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主角与配角》

石敢当 · 发表于 2006-5-3 01:01

转者语：转这个实在是因为自己小学、中学、大学的历史课本关于这段对中国可能最有意义的历史过于简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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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是一个大舞台，舞台、剧本和角色不可分离，主角、配角和群众角色相互依存、制约和转移。本书从角色意识这一新视角观察辛亥革命前后中国近代社会第一次大转型过程中最具典型性和影响力的代表人物，通过其台前后的诸多细节，展现出一幅幅历史的真实图景和演变轨迹。
　　由于作者采取的视角新颖，采掘的历史深博、图片丰富，清未明初维新派与革命派的主角之争，光复会与同盟会的革命“正统”之争，得以更真切地揭示初个中内幕……

1 / 前言 / 角色意识: 解读近代中国转型的一个新视角

　　一、“大丈夫当如此也”和“彼可取而代也” / 1

　　二、剧本之争还是舞台之争？ / 7

　　三、“他日革命告成，先生其为帝王乎？抑为民主乎？”/10

　　四、孙黄辞职：“固自高出寻常万万也” / 13

　　五、如何进入“依和平秩序竞争之轨道”？ / 19

　　六、需要健全的角色意识 / 22

　　27 / 康有为与孙中山：谁是主角？

　　一、康有为要孙中山“拜师”才可结交 / 32

　　二、“托故不见”孙中山 / 36

　　三、新加坡事件：康孙合作终成空 / 45

　　四、康、孙之间的自立会群豪 / 52

　　五、康有为自许太过，终致两派交恶 / 60

　　65 / 黄兴与孙中山: 配角与主角的最佳模式

　　一、“孙氏理想，黄氏实行” / 66

　　二、可贵的配角意识 / 69

　　提议公推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不必经选举手续” / 69

　　“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 / 71

　　“革命有二统，二统将谁为正？” / 73

　　“以身力拒”对孙中山领袖地位的挑战 / 74

　　“凡此皆非为中山个人，实为大局” / 76

　　“必须不计较个人的权利，互相推让” / 78

　　“不要抱怨孙先生向外国借款不成功” / 81

　　三、分歧仍然难免 / 86

　　青天白日旗还是井字旗？ / 86

　　法律解决还是武力解决？ / 88

　　为坚持“平等自由主义”而不入中华革命党 / 90

　　“吾非反对孙先生，吾实要求孙先生耳” / 95

　　四、“雄而不英”：黄兴的局限 / 97

　　五、世上已无黄克强 / 102

　　“群雄争长，互相残杀，贻害匪浅” / 102

　　“愧死天下后世之拥兵自卫者” / 104

　　不要勋位、委任状，要两匹马 / 105

　　107 / 章太炎、陶成章与孙中山、陈其美: 革命“正统”之争?

　　一、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合与分 / 108

　　二、章太炎、孙中山的早期关系 / 112

　　三、章太炎、陶成章与孙中山分歧的开始 / 114

　　第一次倒孙风潮 / 114

　　《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 / 115

　　《伪民报检举状》 / 120

　　《中华革命党盟书》 / 123

　　四、陶成章之死和陈其美 / 126

　　“同盟会化为永占优势之政党” / 126

　　五、“章疯子”不疯 / 136

　　陶成章“性虽褊急，心实坦白” / 136

　　章太炎臧否人物 / 139

　　从“中华民国联合会”到统一党 / 141

　　本是一书生 / 144

　　149 / 袁世凯：传统型主角的近世标本

　　一、“非袁不可” / 150

　　“引虎自卫” / 150

　　密使刘承恩、蔡廷干过江 / 152

　　杨度、汪精卫游说 / 153

　　张謇：“赞助项诚，早安大局” / 156

　　同盟会员朱芾煌穿针引线 / 157

　　莫理循和朱尔典推波助澜 / 160

　　伍廷芳与唐绍仪“南北议和” / 163

　　廖少游和顾忠琛秘密谈判 / 165

　　剪辫子时袁世凯“不断哈哈大笑” / 166

　　二、兵变之谜 / 170

　　三、“办共和” / 175

　　四、将天下变为囊中物 / 180

　　五、容不下“七嘴八舌”的国会 / 185

　　六、“非去袁不可” / 189

　　197 / 宋教仁：健全的角色意识

　　一、“不如另外早自为计” / 198

　　二、“英而不雄”：总理“自许”本为虚 / 202

　　三、与孙中山、胡汉民等产生分歧 / 206

　　内阁制还是总统制？ / 206

　　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 / 207

　　看得更远更务实 / 208

　　四、“以政治为生命” / 212

　　“如今七拼八凑，一个总长不做也罢” / 212

　　“宋教仁人甚聪明，惟国际间之信望尚觉欠缺” / 213

　　五、从革命党到普通政党 / 214

　　“毁党造党” / 214

　　“一国二大党对峙” / 216

　　三种不同的“新旧合作” / 220

　　“进而在朝”与“退而在野” / 221

　　“宋教仁旋风” / 222

　　六、宋教仁之死的直接原因 / 225

　　“舍袁就黎” / 225

　　“宋案”证据：“毁宋酬勋位” / 229

　　“世人诬吾运动总理，由来已久” / 230

　　七、到底谁是“宋案” 的真正主使人？ / 232

　　袁世凯：“遁初可惜，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 232

　　“宋系”、“黄系”与“孙系” / 232

　　“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推宋教仁” / 234

　　237 / 梁启超：进退之间的角色尴尬
　　一、革命与保皇之间 / 239

　　“我辈握手共入中原” / 239

　　孙中山：梁启超“首鼠两端” / 243

　　康有为：“吾即月给汝三百元” / 245

　　二、梁启超与袁世凯之间 / 246

　　“今一线希望，在求保全此二人，保全此二军耳” / 246

　　“项城若能与我推心握手，天下事大有可为” / 249

　　三、在国民党与袁世凯之间 / 254

　　“极人生之至快” / 254

　　“非国务大臣不做” / 256

　　“吾一身真成为政界之中心” / 258

　　“政治前途希望实为零点” / 259

　　四、一篇文章胜过三千毛瑟 / 262

　　“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 / 262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 265

