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主角与配角》

石敢当

英而不雄总理自许本为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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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主角与配角   作者：傅国涌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1911年9月，风起青萍之末，湖北革命党人已跃跃欲试，9月16日居正奉命前往上海报告，并催请黄兴、宋教仁、谭人凤等迅速赶赴武汉主持。25日，居正抵达上海，详细报告了湖北近况，同盟会中部总会决定接受率先在武汉发动起义的计划，并决定南京、上海同时发动，派人到香港请黄兴速来，宋、谭等先一步西行。因为谭病了，宋承诺10月11日动身。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宋的密友胡瑛在狱中派一岑姓学生前来，痛哭流涕极言湖北不能发难。宋与胡久共患难，“深佩其毅力”。他对居正的报告于是疑信参半，对武汉之行有了犹豫，决定


等黄兴到了上海再说。10月3日，因为武汉事急，他们再次开会商议，宋同意提前到10月6日起身。结果临行时，又因为于右任不在，《民立报》的事难以摆脱，而不能成行。10月8日，谭人凤带病出院，先走一步，船到九江，武昌起义已成功，黎元洪已被推出。宋教仁来不及赶到武汉，引为终生大憾。谭因此归罪于他――“推原祸始，则皆宋钝初之迁延有以致之也。不然，当时内地同志，对于海外来者实有一种迷信心，安有黎元洪？无黎元洪，又安有此数年来之惨剧？吾昔日因袁世凯目黄、宋为英雄，曾有言曰：‘克强雄而不英，钝初英而不雄。’”

　　当然，即使宋教仁去了武汉，历史的结局未必就有大的改变。他留在上海，也以自己的方式为辛亥革命推波助澜，他在《民立报》的言论无疑对社会舆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一年间，他在《民立报》发表一系列光焰逼人的文章，“渔父”之名早已名动一时。10月24日，黄兴到达上海，宋教仁力劝黄速去南京，掌握新军第九镇原赵声部属，另开新局面，他曾反复申言：“今日之形势，以天下言之，重在武昌，以东南言之，则重在金陵。”但黄没有采纳。28日，宋陪同黄抵达武汉，宋即力主组织中央临时军政府，以争取交战团的合法地位，并起草了《鄂州约法》。黄兴对成立临时政府不以为然，一心想先立战功，再作打算。宋见事不可为，就携日本友人北一辉南下。12月2日，南京光复，宋斡旋、调停程德全、徐绍桢、林述庆三方矛盾，以程为都督、林为北伐军总司令、徐为援鄂军总司令解决了几乎火并的局面，显示出折冲平衡的政治才干。他同时也没有停止过组织政府、推黄兴为首领的努力，当时留在上海各省代表之所以选举黄兴为大元帅，有人回忆：“此次选举，完全是宋教仁、陈其美二人恐怕武昌真成了中央政府，于同盟会不利，所以鼓煽留沪的一部分代表扮演了这一幕滑稽戏。”

　　1911年12月23日，宋教仁曾夜访日本驻南京领事铃木荣作，说各省代表年龄思想虽然差距很大，有激进的，有温和的，但他们“无论何人皆不愿袁[世凯]为大总统，而均推戴黄兴。”（当然日本人并不相信这是代表们一致的意见。）此前12月1日，宋教仁与林长民、居正、吴景濂等以“留沪代表”名义联名致电各省谘议局，提出“目下大局安危，不在一时一地之胜负，实在统一机关之成否”。他之全力促成中央临时政府，是认识到只有这样才能对内足以号召，对外可得国际承认，这是形势的需要，其中本无个人权力欲。推其当时用意无非“拥黄制黎”，他心目中的临时中央政府应该是由黄兴这样的革命党人主导，如此一来黎元洪至多不过是一地方长官，只有听命于中央政府，不至于主、配角倒置。当时，宋活跃在形势瞬息万变、一切都充满变数的政治舞台上，以他的政治才能、民主常识，灵活的手腕，早已头角峥嵘，所以也招来人忌。当汉口代表会议上通过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草案”在12月11日的《民立报》刊出时，宋教仁加了一段按语，认为这个草案“不适合者颇多”，希望代表会“反复审定”，以免“遗笑大方”，不料反对之声大起，舆论无不以为他有总理自为之意（包括章太炎、蔡元培等也有这样的看法）。

　　章太炎说：“遁初[宋教仁]自武昌来，道克强任汉阳总司令，得湖南援可守，时南方独有江宁未下，规模粗定，诸省皆推武昌为中央，遁初自许当为执政，属余作人物品评，余念同志中惟遁初略读政书，粗有方略，然微嫌其脱易，似前世刘禹锡辈。时辈既无过遁初者，因为宣布。”章太炎确实在12月1日（即宋通电号召尽快组织中央政府的当天）的《民国报》、《神州日报》发表宣言作“月旦之评”，认为孙（中山）只是“元老之才”，“至于建制内阁，仆则首推宋君教仁，堪为宰辅，观其智略有余，而小心谨慎，能知政事大体，虽未及子房文终，亦伯仲于房、杜。” “鄙人本非在位，今以一人之见，品藻时贤：谓总理莫宜于宋教仁……”这不只是章氏一家之言，蔡元培在《我之历史》序言中对宋的评价也近于此：“清季言革命者首推同盟会，会旨虽有‘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诸义，而会员大率以‘驱除鞑虏’为惟一目的，其抱有建设之计划者居少数。抱此计划而毅然以之自任者尤居少数，宋渔父先生其最著也。”蔡元培的序中还有一句话：“南京临时政府之议起，章炳麟君以国务总理许先生，先生亦以此自许。”

　　悠悠众口，几乎都说宋教仁以总理“自许”。一时舆论对宋误会很深，以为他主张内阁制就是想自己当总理，乃是出于私心。期间，盛先觉给梁启超的信中说及，“前数日上海已开国民会，公举黄兴为假大元帅，而黎副之，以宋教仁为总理”。可见道路传闻，几乎是尽人皆知。经过数千年的君主专制高压，士大夫无不逆来顺受，中国社会弥漫着一片乡愿气息，似乎特别看重谦让，凡事都不能出自本人的口中，惺惺作态，假意退避，流弊所及，一时难以纠正，所以当时人们对宋教仁以建国大任自许，嫉妒、讽刺远多于赞助支持。武昌起义之后两个半月没能产生一个领导全国的中心机构，就与这些因素有关。

