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主角与配角》

石敢当

“非袁不可”(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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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主角与配角   作者：傅国涌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本来在强攻汉阳之后，袁可以下令一鼓作气再攻下武昌，但这样一来他就失去了与革命党妥协的可能性。其时独立的省份已占十之七八，人心已去，维持清廷的虚君已无可能。他本人立即称帝，又与当时全国热望共和的心理相冲突，注定要用武力解决，他并无十足的把握。所以11月29日才会由英国驻汉口领事出面，实行无条件停战三天。此举令人费解，其实这是袁世凯委托英国公使朱尔典所策动的，并且得到了英国政府的许可。那时袁世凯几乎每天都和朱尔典见面，许多重要事情都和他商量。当三年前袁被免职时，这位英国人曾为他出


过力。1911年11月28日，莫理循在信中说：“朱尔典爵士几乎每天见到袁世凯，而袁世凯的机要秘书蔡廷干也几乎每天来看我。”1912年1月24日，蔡送给他两份据说是“满人的传单”，信中说：“好像义和团的日子又来了。你看过后请送给朱尔典爵士，因为满人的意图是将袁总理和朱尔典爵士一起暗杀。”这其中既可能有袁对付南方革命党人的伎俩，也有他把自己和朱尔典、和英国绑在一起的意图，总之要加强他在外国人和革命党方面的分量。

　　莫理循日记称，袁“对朱尔典爵士说：‘我之所以能当上总统，多亏了您的帮助。’（然而袁世凯对我说过同样的话）”。朱尔典在这个过程中确实为实现袁的意图而不断努力，而且干得很出色。英国方面之所以支持袁，其中一个原因是与其让陌生的南方民军得势，不如支持袁对英国更有利。三天停战期满，又延长三天。袁世凯内阁接着致电汉口，开列的四条议和条件中第一条就是“停战三日期满，续停十五日”，唐绍仪作为议和代表南下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

　　伍廷芳与唐绍仪“南北议和”

　　我们可以把1911年12月5日袁世凯派唐绍仪带着国民会议解决政体的方案南下议和看作是他的第六条路。期间，杨度、汪精卫利用过去与黄兴的交情进一步开展活动，函电往返从没有停过。12月9日，黄兴复电汪，希望袁世凯“能顾全大局，与民军为一致之行动，迅速推倒满清政府……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举项城无疑”，“惟项城举事宜速，须令中国为完全民国，不得令孤儿寡妇尚拥虚位。万一迁延不决，恐全国人皆有恨项城之心。”这是南方第二次给袁世凯开出总统支票。

　　唐先到武汉，再到上海，12月20日“和会”在上海正式举行。南方代表伍廷芳早在1906年5月28日就被《纽约时报》称为“传导欧美文明的先驱”。唐、伍两人都是广东人，都受到过近代文明的熏陶。会上唐绍仪提到杨度曾将黄兴的电报转给袁世凯，“袁氏谓此事我不能为，应让黄兴为之。是袁氏亦赞成，不过不能出口耳。”表面上似乎是袁在谦让，其实路人皆知，所谓和谈的目的就是要推袁为总统。唐、伍一度达成协议，其中包括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及国民会议代表的产生办法、进行程序等。唐绍仪虽然想通过国民会议拥袁登上总统之位，但精明的袁发现协议的条款对他并不利，而且就在这个时候，南方选举孙中山为临时总统，即将在南京就职。袁的失望是可想而知的，他马上以唐绍仪“行为越权”的借口不承认已签定的协议，并批准唐的辞职，和议陷入了僵局。孙中山在当选总统当天致电袁世凯，明确表示自己只是“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袁对此心存疑虑，1912年1月2日袁回电：“君主、共和问题，现方付之国民公决，所决如何，无从预揣，临时政府之说，未敢与闻。”孙中山知他不放心，复电再次表明退让之意：“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推功让能，自是公论。文承各省推举，誓词具在，区区此心，天日鉴之。若以文为有诱致之意，则误会矣。”

　　唐绍仪辞职后实际上还留在上海，代表袁与南方代表幕后商议，南北和议演变成了逼清帝退位的秘密交涉，主要内容是退位的交换条件，至关重要的是推袁为总统，再也不提国民会议的事了，一切都向着有利于袁的方向倾斜。当时，杨度、汪精卫都随唐南下，分别代表双方参与和议进程。胡汉民回忆，“精卫极力斡旋于伍廷芳、唐绍仪之间，而余则力挽先生（中山）之意于内。余与精卫二人，可云功之首，而又罪之魁，然其内容事实，有迫使不得不尔者，则非局外人所能喻矣。”“当时民众心理，俱祝福于和议，逆之而行，乃至不易，夫以有热烈倾向于革命之群众，而不能使为坚强拥护革命之群众，此其责当由革命党负之，而亦为当日失败之重要原因也。”

　　廖少游和顾忠琛秘密谈判

　　就在唐、伍展开正式“和议”的前夕，同在上海另一场以举袁为大总统的秘密谈判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北洋军代表廖宇春（少游，北洋陆军学堂总办）和黄兴代表顾忠琛之间的秘密谈判可以看作是袁通向权力之巅的第七条路。廖留下了一部以《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为名的日记流传于世。

　　12月17日，黄兴委任参谋顾忠琛为代表（顾本名忠深，因黄兴的委任书笔误写成了“琛”，于是改名，算是这场幕后谈判的纪念）。这个谈判袁世凯事先虽不知情，但他是小站练兵起家的，他手里最大的牌就是北洋军队，他能否顺利实现自己的愿望，主要取决于北洋将领的支持、效力，因而问题的最后解决也要靠这支军队对南方革命党人保持压力，并迫使清廷就范，将政权转交给他。从12月2日起，廖少游、靳云鹏就开始了对北洋军高级将领的游说，袁克定、段祺瑞曾参与此事，杨度、朱芾煌也有接触，只是冯国璋不以为然。等到12月17日，南北双方达成举袁世凯为总统等五条秘密协议，廖、顾两人签字、画押：

