他们杀得死伤狼藉。他们两次冲锋都没能冲上山顶，指挥官受了重伤，认输投降。对方应他的要求，就地杀死了他，免得他受罪。
　　白党士兵放下了武器。指挥红党军队的胡安・帕特里西奥・诺兰十分繁琐地布置了惯常的俘虏处决。他是塞罗拉尔戈人，对于西尔韦拉和卡多索之间的宿怨早有所闻。他把两人找来，对他们说：
　　“我知道你们两人势不两立，早就想拼个你死我活。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们；太阳下山之前，你们就能表明谁是好汉。我让你们每人脖子上先挨一刀，然后你们赛跑。上帝知道谁获胜。”
　　把他们押来的士兵又把他们带了下去。
　　消息很快就传遍整个宿营地。诺兰事先决定赛跑是下午活动的压轴戏，但是俘虏们推出一个代表对他说他们也想观看，并且在两人之中一人身上下赌注。诺兰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同意俘虏们的请求；于是大家纷纷打赌，赌注有现钱、马具、刀剑和马匹，本来这些东西应该及时交给遗孀和亲戚的。天气热得出奇；为了保证大家午睡，活动推到四点钟开始（他们花了好大劲才叫醒西尔韦拉）。诺兰按照当地白人的风俗，又让大家等了一小时。他和别的军官们谈论胜利；马弁端了茶壶进进出出。
　　泥土路两边帐篷前面是一排排的俘虏，坐在地上，双手反绑，免得他们闹事。不时有人骂娘，一个俘虏开始念祈祷文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显得吃惊。当然，他们抽不了烟。现在他们不关心赛跑了，不过大家还是观看。
　　“他们也要吹我的灯，”一个俘虏含着妒意说。
　　“不错，不过是成堆干的，”旁边一个说。
　　“跟你一样，”对方顶了他一句。
　　一个军士长用马刀在泥土路上画一道横线。西尔韦拉和卡多索给松了绑，以免影响他们奔跑。两人相距四公尺左右。他们在起跑线后面站好；有几个军官请求他们别对不起人，因为对他们的希望很大，押在他们身上的赌注可观。
　　西尔韦拉由混血儿诺兰处置，诺兰的祖辈无疑是上尉家族的奴隶，因此沿用了诺兰这个姓；卡多索由一个正规的刽子手处置，那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科连特斯人，为了让受刑人安心，他总是拍拍受刑人的肩膀说：“别害怕，朋友；娘儿们生孩子比这更遭罪。”
　　两人身子朝前倾，急于起跑，谁都不看对手。
　　诺兰上尉发出讯号。
　　混血儿诺兰为自己担任的角色骄傲，一激动手下失掉了准头，砍了一条从一侧耳朵连到另一侧耳朵的大口子；科连特斯人干得于净利落，只开了一个窄窄的口子。鲜血从口子里汩汩冒出来；两个人朝前跑了几步，俯面趴在地上。卡多索摔倒时伸出胳臂。他赢了，不过自己也许根本不知道。

Anonymous

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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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车把他送到西北区那条街道的四千零四号。早晨九点的钟声还没有敲响；那个男人赞许地看看树皮斑驳的梧桐，每株树下一方暴露的泥土，带小阳台的整齐的房屋，旁边一家药房，油漆五金店的退色的菱形门面装饰。对面行人道是一家医院的长围墙；远处一些暖房的玻璃闪闪反射着阳光。那人心想，这些东西（仿佛在梦中见到似的杂乱无章、毫无道理地凑在一起）以后日于一长，假如上帝允许，倒是不变的、必要的、亲切的。药房的橱窗里摆着瓷制店名牌：布雷斯劳尔。犹太人正在取代意大利人，而意大利人曾挤掉了本地白人。还是这样好；那个男人宁愿和不是本民族的人打交道。
　　车夫帮他搬下大衣箱；一个神情恍惚或者疲倦的女人终于开了门。车夫从座位上退给他一枚钱币，自从在梅洛旅馆的那晚以来一直揣在他口袋里的一枚乌拉圭铜币。那人给了车夫四毛钱，当即想道：“我的一举一动都不能给别人留下印象。我已经犯了两个错误；付了一枚别国的钱币，并且让人注意到我很重视这个差错。”
