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主角与配角》

石敢当

康有为托故不见孙中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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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a class=\"postlink\" href=\"http://book.sina.com.cn\">http://book.sina.com.cn</a><!-- m --> 2005年08月29日 16:43 新浪读书  

连载:主角与配角   作者：傅国涌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就在他们说话期间，王照忽然说：“我自到东京以来，一切行动皆不得自由；说话有人监视，来往书信亦被拆阅检查，请诸君评评是何道理”。康有为大怒，马上叫梁铁君（精于技击）强行将王照拉走，并对陈少白说：“此乃疯人，不值得与之计较。”王照在百日维新期间是礼部主事，曾上书请光绪帝出洋游历，奏折被堂官拦下，最终导致六堂官被罢免，成为戊戌政变的一个导火线之一。陈少白怀疑其中有问题，通过平山周乘康、梁外出之际悄悄将王照带到犬养毅家，王照亲笔写下了出京一切经过以及康有为所称衣带诏是伪造的等，洋


洋数千言，与康有为后来所记多有出入，康有为作伪的真相因此为日本人所知。康恨死了陈少白，并迁怒于孙中山的革命派，“而两派更无融合之望矣”。

　　此时日本政局发生变化，大隈内阁瓦解，山县有朋内阁对康有为的态度变得冷淡，停止了经济上的资助。而且张之洞与日本政府交涉，要求驱逐康有为，慈禧太后甚至通过总理衙门秘密下达了运用一切手段“捕拿或暗杀”康及党人的命令。最后日本方面给了康有为9千元旅费，令他限期离境，康因此远游美国、加拿大，这是1899年3月22日的事，他在日本一共只有5个月。康有为被迫离开日本的原因主要是“有碍两国邦交”，在野的宫崎滔天并不知晓，才会说：“过了不久，以前待康先生以上宾的我国人士，对他的为人逐渐感到厌腻而疏远了。这可能是因为康先生不无缺点，但是，我国人易喜易厌的老毛病也是个主要原因。”当年10月23日，康有为从加拿大到香港，路过日本，也被拒绝上岸。

　　1899年上半年，康有为离开日本之前，宫崎受犬养毅所托，在孙、康两派之间周旋，希图促成双方合作，终无结果。当时，毕永年曾访康有为，“讵康已变计，将以保皇之名，利用海外之吾国商贾，敛资以为行乐计，知毕必不主张保皇之说，又以当时革命派发起人孙文亦住横滨，毕已先往访之也，顿起门户之见，闭门不纳。于是康氏前后之阴谋，已尽为毕所窥见，乃于某报中播扬之。康由是益深切齿毕，欲得而甘心焉。尝使其徒某，在港澳一带代觅亡命，曰：‘有能刺杀毕者，以五千元酬之。’”

　　徐勤在康门弟子中反对与孙中山合作最力，不仅与孙中山等日益疏远，而且横滨大同学校的会客室贴有字条：“孙文到不招待”。被孙中山看到，当面责问，徐勤否认是自己所为。教员陈荫农承认是自己所为，并与孙中山展开激烈的争论，相持不下，最后校董冯镜如闻讯前来劝解才结束。1898年9月25日，天津《国闻报》发表攻击孙中山的《中山樵传》，也传闻出自徐勤之手。徐有一信给宫崎辩解：

　　“前闻田野氏云：贵邦人士咸疑仆大攻孙文，且疑天津国民报所刊中山樵传系出自仆手。……仆与中山樵宗旨不同，言语不合，人人得而知之，至于攻讦阴私之事，令人无以自立，此皆无耻小人之所为，仆虽不德，何忍为之；而贵邦人所以致疑者，此必有一二人造为浮言，以惑贵邦人听闻耳，仆实绝无此事也。今支那之局，譬之海舟遇风，其势将覆，而舟人犹互相争斗，以任其溺灭，虽下愚之人不致若是。贵邦人咸具血诚，乃心东亚，特以此相规劝，仆实感谢不止，而犹斤斤以自辩者，盖欲洗不白之冤而释四方之疑也。”