石敢当

“非袁不可”(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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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主角与配角   作者：傅国涌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一、确定共和政体；二、优待清帝；三、先推复清政府者为大总统；四、南北满汉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任；五、同时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省秩序。

　　其中第三条，北军方面提出的条款原为“公举袁项城为大总统”。经顾忠琛和众人再四讨论，认为“袁世凯”一层无须明言，最后统一了意见。这个秘密谈判之所以重要，因为和


接下来段祺瑞领衔北洋军要求共和的通电有直接关系。

　　廖宇春等接着确定了三种办法，一是运动亲贵由内廷自行宣布共和；二是由各军队联名要求共和；三是用武力胁迫要求宣布共和。最初按第一种办法进行，因为宗社党顽强，甚至表示与袁世凯同归于尽，并有借外国军队抵抗的说法。1912年1月26日决定用第二策，由段祺瑞领衔、47个将领联名电奏清廷，要求清帝退位，“立采共和政体”，否则就“谨率全军将士如京，与王公剖陈利害”。廖宇春专门印刷万张，在北京到处散发，《国风报》也印了号外，随报附送，人心震动。正好当天宗社党领袖良弼被炸死，一时京城震动，皇室贵族无不陷入慌乱之中，于是一切都按袁世凯的意愿发生了。此前1月19日，袁的亲信外务、民政、邮传大臣胡惟德、赵秉钧、梁士诒合奏“人心已去，君主制度恐难保全，恳赞同共和，以维大局”。期间还有各驻外公使要求共和的电奏。

　　不过这并不表明段等北洋军将领真心赞成共和，至多不过是一种怙权窃位的法门罢了，因为在此之前，1912年1月1日他们还联名通电反对共和，威胁初生的南京临时政府（其中有“若以少数意见采用共和，必誓死反对”语）。对于段祺瑞们的逼宫之举，邵飘萍1912年2月1日的评论是：“段祺瑞为袁世凯之何如人？退位之请，未始非袁世凯之作用。民军苟因是而懈其进取者，则满帝即果退位，而专制魔王之袁世凯，乃得达其最初之目的矣。”他预言“清帝退位而后祸中国者，必袁世凯其人矣”。

　　剪辫子时袁世凯“不断哈哈大笑”

　　当然，假如不是掌握部分北洋军的吴禄贞在石家庄被暗杀，吴一旦西连山西，再与张绍曾、蓝天蔚连成一气，就有威胁北京、逼清帝退位的实力，袁世凯在北方的绝对优势也就化为乌有了。然而，袁的计谋终于实现了。（此前罗瘿公写给梁启超的信中说：“外人揣测，谓袁将为总统。昨见袁时，气度极闲暇，言下似甚有把握，不知其心如何。”）

　　尽管袁世凯一出山，重返北京没多久就控制了局势，但他也不是那么轻松的，毕竟他进行的是一场“危险的赌博”，只要有一个环节出问题，都足以导致失败。莫理循在1911年11月14日说“袁世凯无疑正处在极大的人身危险之中。革命党人不信任袁世凯，认为他是清朝的支柱；满人也不信任他，认为他在策划倾覆清朝的阴谋。”期间，他曾在路上遭到炸弹袭击，从此躲在外务部大楼足不出户，连上朝都由外务大臣代劳。

　　1912年2月12日[十二月二十五日]，清廷颁布的退位诏书是张謇起草的[一说洪述祖曾参与起草]，电京时袁的幕僚加了“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一句。所以袁世凯打心眼认为他的权力来源于清朝的“禅让”，而不是孙中山的让位和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的选举。唐在礼记得退位诏书颁布的当天晚上，袁世凯特别开心，在外交大楼剪下了辫子，“在剪的时候袁自己不断哈哈大笑，谈话中显出异乎寻常的高兴。袁的这种情况很难见到，后来也未曾见到过。”

　　《时事新报》刊登的新闻就说，袁世凯以外务部首领的名义通告各国公使，“皇上退位，委袁世凯组织临时政府”。

　　袁世凯之所以能将南北双方玩弄于股掌之上，即使舆论洞悉了他的伎俩也没用，主要是得到了四种势力的支持，一是北洋军队的效忠，这是他的看家本钱；二是张謇所代表的江南士绅及各地旧咨议局的势力，他们掌握着当时全国的经济和清望；三是国际社会认同“非袁莫属”的说法，支持袁上台；四是汪精卫所代表的部分旧同盟会人倾向于袁，章太炎因为早与孙中山代表的同盟会结怨，辛亥以后拼命唱对台戏，实际上也为袁的登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革命阵营内，由于对国际干涉的担忧、财政的艰难、军火的匮乏、人心的厌乱，即使英明锐利如宋教仁都赞成和平解决。他早就总结过葡萄牙革命的经验教训，赞同和平推倒清王朝。他在1911年9月25日发表《葡国改革之大成功》对当时一般人心理影响很大，张謇、汤寿潜致电北军将领电文中说：“和平解决，已可继葡萄牙之功。”

　　清帝退位的第二天，孙中山就实现承诺辞职，并推举袁世凯。对此，邵飘萍早于1912年1月27日就在杭州的《汉民日报》发表时评指出：

　　“总统非皇帝。

　　孙总统有辞去总统之权，无以总统让于他人之权。

　　袁世凯可要求孙总统辞职，不能要求以总统与己。

　　……盖总统非皇帝，诚不可以一二人预为授受者也。”