石敢当

英而不雄总理自许本为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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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主角与配角   作者：傅国涌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宋生逢历史转型的大时代，果然有当仁不让的雄心，自信可以施展经世的长才，但他自知在年龄、声望、资历等方面，当时还不是担任总理的合适人选，他心目中理想的人选是黄兴。宋的声望在黄兴之下，但他们都是湖南人，都出身于华兴会，关系密切，宋对实际政治的兴趣要远比黄大，包括胡汉民、章太炎在内许多人都认为宋促成各省代表推黄兴为大元帅（或大总统），不过是取其“名”，由他自己担任内阁总理，才是取其“实”。其实这些说法并无可靠的依据，一年后，时势变化，他才有这样的念头，这在他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曾


坦诚相告。

　　平心而论，在同盟会重要人物中，宋确是更重视建设，他初到日本，本来想学陆军，后来还是选择了法政。他之所以“专心研究政法、经济诸学科”，就是“为将来建设时代之需”。他深知要以新的政治制度代替旧的专制制度，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当时的革命者还没有几个人注意到这个问题。在日本留学的六年间，他研究各国的政治、法律、官制、财政等，翻译了日、英、德、美、匈牙利、奥地利等国的宪法、官制、财政制度等。留学生当中，有时讨论这些问题，“每有辩议，独有钝初能本末悉举，众感悦怿”。他在这方面确实走在了同时代人的前面。景梅九在《罪案》中回忆，宋在回国前夕曾对他说：“但破坏容易，建设难，我看同志从事于破坏一途的太多，对于建设，很不注意，将来要组织共和国，不是玩笑的事！什么临时约法，永久宪法，都须乘此功夫，研究一番才好！所以我很想邀集精悉法政同志们，一齐干起来，你以为如何？”宋死后，景梅九想起往事，痛心不已，挽联中有“破坏易，建设难，勉为其难，遂死于难”句。

　　曾同在《民立报》共事的于右任对宋更是推崇备至，称其“才、学、识三者俱备”。宋曾奔赴黄花冈起义，当登船之时，于问他决心如何？宋坦然答：“成则救四万万人，败则送我一个头颅，值得值得。”事败后，宋回到上海，于见到他的随身行李中有手写的三巨册，大凡文告、约法及中央制度、地方政治机关的设施，纲举目张，蔚成大观，这是他在广州浴血前夕起草的，十年来宋致力建设，他的主张大致都在其中。因为他早有准备，胸有成竹，所以他能在第一时间拿出《鄂州约法》及“官制草案”等。

石敢当

与孙中山胡汉民等产生分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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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主角与配角   作者：傅国涌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内阁制还是总统制？

　　远在美国的孙中山直到1911年12月25日才到达上海。第二天，同盟会重要分子一致同意推举孙为总统，宋教仁也是赞同的，不过他主张责任内阁制，孙中山表示反对，两人政见出现分歧，孙的理由是“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吾人不能对于惟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随孙中山归国的张继


，曾致力于调和孙、宋之间的分歧，黄兴支持孙中山，也劝宋取消提议，他不为所动，最后在12月27日南京代表会上，宋仍主张内阁制，黄兴作提案说明，明确支持总统制，总统制获多数通过，宋保留意见，暂时搁置了这一分歧。

　　1912年1月3日，在孙中山最初提出的内阁名单中，本来是以宋教仁为内务总长，“以其尝主内阁制，并欲自为总理，故参议院不予通过（初由各省代表会行参议院职权，阁员需得其同意，著为‘约法’，其后因之。）”章太炎说：“时府中粤人与遁初不协，恶其豫政，用为法制院总裁。”谭人凤则责怪黄兴“其于同辈中能力胜己者，虽明知而不愿用。以故南政府之组织，如宋教仁者则仅以法制局敷衍之，而汤化龙、汤芗铭、刘冠雄辈反特邀拔擢。”两种说法都不太合乎事实，宋未能当成内务总长主要不是广东人的排斥，而是各省代表会中有不少人反对宋，当时有关他想做总理的传说大盛，世人对他多有误会，马君武等攻击尤力。黄兴向孙中山提出变通办法：“在今日情势之下，新旧交替，而代表会又坚持反对遁初长内务，计不如部长取名，次长取实，改为程德全长内务，蔡元培长教育，秩庸[伍廷芳]与亮畴[王宠惠]对调。”孙中山同意内务、教育的人选，坚持外交、司法不必对调。

　　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

　　在中央地方的建制上，宋教仁与胡汉民也有过激烈的争论，宋主中央集权，胡主地方分权，两人之间辩论很激烈――

　　宋：“起义以来，各省纷纷独立，而中央等于缀恚涣闷浔祝煞至眩磺冶刂醒胗写笕ǎδ丝梢愿凑瘢毡镜鼓唬俏仪笆Α！

　　胡：“中国地大，而交通不便，满清末造，惟思以集权中央，挽其颓势，致当时有中央有权而无责，地方有责而无权之讥，而清亦暴亡，则内重外轻，非必皆得。且中国变君主为共和，不能以日本为比。美以十三州联邦，共和既定，即无反复。法为集权，而黠者乘之，再三篡夺。我宜何去何从？况中国革命之破坏，未及于首都，持权者脑中惟有千百年专制之历史，苟其野心无所防制，则共和立被推翻，何望富强？”

　　宋：“君不过怀疑于袁氏耳。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则总统政治上之权力至微，虽有野心者，亦不得不就范，无须以各省监制之。”

　　胡：“内阁制纯恃国会，中国国会本身基础，犹甚薄弱，一日受压迫，将无由抵抗，恐蹈俄国1905年后国会之覆辙；国会且然，何有内阁？今革命之势力在各省，而专制之余毒，积于中央。此进则彼退，其势力消长，即为专制与共和之倚伏，倘更自为削弱噬脐之悔，后将无及。”