　　五、在进与退之间 / 269

　　“庄严邛、蜀、滇、k”的理想转瞬即逝 / 269

　　“作官实易损人格” / 273

　　“屡为无聊的政治活动所牵率” / 275

　　277/ 蔡锷：不争主角争人格

　　一、袁世凯问莫理循：“蔡锷会统治中国”吗？ / 278

　　二、蔡锷与袁世凯 / 282

　　“袁项城借给他洋一千元” / 282

　　“同室操戈，兄弟阋墙，相煎太急，隐恨良多” / 284

　　“槛虎于柙” / 287

　　“所争者非胜利，乃中华民国四万万众之人格也” / 290

　　三、蔡锷与唐继尧 / 291

　　唐继尧：“滇中已有计划，请公南来” / 291

　　四条规约 / 295

　　“大云南”思想 / 296

　　四、“为国民争人格” / 298

　　“锷一介武夫，未谙政治，国务重任，非所敢承” / 298

　　“军人不党”论 / 300

　　飘然引退 / 302

　　305 / 后记

　　主要参考书目 / 309

石敢当 · 发表于 2006-5-3 01:01

“大丈夫当如此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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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lass=\"postlink\" href=\"http://book.sina.com.cn\">http://book.sina.com.cn</a> 2005年08月29日 16:35 新浪读书

连载:主角与配角作者：傅国涌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翻开“二十五史”，不难发现我们这个民族最发达的莫过于主角意识和看客意识，看客其实也是想着当主角的。这是自古以来中国老百姓为什么要么做顺民，逆来顺受，忍受一切苛捐杂税的压迫，要么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做暴民，惟独没有堂堂正正地争取自己的权益，朝着做人、做公民的方向去的主要缘由。难怪少年刘邦在咸阳看到一统天下、不可一世的秦始皇，禁不住喟然叹息：“大丈夫当如此也”。同样年轻的项羽见到秦始皇出巡时的架势、风光，脱口而出的是：“彼可取而代也”。虽然两人性格不同、口气不同，但传达出来的内

心轨迹却大同小异，都是对唯一的、绝对的宝座垂涎三尺。在几千年来的芸芸看客中，他们两人并不是孤立的，或者说他们就是台下看客的典型代表，他们虽为看客，梦想的却是有朝一日成为秦始皇那样的主角。

　　或为主角，或为看客，没有更多的选择，也不容许选择，没有配角――卧榻之旁不容他人酣睡，更没有人甘愿（当然也不容许）扮演并非可有可无的群众演员角色，只能做看客。正如“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曾不无骄傲地感叹：“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他说的是大实话，当绵延数百年的刘姓王朝面临瓦解之际，天下大乱，群雄四起，想称王称帝的确实大有人在。即使他不愿自我加冕，戴上皇冠，但既然权柄在握、已然是权力帷幕后面的真正主角，他也免不了要自称“孤”。

　　毫无疑问，至少自秦始皇扫平六合以来，在喜马拉雅山和太平洋之间这片苍茫大地上，大多数时候都是由一个人独占舞台，扮演独一无二的主角（或者一群人抢舞台、抢主角）。无论是“问鼎天下”还是“逐鹿中原”，“鼎”和“鹿”都是唯一的，所谓“问鼎”、“逐鹿”等等，都是独占的、排他的，有你无我式的，唯一的舞台不容他人染指。天下就是一个舞台，早在我们的文化轴心时代就已形成的天下观中，“定于一”始终是那些具有主角意识、怀抱“大丈夫当如此也”或“彼可取而代也”的准主角们追求的梦想。（即使永远做不了主角的看客也不要紧，关起门来照样是主角，鲁迅总是想起《左传》中的那番话不是无缘无故的：“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仆，仆臣台。”“王”固然是高居金字塔尖上的绝对主角，“台”也不须担心，因为还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其子也有希望，长大了可以升为“台”，如此一环套一环，环环紧扣，丝毫不乱。）

　　成王败寇的观念、皇权崇拜的情结根深蒂固，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一部象形文字书写的中国史，我们看见的只是王朝周而复始的循环，听见的只是胜利者“大风起兮云飞扬”的豪迈歌声，失败者渐渐被漫长的暗夜所吞噬，被遗忘了。在中国的史家中，被汉武帝阉割的太史令司马迁是少有的为失败者唱赞歌的人，因此我们才看到了项羽不肯过乌江的英雄末路，听到了他“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悲怆之歌。成王败寇，赢家通吃，失败者连立锥之地都没有，要么抢到龙椅拥有一切，要么什么也没有，甚至连身家性命都难以保障，历史的逻辑就是如此严酷。这就决定了在每个王朝末世群雄蜂起之时，各个“打天下集团”之间不可能妥协、共存，即使在推翻旧王朝时暂时达成的联盟，一旦天下在望，就要合纵连横、大打出手，拼个你死我活，直到其中一个集团击败所有的对手，得到觊觎已久的“鹿”和“鼎”，才会罢手，然后等待下一轮的循环。

　　这一切都根植于一元的文化心理、绝对的主角意识当中，如此悠久，如此深厚，又具有如此旺盛的繁殖力。几千年间，“打天下，坐天下”的逻辑几乎支配了我们全部的政治文化，之所以没有人愿意当配角，因为当不上主角就意味着在这方舞台上出局，只有等待朝不保夕、随时可能被宰杀的命运，或者乐不思蜀的下场。著名的传说中，隋朝末世，怀抱“打天下”大志的虬髯客一见李世民身上的“王气”就自动放弃，远走海外，另辟新天地。

　　1945年12月，《大公报》名笔王芸生曾发表过一篇长文《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点看法》：

　　“中国历史上打天下，争正统，严格讲来，皆是争统治人民，杀人流血，根本与人民的意思不相干。胜利了的，为秦皇汉高，为唐宗宋祖；失败了的，为项羽、为王世充窦建德。若使失败者反为胜利者，他们也一样高据高位，凌驾万民，发号施令，作威作福，或者更甚。更不肖的，如石敬唐、刘豫、张邦昌之辈，勾结外援，盗卖祖国，做儿皇帝，建树汉奸政府，劫夺权柄，以鱼肉人民。这一部兴衰治乱史，正如中国历史的写法，只看见英雄争天下的人物，而看不见人民，至少是看不见人民意志的表现。事实也恰恰如此，中国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所以乱多治少甚至竟无清明之治，就因为只见英雄争，不见百姓起，人民永远做被宰制者。”