　　谭人凤后来也批评孙中山让总统行为放弃责任。然而，在当时却是势在必行，孙的左右如胡汉民、汪精卫都持此见。吴玉章回忆，“汪精卫甚至对孙中山先生说：‘你不赞成和议，难道是舍不得总统吗？’”谭人凤分析说：“精卫、汉民，中山之张良、陈平也。精卫在京既与袁克定商约调停，许推袁世凯为大总统，又附和汉民、君武等之意见，推中山上台何为？既登台矣，则应极力夹辅，求达最终之目的。乃闻宣统退位之诏一下，精卫急欲践前言，汉民亦极力劝中山辞职，狐埋狐，二人尚如此，又何怪朝秦暮楚之各议员，是尤中山之始料所不及也。有此种种原因，中山虽欲不辞，其可得乎？”

石敢当

“非袁不可”(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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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汪、胡对孙中山的影响并没有这样大。1911年11月16日，孙中山在欧洲起程回国前夕，致电《民立报》转民国政府，表示他已踏上回国的旅途，对总统举黎元洪还是举袁世凯都无成见，“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闻黎有请推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巩国基。满清时代权势利禄之争，我人必久厌薄，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至于政权，皆以服务视之为要领。”




　　12月21日，孙中山抵达香港，已经是广东都督的胡汉民与朱执信、廖仲恺等乘军舰到香港欢迎，谈了一整天。胡的意见是，清朝人心尽失，只有北洋的兵力没有被打破，所以还能苟延残喘。袁世凯居心叵测，首鼠两端，所依仗的就是这些兵力。他劝说孙中山留在广东，在奠定基础之后，再举兵北伐，才有胜算的把握。孙中山的回答是：“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纵其欲继满洲以为恶，而基础已远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先成一圆满之段落。我若不至沪宁，则此一切对外大计主持，决非他人所能任。”

　　孙中山、黄兴等并非不知道袁的野心，但普遍认为如果能利用其野心和实力一举结束清朝二百六十多年的统治，那还是可以接受的。包括宋教仁也相信责任内阁制足以钳制袁氏。所以，根本上还是包括孙、黄在内推倒清廷的急迫心情在起作用，辛亥革命的动员主要也只是在反对满清政权这一点上完成的，其他目标都从属于这个目标，袁世凯的汉族身份给了他玩弄南北的机会和优势。

石敢当

兵变之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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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中山辞职同时提出包括临时政府设在南京，新任大总统须到南京就职，遵守《临时约法》，颁布法律章程须经过参议院通过在内的三个条件，实际上就是防止袁世凯专权。为此他甚至同意了当初持极力反对态度的责任内阁制，并匆忙修改约法。因人设制，袁为此很是不平，也为以后的纷争埋下了一个伏笔。

　　随后蔡元培、宋教仁等迎袁专使北上，却发生了北京兵变，而且肇事的正是被外界普遍


看做“效忠于袁”的嫡系部队。结果袁世凯就在北京宣誓就职，轻易摆脱了第一条束缚。向来都以为兵变是袁主使的，是他不愿离开北京老巢的苦肉计，当时包括上海租界工部局的卜禄士、英国驻上海总领事法磊斯、《泰晤士报》驻南京记者福来萨等外国人在内，“大多数稍有头脑的人似乎都怀疑袁世凯是北京这次骚乱的主谋”。连莫理循都深感失望，他在3月2日写的信中说：“我感到太难过了，因此不得不把这一切打电报告诉了《泰晤士报》。人们在过去几个月里见到我一直把袁世凯说成是大局的唯一希望，我真不知道人们现在会怎么想。”

　　近代史家吴相湘对此持有异议。他认为袁氏在民间的威信建立在1900年义和团时在山东独立维持治安这件事上，南北和议的成功，民间对袁的这种信赖心理是一个重要因素。英国之所以极力促成和议也是基于袁世凯可以控制局势、不至于发生动乱，无论对内对外，袁和他的幕僚对此不应该不清楚。兵犹如火，一旦发生就难以收放自如。袁氏既然留恋北京，应该巩固而不是破坏，经过1900年八国联军之变这一带已经疮痍满目，元气尚未恢复。

　　从当时的大局看，袁世凯急需的也是安定而不是动乱，日本蠢蠢欲动，想策动国际干涉，有将中国分而治之的图谋。清帝下诏退位的次日，袁就自称“全权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首领”，将清廷原有各部大臣暂留办事，改称各部首领，照会外使，所有中外条约继续遵守。他极力避免任何国际干涉的心理是显而易见的。根据1901年签定的“北京议定书”，如果京、津等地发生兵变，要想不引起外国干涉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兵变后日军就有行动。谭人凤回忆“外国兵示威游街，始渐归镇静”。袁世凯对此岂能没有顾虑？路透社报道，袁世凯之所以被举为总统靠的是北方武力，“今北军变，袁将失所恃矣”。宋教仁后来在1913年2月9日的上海国民党大会上演讲，提及自北京兵变后，外国以为中国局势未定，对借款条件转而苛刻。

　　袁世凯喜欢玩弄权术，前面的多管齐下达到目的就是一大杰作。他被参议院一致选为大总统，举国望之如华盛顿，对这样的民心他也是不能忽略的，至少要在表面上迎合。何况建都问题，虽然参议院复议设在南京，但包括章太炎、黎元洪在内的反对声音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南方比北方更强烈，上海包括《民立报》、《申报》在内都持反对立场。浙江、安徽、江西、云南等省都督都主张建都北京。1912年2月，张謇多次致电袁为他谋划：“公不能南之义，一面有北数省人民，一面有在京外交团，皆可与南使言之。”“公不能南，须北数省谘局肫切联争于参议会。若南，须以师从。”2月20日《临时公报》上有武卫左军、直隶提督姜桂题率全体将士承认袁世凯为大总统的电文，张作霖以奉天军界的名义致电祝贺袁的同时反对在南京建都，可见北洋系军人当时的态度。当蔡元培等专使抵北京后，各界包括北京商会、蒙古王公、特别是军方将领要求袁留在北京、以北京为都的电文像雪片一样飞来，也有直接飞到南京孙中山案头施加压力的。孙中山的档案中保存了大量这样的电文，几乎涵盖了袁部大大小小的将领，还有蔡锷等非袁系的地方实力派。