　　由那个女人带路，他穿过门厅和第一个天井。替他保留的房间幸好是对着第二个天井。屋里有一张铁床，工匠把床架做得花里胡哨，像是葡萄藤和葡萄叶的形状；还有一个松木大衣柜，一张床头桌，一个落地书柜，两把不配套的椅子，一个有脸盆、水罐、肥皂盒、一个深色玻璃杯的洗脸架。墙上有一幅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地图和一个十字架；墙纸是胭脂红色的，图案是许多重复的开屏的大孔雀。唯一的一扇门朝着天井。挪动椅子位置之后才搁得下大衣箱。房客表示满意；当那女人问他怎么称呼时，他回答说姓维拉里。他之所以说这个姓，并不是当做秘密的挑战，也不是为了减轻事实上他并不感觉的屈辱，而是因为这个姓一直困扰着他，他不可能想到别的姓。认为冒用仇人的姓是狡黠的手段，是小说里胡编的，他当然没有这种想法。
　　维拉里先生最初足不出户；几星期后，等天黑了才出去一会儿。一晚，他进了离住处三个街区远的一家电影院。他总是坐最后一排；总是不等终场，提前一些站起来离开影院。他看了下层社会的悲惨故事；毫无疑问，这种故事包括失误，包括他以前的生活的形象；维拉里没有注意这些，因为他从没有想到艺术和现实会有巧合的可能。他顺从地努力让自己喜欢故事情节；他希望抢在展示情节的意图之前。和爱看小说的人不同，他从不把自己看成是艺术作品中的人物。
　　他从没有信件，甚至没有寄给他的广告宣传品，但他带着模糊的希望看报纸的某一栏消息。傍晚时，他把一把椅子搬到门口，认真地喝马黛茶，眼睛盯着隔壁房子墙上的爬藤植物。独处的岁月使他知道，在记忆中每天的日子大多是一模一样的，但没有哪一天，即使在监狱或者医院里，不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以前在幽居的情况下，他情不自禁地要计算日子和小时，不过这次情况不同，因为这次幽居是没有期限的――除非一天早晨报上登出阿列杭德罗・维拉里死去的消息。也有可能维拉里已经死了，那么现在过的日子就像是一场梦。那种可能性使他忐忑不安，因为他弄不明白它带来的感觉是如释重负呢还是大祸临头；他对自己说那种可能性太荒唐，便把它排除了。在遥远的过去（使他觉得遥远的不是时间长，而是两三件不可挽回的事），他怀着不顾一切的爱，曾向往过许多东西；那种强烈的愿望招来了男人们的憎恨和一个女人的爱情，现在却不想某些特殊的东西了：只希望能持续，不要结束。马黛茶味，烈性烟味，天井地上越来越长的影子。
　　这幢房子里有一条老狼狗。维拉里同它交上了朋友。他用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记忆所及的小时说的一些乡村方言同狗说话。维拉里试图只顾眼前，不回忆过去，也不考虑将来；对他说来过去的回忆比展望将来更没有意义。他隐约觉得过去是构成时间的物质；因此时间很快就变成过去。有时候，他的厌倦像是一种幸福感；那时候，他的心理活动不比一条狗复杂多少。
　　有一夜，他嘴里一阵剧痛，使他惊恐哆嗦。那个可怕的奇迹几分钟后重演一次，快天亮时又来了一次。第二天，维拉里雇了一辆马车，去十一区的一家牙科诊所。大夫替他拔掉了那颗大牙。在那紧要关头，他不比别人胆小，也不比别人镇定。
　　另一夜，他从电影院回家，觉得有人推撞。他心头火起，但又感到隐秘的宽慰，转过脸去看那个冒犯他的人，恶狠狠地骂了一句。对方一惊，结结巴巴地道歉。那是个高个子的年轻人，黑头发，身边有个德国型的女人；维拉里那晚再三思索，确定自己不认识那两个人。但是他在家里蹲了四五天才敢上街。
　　书柜里有一部安德里奥利评注的《神曲》。出于些许好奇和强烈的责任感，维拉里开始阅读那部煌煌巨著；他晚饭前看了一歌，然后严格按照顺序细读了注释。他认为地狱里的苦难不是不可能或过分的，他没有想到但丁已把他打进最后一层地狱，在那里乌果利诺①不停地用牙齿啮咬着卢其埃里的脖子。
　　①乌果利诺，中世纪意大利比萨伯爵，1270年前后企图篡夺比萨最高权力，背弃了他所属的皇帝派，与教皇派结盟，1284年热那亚与比萨作战，乌果利诺出卖了比萨人，致使他们惨败。1288年被推翻，与二子二孙一起被幽禁在瓜兰达塔饿死。但丁在《神曲・地狱篇》中记叙了这个故事。
　　大红墙纸上的孔雀似乎会引起纠缠不清的梦魇，但是维拉里先生从没有梦见由密密匝匝的活鸟组成的怪异的凉亭。天亮时，他总是做一个背景相同、但细节各异的梦。维拉里和另外两个人握着手枪闯进他的房间，或者在他从电影院里出来时袭击他，或者三个人都成了那个推操他的陌生人，或者阴沉地在天井里等他，见了面却好像又不认识他。梦快结束时，他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掏出手枪（他确实在抽屉里放了一把手枪），朝那些人发射。枪响把他吵醒，但那始终只是一个梦，在另一个梦中那些人重新袭击他，在第三个梦中他不得不再次把他们打死。