　　胜利的刘邦、朱元璋们可以建立起一姓王朝、子子孙孙绵延数百年之久，当然也有不过二世而亡的秦和隋，失败的从陈胜、吴广到王巢、李自成、洪秀全，更是史不绝书。说他们打天下、争正统也好，说他们争主角、争舞台也罢，为此目的他们都可以杀人盈野，流血漂杵，不在话下。从秦末项羽、刘邦之争，元末朱元璋与张士诚、陈友谅之争，明末李自成、张献忠之争，无不如此。由于我们的文化基因中缺乏兼容、多元的因子，封闭的色彩浓厚，逐渐形成了一种“天无二日”（或你死我活，有我无你，不共戴天）的潜意识。这样的政治文化传统注定了只能是一个“打天下集团”击败另一个集团，单独扮演舞台的主角。一方面是残酷的专制制度本身造成了这样的思维定式，另一方面这种强烈的主角意识又进一步强化（乃至毒化）了一个民族的政治思维。

石敢当 · 发表于 2006-5-3 01:01

“大丈夫当如此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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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lass=\"postlink\" href=\"http://book.sina.com.cn\">http://book.sina.com.cn</a> 2005年08月29日 16:36 新浪读书

连载:主角与配角作者：傅国涌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中国传统中最典型的就是《水浒》里面的梁山泊英雄派座次，等级秩序井然，高低尊卑一清二楚。这样的观念几乎渗透到了所有领域，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就很难形成一个彼此可以信任的社会空间，发展出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尊重你的人格等具有包容性的观念。比如我反对你的观点，但我一样捍卫你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或者如梁漱溟信奉的“不要在人格上轻于怀疑人家”、“不要在识见上过于相信自己”这样的观念，这是构成一个理性社会或者说一个社会良性发展的前提。与主角意识连接在一起的就是“敌人意识”，排除

异己，非己即敌，非黑即白之类就是自然而然的。历史因此弥漫着血腥气，鲁迅说翻开每一页都是“吃人”二字，翻开每一页，又何尝不是血污。明末的张献忠因为眼看着李自成进了京城、满洲人入了关，争主角失败，天下已不再属于他，于是他在四川大开杀戒。鲁迅一生曾多次地提起此事：

　　“张献忠的脾气更古怪了，不服役纳粮的要杀，服役纳粮的也要杀，敌他的要杀，降他的也要杀”。

　　“张献忠在明末的屠戮百姓，是谁也知道，谁也觉得可骇的，譬如他使AB杀C，又命A杀B，又令A自相杀。为什么呢？是李自成已经入北京，做皇帝了。做皇帝是要百姓的，他就要杀完他的百姓，使他无皇帝可做。”

　　“《蜀碧》一类的书，记张献忠杀人的事颇详细，但也颇散漫，令人看去仿佛他是像‘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样，专在‘为杀人而杀人’了。他其实是别有目的的。他开初并不很杀人，他何尝不想做皇帝。后来知道李自成进了北京，接着是清兵入关，自己只剩了没落这一条路，于是就开手杀，杀……他分明的感到，天下已没有自己的东西，现在是在毁坏别人的东西了，这和有些末代的风雅皇帝，在死前烧掉了祖宗或自己所搜集的书籍古董宝贝之类的心情，完全一样。他还有兵，而没有古董之类，所以就杀，杀，杀人，杀……”

　　《鲁迅全集》的注解中总是一再地指出旧史书、野史夸大张献忠杀人，其实，这可不是出于鲁迅的文学想象，杂文笔法的虚构，史书上的记载墨迹斑斑，张献忠杀官绅、杀读书人、杀一切没有反抗能力的人，仅青羊宫一次就将贡生、举人、进士在内的读书人诱杀了一万七千人，成都的河道都为尸体堵塞，不能行船。对此清史专家萧一山等都曾有过详实的考证。

　　我不知道在世界史上还能不能找到类似的例子，鲁迅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及张献忠的“杀人如草”，就是为这种荒唐而残酷的逻辑充满痛苦，张献忠一旦确切地意识到做主角无望，可以想象等待他的将是怎样的命运，所以他就杀人，尽可能多地杀人。正是独占的、排他的主角意识下容不下配角，甚至也不需要群众演员，天下人都只是供其役使的奴才、看客，唱的都是称“孤”道“寡”的独角戏（从历史舞台到戏曲舞台，我们都可以听到帝王自称“朕”、“孤”、“寡”，也就是孤家寡人），竞争天下的失败者是无路可走的，恐怕欲做看客都不得了。

　　这种中国式的天下观支配下的主角意识畸形膨胀是我们民族苦难的重要根源之一，假如不是唯一的话。几千年来，不断地重蹈覆辙，不断地恶性循环，所以我们只看到王朝姓氏的更迭，看不到制度的转型，文明的更新，文化的演进，当然也不可能滋生出新型的角色意识。直到近代，引进了维新、共和思想之后，情况才开始改变，但是长期以来被主角意识笼罩的民族要走出这一步又是何其艰难。即使生活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袁世凯身上，我们照样可以依稀看到多少个世纪前司马昭的影子，明明有帝制自为之心，却偏偏要别人一而再、再而三地上表“劝进”，还要假惺惺地再三退让，最后在举国舆论“斯人不出，奈苍生何”的呼声下，才肯黄袍加身、粉墨登台，牺牲自己（或者说陷自己于“不义”），而不是直截了当地披上黄袍。这种权力游戏简直已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不成文的经典规则。

　　鲁迅说：“有人论中国说，倘使没有带着新鲜的血液的野蛮的侵入，真不知自身会腐败到如何！这当然是极刻毒的恶谑，但我们一翻历史，怕不免要有汗流浃背的时候罢。外寇来了，暂一震动，终于请他作主子，在他的刀斧下修补老例；内寇来了，也暂一震动，终于请他做主子，或者别拜一个主子，在自己的瓦砾中修补老例。”

　　所有王朝更迭都不过是周而复始的循环，原地踏步，以鲁迅锐利的目光早已洞穿中国历史算不上秘密的秘密。或许也只有异质文明的因子，输入新鲜的文明血液，才有可能改变我们几千年来目光专注于抢椅子的政治文化心理、绝对主角意识、卧榻之旁不容他人酣睡的集体潜意识。在宋教仁身上，我们可以依稀看到一闪即过的一线曙光。他倒在了血泊中，但刹那即是永恒，毕竟曙光已经闪现，道路就在脚下。

石敢当 · 发表于 2006-5-3 01:01

剧本之争还是舞台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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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lass=\"postlink\" href=\"http://book.sina.com.cn\">http://book.sina.com.cn</a> 2005年08月29日 16:36 新浪读书