　　袁氏完全可以利用舆论的力量达到目的，没有必要煽动兵变，玩火自焚。张国淦说“实则事前项城毫无所闻，人谓出于项城指使者，非也。”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在《我的父亲袁世凯》中说：“兵变的借口是反对我父亲离开北京。事后听说这次兵变的把戏，是我大哥串通第三镇统制曹锟搞起来的。我父亲事先并不知道。”

　　那么兵变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一方面袁氏借北洋军队的力量巧取政权，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他登上总统之位，军人自认为劳苦功高，满望得赏，却没能如愿，难免心生怨望。一方面，北洋军火烧汉口，深受中外舆论谴责，不免心存疑惧，1911年12月20日，廖少游与黄兴代表签定的密约虽已特别写明：“南北满汉各军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任”就是要打消这种疑虑。等到南京坚持袁世凯南下就职，迎袁专使到达北京，再加上解散北军的谣传四起，以及裁兵裁饷的导火线，就引发了这场兵变。（北京《正宗爱国报》“演说”栏上从1911年10以来就有不少煽动军心的文字，如“赏罚”、“当兵苦”、“北京市面之可虑”等。梁启超对于鼓动兵变也有间接关系，武昌起义发生后，“用北军倒政府，立开国会”就是他的方针，“数月来，惟务多布吾党入禁卫军……兹事之关键，则吾侪对于禁卫军及第六镇之心腹军士，不能无所以结其欢心。”3月5日，从段芝贵给姜桂题的信中可知，他们事先是有耳闻的，而且已向曹锟打招呼预防。袁世凯面谕前门外、东西车站加派巡逻，遇有闹事的扭送执法处。）

石敢当

兵变之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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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年3月4日兵变后，袁世凯致电孙中山：“此次事变，该兵、匪等本无政治意见，事后即已溃逃，绝非反对鄙人。”他认为局势已定，要求南京不要派兵北上。从袁在兵变后另外成立备补军来看，他似乎察觉到功高震主的北洋军已不能收放自如。从事前、事后来看，兵变前失于防范，兵变后未惩祸首，这些袁世凯都难辞其咎。袁氏虽无唆使兵变达到政治目的必要和事实证据，但客观上兵变确实达到了他的政治图谋。本来各方要求建都南京的声音就没有平息，这一来舆论就更加鼎沸了。《申报》3月5日发表评论：“袁总统尚可南来受任


耶？”“临时政府尚可建设南京耶？”第二天参议院即允许袁在北京就职。

　　袁世凯的第二步是要超越参议院、《临时约法》对他的束缚，所以他极力赞成最容易操纵、控制的混合内阁制。当第一届唐绍仪内阁解体之际，同盟会派代表见袁世凯，希望他同意政党内阁或超然内阁，不要采取混合内阁，并表示同盟会不参加混合内阁。1912年6月23日，《民立报》刊登了袁世凯的回答，非常详细：

　　“诸君所说超然内阁及政党内阁余均不赞成。余意现吾国情形两种内阁均不适用，第一人才缺乏，如今专取共和党、同盟会或超然无党之人共同组织，断不能成一美满之内阁。诸君以为组织内阁系从政党上着眼，余则纯从人才上着眼，如宋遁初（教仁）天姿才调逸越侪辈；蔡鹤卿（元培）学问道德一时敬服；王亮畴（宠惠）法学专家，当世寡俦；刘子英（冠雄）于海军学有专门，才具亦可佩服。余荐举此数人为国务员并非以其为某党之关系，乃以为当世人材而荐举之也。我国现今党派虽多，而于一党之中求其人才与国务员地位相当者一时恐难求全。故余不注意党派，而专注重人才，其人为余深服者无论甲党、乙党或并无党，但热心国事，余必引为辅助。

　　“诸君深知吾国今日政党方始萌芽，纯粹政党内阁尚难完全成立，若再越数年，民国基础巩固，政党亦皆发达，人才辈出，彼时余已退老山林，听诸君组织政党内阁可也。今余意实不能赞同诸君之说，余主意在得人才，但问其才与不才，不问其党与不党。吾国今日国势危急，举国共和，而政党幼稚亦吾人所不能讳，余提此主意亦属不得已之故。

　　“余尝与二三国务员谈及，余前此退居林下，何等安闲；此次出山冒兹艰险，担此重任，实为国民一分子不能不尽之义务。余宗旨在于建设民国，诸君如热心建设者余皆引为同志，否则余亦不能强人所难。……

　　“临时约法特设总理，大总统不负责任，然以予观之，不负责任者亦有大小区别，譬之商店，国民如东家，大总统如领东，国务员如掌柜，商业之计划布置，银钱货物之经理出入，固掌柜责任，然苟掌柜不得其人，驯至商业失败，濒临破产，则领东不能不负责，东家亦不能为领东宽。现在国务员当行政之冲要，一国政务罔不赖其筹划，政务得失自属国务员之责成。然苟国务员失职，驯至国随以亡，或虽不亡，而至于不可救药，则大总统究能不负责任否？国民能不责备大总统否？”

　　他的态度很强硬、也很明确，只要他在位一天，就不容许政党内阁出现。所谓“只问才不才，不问党不党”表面上似乎冠冕堂皇，骨子里无非是因为混合内阁这种形式最便于幕后操纵。对提名内阁成员须参议院同意，他也大为不满，对约法规定的总统权限更是耿耿于怀。处于政局边缘的康有为当年写《共和平议》：“吾国责任内阁之制，取之于法，令总统垂供画诺，此为约法之意，盖以制袁世凯也。然袁拥八镇之兵，不受约法所制。”所以只有在袁氏之后才出现了所谓的“府院之争”。