　　但胡汉民最终也没有说服宋教仁。

　　在定都问题上，宋教仁与孙、黄及胡汉民等人的看法也不同，宋曾亲入东北，对其战略政治的价值认识很深，深知日、俄窥视东北已非一日，而且俄国正积极推动外蒙独立。从国防外交考虑，他认为定都南京并非上策。《胡汉民自传》说：“盖太炎、遁初反对最力，以为迁都南京，即放弃满蒙。”

　　看得更远更务实

　　作为“迎袁”专使之一，宋教仁有负使命，北京兵变发生后，袁世凯请他先南下报告（不过，在他到达上海前三天，南京参议院已议决同意袁在北京通电就职）。当时，同盟会中曾有一种声音主张黄兴统兵北上，以迎袁为名，顺便扫荡北洋军阀和专制余毒。会议时蔡元培持重不语，宋则认为不可，因为统兵北上非同儿戏，何况革命军前锋只及徐州，直、鲁等地都有北洋重兵把守，岂肯轻易放行，必然引起战争。他的话没说完，马君武就大声叱责他为袁做说客，出卖南京政府，“且以掌击宋面”，幸孙、黄制止。宋左眼受伤流血（住院几天才愈），孙中山当场喝止马君武，并要他赔礼。事后马说：“因不识遁初之手腕，故有是言，遁初诚愿始终忠于党，我甘承其过。”黄兴最后也接受了宋的意见。

　　宋教仁当时的许多主张都与他洞察国际局势有关，比如他赞成中央集权，希望形成统一而有力的中央政府，并不是因为他在政治理念上不赞同地方自治。北京兵变后一位美国人曾不无恳切地向他剖明其中利害，而日本黑龙会人在和议达成前后两次派人向他游说，就是要竭力阻止和议，甚至一直追到北京，日本不希望看到中国南北统一，以便日本政府推行“分而治之”的图谋，宋之所以反对黄兴带兵北上，就有这些顾虑在内。他一度愿出使日本，斡旋、调和中日邦交也与此有关。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初，就拟由宋教仁出任驻日代表，不料被日本人所拒绝。宋在写给日本友人内田良平的信中讲到：“弟初拟出使贵国，……岂料事与计左，时事变迁，承乏司农”。北一辉的《支那革命外史》中说，“后者（宋）之爱国的自尊心终于使彼等（日人）结〈束〉而不得不使成为一排宋势力。”“以妇孺皆知誉为中国革命元老之（白浪）滔天且发排斥宋教仁之电文于各处”，“而远来援助之头山满、犬养毅氏等亦以宋君之去日本为结托自己于本国之政敌的长阀，乃诉于邻国政权中心不问人之如何而非难其正当之行动，不常发言之头山翁当时亦劝告孙君欲以毫不闻名的何天炯代替宋君。”宋早在1911年2月8日就在《民立报》发表过《东亚最近二十年时局论》，其中预见“吾中国既往将来之大敌国，则日本是也。”对日问题注意久矣，他所著的《间岛问题》就是最好的证明之一。1912年秋天，当黄兴在北京时，外蒙古独立问题发生，黄兴郑重提议派宋教仁为驻日代表，“交欢其朝野，缓和其侵略，劝说其承认民国”，袁世凯表示很赞成，准备提交参议院同意，宋本人也跃跃欲试。只是由于流亡多年，老母倚门望子，望眼欲穿，1912年10月18日，宋动身回乡，他在乡居期间，仍没有完全放弃出使日本的念头。

石敢当

与孙中山胡汉民等产生分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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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主角与配角   作者：傅国涌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宋教仁往往比其他同伴看得更远，同时又更务实，因此不被理解，受攻击、误解不说，甚至还要挨打，他只能委曲求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那天，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使宋教仁竟然未能参加孙中山的就职大典。他和前来约他一起参与大典的居正等人，刚准备出门就被女子北伐队长林宗雪带一群女兵挡住，林按剑说：“我们来此不要怕，只是要求女子参政权，必须宋先生答应。”宋说：“大总统今天就职，你们不去排班护卫，已经失礼，向我要求，更是无理取闹。”好不容易说得她们一哄而散，就职典礼也结束了。




　　当同盟会与其他政团谋求合并改组为国民党时，为了不与当时的社会积习发生尖锐冲突，减少不必要的阻力，删除了原来政纲中提倡男女平权的内容，不料1912年8月13日同盟会举行职员会时，女会员前来哭闹质问，并扭打宋教仁。在张继的劝解下才暂时解散。8月25日国民党成立大会，上午开会时，唐群英等又再度抗议，并扭打宋。下午开会表决，赞成将“男女平权”写入政纲的仍是少数。

石敢当

从革命党到普通政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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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主角与配角   作者：傅国涌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毁党造党”

　　当时的体制既非美国式的总统制，也不是法国式的内阁制，形成了二重行政，客观上正好有利于袁世凯操纵其间，纵横自如。同盟会提出政党内阁主张，因为在临时参议院没有形成多数，也无法实行。宋教仁所以在辞去农林总长之职后，一心一意致力于造党，就是为了实现他的政见。其实他的这个想法由来已久，1912年3月章太炎给张继、于右任的信中讲到，


宋曾说过，“选择同盟会中稳健分子，集为政党，变名更署，与同盟会分离。”实际上就是要完成从革命党向普通政党的转换。

　　辛亥革命之后，熟悉英国政党政治和宪政思想的章士钊从英国归来，宋教仁立即邀章为《民立报》主笔，1912年7月15、17、19日，正是章士钊首先在《民立报》连载发表《政党组织案》，第一次提出“毁党造党说”，8月7日又发表《毁党造党之意见》。“毁党造党”与章太炎的“革命军兴，革命党亡”大不一样，与宋的想法却是相吻合的。蔡锷通电赞同（8月16日，《民立报》发表《蔡锷毁党脱党通电》），《民立报》甚至发表了同盟会将与其他政党合并组成一个纯粹大政党的消息，并透露有可能改名。此前，宋一度也想争取与章太炎发起的统一党联合，由于张謇、熊希龄、张弧、孟森等的反对，而没有成功。黄远生在《对于三大势力之警告》中说：