连载:主角与配角作者：傅国涌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一次社会转型，依然逃脱不了陈旧的主角之争模式，这种主角之争，本质上不是剧本之争，而是舞台之争。争主角，争的是中国这方舞台，也就是要将天下据为己有，定于一尊。没有发言权的天下人不过是看客而已。宋教仁试图将政治竞争纳入和平的宪政轨道，以政见主张来争政权、争主角，就是要改变游戏规则，将数千年习惯的舞台之争变为剧本之争。谁的剧本更适合观众的需要，就将谁推上舞台。而舞台之旁容许其他人合法的监督、觊觎，上与下，进与退，都有程序可循。胜者不是王，败者也不

是寇，是非高于成败。既然在和平的轨道上争主角，争的是剧本，就是以政见、主张来争，由观众来决定取舍。胜者也只是暂时的、相对的，不是永久的、绝对的，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一劳永逸地独霸舞台，而是要时刻面对七嘴八舌的议论、乃至喝倒彩，或干脆撒手而去。这是一种全新的竞争模式，是宦海里浮沉了一辈子的袁世凯们所难以理解的，因此他们才会视之如蛇蝎、如洪水猛兽，年轻的宋教仁也因此才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洞察民国初年政局的名记者黄远生在《论衡》发表过《一年以来政局之真相》，分析当时的局势，精辟地区分了剧本之争与舞台之争：

　　“人有常言，国家犹舞台，政治乃犹演剧，今一国之中，盖有嗜历史剧[旧剧]者，有嗜社会剧[新剧]者，于社会剧之中，有嗜理想主义之剧者，有嗜写实主义之剧者，于是新旧剧派各得炫示其角色技艺以相为进退于舞台之中，视客之所嗜好，以为兴衰。固无害其并立，乃若有两造之人，在各欲争取此舞台之主权，而其所谓政策之异同，特利用之题目，而其本意初不在此。则社会观客，永无得睹政治演剧之日，而惟睹此两造之强有力者，抢攘垢詈于舞台之上，其强有力之羽翼，则各欲其主人之得占此舞台，拼力誓死为之助战，则栋折榱崩、同归于尽之祸，容复可免，故人国之所谓政争，乃剧本之争，真政争也。吾国之所谓政争，乃非争剧本之得失，而争舞台之所有权，乃个人势力之争，非真政争也。

　　……彼争剧本者，其意未尝不在舞台，顾于他造登台奏艺之时，其本身特处于诚实之批评及监督的地位，决不若吾国之根本不相容，其所挟以为攻击者，仅针对其剧本[政策]之精粗美恶而立言，决不若吾国之专认己造之人格，而取消他造之人格，故其决胜负也，仅求之于选举及议会，决不求之于兵力。”

　　革命派与立宪派，“自其主义言之，虽有急进与渐进之别，而爱国之本义则同，然略知二派之内幕者，则因其持论之异同不相下，运动进行之各相妨碍”，在清朝瓦解以前，两派之间就已演成“互相水火不共戴天之势”，不仅是政治主张的距离，还有历史渊源、领袖个人的性格等因素在内。然而，当武昌起义发生后，国内的宪政与革命二派，曾在推倒清廷的目标上达成了暂时的共识，等到南京临时政府出现，同盟会掌握了主导权，“旧日两派之恶感，隐然勃发。而革命中之不平分子，复凑合以与为标榜，党争之烈，已萌发矣。”所以政治的胜利果实既不属宪政派，也不属革命派，最后而落在了袁世凯的手里。黄远生认为“其最大原因，则不外势力之莫与敌而已”，恐不尽然。不过他确实看清了，当时的政治之争仍未跳出权力之争的老套路，“大半由于势力问题”，双方或三方之间都把政见放在其次（以宋教仁为代表可能是个难得的例外），“惟是以暗中角斗势力为宗旨，而以政治主义、法律问题云云者为利用之口实，一年以来，莫非势力角逐之幻想，而绝无政治主义胜负之可言。盖以其出发点之本以势力为根据故耳。”

　　如果孙中山、黄兴等代表革命派，梁启超、张謇、汤化龙等所代表的立宪派和袁世凯代表的官僚派三方之间，从旨在争舞台的主角之争转向旨在争剧本的主角之争，而不是以武力为后盾暗中角逐，或者动不动就诉诸武力、大打出手，把古代史上一再重复的天下大乱时期那种“逐鹿”、“问鼎”式的主角之争，变成近代文明背景下的主角之争，争剧本而不是争舞台，以剧本论英雄，而不是气力争高下，近代的转型也许就顺利得多了。但历史是不能假设的，所有伏笔早已深埋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甚至本人都很难察觉，民族潜意识是世代累积的结果，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轻易改变的。辛亥革命是雷霆，是闪电，它撕开了满清数百年统治的长夜，形式上结束了皇帝的垂拱而治，但它不可能一夜之间改变古老的土壤，改变在漫长岁月中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那需要阳光，需要和风细雨，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而且不单纯是政治层面的努力。其实，包括黄远生在内的有识者，当时已看到了问题的要害所在。

石敢当 · 发表于 2006-5-3 01:01

先生为帝王抑为民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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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lass=\"postlink\" href=\"http://book.sina.com.cn\">http://book.sina.com.cn</a> 2005年08月29日 16:36 新浪读书

连载:主角与配角作者：傅国涌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1905年7月28日，同盟会成立前夕，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第一次约见宋教仁、陈天华时，就表示：“中国现在不必忧各国之瓜分，但忧自己之内讧，此一省欲起事，彼一省亦欲起事，不相联络，各自号召，终必成秦末二十余国之争，元末朱、陈、张、明之乱，此时各国乘而干涉之，则中国必亡无疑矣”。孙中山似乎意识到了，“驱逐鞑虏，创建民国”的事业完全有可能淹没在主角之争这一古老循环的波涛风浪中。黄兴也很早就对太平天国领袖之间“互争权势，自相残杀”深为忧虑，极力想避免重蹈覆辙，他所以一心要做配角，从未打算取代

孙中山的主角地位，就与他的这种忧虑有很大的关系。

　　缺乏健全的角色意识，无论是改良者与革命者之间，还是革命者与革命者之间都将一再地陷入旧式的主角之争的泥潭。孙中山曾一而再、再而三地寻求与维新派的合作，却遭到康有为一而再的拒绝，一度热心合作的梁启超最终也放弃了这样的念头，乃至把兴中会仅有的华侨基础也占去了。即使在以海外华侨和受过西式教育的人群为基础的兴中会内部，也有过主角之争。