石敢当

“办共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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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袁世凯的思想来看，不过是一个旧官僚，善于玩弄权术，他要扮演的是旧时代的主角，一个共和体制下的政治主角满足不了他的野心。他对近代文明从骨子里排斥，以下这些事可证：

　　一、就职当天，袁世凯虽“纯用其河南地方音调”口念誓词，效忠民国，但当时以记者身份在场的梁漱溟细心地发现那么庄重的就职典礼他其实压根不重视，“既不蓄须，亦不修


面，着军人旧服装，殊欠整洁，显然蔑视此一重大典礼。”相比之下，其他到场的政府各部总长都穿着西式大礼服，段祺瑞则是“军装整齐，神态严肃”，显得郑重其事。

　　与梁漱溟的回忆可以相互参证的是莫理循当时的记录；

　　“袁世凯入场，像鸭子一样摇摇晃晃地走向主席台，他体态臃肿且有病容。他身穿元帅服，但领口松开，肥胖的脖子耷拉在领口上，帽子偏大，神态紧张，表情很不自然。”

　　在这些细节之外，因为当时北京正在兵变过后，数十步内，行人断绝，各省到的代表也是寥寥无几，蔡元培、汪精卫等代表致辞，其他各界代表致辞的历历可数，“令人发生一种苍凉悲戚之感”，时在现场的记者黄远生“仰窥袁总统之丰采，颇萧瑟有秋气”。而到了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宣誓就任正式大总统时，已非当初的“光景甚为寂寥”可比，其时天下已尽在他的囊中，宋教仁已死，孙、黄等开国元勋重新踏上了流亡之途。袁世凯的性情可想而知，黄远生现场看到的袁世凯是“精神甚矍铄，音吐甚朗，军服灿然”。

　　那天在场的国会议员韩玉辰清晰地记得，袁世凯竟然不是到国会去宣誓就职，不是在居仁堂布置仪式，而是安然坐在太和殿的御座上举行就职典礼。他念誓词也很不严肃。本来规定的誓词为：“余誓以至诚执行大总统之职务，谨誓。”当时离袁的位置很近的韩玉辰倾耳静听，――“袁先高声读‘余’，继读‘誓以至诚’，其声微弱几不可辨，又高声读‘执行大总统之职务’，洪亮有力，读‘谨誓’二字，声复低沉。”不过，美中不足的是，对袁来说，那一天，北京却是天下大雨，等到就职典礼结束，雨才停止。本来秋天北方是很少下雨的。袁的女儿说得更明白，自从袁宣誓就任临时总统、住进中南海后，“就没有再出过新华门一步”，可以说是“活着进的新华门，直到死后才被抬出了这个门”。

　　二、袁对身边的人提起“共和”总是满口的蔑视。陶菊隐《政海轶闻》有一则“办共和”：“民国三、四年，袁氏每与人谈办共和之成绩如何，对各省大吏来京请训者亦以是为询。”陶感叹：“夫共和政体，信誓旦旦，岂容冠以‘办’字？其蔑视共和可知，其以此为试办性质可知。然闻者初无以应，盖反对共和即为叛国行动，虽元首言外有物，亦无人敢宣之于口也。”袁世凯把共和看成是当初办洋务一般，只是是用老办法“对付”而已。难怪他的心思终被夏寿田、杨度等人窥破。

　　黄远生写过一篇短评《袁总统之徒弟》：

　　“一日记者之车夫与一车夫相哄，站岗巡警过而叱两车夫曰：‘得了得了，知道吗，现在是共和时代，大家对付着罢了。’着‘对付’者，此辈盖以为共和时代之不二法门也。‘对付’之思想普及如此，袁总统之教育宏远矣。”

　　三、袁表面上谦恭有礼，比如对孙、黄北上，礼数都极为周到，夸孙学识高明、黄诚笃为公，其实杀张振武等就已逐渐暴露出真面目。所谓“周公恐惧流言时，王莽礼贤下士日”用在他身上也是贴切的。

　　孙、袁接谈两次，袁都表现得极为谦恭，袁夸奖孙中山“光明正大，绝无私意，所恨相见之晚”。孙中山夸袁“雄才大略，当世无可与代之人”。随后黄兴携陈其美北行，袁在欢迎宴会上对黄兴惨淡经营、苦心创立共和及处理南京善后事宜的丰功伟绩极表赞颂。

　　孙中山在北京一个月，与袁共谈了13次，“每次谈话时间自下午四时至晚十时或十二时。更有三四次谈至二时后者。”每次谈话都是屏退随从，只有梁士诒在场，所谈都是国家大政、中外情形。孙中山在一次袁招待的宴席上说：“让袁总统作总统十年，练兵百万，我经营铁路建设，把铁路线延长至二万里，民国即可富强。”对袁充满了乐观的幻想。当时，有人甚至发出疑问：“孙中山君之铁路全权因何而来，则岂不以让总统之报酬乎？”还有一个这样的小插曲，孙中山表示自己此后只想从事社会事业，并认为自己比袁更为“适当”，言下之意不愿为第二次总统。袁当即表示抗议，“我虽系历来做官，然所办之事，却以实业为第一大宗”。黄远生笑称“二君不为总统之竞争者，而乃相竞争为实业家”。

　　最后的结果就是以袁、黎、孙、黄四人名义公布的“八大政纲”。孙、黄对袁并不是完全信任，但当时包括他们在内全国一般人心理对袁都抱有幻想，希图苟安，利用袁在清末的经验、资望以及他可能运用的武力，以求得全国的统一、列强的承认，然后再徐图整理、建设。（据说袁世凯也对张国淦说过孙中山坦白、黄兴憨直，一度曾想与国民党合作，因为宋教仁坚持政党内阁，与张耀曾等国会议员事事挟制政府，袁终于放弃了这一念头。但未必可信。）