　　7月里一个朦胧的早晨，陌生人的在场（不是他们开门的声响）惊醒了他。在幽暗的房间里，他们显得很高大，面目在幽暗中却模糊得出奇（在恶梦中一直比现在清晰得多），他们虎视眈眈，一动不动，耐心等待，仿佛手中武器的重量压弯了他们的视线，阿列杭德罗・维拉里和一个陌生人终于找到了他。他做个手势，让他们稍候，然后朝墙壁翻过身，仿佛想重新入睡。他这样做，是为了引起杀他的人怜悯，还是因为承受一件可怕的事要比没完没了地想像它、等候它轻松一些，或者――这个可能性也许最大――设想那些杀手只是梦中的景象，正如他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多次见过的那样？
　　他正这样恍恍惚惚时，枪声抹掉了他。

Anonymous

第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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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母耳记下》一章二十六节①

　　①原文是《列王纪下》，根据本篇内容应为《圣经・旧约》的《撒母耳记下》。一章二十六节是这样写的：“我兄约拿单哪，我为你悲伤；我甚喜悦你，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情。”
　　有人说，这个故事是纳尔逊兄弟的老二，爱德华多，替老大克里斯蒂安守灵时说的。克里斯蒂安于一八九几年在莫隆区寿终正寝。揆乎情理，这种说法不太可能；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那落寞的漫漫长夜，守灵的人们一面喝马黛茶，一面闲聊，有谁听到这件事，告诉了圣地亚哥・达波维，达波维又告诉了我。几年后，在故事发生的地点图尔德拉，又有人对我谈起，这次更为详细，除了一些难免的细小差别和走样外，大体上同圣地亚哥说的一致。我现在把它写下来，因为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我认为这个故事是旧时城郊平民性格的一个悲剧性的缩影。我尽量做到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但我也预先看到自己不免会做一些文学加工，某些小地方会加以强调或增添。
　　图尔德拉的人称他们为尼尔森兄弟。教区神甫告诉我，他的前任有次不无诧异地说起，曾经在他们家里见到一部破旧的《圣经》，黑色的封皮，花体字印刷；最后几张白页上有手写的家庭成员的姓名和生卒年月日，但已模糊不清。那是纳尔逊一家绝无仅有的一本书。也是他们家多灾多难的编年史，到头来终将湮没无闻。他们住的是一座没有粉刷的砖房，如今已不在了，从门厅那儿可以望见两个院于：一个是红色细砖铺地，另一个则是泥地。很少有人去他们家；尼尔森兄弟落落寡合，不同别人交往。家徒四壁的房间里只有两张帆布床；他们的贵重物品是马匹、鞍辔、短刃匕首、星期六穿的漂亮衣服和惹是生非的烧酒。据我所知，他们身材高大，一头红发。这两个土生土长的白种人可能有丹麦或爱尔兰血统，只是从没有听人说起。街坊们像怕红党①似的怕他们；说他们有人命案子也并非无中生有。有一次，兄弟两人和警察干了一架。据说老二和胡安・伊贝拉也打过架，并且没有吃亏，对于知道伊贝拉厉害的人，这很能说明问题。他们赶过牲口，套过大车，盗过马，一度还靠赌博为生。他们的吝啬出了名，唯有喝酒和赌钱的时候才慷慨一些。没听说他们有什么亲戚，也不清楚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他们还有一辆大车和两头拉车的牛。
　　①红党，指支持阿根廷独裁者罗萨斯的党羽。
　　他们是亲兄弟，和逃亡到地中海海岸的亡命徒之间的结盟关系不同。这一点，加上我们不知道的其他原因，有助于我们了解他们之间铁板一块的关系。你得罪其中一个就会招来两个仇敌。
　　尼尔森固然无赖，但长期以来他们的艳事只限于偷鸡摸狗或逛逛妓院。因此，当克里斯蒂安把胡利安娜・布尔戈斯带回家同居时，引起了不少议论。这一来，他固然赚了一个女佣，但同样确切的是他送给她许多俗不可耐的、不值钱的插戴，还带她到娱乐聚会上招摇。那年头，在大杂院里举行的寒酸的聚会上，跳舞时的灯光很亮，不准身体剧烈扭动，贴得太紧。胡利安娜皮肤黝黑，眼睛细长，有谁瞅她一眼，她就嫣然一笑。在贫民区，妇女们由于劳累和不事修饰容易见老，胡利安娜算是好看的。