　　康有为处处以“奉衣带诏也”而自重，一再拒见孙中山，后来孙中山的日本友人和康有为笔谈时问及原因，康的回答也是：“我是钦差大臣，他是著名钦犯，不便与见。”

　　康有为派对合作一事反应积极的是梁启超等人，梁与唐才常的态度都与康不同。当唐才常游说孙中山与康有为联合时，孙泰然表示：“倘康有为能皈依革命真理，废弃保皇成见，不独两党可以联合救国，我更可以使各同志奉为首领。”唐才常大喜，曾想约梁启超一同向康进言，终归无效。据唐才质《自立会庚子革命记》，1899年夏天，唐才常在香港与康有为再次会晤，“陈说当时内忧外患，极端紧迫，孙、康两派亟宜牺牲小异，同力合作，如保皇或排满名词，皆可摒弃，共趋向于民主革命，以赴国难。南海再三考虑，无意采纳。先兄此时一片热忱，在言论上尽情表见，无所成就，意极沮丧。自此先兄与南海虽亦通声气，但思想深处，已有距离。”自立会成立后，“斯时先兄才常，仍望南海以国家人民为重，泯除私见，发表政论，共图挽救中国革命力量分崩离析之局面。密使一再往还，终难得南海同意，而且坚持保皇论调，不肯改变，因此联党救国之计划不能实现。”

　　孙中山早已深知康有为“性情固执势难合作”，派湖南长沙人、与会党有很深渊源的毕永年与日本的平山周一起到两湖各地观察哥老会的实力。他们一个多月后返回到日本，平山周告诉孙中山，毕永年所说属实，他所见到的哥老会各龙头“多沉毅可用”。孙中山主张两湖和广东同时举义，派毕永年第二次回国，带各会党龙头到香港与陈少白、杨衢云等商量具体合作办法。1899年冬天，包括杨鸿钧、李云彪等在内的数十名会党头目抵达香港，陈少白介绍广东、香港各地的三点会大佬与他们见面。秘密会党的力量是孙中山早期所依赖的主要革命力量，也成为后来康有为在庚子勤王运动中试图争取的对象。毕永年提议兴中会、三合会、哥老会三大团体合组“兴汉会”，公推孙中山为总会长，三会代表都无异议，并特制了总会长的印章，由宫崎滔天专程送往日本横滨。毕永年还带杨鸿钧、李云彪等到日本当面向孙中山请示方略。

石敢当

康有为托故不见孙中山(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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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主角与配角   作者：傅国涌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耐人寻味的是，康有为虽然一再拒绝与孙中山见面，却愿意与陈少白、谢瓒泰、杨衢云等其他兴中会核心人物见面。1898年11月24日，时为兴中会会长的杨衢云写信告诉谢瓒泰：“我们的计划取得成功，和湖南的‘维新派’取得合作。”“由于自私和妒忌的缘故，两党联合可能有困难”。前者指的是与唐才常等合作，后者指的是康门草堂系。

　　不过，无论从宗旨分歧程度还是声望高下着眼，康有为都更愿意接受杨衢云而回避孙中


山。1898年12月，谢瓒泰得知两党联合有困难，就写信给康有为，力劝在争取自由与独立的运动中应该有联合与合作。康很快回信表示同意。在谢瓒泰的游说下，康有为表示同意在“维新”的旗号下进行联合、合作。说穿了还是受主角意识的支配。康有为在以“维新”作为联合基础这一点上与谢瓒泰存在共识，他愿意见陈少白、见杨衢云，却始终不想面对孙中山，因为他敏锐地感到孙不太可能受他的指使，成为他的附庸，即使合作也是平起平坐，他的“托故不见”、以“帝师”自任等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心理的原因。同时，谢瓒泰希望康有为将杨衢云当作主要合作对象，目的也是要加强杨衢云在兴中会的地位，与孙中山争夺兴中会的主角。