　　黄兴南下后劝告党员不要对袁世凯进行诽谤性攻击。10月10日，他在国民党南京支部的欢迎会上演讲，自己在北京时，“觉有一绝大希望及一绝大乐观之事，为袁总统之苦心谋国是也。报纸有以拿破仑诋之者，殊为失当，且亦绝无之事。袁之为人，精神充足，政策亦非常真确。忠心谋国，反不见谅于人，此最足以灰办事者之心。”10月28日，他在湖北支部欢迎会上说袁世凯和黎元洪是“两大伟人”、譬如“屋之栋梁”。11月22日，他在给杨度的电文中还说：“袁总统经营国事，不辞劳怨，兴在京亲见，实所钦服。”黄兴此时确实把袁世凯看作是“英杰”、“民国可靠人”、“民国第一流人物”。

石敢当

“办共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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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主角与配角   作者：傅国涌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不独黄兴，孙中山也是。10月6日，孙中山在上海国民党欢迎会上演说：“在前清官场中，项城有真实能力，勇于干事，迥异常庸。……余在京与袁总统时相晤谈……故余信袁之为人，甚有肩膀，其头脑亦甚清楚，见天下事均能明彻，而思想亦甚新。不过，作事手腕稍涉于旧，盖办事本不能全采新法。……故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练[验]旧手段者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此前9月3日他曾在《民立报》公开发表和人的谈话：“维持现状，我不如袁，规划将来，袁不如我。为中国目前计，此十年内，似仍宜以袁氏为总统，我专尽力


于社会事业，十年以后，国民欲我出来服役，尚不为迟。”

　　孙、黄如此，其他人的看法也大致接近，在“宋案”发生前邹鲁认为：“这一二年，我遍阅当世人物，觉得袁总算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人”。

　　1912年12月4日，黄远生写过一篇通讯《遁甲术专门之袁总统》：“其实雄才大略之袁公，四通八达，绰绰乎游刃有余，受任未及期年，而大权一一在握，约法上之所谓种种限制之不足以羁勒袁公，犹之吾国小说家所言习遁甲术者。”不过其时，以黄远生之明也未窥见袁有帝制自为之心：“吾人虽可斩头沥血，以证明大总统实无要做皇帝之心，然其所为，实无以异于晚清末造。”

　　无论表面上以多么隆重的礼节欢迎孙、黄，还是安排、任命李书城等许多南方人物，但袁对身边的亲信说过：“他们来，我们是欢迎不暇的，但是要在我这个圈子里。”也就是要让人入他的彀中，可谓一语道破。对黄兴，他任命为汉粤川铁路督办，每月几千元，待遇在内阁总长之上。对孙中山，他更是投其所好，委以筹办全国铁路全权，拨充裕经费，这些无非都是牢笼术。他通过梁士诒利用同乡关系与孙中山拉交情，一度甚至由梁接济国民党的活动经费。1912年12月，为了国民党的经费问题，孙中山与黄兴之间，还有胡汉民以及加入了国民党的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之间电报往来频繁，梁在民国早年舞台上有“财神”之称，孙、黄等对他有所仰仗。而以梁和袁世凯的关系，如果不是得到袁的授意，他又岂敢如此胆大妄为？梁之加入国民党似乎不是挂名那么简单，不明底细的章太炎在1913年6月13日的一封信中提及孙中山等“与梁士诒声气相输”，只不过看到了表面现象。唐在礼说得明白，这是袁事先安排的，“主要目的是要孙向全国公开表示永远不愿做大总统，而专心为国家搞实业，并且迎合着孙要办全国铁路的愿望，要求孙对全国宣布他要办铁路的决心。”

　　四、袁世凯之行事作风无非许人以勋位、军衔、官位、金钱，比如派胡瑛去日本，一次就给了二万。意志薄弱者过了昔日患难关，却过不了荣华关，老同盟会中被袁收买的不乏其人，如刘揆一、孙毓筠等人。袁不接受唐绍仪内阁以王芝祥为直督的提名，绕过内阁直接委任王为南京宣抚使，时黄兴正辞去南京留守。袁给了王一笔远远超过实际需用的公费，示意他可以包办一切，省下的也不必上交，实际上就是金钱收买。袁曾将存有50万巨款的银行支票给宋教仁，宋只略取少许，表示谢意就原票奉还，这是袁所没有想到的。袁听说陈其美有出国考察之意，即赠以巨款，被陈拒绝了。柏文蔚自述，“当其驻军浦口时，袁派其亲信章聿骏送来交通银行支票一百万元，给其作私人应用及老亲生活费用。当被婉言谢绝。”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袁曾致电胡汉民、汪精卫，备极推重，聘为高等顾问，敦请入京，胡怫然曰：“袁乃以为我辈亦可入其彀中耶？”袁以40万巨款收买国民党籍的众议员邹鲁，要他另外组党，也被拒绝。

　　为了办理随意给特别费的事，袁甚至安排专门机构、专人负责，任意取用，绕开正常的财政体制。当年唐在礼负责直属袁世凯的统率办事处军需处，名为军需，实际上是专门拨付特别费用，来人拿上袁世凯的手条即来支款，或支票或现钞，不问用途，纸条上只有“发给××若干元”十来个字，有时连日期都不写。这种“特别款”有大有小，领取人不仅有“自己人”，也有“外人”和“对头”，比如对黎元洪这样的政治怀柔对象就很花心思，在经济上乃至其他方面照顾得都很周到。袁给人的特别费数额有大有小，多则一次数十万元，少则一、二万，或安置一个闲职，每月送数百到一千不等。常领取大数的人中不仅有前清重臣，有冯国璋之类“自己人”，也有收买过来或要收买的蓝天蔚、王芝祥、梁启超等“外人”，据说袁克定与梁走得很近，支特别费也多是他经手。