　　“同盟会于革命事业之有功无功，让之后世公论，不待繁言。吾盖深惜同盟会以绝好之基础，可得全国之信仰者，而乃以种种自杀之政策坠丧之：第一坠丧之于南京政府。第二坠丧之于南京政府取消之后，不能确定消纳新旧、调和南北之政策，惟是日为势力相持之争。第三坠丧之于不能先时改组，及改组为国民党时，又不能尽如宋遁初之志，行大改革，惟是为一时之势力计，委曲弥缝，以装饰外观……向令南京政府初成立时，同盟会奋然改组，广纳社会各方面有品望之人，斟酌国情，齐一趋向……。”

　　1912年3月，当作为革命原动力的同盟会改组时，挟辛亥革命的风雷，声势浩大，人数众多，已隐然执政坛的牛耳。宋教仁被选为政事部主任干事，开始主导实际党务。谭人凤回忆，宋曾建议将同盟会改为纪念会，重新组织政党，因受到同盟会内多数人的反对，未能成功，但他的思路没有改变。7月16日，同盟会本部举行全体职员大会，代理总务部主任干事魏辰组提出“拟改定名称组织完全政党案”，结果意见分歧，决定提交全体会员大会表决。21日，大会开幕，蔡元培反对改名的讲话赢得了热烈掌声。（包括田桐、白逾恒等认为“同盟会系数十年流血所成，今日当以生命拥护此名与民国同休”。）但在这次大会上，宋教仁还是被选为总务部主任干事，总揽会务。当时统一共和党与同盟会之间还有分歧，合并组党的条件尚未成熟。7月26日，袁世凯借助军警武力威胁参议院通过陆征祥组阁，统一共和党激愤异常，与袁及支持袁的共和党矛盾激化，形势发生急剧变化，为两党合并埋下了契机。经过磋商，两党还有中途及后期加入的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联合组成国民党成了定局，8月1日举行正式筹备会，宋被推为临时主席，13日发表成立宣言，申言“一国二大党对峙”的观念。“自斯而后，民国政党唯我独大。共和党虽横，其能与我争乎？”这封同盟会总部通告各支部、分部的信，大概就出自宋的手笔。

　　 “一国二大党对峙”

　　8月25日，即孙中山达到北京第二天，国民党举行成立大会，与会的有二千多人，选举产生理事九人，实际上主持国民党改组的核心人物宋教仁以仅次于孙、黄的票数当选。连向来对同盟会持批评立场的名记者黄远生也认为：“平心论之，宋君此次主持国民党改组之功，于中华民国历史上必有不可磨灭者耳。”后来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大胜利就是宋组织国民党成功的证明。袁世凯死后，国会恢复，孙中山同意恢复“国民党”这个党名，以后改组始终沿用这个名称，就是因为其影响深远。当时选出的干部更是一时之选，总务部主任干事魏辰组、殷汝骊，干事任鸿隽。交际部主任干事李肇甫，干事覃振、顾维钧。政事部主任干事谷钟秀、汤漪。选举科主管干事杨永泰，干事张东荪、沈钧儒、徐傅霖、罗文干、张耀曾、伍光建、仇鳌等。文事部主任干事杨光湛。政务研究委员会主任干事张耀曾、刘彦，干事冯自由、石志泉、吴铁城、张东荪。这些人学有专长，熟悉欧美和日本的政治、学术，不仅当时是佼佼者，而且在后来几十年复杂多变的中国政局中也都发挥了重要影响。宋教仁是其中无可争议的领袖、灵魂人物，只有他有能力、有威望、有手腕，把这些精英粘合在一起，换句话说只有他具备这样的凝聚力和个人魅力。

　　“国民党之改组也，实系遁初一人主持，而胡瑛、张耀曾、李肇甫、魏辰组及某某君等为之奔走密谋，皆与有大力。当未改组前，记者一日面询胡君以改组之事，胡君答称在南京时，以孙中山、汪精卫等不甚主持，故致中止，可见此中阻力之大。宋君居京既久，政治思想，异于他人，实为国民党政界运动之中心，诸同盟会议员既亲附之，与之连名，附于赞成改组之列，及改组事定，则国民党之议员，尤亲附之。其先同盟会中诸激烈分子不满意于改组者，事定后乃议排斥宋君，不举为理事。于是同盟会之议员某某有力者，乃暗中鼓动统一共和党出头，谓不举宋君为理事，则我等合并之事可作罢。因是宋君乃始得为理事。故宋系云者自参议院中言之也，至于院外宋君能有几许势力，尚难言之，盖宋君所以能于议院中占势力者，以其为改组之原动一也。以其政治思想实与一般政客较为接近二也。大凡首领之性质思想既异，则其部下即不能无派别。”

石敢当

从革命党到普通政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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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主角与配角   作者：傅国涌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此前1912年9月16日，宋教仁在《民立报》发表致北京各报书：“连日各报载国民党事，诸多失实，甚且如《民视报》等谓孙中山先生辞理事职，出于鄙人之排斥，《新纪元报》等谓孙、黄有冲突，皆不胜骇异。……此次选举理事，孙先生得票最多，惟孙先生以此后欲脱离政界，专从事于社会事业，故不欲任事，曾经辞职，已由鄙人与各理事再三挽留，甚允不辞，现已推为理事长。鄙人与孙先生从事革命几及十年，何至有意见之争？且国民党新立，正赖有功高望重如孙先生者为之主持，亦何至有内讧之原因耶？至于黄克强先生与中山先生


同为吾党泰斗，关系之亲切，天下皆知，此次北来调和南北意见，主持大计，两公无丝毫之异，更何至有冲突之事如各报所云云乎？”

　　但他的澄清并没有平息谣言，谣言继续像长了翅膀一样流传，比如《时报》（1912年11月8日）就有这样的消息：“据汉口来信谓：黄兴电宋请到鄂新组进步党与孙文分离，其言一时难以尽信，然最近各党内部极形纷乱，各种方面人提议组织新党，不久政党分野必有大变动。”

　　三种不同的“新旧合作”