　　1899年3月28日，即康有为离开日本不久，梁启超写信给谢瓒泰，表示赞成联合与合作。4月23日，杨衢云写信告诉谢瓒泰：“康有为党的成员同意联合与合作，日本朋友和支持者亦曾劝告两党联合起来。”6月间[农历四月廿八]，经冯镜如介绍，杨衢云和梁启超在横滨会面，双方约定目前虽还不能合作，但承诺继续做好各自党的工作。杨衢云给谢瓒泰写信，“谓梁不愿早事联合，只言各宜先向自党运动，以待时机。要之康党素来夜郎自大，常卑视留学生及吾党，且欲使吾党仰其鼻息。究其实学，尚远不如胡礼垣著之《新政安衡》。此种人非真正爱国者，与之合作，实为有害无利云云。”谢瓒泰多年来对于运动两党联合之事极为热心，听了杨的这一番话，从此也“意气萧索，知难而退”。

石敢当

康孙合作终成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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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中山并非不知道康有为的保皇立场，但直到1900年他仍没有放弃与康有为合作的最后希望，与维新派的接触更是从未断过。1899年3月2日，孙中山给宫崎复信：“兄果知其人诚实，可请于明日午后五时来见可也。”4月1日他又有复宫崎信：“某君前日来见时，弟已应言尽言，倘能如弟言去办，则于中国前途大有补益也。余则非弟力所能及，似可毋容再见。”“某”与前面的“其人”是否同一人不知，但可确定是“维新派”的。




　　1900年3月29日，梁启超写信给孙中山，劝他接受“借勤王以兴民政”的策略，“我辈握手共入中原”。孙中山决定到新加坡再次与康有为商谈合作事宜不是偶然的。当时，谢瓒泰写信给孙中山，“为了防止各党派领导间的自私竞争与妒忌”，特别推举容闳 “为维新联合党派的主席”。1900年4月底，杨衢云到日本与孙中山协商，6月，孙中山计划到新加坡与康有为商谈，举容闳为联合党派主席应在议程之中。尽管谢瓒泰的提议既有针对康有为等人阻挠合作，又含有报复杨衢云与孙中山争夺兴中会会长失势之意，但孙中山表示赞同，这从他在新加坡的谈话也可以看出。

　　1900年6月上旬，孙中山在《离横滨前的谈话》中说：“清政府在康有为公开致力于种种运动或采取恐吓政府的手段之际，对他的党派抱有严重警惕，并因而对我们党派的注意逐渐放松，这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我党的幸事”。六、七月间，他在给平山周的信中说：“如足下于说合之事无成则已矣，由他自行其是，吾行吾人之事可也。”但他没有放弃对康有为的争取，7月10日他在新加坡《与斯韦顿汉等的谈话》中说：

　　“我想要会见康有为，就当前中国的问题征询他的意见，并向他提出我的劝告。不错，我志在驱逐满洲人，而他支持年青的皇帝。我希望与他磋商，为我们在共同路线上的联合行动作出安排。……

　　我想，大概除了康党以外，都能够结成一体。我们担心中国被分割。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力主行动；如果无所作为，他们将会倒向另一方。我认为康指控宫崎和青藤是犯了严重错误。当康等与我来往时，他们的行动便是不寻常的。皇太后悬赏十万两购缉康的头颅，他那头颅的价值三倍于我。中国政府派人处处监视我的行动，我来这里的目的在于会见康，并增加我的中国追随者。”

　　日本方面很关注孙、康合作，到1900年7月，犬养毅和平冈浩太郎还派内田良平考察过两派态势。曾迎接康有为到日本的宫崎滔天认为自己于康有恩，听说康到了新加坡，愿意先行去游说，促使他抛弃保皇主义，争取他与孙中山合作。经孙中山同意，6月29日宫崎和青藤幸七郎等到新加坡，先见了支持维新的当地富商邱菽园，提出要见康有为。香港的康门弟子道听途说宫崎到广州见过刘学询，怀疑其与李鸿章有什么密谋，就电告康有为，宫崎奉李鸿章之命到南洋行刺，请康慎防。康将这一信息告诉了新加坡的英国殖民官。所以宫崎他们到新加坡几天后就被警察逮捕入狱。此前1898年11月、12月，慈禧太后确曾下达密旨除掉康有为，刘学询、庆宽等就是执行人，甚至企图利用孙中山诱捕康有为，“法用诱用掳，活上毙次”，不过孙中山对此并没有回应。