　　袁氏对新闻界也大肆收买，支付特别费用。乃至一些军费都以这种不正常的方式拨出。连外国人也是以同样的法门对待。1912年8月孙中山北上进京，日本志士宫崎滔天长期支持中国革命，当时住在上海，袁世凯表示可以部分解禁“防谷令”，送他每年若干大米出口。孙中山电告宫崎，请其速来北京，想不到他竟这样回电：“渴不饮盗泉之水，足下之北上，弟也不同意。”

　　黄远生有一篇特写《大总统与审计处》：

　　“大总统内令：沈秉铱炱挚诜讶颍叭毡镜鞑榉讯颉Ｒ怨抑└鋈酥瘟思次崛烁旧喜荒茉尥芡痴咭病２普坎怀破渲埃ㄎú桓曳瘢蠹拼δ艘灰徊党庵晌较鸵印！

石敢当

“办共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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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主角与配角   作者：傅国涌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他还写过一篇《袁总统之师父》的短评：

　　“昔满人良弼留学东京士官学校，亲见革命风潮之烈，归而语其大老曰：‘勿忧，此辈月给数百金，赏一顶戴，便闭口矣。’……天厌满清，民国载建，袁总统不思竭心力以息内难而御外侮，以巩固民国，乃日忧二次革命，尽取今之元勋巨子及其徒卒而牢笼之。数百金之不足，而勋位焉，上将、中将、少将焉，铁路督办焉，铁路全权焉。然则袁总统者，放大


之良弼也。良弼者，袁总统之师父也。”

　　这些发表在当时报纸上的文字就把袁世凯的那些手段刻画得活灵活现。1912年12月26日，黄远生在《游民政治》中直言：“故袁氏盛时，感戴其恩德者，满坑满谷，民国既立，而袁氏之心理自若，彼以为天下之人，殆无有不能以官或钱收买者。故其最得意之政策，在宠人以勋位，以上将、中将、少将种种，其他或以顾问，或以赠与，或以其他可以得钱者之种种。今袁公之策验与不验，吾羞言之，窃谓此种政策，即明效大验，固非国家之福，抑决非袁公之福。夫袁公之意在消纳反对。试问反对消纳之后，袁公之意果欲何为，且此策利用之于满清时或可，利用于今日民国，谓遂能相率为袁氏之徒，吾不信也。”

石敢当

“不如另外早自为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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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主角与配角   作者：傅国涌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

　　――宋教仁 1913年




　　与黄兴一心一意甘当配角不同，宋教仁（1882―1913）超越了传统的“主角与配角”意识，试图堂堂正正地在阳光下追寻自己的理想，找到自己最恰当的位置，在他身上已经有较为健全的角色意识，然而他的超前却让世人对他的误解很深。他尊重孙、黄，但在辛亥革命之后的政治格局中，他作为组织国民党的中心人物，实际上扮演了政治舞台的主角，所以袁世凯及其所代表的旧势力必欲去之而后快。

　　就宋教仁与孙、黄的关系而论，他与黄兴更接近，他们相识于1903年，当时宋在武昌文普通学堂就读，黄兴刚好自日本回国，演说满汉之分和改革国体、政体的理由，深深吸引了比他小8岁的湖南同乡宋教仁，他们因此结交，宋成为不久后创立的华兴会骨干。1904年，华兴会结合哥老会发动武装起义的计划受挫后，黄、宋等华兴会主要人物先后东渡日本，并很快成为当时留日学生界的中心，宋教仁还创办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

　　宋第一次见到孙中山是在1905年7月28日，应孙之约，他们在《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见面，在场的还有宫崎滔天和陈天华，当时孙已40岁，宋只有24岁。此前孙、黄已在那次历史性的会晤中初步达成了联合的意向。7月29日，华兴会重要成员在黄兴寓所正式开会讨论，陈天华主张联合，黄兴主张“形式上入孙逸仙会，而精神上仍存吾团体”，刘揆一反对联合。最后决定一切听个人自由。8月20日同盟会成立，孙中山被推为总理，黄为庶务干事，宋为司法部检事，黄兴提议将《二十世纪之支那》改为同盟会的机关报。

　　1906年湖南、江西边界革命军起，黄兴远赴越南河口等地策划起义，宋教仁一度代理庶务干事，那是1907年1月初的事。1907年2月27日，黄兴返回东京，宋立即向孙中山提出移交，孙表示可与黄兴商量。不料孙、黄因为国旗问题发生意见冲突，黄兴愤然表示要退出同盟会，宋也为之“气沮”，他2月28日的日记所记甚详，对孙中山的“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深为不满，又想到同盟会自成立以来，“会员多疑心疑德，余久厌之，今又如是，则将来之不能有所为，或亦意中事，不如另外早自为计，以免烧炭党人之讥”，决定第二天向孙中山辞职，黄兴的事“亦听之”。3月1日上午，他再次向孙中山提出辞职，并交代一切文件，孙一开始不同意，因为他的坚持，最终都交代清楚了。他决计深入辽东联络马侠，开辟新基地。不料事败而归，宋郁愤之余，又碰上章太炎、张继等反对孙中山的风潮，他当时的态度也是支持章太炎他们的。

　　章太炎等人与孙中山之间确实在思想倾向上存在差异，孙自幼接受西方教育，多次游历欧、美，熟悉西方的文化、历史，有感于法国革命、美国独立得到外力援助的经验，并始终以美国理想作为楷模，对于接受外援不仅认为正当而且要努力争取。而包括章太炎在内的革命者，他们在国内接受了长期的传统教育，东渡日本的时间不长，革命动机无非内驱满人、外抗列强，后来才逐渐产生建设民国的思想。1906年7月章太炎出狱来到日本，接办《民报》，逐渐转向鼓吹国粹和复古主义，与胡汉民、汪精卫致力于阐发“三民主义”的持论就大不相同。