　　史家李剑农指出“所谓新旧合作的精神，在国民党中孙与宋与黄各不相同：中山的新旧合作是朝野合作，宋的新旧合作是总统与政党内阁的合作，黄的理想则是化旧为新”。相比之下，宋确实对社会改革兴趣不大，他的注意力在宪法、国会、内阁，所以他才会在多方面下工夫，他常对蔡元培说：“毋攻袁太过”，“且时与袁党赵秉钧、梁士诒等相周旋”，甚至拉他们入党。赵秉钧经于右任等介绍，早就加入了同盟会。这位对政党政治毫无认识的旧官僚曾坦白地对记者说：“我本不晓得什么叫做党的，不过有许多人劝我进党，统一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共和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同盟会也送得来。我也有拆开来看的，也有撂开不理的，我何曾晓得什么党来？”对此，黄远生笑说：“其实袁系自是袁系，政党自是政党，彼等视无党不可入，何有于同盟与非同盟？”这一点，宋又岂能不知，只是他试图把他们纳入到宪政轨道罢了。到1913年4月2日，黄远生在《春云初展之政局》第四篇《宋遁初君死后之观察》中说：

　　“非国民党之政客，大半皆表示极诚恳之悼哀，民主党某君与宋君交谊极深，往者主张宋内阁派之最有力者，彼言宋君改组国民党之苦心，可谓至矣。在南京时，主张解散同盟会另组政党，几为同党人所殴击，志竟不成，宋君异常郁郁，及来北京，同盟会信用失坠，党内党外改组之说纷起，于是宋君之说，逐渐得势力，然宋君之意，本欲解散旧有之会而造新树之党，五党合一，非宋志也。故宋君自谓只行得其宗旨之第一步，颇欲继此清理党籍，巩固内部，树立政策，期其必行。北京之国民党，以所谓参议院派者占中坚十九，皆宋派也。统一共和党初合时，本欲举宋为理事长。故北京之国民党本部，平心论之，实渐近政党之模型，其组织纯用理事长专任制，干事皆由理事长指选，事经主任干事署名，党员皆须服从，颇有统一及秩序。虽同党中颇有愤其专横者，而主事者力持不变。此等可谓宋君一人之力。今丧此元良，此即党界之变迁，亦未可以人力豫言也。”

　　 “进而在朝”与“退而在野”

　　宋教仁致力于造党无非是为了两个目标，一是制定真正的共和宪法，二是确立纯粹的政党内阁。至于哪个党出来组阁则是第二位的。1912年7月21日，他在同盟会本部夏季大会上演说，“本党对于统一临时政府内阁，已决定，如不能达政党内阁，宁甘退让；如可改组政党内阁，虽他党出为总理，亦赞助之”。

　　虽然作为国民党的领袖，黄兴、孙中山也并不是完全不管国民党的事务，在宋教仁回乡省亲期间，1912年12月23日孙中山曾致电刚刚就任汉粤川铁路督办的黄兴：“近得北京本部消息，存款将尽。弟处无从为力，望兄设法接济。”黄兴25日复电：“北京本部款尽，弟处亦无法筹措，仍请密电梁燕荪再拨前款数万两接济。”但无论是将同盟会从秘密变成公开，还是改组成国民党，确实都是发起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宋教仁所推动，他当时是党内温和力量的代表，而广东籍的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等对此都比较冷淡。为了扩张党势，宋等不惜放弃同盟会时代土地国有、男女平权等主张，迁就其他小党，目的就是要尽快将同盟会从一个革命党变成普通政党。在当时的背景下，宋的选择是无可非议的。1912年8月22日，孙中山曾写信给宋：

　　“民国大局，此时无论何人执政，皆不能大有设施。盖内力日竭，外患日逼，断非一时所能解决。若只从政治方面下药，必至日弄日纷，每况愈下而已。必先从根本上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而政治乃能活动。弟刻欲舍政事，而专心致志于铁路之建筑”。

　

　　宋的看法与此不同，诚如他后来（1913年2月1日）在武汉演说时说的，“以前，我们是革命党；现在，我们是革命的政党。以前，是秘密的组织；现在，是公开的组织。以前，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他认为：“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政治的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在国会里头，占得大多数议席的党，才是有政治权威的党，所以我们此时要致力于选举运动。我们要停止一切运动，来专注于选举运动。选举的竞争是公开的。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那么，我们的主义和政纲，就可以求其贯彻了。”

石敢当

从革命党到普通政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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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主角与配角   作者：傅国涌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这就是孙、宋当时的不同见解。因为宋得到了同盟会内部包括黄兴在内多数的支持，孙只有让他放手去干，但内心确是不以为然的。就政坛的角色来看，孙已将兴趣转移到修铁路等实业上，而宋的兴奋点一直在实际政治上。

　　 “宋教仁旋风”




　　1912年10月15日，国民党参议员会成立，18日，宋教仁就与王宠惠乘京汉车南下省亲。不料乡居数月，形势大变，梁启超回国，共和党更是利用宋教仁不在，国民党缺乏中心人物，到处散布流言，挑拨离间，旨在赢得国会选举。国民党特派员于德坤去贵州组织党部，遭到暗杀，孙中山以理事长身份电袁世凯、唐继尧等责问：“似此野蛮举动为全世界对于异党人所无”，没有下文，这是个不祥的先兆。到1913年2月，宋教仁再也不能在桃源乡间住下去了。他出山之后，顺江而下，到处发表演说，言论风采倾倒一时，在长江流域刮起了一股“宋教仁旋风”。当时尖锐的政治矛盾已浮现出来，一是国会集会地点、二是宪法问题（袁世凯本人对总统权限尤其不满）。目睹袁世凯政府在财政、外交上的敷衍，措置失当，宋教仁从1913年2月10日第一次在武汉予以公开批评，随后在上海、杭州等地演讲也曾猛烈抨击袁政府。3月9日，他在南京明确阐述自己的见解：