　　1900年7月1日，康有为派弟子来见宫崎，表示面谈不便。不料7月6日，宫崎他们竟以谋刺罪下狱。孙中山在越南听说此事，7月9日赶到新加坡展开营救，亲访英国总督说明原由，才使他们获释。他第二天接受英国殖民官员斯韦顿汉、科利尔、埃杰顿三人访问时发表的谈话，斯韦顿汉有记录，并上呈英国外交部，原件至今还保存在伦敦的国家档案局。

　　对此，康有为在1900年8月11日给女儿康同薇的信中是这样说的，“日人之事，系发难于林君，此事于日本邦交有碍，故我欲忍之，而林骤告督。遂为大案。然无如何，又不敢言其非，恐得罪林及英官也。其人为宫崎，诚是戊戌九月与我返日本者（并未住其家，又非送至美洲）。但伊不合与孙同行，且替孙办事。日本有两电五信言其谋害也。彼党既乱攻，当另函使人驳之。孙既为港所阻，其党人往见者，港督皆影相，并禁不得言。孙文无钱给人，故皆散。英官又使人责日本人，日人亦散归东，闻孙亦散回东也。其党人因影相，又不能上城，孙从此办事甚难，东人亦将散心，但攻我则不免耳。汝可与港督书，或面见督夫人，告以孙往坡谋害，赖坡督保护得免，今坡督特亲同我入新埠，在其督署住，供应饮食，一切招呼，吾感激至极。惟孙党多在港，不无串同其党人多方攻击，日散谣言，将来必至造生事端，甚至谓我攻英国，或且谓我遍攻各国者，望总督及各官切勿听之，看其如何回话，我再与信港督。”信后还有康有为的批语：“[康批]此信述孙文与日人宫崎寅藏行刺事大案，宜永保存。”

　　从信中内容来看，一是为自己辩解，二不无幸灾乐祸之意。“林君”即林文庆，是新加坡著名华侨，邱菽园的好友，《天南新报》英文总校。1900年7月6日，康有为函告柏原文太郎，他接到宫崎寅藏的来信后，次日就向英国殖民当局申请返回新加坡与宫崎会晤，不料日本某僧密告林文庆，见到数封来电，文中都有康有为、邱菽园的名字，这时又有人闻讯刺杀康有为可得赏金数十万，林一概告诉了邱菽园。邱又得到电报，称孙文欲图大举，为筹款来新加坡，恐生异变，宜加慎防。林文庆闻之大惊，就报告了新加坡总督，请求密查。总督大怒，决意查办。此外，林告诉了朋友、《天南新报》翻译陈德逊，陈转告日本人，被宫崎得知，写信给康有为，怀疑他故意避而不见。这一天，康有为刚好回到新加坡，闻讯大惊，告诉林文庆，宫崎是日本志士豪杰，与自己旧交，请转告总督中止查办，否则无面目再见日本故交。经康有为再三请求，林文庆才同意了。康又转托当地警官请求中止查办，但遭到拒绝。由此看来，康有为信中所述基本属实。

石敢当

康孙合作终成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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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主角与配角   作者：傅国涌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8月12日，康有为又给女儿康同薇一信：“至北中之变，乃天助我，上有天命，必能保全，惟孙假我名，至为大碍，可虑。来此闹成一大案，因我拒之，致失日人心，事出于无可如何，然益明我与彼之不相合也。吾党布置甚密，可勿念。”