　　在孙中山与杨衢云之间，早就为谁做会长、谁在武装起义成功后做总统而发生分歧。杨衢云原名杨飞鸿，1861年12月生于香港，比孙中山年长5岁。他早年就读于香港英文学院，毕业后执教于圣约瑟学院，后在招商局任职，对西方文明有相当的了解。1891年，他与孙中山初识，但没有深交。1892年3月13日，当他和香港公务局职员谢瓒泰等16人发起以“开通民智”为信条的“辅仁文社”时，孙中山并没有参加。1895年，孙中山的檀香山兴中会与辅仁文社联合成立香港兴中会总会。孙、杨两人在社会背景、所受教育、西学知识、兴趣爱好等方面确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的合作不是偶然的。1895年中日之间不平等的《马关条约》签字前，兴中会举行了一次会议，决定重阳节（10月26日）在广州举行起义，孙负责军事行动，杨负责在香港筹款、购买军火、募集死士。据说杨的朋友黄咏商把一所洋房卖了八千港币，并全部捐出。部署已定，10月10日在香港乾亨行举行会议，“始投票选举会长，名之曰伯理玺天德，此职即起事后之合众政府大总统也。”杨衢云志在必得，曾亲口对孙中山说“非此不足以号召中外”。郑士良、陈少白极力反对，郑表示这个位置非孙中山莫属，“如有他人作非分想，彼当亲手刃之”，孙中山劝止。小小的兴中会分成了挺孙、挺杨两派，为争夺子虚乌有、八字没有一撇的“总统”位置而进行的斗争异常激烈，乃至双方的支持者几乎为此而放弃起义计划。当时杨的势力在兴中会占有优势，最后孙中山为避免发生内讧，顾全大局，“表示谦退”，杨当选。

　　广州重阳起义计划挫败后，兴中会香港总会也随之瓦解。此后杨在名义上一共担任兴中会会长达五年，康有为派也更愿意与杨打交道。从1898年3月起，杨移居横滨，教授英语为生，曾与梁启超会面。而事实上孙中山在海内外的知名度、影响力都要在杨之上，特别是伦敦蒙难事件发生后，孙中山成了国际知名的中国革命家。1896年11月26日，香港《德臣西报》转载日本《神户记事报》的一篇文章《中国的革新》，未署名的陈少白在文中称，“当今对中国有深切了解而又具有大无畏革命精神者，舍孙医生别无他人。仅此勇气就足以使其整个民族复兴。”两天后，杨的忠实追随者谢瓒泰为此郑重其事地给《德臣西报》编辑去信澄清：“革新派的领袖是杨衢云，一位真金般高贵，白璧般无暇的进步人士，一位彻底的爱国者和革新派人物。他被称为护国公，孙逸仙医生只不过是革新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德臣西报》在11月30日刊登了这封没有署名的来信。

　　谢瓒泰对孙中山评价一直不高，他在1895年5月5日的日记中说：“孙的提议让人嗤之以鼻。他以为他什么事都能办到――通行无阻――纸上谈兵！”1896年6月23日又在日记中说：“我知道孙希望人人都听他的，这不可能，因为到目前为止，就他的经验来看，完全依靠他是有危险的。”因此当杨衢云于1900年1月辞去名不副实的会长时，谢瓒泰才会感到惊讶，但杨解释：“一天，孙中山博士告诉我，长江流域诸省的哥老会已拥戴他为‘会长’，同时暗示我，不能有两个会长，如果我不承认他的领导地位，我们就只好分道扬镳。我向孙中山说，我十分乐意放弃我的职位，还劝告他不要促使分裂。我也告诉他，岂止我的职位，为了事业的利益，我经常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孙中山在《伦敦蒙难记》出版时没有自称兴中会的领袖和创建者，有史家认为这与杨还活着有关（杨于1901年被清廷密谋刺死）。

　　1910年2月，孙中山在旧金山与《大同日报》主笔刘成禺谈话时说，“予少年主张，谓汉人作皇帝，亦可拥戴，以倒外族满清为主体，杨衢云与予大闹，几至用武，谓非民国不可。衢云死矣，予承其志誓为民国，帝制自为，吾必讨之。”如此看来，在杨衢云与孙中山的兴中会主角之争背后隐约可见剧本之争的闪光。这一点几乎长期以来都没有引起史家的注意。

　　孙中山最初更重视的确是“驱除鞑虏”，而不是“创立民国”，其故乡广东香山有个素有帝王思想的富商刘学询，对民权思想毫不了解，孙中山早年办“农学会”，刘曾列名发起，孙中山与刘商量过广州起义的计划，刘大喜，并以朱元璋、洪秀全自居，而以孙中山为徐达、杨秀清。孙因为刘思想陈腐、难以合作，逐渐与其疏远。1900年，为了利用刘的巨款策动李鸿章独立，乘乱在广东起兵，孙中山仍有过推刘为帝，自揽兵政的方案（当然没有成功）。

石敢当 · 发表于 2006-5-3 01:01

先生为帝王抑为民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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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lass=\"postlink\" href=\"http://book.sina.com.cn\">http://book.sina.com.cn</a> 2005年08月29日 16:36 新浪读书

连载:主角与配角作者：傅国涌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直到1905年的同盟会成立会上，有人突然向孙中山提问：“他日革命告成，先生其为帝王乎？抑为民主乎？”全场寂然，孙中山竟“不知所谓，默然莫对”。最后程家柽出来解了围。

　　从孙中山与刘成禺的谈话可知，杨衢云思想对孙中山矢志追求民国、反对帝制产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

石敢当 · 发表于 2006-5-3 01:01

康有为与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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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lass=\"postlink\" href=\"http://book.sina.com.cn\">http://book.sina.com.cn</a> 2005年08月29日 16:43 新浪读书

连载:主角与配角作者：傅国涌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当时[1897年]在岭南士林中，有一个与孙逸仙齐名的人物，就是康有为。他们在思想上是相同的，都主张民权共和之说。但孙立基于西学，康则因袭汉学。一个受耶稣教的培养，一个受儒教的教育。前者质而后者华。质则重实行，华则喜议论。二者见解虽然一致，其教养和性格却不同如斯。这就是孙所以为革命的急先锋，康所以为教育家的原因。革命的急先锋因起义失败而逃亡海外，使人有难以再举之感；教育家的康有为却依然安坐其私塾中[万木草堂]，以振聋发聩之辞，大倡自由共和的理论，挥舞如椽之笔，痛责腐败颓废的国政，