　　1909年后，同盟会内部发生比两年前更大的一场风波，陶成章、章太炎等发布了两份反对孙中山的公开信，并要求罢免孙中山的总理一职，由于黄兴的坚决抵制而不成。到1910年2月，黄兴在广州运动新军失败，4月汪精卫在北京暗杀摄政王未遂而被捕下狱。各种消息传来，都令人沮丧，富有政治才华的宋教仁意念消沉，甚至“拟避人避世，遁迹烟霞”，年长的谭人凤极力慰勉。当年6月，孙、黄与赵声相继来到东京，孙与黄兴等曾多次秘密会商。谭人凤抓住这一机会，奔走各方，试图重振党务，但宋教仁与孙中山晤谈两次都是不欢而散。据谭人凤回忆：“余晤中山，责改良党务，中山颔之。不意钝初往商，乃曰：‘同盟会已取消矣，有力者尽可独树一帜。’钝初问故？则曰：‘党员攻击总理，无总理安有同盟会？经费由我筹集，党员无过问之权，何得执以抨击？’钝初未与辩，返告余，余颇愤。次日复同钝初往，仍持此种论调。余驳之曰：‘同盟会由全国志士结合组织，何得一人言取消？总理无处罚党员之规条；陶成章所持理由，东京亦无人附和，何得怪党人？款项即系直接运动，然用公家名义筹来，有所开销，应使全体与知，何云不得过问？’中山乃曰：‘可容日约各分会长再议。’不意越数日，暗地而来者，又暗地而去，余于是亦遂大不慊于中山矣。”孙中山受日本当局压力而仓促离开，其中情况谭人凤不是很清楚，但是孙在经历陶成章、章太炎等的攻击之后，对同盟会有了异样情绪也是事实。

　　谭、宋等这才决定另辟路径，组织中部同盟会，谋求在长江流域行动。本来同盟会成立之初就有五分部的打算。1910年10月，他们第一次在宋教仁住的寒香园集会商议。黄兴表示没有意见，只要有经费即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胡汉民则不以为然，并意存嘲笑，使谭人凤大为恼怒，他批评孙中山行踪不定，从不过问同盟会总部的事，“总于何有？理于何有？”并斥责胡：“汝等以同盟会名义，掣骗华侨巨款，设一事务所，住几个闲散人，办一机关报，吹几句牛皮，遂算本事冲天而敢藐视一切耶？”

石敢当

“不如另外早自为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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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主角与配角   作者：傅国涌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宋教仁所受的教育更接近黄兴、章太炎、谭人凤，他们在思想倾向上更接近。只是黄兴个性宽宏，虽因国旗问题与孙中山有了分歧，却能不计前嫌，在各处起义时仍能一致行动，身先士卒。相比之下，宋就很难做到如此大度，所以黄、宋之间也渐渐有了隔阂，章太炎曾在他们中间调和。章太炎回忆说，那时宋教仁“贫甚，常郁郁，醉即卧地狂歌，又数向民报佣婢乞贷”。章得知后，认为他这样做会被日本人耻笑，想从民报社的经费中给他取些钱，但《民报》资金多已被黄兴移作他用，已是泥菩萨过河，穷得叮当响。章太炎几次电告孙中


山，希望能够接济，都没有得到回应。这年夏天，黄兴在云南、河口兵败后回到东京，宋教仁也不去见黄兴。章太炎对黄兴说：“遁初在稠人中，粗有智略，君来何不就与计事？”黄兴遽然说：“人云遁初狂，下视仆辈。闻其言曰，不杀孙黄，大事不可就。是何嫉我之深也。”章太炎说：“谗间之言，何所不至。遁初诚狂，嫉君则未也。”黄兴这才消除疑问，“稍与遁初计事”。此后，黄、宋关系未见有大的波动。

　　由于性格、观念等因素，宋教仁不像黄兴那样一意支持孙中山，在革命思想上他也不像黄那样完全认同孙，他有自己的见解，但他是阳光下的人物，无意与孙中山争一日之短长，从无主角自为的意思。同盟会中部总会的目标“以推覆清政府，建设民主的立宪政体为主义”，试图将孙中山融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于一炉的革命变成比较单纯的政治革命。就时势而言，在长江流域设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已是一种迫切的需要，许多当事人的回忆都证实“提出此一变更计划的具体建议者，实为宋教仁”。宋提出了著名的上中下三策，上策是中央革命，联络北方军队，以东北为后援，一举占领北京，号令全国；中策为长江流域各省同时起事，设立政府，然后北伐；下策为边境革命，或云南、或两广、或东北，在国外设立秘密机关，先占据边隅之地，徐图进取。上策难度最大，下策已屡试失败，所以他属意于中策。1911年夏天当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正式成立，可以说“对实行中策更有进一步的规划”，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就是执行这一计划的“主脑人物”，他们多方奔走接洽，力求将中策付诸实行，长江形势为之一变。从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宣言的内容来看，也可以看出当时革命党内的情绪，虽“措辞婉而严，实为对过去失败的一次总检讨”，对孙中山、黄兴等都不无微辞，同盟会却因此获得了“新生命”。有人认为这篇宣言出自谭人凤手笔，但仔细推敲语气，好像出自宋教仁的笔下，“或以谭较一般同志年龄长，为减少反感，乃托名为谭耳。”宣言署名的共29人，其中宋教仁名列第一，陈其美第二，谭人凤第二十七。黄兴在两个月后写信给他们表示充分赞成，同时解释三月黄花冈起义失败后，之所以避不与同志见面的理由，并且引咎自责，态度十分诚恳。黄兴了解宋教仁，知道这件事由他主动，必能努力贯彻，势在必行。争长江必力争武汉（黄兴和谭人凤的诗有“能争汉上为先着，此复神州第一功”），清咸丰、同治时代的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就看得很清楚，有人评价说，黄、宋与曾、胡尽管立场不同，“但黄之拙诚与宋之明智，与曾、胡乃大相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