　　宫崎回忆，他们一行一到新加坡就有人告诉他，最近有传闻“有刺客已从日本出发到此地来刺康”。康派中间有人怀疑他们就是刺客。第二天，康门弟子汤[觉顿]来访，交给他一


封信，是康有为写给邱菽园的：“滔天先生是我的恩人。据闻今来此地，极思一见。乃立即请求政府办理会见手续。但如你所知，政府保护过严，几如处于狱中，能否相见，尚难预料。倘不幸不得相见，请代我馈赠百金，以作程仪。滔天先生若有要事与我磋商，门生汤某可代为领教，然后转达于余。汤生为我亲信，任何秘密，均可直言。”实际上是康拒见，宫崎拒绝赠金，并给康直接写了一封信。当地警察拘捕他们后，讯问内容主是有三条：一、来新加坡的目的，二、和康有为的关系，三到此后欲和康会晤采取的手续。甚至被问及：“你是不是受中国守旧派的委托，想要暗杀改良派的首领？”他们关押5天后被驱逐出境（附加五年不得入境）。

　　在亲身领教了康有为的“狭隘”、“疑惧”之后，从此，日本志士认为康有为是“无情汉”，不再倡导孙、康合作，两派更无合作之望。

　　不久，当自立军事败，清廷大捕康党，一时草木皆兵，康有为在香港的家人也处于惶恐不安之中。8月后，康有为写信给康同薇安慰家人：“港督于党人断无听中国官捕拿之理，可安慰诸亲，按公法以国事犯例当保护，最大亦不过令之出境，无听拿之理。孙文在英，可见我能为保，断断无事，忽恐也。”

　　孙中山与康有为之间有分歧、有不同的选择，但也不是没有任何合作的基础，他们都是政治流亡者，都与慈禧太后主宰的政权相对立。（在庚子勤王运动发生后，清廷方面声称：“目前据各领事言，从前谓康、梁为志士，今已知康、梁为匪徒，各国断不帮助庇护”。张之洞也把康有为与孙中山并列。）1900年9月13日，《张之洞于荫霖奏擒诛自立会匪头目分别查拿解散折》有这样的话：“听说康有为、孙汶[文]派人会合大刀会，孙汶已到山东。”10月3日，《张之洞于荫霖摘叙两湖自立会匪紧要情节告示》中也说，据湖南拿获的会党头目李英等供述，“听说康有为、孙汶派人会合大刀会，孙汶已到山东。此事是康有为为总，康有为以唐才常为总，各粮台之钱，均是康有为接济”。都是将康有为与孙中山一视同仁。有这些因素，所以尽管发生了宫崎等新加坡入狱事件，但直至惠州起义前夕，孙中山还试图争取澳门保皇会总局的支持、配合。1900年10月，康有为在《驳后党张之洞于荫霖伪示》中也说：“今日即孙文议论，亦不过攻满洲，而未尝攻皇上”。不过他还是在这篇文章中将自己和孙中山划清了界线，并承认自己在新加坡曾拒见宫崎等：

　　“一、伪示谓‘听说康有为、孙文派人会合大刀会，孙文已到山东，此事是康有为为总’等语。

　　查六月时，孙文与日本三名宫崎、青藤、内田等来坡行刺康有为，康有为拒之不见；事泄，新加坡英总督拿办宫崎下狱，孙文幸而得放，不准到坡。此事详于各报，各埠纷纷致电问康有为安。盖康有为为保皇之魁，孙文为攻满洲之魁，故成反对。至于行刺，与今年正月伪上谕出十万金令人行刺康有为同。夫孙文之仇康有为如此，亦与张之洞有同心矣。今乃比而称之，谓其派人会合大刀会，岂康有为今不畏行刺，而肯与孙文同谋耶？六月至今八月，几时举事？在新加坡与孙文已绝，何能同谋，不待辩矣。

　　闻康有为自到日本，新坡皆绝孙，故孙文深恨。今张之洞畏康有为保皇上也，天下皆信之，欲攻无法，故思得孙文而捏入之，与孙派并称，使人疑之，而后可加罪，亦与戊戌八月伪谕谓康有为保中国不保大清同耳。无如孙派行刺之事，新加坡英督有存案，何徒劳张之洞之苦也。

　　至通大刀会，则孙文不知有否，惟康有为素通新法，又托于英国，大刀会乃守旧而仇西人也，康有为岂肯通之？义和团最恶广东人，呼为二毛子，杀之甚众。大刀会与义和团类耳，岂肯通广东人乎？张之洞为此知大刀会为西人所恶，故诬康有为为通大刀会，以怒西人耳，而孙文既诬，则大刀会之诬可知。”