　　爱德华多起初陪着他们。后来去了阿雷西费斯一次干什么买卖；回家时带了一个姑娘，是路上找来的，没过几天，又把她轰了出去。他变得更加阴沉；一个人在杂货铺里喝得酩酊大醉，谁都不答理。他爱上了克里斯蒂安的女人。街坊们或许比他本人知道得更早，幸灾乐祸地看到了两兄弟争风吃醋的潜在危机。
　　一天，爱德华多很晚才从街上回家，看到克里斯蒂安的黑马拴在木桩上。老大穿着他那身最体面的衣服在院子里等他。女人捧着马黛茶罐进进出出。克里斯蒂安对爱德华多说：
　　“我要到法里亚斯那儿去玩。胡利安娜就留给你啦；如果你喜欢她，你就派她用场吧。”
　　他的口气像是命令，但很诚恳。爱德华多愣愣地瞅了他一会儿，不知该怎么办。克里斯蒂安站起身，向爱德华多告了别，跨上马，不慌不忙地小跑着离去，他没有和胡利安娜打招呼，只把她当做一件物品。
　　从那晚开始，哥俩就分享那个女人。那种肮脏的苟合同本地正派规矩格格不入，谁都不想了解细节。开头几个星期相安无事，但长此下去毕竟不是办法。兄弟之间根本不提胡利安娜，连叫她时都不称呼名字。但两人存心找茬，老是闹些矛盾。表面上仿佛是争论卖皮革，实际谈的是另一回事。争吵时，克里斯蒂安嗓门总是很高，爱德华多则一声不吭。他们互相隐瞒，只是不自知而已。在冷漠的郊区，女人除了满足男人的性欲，供他占有之外，根本不在他眼里，不值得一提，但是他们两个都爱上了那个女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点使他们感到丢人。
　　一天下午，爱德华多在洛马斯广场碰到胡安・伊贝拉，伊贝拉祝贺他弄到一个漂亮娘儿们。我想，就是那次爱德华多狠狠地接了他。以后谁都不敢在爱德华多面前取笑克里斯蒂安。
　　胡利安娜百依百顺地伺候兄弟两人；但无法掩饰她对老二更有好感，老二没有拒绝介入，可是也没有让她动感情。
　　一天，哥俩吩咐胡利安娜搬两把椅子放在红砖地的院子里，然后躲开，因为他们有事商谈。她估计这次谈话时间不会短，便去午睡，可是没多久就给唤醒。他们叫她把她所有的衣物塞在一个包里，别忘了她母亲留下的一串玻璃念珠和一个小十字架。他们不作任何解释，只叫她坐上大车，三个人默不作声地上了路。前些时下过雨；道路泥泞累人，他们到达莫隆时已是清晨五点。她被卖给那里一家妓院的老鸨。交易事先已经谈妥；克里斯蒂安收了钱，两人分了。
　　在那以前，尼尔森兄弟一直陷在那场荒唐爱情的乱麻（也是一种常规）里，回到图尔德拉以后，他们希望恢复他们先前那种男子汉的生活。他们回到了赌博、斗鸡场和偶尔的斗殴之中。有时候他们也许自以为摆脱了烦恼，但是两人常常找一些站不住脚的，或者过分充足的理由，分别外出。快过年时，老二说要去首都办些事。克里斯蒂安便直奔莫隆；在上文已经提到过的那座房屋前面的木桩那儿，他认出了爱德华多的花马。他进了屋；发现另一个也在里面，排队等候。克里斯蒂安对他说：
　　“长此下去，我们的马会累垮的，不如把她留在身边。”
　　他找老鸨商量，从腰包里掏出一些钱币，把胡利安娜弄了出来。胡利安娜和克里斯蒂安同骑一匹马；爱德华多不愿多看，用马刺猛踢他的花马。
　　他们又回到以前的状况。那个丢人的解决办法行之无效；哥俩都经不住诱惑，干了欺骗的勾当。该隐的幽灵在游荡――但是尼尔森兄弟之间的感情深厚无比――有谁说得清他们共同经历过的艰难危险！――他们宁愿把激怒发泄在别人头上。发泄在一个陌生人，在狗，在替他们带来不和的胡利安娜身上。
　　3月份快完了，懊热仍没有消退①。一个星期日（星期日人们睡得早），爱德华多从杂货铺回家，看见克里斯蒂安在套牛车。克里斯蒂安对他说：
　　①南北半球的寒暑季节相反，地处南半球的阿根廷的3月份是夏末秋初。
　　“来吧，该去帕尔多卖几张皮子；我已经装了车，我们趁晚上凉快上路吧。”
　　帕尔多集市在南面；他们走的却是车队路；不久又拐上一条岔道。随着夜色加深，田野显得更广阔。
　　他们来到一片针茅地边；克里斯蒂安扔掉烟蒂，不紧不慢地说：
　　“干活吧，兄弟。过一会儿长脚鹰会来帮我们忙的。我今天把她杀了。让她和她的衣物都待在这里吧。她再也不会给我们添麻烦了。”
　　兄弟两人几乎痛哭失声，紧紧拥抱。如今又有一条纽带把他们捆绑在一起：惨遭杀害的女人和把她从记忆中抹去的义务。

佛曰：不可说．．．

Anonymous

小径分岔的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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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献给维多利亚・奥坎波①