前途实似不可限量。人心之逐渐归向于他，也是不无道理的。”

　　――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

　　康有为和孙中山不仅教养、性格不同，他们思想、见解也有很大的差距。不过，直到1894年6月，孙中山北上给李鸿章上书，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等改革主张时，我们还看不出他们之间的差异。这篇上书当年9月、10月以“广东香山来稿”《上李傅相书》为题在上海著名的《万国公报》上连载不是偶然的，它和《万国公报》倡导的改革思路是一致的。此时，孙中山的思想确和康有为并没有多大的差距，选择的方式也与康有为大同小异。

　　康有为的故乡广东南海与香港相去不远，在1888年第一次上书光绪帝之前，他曾两次到过香港，“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都让他大为震惊，“乃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从此他开始购买西书，学习西学，逐渐产生了变法维新的思想。

　　孙中山的故乡广东香山离香港更近，而且他在香港度过了他青少年时代的求学生涯，虽然他放弃“医人”而转向“医国”，但这段长达5年的学习经历对他的影响是长远的。三十年后，他故地重游，1923年2月19日在香港大学发表演说，忆及当年漫步香港街头，“见其秩序整齐，建筑闳美，工作进步不断，脑海中留有甚深之印象”，与“相距仅五十英里”的故里香山“情形迥异”。他禁不住思考为什么“外人能在七八十年间在一荒岛上成此伟绩，中国以四千年之文明，乃无一地如香港者”？他找到的答案是“政治不良”，与康有为的“西人治国有法度”一样，都是感受到了制度的不同。

　　可以说，康有为和孙中山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最初质疑，新思想的萌生都与香港有关，但两人最终无论思路还是行为方式都大为不同，他们将扮演不同阶段的历史主角。比孙中山年长8岁的康有为内心更为复杂，他是典型的过渡型人物，身上带有更多传统社会的烙印。孙中山到天津给炙手可热的重臣李鸿章上书，连面都没见上，从此放弃了递折子的路。当年11月他就转向革命，在檀香山创立了一个以华侨为基础的小团体――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而康有为依然锲而不舍地给光绪帝上书，从1888年到1898年的十年间，先后上了七次书，终于“上达天听”，推动了1898年的百日维新，康有为的路走通了，他的兴奋可想而知。依赖至高无上的权力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成就“帝王之师”的万世之业，同时以孔子再生的姿态重建道统，《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就是他在学理上为这条路寻找依据。即使在流亡异国的岁月里，以“衣带小臣”、“皇上之腹心”自居的康有为日夜梦想的也是光绪帝复位，骨子里还是想以帝师身份扮演政治舞台的主角。孙中山踏上的则是另一条风险更为莫测、志在另起炉灶的不归路，1895年广州重阳起义的计划还来不及打响一枪就被扼杀了，他的挚友陆皓东慷慨捐躯，没想到在流亡伦敦期间因为被清政府驻外使馆绑架，幸得早年在香港西医书院的老师、英国人康德黎相救，从而名闻全球，成就了一代革命家的美名，这是他事先没有料想到的。伦敦蒙难事件成为孙中山革命生涯的新起点。

石敢当 · 发表于 2006-5-3 01:01

康有为要孙中山拜师才结交(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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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lass=\"postlink\" href=\"http://book.sina.com.cn\">http://book.sina.com.cn</a> 2005年08月29日 16:43 新浪读书

连载:主角与配角作者：傅国涌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康有为自号长素，就是取“长与素王”、“凌驾素王”之意，“少有创立新教，取孔子而代之志”，门下弟子陈千秋号超回，梁启超号轶赐，麦孟华号驾孟，曹泰号越常木俸懦瞬危捕既〈艘澹褪且酌诺茏印＃ā墩绿鬃远昶住分谐破洹翱胥Ｗ躺酢薄＃┑笔被褂腥艘蛭涤形⒙酃制В猿啤笆ト恕保兴暗呖怠薄＃ㄎ煨绫浞ū谎春螅逯谐け踩绱私萄瞪倌曷逞福骸翱涤形窍氪畚唬运拿纸杏形挥姓撸挥刑煜隆撸笪熳印病７峭寄辈还於危俊保

　　最初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讲学，号“长兴学舍”，喜欢读西方译本，凡是上海广学会出版的书报都尽量购取。后移到广府学宫，改名“万木草堂”，和双门底圣教书楼近在咫尺。宫崎滔天说的“在当时，康有为和革命党的关系是非常接近的”恐怕不是事实，不过康有为在万木草堂也推荐学生读《民约论》、《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史》、《万国公法》等书籍，并以华盛顿为理想人物，以吉田松阴自任。当时孙中山在那里挂牌行医，因为康有为常到书楼来买书，知道他有志于西学，想和他结交，就托人转达此意。康有为的回答是：“孙某如欲订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孙中山认为康妄自尊大，就此作罢。

　　1895年，孙中山在广州倡议成立“农学会”，曾想请康有为和他的门徒陈千秋加入，“陈颇有意，以格于师命而止。”这年春天，孙中山的好友、“四大寇”之一陈少白有事到上海，住在洋泾浜全安栈，听说康有为和他的门生梁启超进京参加会试，也住在同一个客栈，就去拜访。康有为“庄重接见，正襟危坐，仪容肃然”，陈少白则“痛言清朝政治日坏，非推翻改造，决不足以挽救危局”。“康首肯者再，且介绍梁启超相见，谈论颇欢。”

　　当孙中山广州举义失败后，也正是康、梁通过办报、结社，倡言变法，开始大放异彩的时候。这一期间兴中会重要人物杨衢云、谢瓒泰等也与康有为弟弟康广仁、何易一多次商谈两党合作事宜，“久无成议”。1896年2月，经陈锦涛、梁澜芬介绍，谢瓒泰第一次在香港与康广仁等会面，双方讨论了联合与合作的重要性，谢自称一贯主张“联合各党派，统一中国”，极力劝告各政党要合作以救中国。10月，谢又与康有为在惠升茶行约见，讨论了中国的政局，同意在维新工作中开展联合与合作，由康有为拟订维新计划大纲。（也有说他们“所谈不得要领”。）1897年3月、9月，谢瓒泰与康广仁有过两次会谈，建议召集两派领导层开会，实现“对王朝和千百万民众都有好处的‘和平’革命”。康广仁表示：“像孙逸仙那样的一些人使我惊骇，他们要毁坏一切。我们不能同这样的轻率鲁莽的人联合。杨衢云是个好人，我想见见他。”“广仁谓其兄非忠心扶满，不过欲以和平革命方法救国，现时大臣如张之洞等咸赞成其主张，故不便与革命党公然往还，致招疑忌，孙文躁妄无谋，最易偾事，杨衢云老成持重，大可合作，彼当力劝其兄与杨联合救国等语。”并强调“和平”革命不是反满，不是“反朝廷的或革命的运动”。随后，康广仁到上海向康有为、梁启超作了汇报，谢瓒泰则写信给远在南非的杨衢云。