　　“一、总统当为不负责任，由国务院负责。内阁制之精神实为共和国之良好制度，国务院宜以完全政党组织之。混合、超然诸内阁之弊既已发露，无庸赘述。二、宪法问题当然属于国会自订，毋庸纷扰。三、至于先定宪法后举总统，本光明正大之主张，不能因对人问题以法迁就之，亦不能因对人问题以法束缚之。吾人只求制定真正之民主共和宪法，产生纯粹之政党内阁。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然后再问诸人。凡共和国家存在之原理大抵如此，国民党现今应有之党略亦当依此方针以谋稳健之进行。四、地方问题则分其权之种类而为中央地方之区别，大纲既定，地方问题自迎刃而解，惟道府制即观察使等官制实为最腐败者，万不能听其存在。”

　　他而且起草了政见大纲：《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分划之大政见》等。他理想中的“进而在朝”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严密地监督政府，正好与袁世凯不想受任何约束的旧权威针尖对麦芒。袁代表了几千年根深蒂固的旧思想、旧观念、旧习惯、旧势力，是农业文明、集权政治那一套，而宋代表的是新思想、新观念、新路子，指示着近代文明的方向，两者的不相容、不调和是必然的。宋可以在阳光下无所顾忌地展开批评，是因为他认为在野党拥有堂堂正正批评政府、监督政府的权利，否则就是失职，就是对共和国的不忠。（二十年后，章太炎还认为“而宋之在政府，亦以副署权陵轹元首，终蒙杀身之祸”。

　　此外刘厚生的《张謇传记》讲到，据陈陶遗说，宋教仁认为，“依照清代财政历史，北京中央政府支出，全靠长江流域及大庾岭山脉各省所接济之京饷，现在袁之势力只能达到黄河流域及太行山脉之各省，此各省之生产数量极微，决不能供给袁政府之军政费，如向五国银团借款必须以全国盐税作抵，盐税之收数以人口多寡为比例，设如国民党势力控制之各省对袁不侵不叛，使彼无所借口不能用兵统一，则银团借款决不能成，不出两年，袁将以财政困厄不能支持而自动倒台，不烦国民党之讨伐也。此宋当时之所以极力反对大借款以盐税作担保也。”

　　宋的这些想法，不能不传到广有耳目的袁那里，这也是袁的大忌。再加上1913年3月，国会选举揭晓，国民党在这次有限选举中以绝对优势获胜，不考虑跨党因素，国民党在参议院获132席，占48.2%，在众议院269人，占了45.1%，虽然都未能过半数，但统一、共和、民主三党在参、众两院相加都不及国民党的2/3。这次选举，因为选举资格受教育程度和财产等限制，全国具有选举资格的选民只有4000多万，仅占全国总人口的1/10（真正参加投票的人数更少，据有些研究表示只有400万人左右，只占全国总人口的1%），但这毕竟是中国第一次真正的国会选举，放在整个历史上都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清末咨议局选举只有160万选民，参加投票的更少。而且这次选出的议员平均年龄只有36岁，其中2/3以上在国内或国外受过新式教育。这与咨议局议员中大多数拥有传统科举功名已完全不同。

　　选举的胜利，使宋教仁绽开了笑容。“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他在杭州登南高峰的诗可见当时的心情。他的政党政治、责任内阁理想即将付诸实施。他将登上历史的大舞台，从在野的党魁进而在朝掌握权柄，与袁世凯展开宪政轨道上的较量。他的踌躇满志是正常的。毕竟这位政治家年轻得让后人感叹，他只有32岁啊。但他无法躲避来自阴暗角落的子弹。3月20日，就在他动身北上之时，已经有歹徒埋伏在上海火车站。事先谭人凤在武汉就劝他防备，沪、宁等地也是传说纷纭，但他泰然处之，认为阳光下的政治竞争，容不下偷偷摸摸的、卑鄙残忍的手段，不幸谣言竟成真。当时在长沙读书的青年左舜生曾在《民立报》、《民权报》上看到过宋教仁的裸身遗像，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深刻印象，数十年后依然清晰地记得――“致命一伤在腹部，面目如生”。

石敢当

梁启超对读书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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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主角与配角   作者：傅国涌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采。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的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

　　――郭沫若《少年时代》




　　梁启超对晚清以来读书人的影响之大无人可比，1912年11月10日远在美国留学的青年胡适在《时报》得知梁回国的消息，在日记中说：“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即使走上革命、排满之路的也无不受到他的启蒙，从他的文字中获得精神滋养和革命动力。郭沫若在《少年时代》中的评价是准确的。三十六岁之前拘泥于试贴词章、不问时事的辛亥革命元老谭人凤回忆自己思想的变化时，几次提及1897年到1899 年读梁启超办的《时务报》等杂志，“感触愈多”。虽然他后来对梁启超没有好感、评价很低，但他也肯定梁“启迪国人，功诚匪浅”。不喜欢梁启超的胡汉民也认为“梁为文较严复为放纵有胆”，对其文字的生动多姿多有肯定。

　　辛亥之前，梁启超在保皇（或称维新、立宪、改良）与革命之间徘徊。辛亥之后，他又不断地在论政与从政之间徘徊。然究其一生，他在思想言论方面的影响更大、也更为深远。一旦梁启超经不住诱惑，要登上权力舞台，他就发现自己的满腹经纶并无用武之地、一肚子的抱负都难以施展，每次都是一筹莫展，只能以辞职、黯然离开而告终。无论袁世凯时代还是段祺瑞时代都是如此。与他同时代的严复直截了当地指出，梁启超不是“实行家”，“不能本坐言以为起行”，他几次入阁时都是劳而无功，“种种皆成纸上谈兵，于时世毫无裨补”。胡适也在1922年2月7日的日记中惋惜地说：“任公吃亏在于他放弃了他的言论事业去做总长。”

　　梁启超是一个“理想中人”，不是那些脑满肠肥的政客可比，他的性格、气质、天赋都是一个更适合论政而不是从政的人。他被誉为“言论界的骄子”，在扮演这一角色时他往往游刃有余、得心应手，放射出灼人的光华，《时务报》时期、《新民丛报》早期、反对袁世凯称帝、反对张勋复辟时都是如此。他是一个思想型的人物，一个“舆论界权威”，他手里握着那个时代最富有魅力的笔，连袁世凯野心勃勃的大儿子袁克定也说他“领袖名流”，得他一言，“贤于十万毛瑟也”。