　　①维多利亚・奥坎波（1891―1979），阿根廷散文作家、文学评论家，曾编辑《南方》杂志，著有《证言》、《弗吉尼亚・吴尔夫论》等。
　　利德尔・哈特写的《欧洲战争史》第二百四十二页有段记载，说是十三个英国师（有一千四百门大炮支援）对塞尔一蒙托邦防线的进攻原定于1916年7月24日发动，后来推迟到29日上午。利德尔・哈特上尉解释说延期的原因是滂沱大雨，当然并无出奇之处。青岛大学前英语教师余准博士的证言，经过记录、复述、由本人签名核实，却对这一事件提供了始料不及的说明。证言记录缺了前两页。
　　……我挂上电话听筒。我随即辨出那个用德语接电话的声音。是理查德・马登的声音。马登在维克托・鲁纳伯格的住处，这意味着我们的全部辛劳付诸东流，我们的生命也到了尽头――但是这一点是次要的，至少在我看来如此。这就是说，鲁纳伯格已经被捕，或者被杀①。在那天日落之前，我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马登毫不留情。说得更确切一些，他非心狠手辣不可。作为一个听命于英国的爱尔兰人，他有办事不热心甚至叛卖的嫌疑，如今有机会挖出日耳曼帝国的两名间谍，拘捕或者打死他们，他怎么会不抓住这个天赐良机，感激不尽呢？我上楼进了自己的房间，可笑地锁上门，仰面躺在小铁床上。窗外还是惯常的房顶和下午六点钟被云遮掩的太阳。这一天既无预感又无朕兆，成了我大劫难逃的死日，简直难以置信。虽然我父亲已经去世，虽然我小时候在海丰一个对称的花园里待过，难道我现在也得死去？随后我想，所有的事情不早不晚偏偏在目前都落到我头上了。多少年来平平静静，现在却出了事；天空、陆地和海洋人数千千万万，真出事的时候出在我头上……马登那张叫人难以容忍的马胜在我眼前浮现，驱散了我的胡思乱想。我又恨又怕（我已经骗过了理查德・马登，只等上绞刑架，承认自己害怕也无所谓了），心想那个把事情搞得一团糟、自鸣得意的武夫肯定知道我掌握秘密。准备轰击昂克莱的英国炮队所在地的名字。一只鸟掠过窗外灰色的天空，我在想像中把它化为一架飞机，再把这架飞机化成许多架，在法国的天空精确地投下炸弹，摧毁了炮队。我的嘴巴在被一颗枪弹打烂之前能喊出那个地名，让德国那边听到就好了……我血肉之躯所能发的声音太微弱了。怎么才能让它传到头头的耳朵？那个病恹恹的讨厌的人，只知道鲁纳伯格和我在斯塔福德郡，在柏林闭塞的办公室里望眼欲穿等我们的消息，没完没了地翻阅报纸……我得逃跑，我大声说。我毫无必要地悄悄起来，仿佛马登已经在窥探我。我不由自主地检查一下口袋里的物品，也许仅仅是为了证实自己毫无办法。我找到的都是意料之中的东西。那只美国挂表，镍制表链和那枚四角形的硬币，拴着鲁纳伯格住所钥匙的链子，现在已经没有用处但是能构成证据，一个笔记本，一封我看后决定立即销毁但是没有销毁的信，假护照，一枚五先令的硬币，两个先令和几个便士，一枝红蓝铅笔，一块手帕和装有一颗子弹的左轮手枪。我可笑地拿起枪，在手里掂掂，替自己壮胆。我模糊地想，枪声可以传得很远。不出十分钟，我的计划已考虑成熟。电话号码簿给了我一个人的名字，唯有他才能替我把情报传出去：他住在芬顿郊区，不到半小时的火车路程。
　　①荒诞透顶的假设。普鲁士间谍汉斯・拉本纳斯，化名维克托・鲁纳伯格，用自动手枪袭击持证前来逮捕他的理查德・马登上尉。后者出于自卫，击伤鲁纳伯格，导致了他的死亡。――原编者注
　　我是个怯懦的人。我现在不妨说出来，因为我已经实现了一个谁都不会说是冒险的计划。我知道实施过程很可怕。不，我不是为德国干的。我才不关心一个使我堕落成为间谍的野蛮的国家呢。此外，我认识一个英国人――一个谦逊的人――对我来说并不低于歌德。我同他谈话的时间不到一小时，但是在那一小时中间他就像是歌德……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觉得头头瞧不起我这个种族的人――瞧不起在我身上汇集的无数先辈。我要向他证明一个黄种人能够拯救他的军队。此外，我要逃出上尉的掌心。他随时都可能敲我的门，叫我的名字。我悄悄地穿好衣服，对着镜子里的我说了再见，下了楼，打量一下静寂的街道，出去了。火车站离此不远，但我认为还是坐马车妥当。理由是减少被人认出的危险；事实是在阒无一人的街上，我觉得特别显眼，特别不安全。我记得我吩咐马车夫不到车站入口处就停下来。我磨磨蹭蹭下了车，我要去的地点是阿什格罗夫村，但买了一张再过一站下的车票。这趟车马上就开：八点五十分。我得赶紧，下一趟九点半开车。