　　孙中山也一直在积极寻求与康有为派的合作。从1897年8月到1898年8月间，他在日本与宫崎滔天有多次笔谈，其中有这样一番对话：

　　孙：“弟近欲发信上海，请梁启超或其亲信一人到此一游，同商大事。他敢来与否，弟尚不能料。”

　　……宫崎：“康[有为]先生或梁先生此两人中一人来此地与先生商议，万事可望也。”

　　孙：“康断不能来。因他在中国亦未有公然出名，此指新闻纸而言。若他来此，必大招物议，因弟在此也。梁氏或别位已可。弟不过欲彼到来报知中国现在情形耳，因弟离国已有二年，各事已有多变矣。”

　　宫崎：“康先生何时回来广东？”

　　孙：“康之所行，欲学战国之鬼谷子，多使其门弟子出来办事，而彼则隐其名。”

　　不过1897年冬天，有一陶姓人到上海访康有为，“穗卿、菊生往康处适见之，此人即行者遣以召康者，其言甚诞。菊生以告兄，穗卿未尝言也。“穗卿”、“菊生”即汪康年、张元济，“行者”即孙中山，陶姓人是孙中山派来请康有为的。

　　与孙中山关系密切的陈少白在广州、港、澳一带与康有为早年弟子、《知新报》主笔何树龄及赵兰生、张寿波等也都有交往。（1900年6月17日孙中山抵达香港，兴中会重要骨干在乘坐的法国轮船旁一条舢板上开会，与会者中竟有张寿波。）1897年7月，日本的平山周、宫崎滔天与康门弟子张寿波（玉涛）在澳门见面，张表示：“内有康有为先生，外有孙逸仙先生，中国之事，还不能说是毫无希望。”期间，孙中山曾接到何树龄的来信，他对宫崎说；“何君信内所陈之意，必商之同志多人，并为康先生所许，方敢发此言也。是则此意非一人之私，实中国群贤之公意也。彼胆小心细，弟深知此等之意非彼一人所敢言也。”宫崎问何是否参与了1895年的广州起义计划，孙回答：“未与。彼无此等胆量，但甚有心耳。”

　　谢瓒泰、康广仁联络两派合作事宜，何树龄是知道的，但宫崎滔天回忆，当他带着陈少白的介绍信，在广州见到何树龄时，何却说自己与孙中山并不相识，与陈少白也不是知交，“令人感到他胆小怕事”。其实，从上述孙中山与宫崎的笔谈来看，孙、何似也相识。

石敢当 · 发表于 2006-5-3 01:01

康有为要孙中山拜师才结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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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lass=\"postlink\" href=\"http://book.sina.com.cn\">http://book.sina.com.cn</a> 2005年08月29日 16:43 新浪读书

连载:主角与配角作者：傅国涌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1897年，吴樵在写给汪康年的信里几次提及孙中山：“孙氏（即孙文）闻已设议院，制船械，沪上有闻否？”“久不得湘中书，不审彼中如何？都中、粤中（逸仙先生近况如何？）又不审如何？念之辄为焦急。”1897年底、1898年初，汪康年东渡日本考察报务，与孙中山有所来往。回国后他认为“行者之无能为”，并将此意“遍喻于人”。不久就有关于孙中山与《时务报》馆私通、甚至有“汪康年将报馆存款给孙文作乱”的传言，大概是康有为一方面担心汪、孙交往会牵累到自己，一方面又想借机打击汪康年，密谋举报。徐勤写信给韩

文举，称汪康年“东见行者，大坏《时务报》馆声名”，要黄遵宪、梁启超“速致书都中士大夫，表明此事为公（汪康年）一人之事，非《时务报》馆之事”。其实，汪康年东渡事先曾与梁启超函商进止日程等。而且康有为派与孙中山派的合作此时也在进行，很明显的成果之一就是日本横滨的“大同学校”。1897年冬，横滨华侨邝汝磐、冯镜如等发起组织学校，以教育华侨子弟，想在祖国聘请懂得新学的教师，与孙中山商量。因为兴中会缺乏文人，他毫无芥蒂地推荐了梁启超，并将学校拟名为“中西学校”。邝汝磐带着孙中山的介绍信到上海，见到康有为，当时梁启超正在主持《时务报》笔政走不开，康就推荐另一得意弟子徐勤，并派出陈默庵、汤觉顿、陈荫农等康门弟子协助。康还建议把校名改为“大同学校”，并亲自书写了门额。徐勤等初到日本，与孙中山、陈少白等“时相过从，互讨论时政得失”。

　　到1898年夏秋间，光绪帝锐行新政，康有为沐浴在皇恩浩荡中，直上青云梯的机会突然来临，称得上一登龙门，身价百倍，虽官位不显，却有专折奏事权，俨然以“帝师”自居。此时他与革命党的任何关系都有可能成为保守势力攻击他们的炮弹，有传言徐勤在日本“与叛贼孙文设立大同会”，指的就是这个“大同学校”。康有为担心这会牵连变法大计，有碍仕途，影响已取得的地位，写信给徐勤，要他断绝与孙中山等的来往。又据说百日维新时，远在日本的康门弟子徐勤等无不弹冠相庆，自然逐渐与孙中山疏远，两派门户之见“从此日深”。当时，宫崎滔天在万木草堂日籍教师田野橘次介绍下，认识了康派的人，“康先生当时在北京，已为王佐之臣，声望震于四海，因此其党羽的气势也为之大张。但是，孙党以及其他一部分人士，却把他们看做是变节分子，非常憎恶他们的行为。把他们看做是放弃了共和主义，投降异族帝王的变节分子。因而，互相对抗，彼此倾轧，已达极点。”日本人早就关注孙、康之间的合作，但到了戊戌政变之前，康有为因为平山周是“孙文党”而不愿相见，并指责引见的毕永年，毕在《诡谋直纪》中称“殊可笑矣”。康广仁虽然想和杨衢云见面，也终于没有如愿。随着他作为“戊戌六君子”之一牺牲，他和谢瓒泰所主导的这一条联合之路就失去了可能性。（冯自由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说，康有为弟弟康广仁和康门弟子何章、陈千秋在戊戌政变前还曾见孙中山、杨衢云“磋商合作”，这一说法恐未必可靠。）