石敢当

革命与保皇之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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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主角与配角   作者：傅国涌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我辈握手共入中原”

　　梁启超之遭遇角色的尴尬不是始于辛亥革命之后，当年在日本流亡期间，在与孙中山代表的革命派合作问题上他就表现出进退两难。梁启超与孙中山都是广东人，比孙只小七岁，基本上是同一代人，但气质、性格、禀赋的差异很大，所受教育，以及早年的经历也很不相同，孙更像是一个天生的革命家。




　　1895年3月，梁启超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说：“孙某[中山]非哥中[哥老会]人，度略通西学，愤妒时变之流，其徒皆粤人之商于南洋、亚美及前之出洋学生，他省甚少。……然弟度其人之无能为也。”这大约是梁对孙最早的评价。

　　孙中山伦敦被难事件发生后，当时梁启超主持编务的《时务报》第14、15、17、19、21、28册曾分别译载英国、日本的有关报道，如《英国律师论孙文被禁事》、《论传言英将控告孙文一案》、《论孙逸仙》等。在答复章太炎的询问时，梁启超说：“孙氏主张革命，陈胜、吴广流也”，“此人蓄志倾覆满洲政府”。

　　1897年冬天，日本横滨华侨筹款要办一所子弟学校，孙中山推荐梁启超为校长。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亡命日本后与孙中山开始有了直接的交往，与康有为的态度不一样，梁对革命颇有心动。1899年7月，当康有为离开日本之后，以梁启超为首的12个康门弟子在日本镰仓江之岛结义，有心反清，与老师康有为立异，这是事实。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说，这一年夏秋，梁启超与孙中山往来密切，并逐渐赞成革命，韩文举、欧榘甲、张智若、梁子刚等的主张比他更加激烈，因此有了孙、康两派合作的计划，他们拟推孙中山为会长、梁启超为副会长。梁启超诘问：“如此则将置康先生于何地？”孙中山回答：“弟子为会长，为之师者，其地位岂不更尊？”梁表示悦服。当年，梁启超到香港访问陈少白，诚意眷眷地讨论两党合作事宜，推陈少白与徐勤一同起草联合章程。梁启超甚至起草了洋洋数千言的致康有为书，署名的共有13个康门弟子。其中说：

　　“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师恩。”

　　只是徐勤和麦孟华暗中反对甚力，已向康有为通报，说梁启超“渐入行者圈套，非速设法解救不可”，康有为在新加坡得书大怒，立即派叶觉迈携巨款到日本活动，勒令梁启超立即到檀香山去办理保皇会事务，不许拖延。梁启超不得已离开日本，临行还与孙中山相约“共商国事，誓言合作到底，至死不渝”。

　　这件事由于缺乏其他有力证据，而且署名的十三人中罗普从不赞成革命，考梁启超这一年行踪也未到过香港，所以并不可靠。有史家认为，这十三人可能就是从1899年7、8月间，梁启超等十二人结义演变而来，梁启超等“江岛结义”的十二个康门弟子，倾向于同革命党合作，有可能写信给康有为劝说、陈情、请求，最终无下文，不了了之。但他们不太可能以如此口吻直接劝退。从康有为斥责梁启超的那些信来看，其中有不准“叛我”、“背义”等词句，乃至以“断绝”、“决裂”甚至“迫吾死地”相威胁，梁与康之间的分歧还是清晰可辨的。据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当林圭、秦力山、蔡锷等自日本回国前，梁启超等在红叶馆设宴为他们饯行，约了孙中山、陈少白、平山周、宫崎滔天等，一起举杯庆祝前途胜利，大有“风萧萧兮”之慨，“梁启超还把合作的话，殷殷商酌。”红叶馆成为孙、梁合作的高峰，之后在其他因素干扰下，梁启超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时冷时热，不仅明确表示暂时不愿合作，甚至一度“踪迹不得不疏”。

　　不过，梁启超在远赴檀香山前夕曾约孙中山“共商国是，还是说两党一定要合作”也是可信的（这从1900年他们的关系可见）。因为檀香山是兴中会的发源地，梁启超请孙中山介绍同志，孙坦然不疑，就写信将梁介绍给哥哥孙德彰和其他朋友。《梁启超全集》中收录了他给孙中山的三封信，两封是1899年离开日本前写的，当时孙中山对他的犹豫、多变已有所不满，所以他的第一封信就有解释的意思，并表示自己住处狭隘，“室中前后左右皆学生，不便畅谈”，约孙中山在外面小酌叙谈。信中说：

　　“捧读来示，欣悉一切。弟自问前者狭隘之见不免有之，若盈满则未有也。至于办事宗旨，弟数年来，至今未尝稍变，惟务求国之独立而已。若其方略，则随时变通，但可以救我国民者，则倾心助之，初无成心也。与君虽相见数次，究未能各倾肺腑，今约会晤，甚善甚善”。

　　第二封信：

　　“逸仙仁兄鉴：前日承惠书，弟已入东京，昨晚八点钟有他友之约，三日前已应允之，不能不往，尊席只得恭辞，望见谅为盼。下午三点钟欲造尊寓，谈近日之事，望足下在寓少待，能并约杨衢云同谈尤妙，此请大安。弟卓顿首”

　　第三封信是1900年1月11日写的：

　　“逸仙仁兄足下：弟于十二月卅一日抵檀，今已十日，此间同志大约皆已会见，李昌兄诚深沉可以共大事者，黄亮、卓海、何宽、李禄、郑金皆热心人也。同人相见皆问兄起居，备至殷勤。弟与李昌略述兄近日所布置各事，甚为欣慰。令兄在他埠，因此埠有疫症，彼此不许通往来，故至今尚未得见，然已彼此通信问候矣。弟此来不无从权办理之事，但兄须谅弟所处之境遇，望勿怪之。要之我辈既已订交，他日共天下事必无分歧之理，弟日夜无时不焦念此事，兄但假以时日，弟必有调停之善法也。匆匆白数语，余容续布，此请大安。弟名心叩一月十一日”