月台上几乎没有人。我在几个车厢看看：有几个农民，一个服丧的妇女，一个专心致志在看塔西伦的《编年史》①的青年，一个显得很高兴的士兵。列车终于开动。我认识的一个男人匆匆跑来，一直追到月台尽头，可是晚了一步。是理查德・马登上尉。我垂头丧气、忐忑不安，躲开可怕的窗口，缩在座位角落里。我从垂头丧气变成自我解嘲的得意。心想我的决斗已经开始，即使全凭侥幸抢先了四十分钟，躲过了对手的攻击，我也赢得了第一个回合。我想这一小小的胜利预先展示了彻底成功。我想胜利不能算小，如果没有火车时刻表给我的宝贵的抢先一着，我早就给关进监狱或者给打死了。我不无诡辩地想，我怯懦的顺利证明我能完成冒险事业。我从怯懦中汲取了在关键时刻没有抛弃我的力量。我预料人们越来越屈从于穷凶极恶的事情；要不了多久世界上全是清一色的武夫和强盗了；我要奉劝他们的是：做穷凶极恶的事情的人应当假想那件事情已经完成，应当把将来当成过去那样无法挽回。我就是那样做的，我把自己当成已经死去的人，冷眼观看那一天，也许是最后一天的逝去和夜晚的降临。列车在两旁的(木岑)树中徐徐行驶。在荒凉得像是旷野的地方停下。没有人报站名。是阿什格罗夫吗？我问月台上几个小孩。阿什格罗夫，他们回答说。我便下了车。
　　①塔西佗（55？―120？），古罗马历史作家。传世作品除《编年史》外，有《演说家的对话》、《日耳曼地方志》、《历史》等。《编年史》记述的是公元14年（奥古斯都之死）至68年（尼禄之死）间的事情。
　　月台上有一盏灯光照明，但是小孩们的脸在阴影中。有一个小孩问我：您是不是要去斯蒂芬・艾伯特博士家？另一个小孩也不等我回答，说道：他家离这儿很远，不过您走左边那条路，每逢交叉路口就往左拐，不会找不到的。我给了他们一枚钱币（我身上最后的一枚），下了几级石阶，走上那条僻静的路。路缓缓下坡。是一条泥土路，两旁都是树，枝丫在上空相接，低而圆的月亮仿佛在陪伴我走。
　　有一阵于我想理查德・马登用某种办法已经了解到我铤而走险的计划。但我立即又明白那是不可能的。小孩叫我老是往左拐，使我想起那就是找到某些迷宫的中心院子的惯常做法。我对迷宫有所了解：我不愧是彭囗的曾孙，彭囗是云南总督，他辞去了高官厚禄，一心想写一部比《红楼梦》人物更多的小说，建造一个谁都走不出来的迷宫。他在这些庞杂的工作上花了十三年工夫，但是一个外来的人刺杀了他，他的小说像部天书，他的迷宫也无人发现。我在英国的树下思索着那个失落的迷宫：我想像它在一个秘密的山峰上原封未动，被稻田埋没或者淹在水下，我想像它广阔无比，不仅是一些八角凉亭和通幽曲径，而是由河川、省份和王国组成……我想像出一个由迷宫组成的迷宫，一个错综复杂、生生不息的迷宫，包罗过去和将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牵涉到别的星球。我沉浸在这种虚幻的想像中，忘掉了自已被追捕的处境。在一段不明确的时间里，我觉得自己抽象地领悟了这个世界。模糊而生机勃勃的田野、月亮、傍晚的时光，以及轻松的下坡路，这一切使我百感丛生。傍晚显得亲切、无限。道路继续下倾，在模糊的草地里岔开两支。一阵清悦的乐声抑扬顿挫，随风飘荡，或近或远，穿透叶丛和距离。我心想，一个人可以成为别人的仇敌，成为别人一个时期的仇敌，但不能成为一个地区、萤火虫、字句、花园、水流和风的仇敌。我这么想着，来到一扇生锈的大铁门前。从栏杆里，可以望见一条林阴道和一座凉亭似的建筑。我突然明白了两件事，第一件微不足道，第二件难以置信；乐声来自凉亭，是中国音乐。正因为如此，我并不用心倾听就全盘接受了。我不记得门上是不是有铃，还是我击掌叫门。像火花迸溅似的乐声没有停止。
　　然而，一盏灯笼从深处房屋出来，逐渐走近：一盏月白色的鼓形灯笼，有时被树干挡住。提灯笼的是个高个子。由于光线耀眼，我看不清他的脸。他打开铁门，慢条斯理地用中文对我说：
　　“看来彭熙情意眷眷，不让我寂寞。您准也是想参观花园吧？”
　　我听出他说的是我们一个领事的姓名，我莫名其妙地接着说：
　　“花园？”
　　“小径分岔的花园。”
　　我心潮起伏，难以理解地肯定说：
　　“那是我曾祖彭囗的花园。”
　　“您的曾祖？您德高望重的曾祖？请进，请进。”
　　潮湿的小径弯弯曲曲，同我儿时的记忆一样。我们来到一间藏着东方和西方书籍的书房。我认出几卷用黄绢装订的手抄本，那是从未付印的明朝第三个皇帝下诏编纂的《永乐大典》的逸卷。留声机上的唱片还在旋转，旁边有一只青铜凤凰。我记得有一只红瓷花瓶，还有一只早几百年的蓝瓷，那是我们的工匠模仿波斯陶器工人的作品……