石敢当 · 发表于 2006-5-3 01:01

康有为托故不见孙中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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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lass=\"postlink\" href=\"http://book.sina.com.cn\">http://book.sina.com.cn</a> 2005年08月29日 16:43 新浪读书

连载:主角与配角作者：傅国涌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百日维新昙花一现，戊戌政变发生后，康有为在英国军舰保护下避居香港，梁启超在日本使馆安排下在天津从日本商船登上日本军舰。（近代史家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说，梁启超改穿西服，剪去发辫，化装猎人摸样，在日本人陪同下逃到天津，最后乘日本军舰离开，“日本志士平山周伴行”。）

　　宫崎滔天在香港接走康有为时还有一个小插曲，当康亡命香港、去向未定之时，听说李

盛铎取代黄遵宪做清廷驻日公使，康立即敏感到“这是事先估计我将去日本而采取的行动，他们的本意实际上是要杀害我”，因而不敢到日本去，前去救援的宫崎寅藏（滔天）斥责“康门弟子何其胆小，假如老师不幸命丧刺客之手，你们就应该代他完成遗志，否则就只有和老师困守在这儿，终生无所作为”。名为骂学生实乃骂先生，康有为这才下定决心。宫崎感到康有为“是个优柔寡断的策士”，一个“故作矜持自重”的“扭扭捏捏的策士”。

　　当时日本总理大臣大隈重信（进步党领袖）、文部大臣犬养毅都主张日、中亲善政策，对维新党人非常优待。康有为等三人的所有费用都由日本政府提供，即使大隈内阁倒台后，进步党也继续供给。孙中山他们认为他和康有为此时同为流亡客，“同是为国是而失败的人”，应有同病相怜之感，准备亲自去慰问，增进友谊，托宫崎寅藏和平山周向康示意。

　　康依然是以帝师自任，自称身奉清帝衣带诏，不便与革命党往还，托故不见。他一方面担心与孙中山这样的革命党首领来往，于自己将来的活动有碍，另一方面还是内心深处的主角意识在起作用。1898年10月25日，陪同康有为到达日本的宫崎在《三十三年之梦》中有详细回忆：

　　“次日孙逸仙来访，要我介绍与康先生会晤。康托词拒绝。孙先生之所以要见康，并非在主义方针上有如何相同之处，而只是对他当前的处境深表同情，意在会面一慰他亡命异乡之意，这实在是古道热肠，一片真诚。而康先生之避而不见也自有其理由，盖从清帝看来，孙先生为大逆不道的叛徒，悬赏而欲得其首级。孙先生之视清帝，亦不啻是不共戴天之仇，伺机想一蹴而推翻他。而康先生虽然中道挫折，亡命异国，但依然梦想挽回大局，恢复皇上的统治，自己作一个幕后的人，以立空前的大功。因此，无论从以往的情义上，从怕受人怀疑这个利害的观点上，不愿会见孙先生是无可厚非的。然而我国的有心人士，却莫不为之惋惜。甚至有人费尽心思斡旋他们秘密会面，但终未能成功。不仅如此，在无知之辈中间甚或演出互相倾轧的丑态，竟至有人捏造谣言来中伤孙先生，以致两人之间的关系日益疏隔，的确令人遗憾。

　　同时康先生心中尚怀有另一个梦想，可能也是他不愿接近孙先生的一个原因。那就是他的自负心。他心中暗自有所期待，以为自己的地位一定会说服[外务]大臣同情自己，允许派兵牵制守旧派，以便挽回自己的势力的。这种自负心是由信赖心产生的，这是过于相信自己。而这种过信自己的反作用，就变成失望和怨恨，这也是人类自然的道理。”

　　不过倾向于孙中山的宫崎对康有为仍有持平之论：“作为个人来说，康有为本没有什么了不起。度量似乎亦狭隘，见识既不丰富，经验也不足。然而，他以一介草莽书生，受到皇上的知遇，却是事实；说动皇上，唤起他改良中国的决心，也是事实；而且辅佐皇上，颁布变法自强的上谕，也是事实；因而震撼了四百余州，也是事实……虽然不幸一败涂地，一切计划都归泡影，但是，事实终究是事实，而且这些事实，是进取的、改良的，也是确实。仅从这一点上，我便认为李[鸿章]渺小而康伟大。因为他志在挽回国家大局，其名誉心也是为此而动。世人认为康渺小，只是因为不了解中国的现状，以及不知道比较判断的分寸。”他说“由此看来康氏实不失为中国之豪杰”。

　　康有为拒见孙中山，事为犬养毅所知，他不希望中国的新党因此而有隔阂，就约孙中山、陈少白与康有为、梁启超四人一起到他的早稻田寓所会谈。除了康有为，其他三人都来了。梁启超说康有事不能来，特派他为代表。当天，三人各抒己见，详细讨论了双方合作的可能性。到第二天早上才散去。几天后孙中山派陈少白到康的住所拜访，康、梁一齐出见，在座的还有王照、徐勤、梁铁君三人。陈少白痛陈满清政治种种腐败，非推翻不足以救中国，请康有为改弦易辙，共同实行革命大业。康的回答是：“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只知冬裘夏葛而已。”陈少白反复辩论三个小时，康的宗旨始终不变。对于这次会面，陈少白在《兴中会革命史要》中有详细记载：

　　“我对康有为说：‘清政府已不可救药，先生也要改弦易辙了。今日局面，非革命国家必无生机。况且先生以前对于清政府不算不尽力，到现在他们倒要杀你，你又何苦帮他们呢？’康有为说：‘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今上的’。我说：‘要是先生是个没出息的人，我倒可以不说，如果你自命为一个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人物，那末你不能为了今上待的你好，就把中国都不要了。所以请先生出来的意思，就是不以私而忘公，不以人而忘国。……’康有为没什么好回答，只说了‘今上’怎样好，差不多比尧、舜、汤、武都要胜过几倍。我同他三个师弟反复辩论了三点钟，末了他还说我不知其他，只知‘冬裘夏葛’而已。我知道不会有什么结果了，就说我们改日再谈罢。就告辞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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