石敢当

革命与保皇之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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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主角与配角   作者：傅国涌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正是有了孙中山的介绍，梁启超在那里受到了华侨的热烈欢迎，孙中山的哥哥甚至让其儿子阿昌执弟子礼，随梁到日本留学。梁在檀香山几个月，借口“名为保皇，实则革命”，提出组织保皇会的想法，侨商不知其中奥妙，多入彀中，仅捐认庚子勤王起事的军饷就超过了华银数万元（不过多数并未到位）。孙中山得知后，认为梁启超失信，写信责问，但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从此那里的兴中会也和横滨一样，多为保皇会所用，孙中山的地盘尽失，心中的恼火可想而知。但当梁启超相约 “共天下事”时，对梁等仍怀有最后一线希望的孙中


山还是答应了。

　　1900年3月13日，梁启超写信给康有为，反驳保皇会对孙中山“卤莽”、“大言无实”、“结识无赖”以及“叛逆”等谩骂，他说孙中山与光绪皇帝没有恩义，按照各国文明的公理，驱逐满人不是“叛逆”，“先生恐又以为倾心行者，然弟子非倾心行者，实痛恨我党之乏才，曾行者之不若。”“行者”即孙中山。正因为梁启超的态度与康有为不同，不久以后（3月29日），他才会在美国写信给孙中山，希望孙接受“借勤王以兴民政”的策略，“草创既定，举皇上为总统，两者兼全，成事正易，岂不甚善？何必故画鸿沟，使彼此永远不相合哉。弟甚敬兄之志，爱兄之才，故不惜更进一言，幸垂采之。”并表示等自己在美国借款千万的计划成功，“则可大助内地诸豪一举而成”，相约“我辈握手共入中原”。

　　由于1899年秋天与梁启超联合组党的计划功败垂成，孙中山对梁的倡议一时也有疑惑，“迟迟未敢着手。”当年7月28日，梁启超到达日本，8月18日出发去上海时，曾在东京与孙中山会见，“为孙有能力而无同志感到可惜”。梁启超到达上海第二天就传来了自立军失败的噩耗，不过他还说：“目前，两广的活动将与孙文派一同进行”，“将来必定要联合行动的”。差不多同时（8月底）由日本冒险抵达上海的孙中山，目的之一也正是要践梁启超前约，相机参与长江大举。

　　孙中山：梁启超“首鼠两端”

　　1902年3月18日，章太炎给友人吴君遂的信中曾以孙、梁并重，为他们俩不能合作深感惋惜，“今者，任公、中山义气尚不能平，盖所争不在宗旨而在权利也”。他表示“吾人不敢谓支那大计在孙、梁二人掌中，而一线生机，惟此二子可望，今复交构，能无喟然！”

　　此时，孙中山与梁启超的关系已很难修复。1903年12月17日，孙中山在《复某友人书》中指斥梁启超：“康尚有坦白处，梁甚狡诈，彼见风潮已动，亦满口革命，故旧金山之保皇党俨然革命党”，“今日之计，必先破其戾谬”。12月，孙中山在《敬告同乡书》进一步驳斥了梁启超的“借名保皇而行革命”说：

　　“梁之言果真诚无伪耶？而何以梁之门人之有革命思想者，皆视梁为公敌、为汉仇？梁为保皇会之运动领袖，阅历颇深，世情寝[]熟，目击近日人心之趋向，风潮之急激，毅力不足，不觉为革命之气所动荡，偶尔失其初心，背其宗旨。其在《新民丛报》之忽言革命，忽言破坏，忽言爱同种之过于恩人光绪，忽言爱真理之过于其师康有为者，是犹乎病人之偶发呓语耳……”

　　他认为梁启超“以一人而持二说”乃是“首鼠两端”，“其所言革命属真，则保皇之说必伪；而其所言保皇属真，则革命之说亦伪矣”。

　　之后，梁启超与孙中山代表的革命派笔战多年，梁启超在政闻社成立会演说时，张继等去破坏、喊打，已从文战发展到武战了。两派之间的裂痕从此更难弥合。1907年1月10日宋教仁日记说，徐佛苏告诉他，梁启超在《民报》看到他的文章，想和他见面，并表示和《民报》之间的笔战也是出于不得已，如果可以调和，“则愿不如是也。《民报》动辄斥其保皇，实则卓如已改变方针，其保皇会已改为国民宪政会矣，君可与《民报》社相商，以后和平发言，不互相攻击，可乎？”宋答应与民报社诸人商量。第二天，宋与章太炎谈及徐佛苏说的事，章说：“可以许其调和”。宋教仁到孙中山处，孙及胡汉民“皆不以为然”。此事就此作罢。2月1日，宋教仁收到徐佛苏来信，称自己将邀请蒋观云同往梁启超处，“劝告其不加恶口于《民报》事”。（《章太炎自定年谱》也说到此事，梁启超颇感窘迫，托参加过华兴会的湖南人徐佛苏向宋教仁、章太炎等疏通，“欲作调停”，停止笔战，章有意妥协，黄兴力持不可。）

　　其时，两派之间笔战已达多年，积怨早深，要调和并不容易。何况思想上确有分歧。到1910年12月初，杨度上奏清廷请赦用梁启超，其中就说：“数年以前，海内乱党孙文之流，倡民生之说，持满汉之词，煽动浮言，……启超独持君主立宪主义”。武昌枪响之后，梁启超发表《新中国建设问题》，依然主张“虚君共和”，可见他们的分歧所在。（直至晚年，梁启超对孙中山的批评也是很严厉的。1925年3月2日孙中山在北京谢世，第二天他前往吊唁，国民党人责问他前一天在《晨报》论孙中山“为目的不择手段”等语作何解释。汪精卫出来打圆场，说梁君吊丧而来，如有辩论可在报上，或去梁家。这件事3月18日的《申报》有披露。1927年5月5日，梁启超在写给孩子们的长信中：“民国十二三年间，国民党已经到日落西山的境遇，孙文东和这个军阀勾结，西和那个军阀勾结――如段祺瑞、张作霖等――依然是不能发展。……那不择手段的孙文，日暮途远[穷]，倒行逆施，竟甘心引狼入室。孙文晚年已整个做了苏俄傀儡，没有丝毫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