　　斯蒂芬・艾伯特微笑着打量着我。我刚才说过，他身材很高，轮廓分明，灰眼睛，灰胡子。他的神情有点像神甫，又有点像水手；后来他告诉我，“在想当汉学家之前”，他在天津当过传教士。
　　我们落了座；我坐在一张低矮的长沙发上，他背朝着窗口和一个落地圆座钟。我估计一小时之内追捕我的理查德・马登到不了这里。我的不可挽回的决定可以等待。
　　“彭囗的一生真令人惊异，”斯蒂芬・艾伯特说。“他当上家乡省份的总督，精通天文、星占、经典诠估、棋艺，又是著名的诗人和书法家：他抛弃了这一切，去写书、盖迷宫。他抛弃了炙手可热的官爵地位、娇妻美妾、盛席琼筵，甚至抛弃了治学，在明虚斋闭户不出十三年。他死后，继承人只找到一些杂乱无章的手稿。您也许知道，他家里的人要把手稿烧掉；但是遗嘱执行人――一个道士或和尚――坚持要刊行。”
　　“彭囗的后人，”我插嘴说，“至今还在责怪那个道士。刊行是毫无道理的。那本书是一堆自相矛盾的草稿的汇编。我看过一次：主人公在第三回里死了，第四回里又活了过来。至于彭囗的另一项工作，那座迷宫……”
　　“那就是迷宫，”他指着一个高高的漆柜说。
　　“一个象牙雕刻的迷宫！”我失声喊道。“一座微雕迷宫……”
　　“一座象征的迷宫，”他纠正我说。“一座时间的无形迷宫。我这个英国蛮子有幸悟出了明显的奥秘。经过一百多年之后，细节已无从查考，但不难猜测当时的情景。彭囗有一次说：我引退后要写一部小说。另一次说：我引退后要盖一座迷宫。人们都以为是两件事；谁都没有想到书和迷宫是一件东西。明虚斋固然建在一个可以说是相当错综的花园的中央；这一事实使人们联想起一座实实在在的迷宫。彭囗死了；在他广阔的地产中间，谁都没有找到迷宫。两个情况使我直截了当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一是关于彭囗打算盖一座绝对无边无际的迷宫的奇怪的传说。二是我找到的一封信的片断。”
　　艾伯特站起来。他打开那个已经泛黑的金色柜子，背朝着我有几秒钟之久。他转身时手里拿着一张有方格的薄纸，原先的大红已经退成粉红色。彭囗一手好字名不虚传。我热切然而不甚了了地看着我一个先辈用蝇头小楷写的字：我将小径分岔的花园留诸若干后世（并非所有后世）。我默默把那张纸还给艾伯特。他接着说：
　　“在发现这封信之前，我曾自问：在什么情况下一部书才能成为无限。我认为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循环不已、周而复始。书的最后一页要和第一页雷同，才有可能没完没了地连续下去。我还想起一千零一夜正中间的那一夜，山鲁佐德①王后（由于抄写员神秘的疏忽）开始一字不差地叙说一千零一夜的故事，这一来有可能又回到她讲述的那一夜，从而变得无休无止。我又想到口头文学作品，父子口授，代代相传，每一个新的说书人加上新的章回或者虔敬地修改先辈的章节。我潜心琢磨这些假设；但是同彭囗自相矛盾的章回怎么也对不上号。正在我困惑的时候，牛津给我寄来您见到的手稿。很自然，我注意到这句话：我将小径分岔的花园留诸若干后世（并非所有后世）。我几乎当场就恍然大悟；小径分岔的花园就是那部杂乱无章的小说；若干后世（并非所有后世）这句话向我揭示的形象是时间而非空间的分岔。我把那部作品再浏览一遍，证实了这一理论。在所有的虚构小说中，每逢一个人面临几个不同的选择时，总是选择一种可能，排除其他；在彭囗的错综复杂的小说中，主人公却选择了所有的可能性。这一来，就产生了许多不同的后世，许多不同的时间，衍生不已，枝叶纷披。小说的矛盾就由此而起。比如说，方君有个秘密；一个陌生人找上门来；方君决心杀掉他。很自然，有几个可能的结局：方君可能杀死不速之客，可能被他杀死，两人可能都安然无恙，也可能都死，等等。在彭囗的作品里，各种结局都有；每一种结局是另一些分岔的起点。有时候，迷宫的小径汇合了：比如说，您来到这里，但是某一个可能的过去，您是我的敌人，在另一个过去的时期，您又是我的朋友。如果您能忍受我糟糕透顶的发音，咱们不妨念几页。”
　　①山鲁佐德，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中讲故事的女子。相传萨桑国国王因痛恨王后与人有私，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翌晨即杀掉。宰相之女山鲁佐德为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每夜讲故事，引起国王兴趣，免遭杀戮。她的故事讲了一千零一夜。
　　在明快的灯光下，他的脸庞无疑是一张老人的脸，但有某种坚定不移的、甚至是不朽的神情。他缓慢而精确地朗读同一章的两种写法。其一，一支军队翻越荒山投入战斗；困苦万状的山地行军使他们不惜生命，因而轻而易举地打了胜仗；其二，同一支军队穿过一座正在欢宴的宫殿，兴高采烈的战斗像是宴会的继续，他们也夺得了胜利。我带着崇敬的心情听着这些古老的故事，更使我惊异的是想出故事的人是我的祖先，为我把故事恢复原状的是一个遥远帝国的人，时间在一场孤注一掷的冒险过程之中，地点是一个西方岛国。我还记得最后的语句，像神秘的戒律一样在每种写法中加以重复：英雄们就这样战斗，可敬的心胸无畏无惧，手中的铜剑凌厉无比，只求杀死对手或者沙场捐躯。
　　从那一刻开始，我觉得周围和我身体深处有一种看不见的、不可触摸的躁动。不是那些分道扬镖的、并行不悖的、最终汇合的军队的躁动，而是一种更难掌握、更隐秘的、已由那些军队预先展示的激动。斯蒂芬・艾伯特接着说：
　　“我不信您显赫的祖先会徒劳无益地玩弄不同的写法。我认为他不可能把十三年光阴用于无休无止的修辞实验。在您的国家，小说是次要的文学体裁；那时候被认为不登大雅。彭囗是个天才的小说家，但也是一个文学家，他绝不会认为自己只是个写小说的。和他同时代的人公认他对玄学和神秘主义的偏爱，他的一生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哲学探讨占据他小说的许多篇幅。我知道，深不可测的时间问题是他最关心、最专注的问题。可是《花园》手稿中唯独没有出现这个问题。甚至连‘时间’这个词都没有用过。您对这种故意回避怎么解释呢？”
　　我提出几种看法；都不足以解答。我们争论不休；斯蒂芬・艾伯特最后说：
　　“设一个谜底是‘棋’的谜语时，谜面唯一不准用的字是什么？”我想一会儿后说：
　　“‘棋’字。”
　　“一点不错，”艾伯特说。“小径分岔的花园是一个庞大的谜语，或者是寓言故事，谜底是时间；这一隐秘的原因不允许手稿中出现‘时间’这个词。自始至终删掉一个词，采用笨拙的隐喻、明显的迂回，也许是挑明谜语的最好办法。彭囗在他孜孜不倦创作的小说里，每有转折就用迂回的手法。我核对了几百页手稿，勘正了抄写员的疏漏错误，猜出杂乱的用意，恢复、或者我认为恢复了原来的顺序，翻译了整个作品；但从未发现有什么地方用过‘时间’这个词。显而易见，小径分岔的花园是彭囗心目中宇宙的不完整然而绝非虚假的形象。您的祖先和牛顿、叔本华不同的地方是他认为时间没有同一性和绝对性。他认为时间有无数系列，背离的、汇合的和平行的时间织成一张不断增长、错综复杂的网。由互相靠拢、分歧、交错，或者永远互不干扰的时间织成的网络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并不存在；在某些时间，有你而没有我；在另一些时间，有我而没有你；再有一些时间，你我都存在。目前这个时刻，偶然的机会使您光临舍间；在另一个时刻，您穿过花园，发现我已死去；再在另一个时刻，我说着目前所说的话，不过我是个错误，是个幽灵。”
　　“在所有的时刻，”我微微一震说，“我始终感谢并且钦佩你重新创造了彭囗的花园。”
　　“不可能在所有的时刻，”他一笑说。“因为时间永远分岔，通向无数的将来。在将来的某个时刻，我可以成为您的敌人。”
　　我又感到刚才说过的躁动。我觉得房屋四周潮湿的花园充斥着无数看不见的人。那些人是艾伯特和我，隐蔽在时间的其他维度之中，忙忙碌碌，形形色色。我再抬起眼睛时，那层梦魇似的薄雾消散了。黄黑二色的花园里只有一个人，但是那个人像塑像似的强大，在小径上走来，他就是理查德・马登上尉。
　　“将来已经是眼前的事实，”我说。“不过我是您的朋友。我能再看看那封信吗？”
　　艾伯特站起身。他身材高大，打开了那个高高柜子的抽屉；有几秒钟工夫，他背朝着我。我已经握好手枪。我特别小心地扣下扳机：艾伯特当即倒了下去，哼都没有哼一声。我肯定他是立刻丧命的，是猝死。
　　其余的事情微不足道，仿佛一场梦。马登闯了进来，逮捕了我。我被判绞刑。我很糟糕地取得了胜利：我把那个应该攻击的城市的保密名字通知了柏林。昨天他们进行轰炸；我是在报上看到的。报上还有一条消息说著名汉学家斯蒂芬・艾伯特被一个名叫余准的陌生人暗杀身死，暗杀动机不明，给英国出了一个谜。柏林的头头破了这个谜。他知道在战火纷飞的时候我难以通报那个叫艾伯特的城市的名称，除了杀掉一个叫那名字的人之外，找不出别的办法。他不知道（谁都不可能知道）我的无限悔恨和厌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