　　1900年9月，唐才常弟弟唐才中的供词中说得更清楚：“……那文廷式于六七月间到长沙，是来办孙革命党的事，又名三合会，广东人最多，约了富有会的张尧卿帮他散票。他们革命党，与康、梁之保皇会相反，彼此不合，他们久已水火，不能联成一气的。”

　　这里大致上透露出社会舆论及各种力量对康、孙同异的认识。康有为拒绝合作，而且发生了新加坡这样不愉快的事，但孙中山对其他维新派人士包括梁启超在内依然有信心，所以孙中山才会说“大概除了康党以外，都能够结成一体。”1900年春，维新变法的重要支持者文廷式到日本访孙中山，商谈过国事和起义事宜。7、8月间文廷式与会党要人张尧卿到长沙就是“办革命党事”。8月中旬，梁启超回国路过日本，有可能与孙中山会面过。

石敢当

康孙合作终成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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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年8月中旬（当月22日起程回国前），北京被八国联军占领着，孙中山在《与横滨某君的谈话》中说：

　　“在中国的政治改革派的力量中，尽管分成多派，但我相信，今天由于历史的进展和一些感情因素，照理不致争执不休，而可设法将各派很好地联成一体。作为众望所归的领袖，当推容闳，他曾任驻美公使，在国内也颇孚人望。此外，对国内的李鸿章等各总督以及康有


为一派也应重视，暗中联络，这样料可使政治改革方案得以渐次施行。根据这种考虑，我个人准备从中尽力，故匆匆决定回国。我并不抱任何危险激烈的企图，而是考虑始终采取温和的手段和方法。视情况还有最终赴北京的打算。已离神户前往上海的梁启超，大概也是抱着类似的想法而成行的。

　　我这次回国，毫不担心会遇到危险。我的归国一事，将会得到日本领事和另一国领事的间接保护。加以北京正处于外国军队的占领之下，更可放心。依我看来，梁启超的决定回国，也是有鉴于此的。”

　　可见直到此时，孙中山都没有放弃与康有为派合作的幻想。8月28日，他与平山周等抵达上海，得知唐才常的自立军未起事即已失败，9月1日起程返回日本。

石敢当

黄兴与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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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主角与配角   作者：傅国涌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在一位法国人眼里，“中等身材，外表刚毅倔强，宽肩膀，体格强健有力，面貌丰腴，蓄黑髭”的黄兴乃是“中国革命之拿破仑”。

　　在罗家伦看来，黄兴“是豪士，是英雄，是开国元勋。但是他更是有中国文化根底的读书人，他是‘士’。这个士便是曾子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的士。这个士也就是孟子所谓豪杰之士”。

石敢当

孙氏理想，黄氏实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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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称孙、黄为开国二杰，克强诚当之无愧矣。”（冯自由语）辛亥革命期间流行“孙氏理想，黄氏实行”的说法，众口一词都说黄兴是革命的实行家。当时出版的《血书》有《黄兴小史》，其中言：“黄非思想家，亦非言论家。实为革命党中唯一之实行家也。故党中最重黄之声望，直可与孙逸仙齐驱并驾矣。”孙黄并称其实不是偶然，黄兴虽然比孙中山小了8岁（比谭嗣同小9岁，宋教仁、蔡锷同年，比他又小了8岁），但在20世纪初那次重大历史转型中他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在信仰共和的革命阵营中，黄兴拥有更广泛的追随者。章


太炎手书的挽联“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可以看作是对黄兴的盖棺定论。

　　举人出身的吴稚晖回忆，1901年他在日本，有人约他去见孙中山，他以为孙不过是“绿林豪杰”，所以不想见。后来他听说孙中山是个书生，也以为不过是刘秀、邓禹之流，还是不想见。直到1905年的一天，他在英国，有人来敲门，自称“孙逸仙”，“温和端正”，他很是吃惊。在自述认识孙中山的过程时，他颇有感慨地说：“我起初不满意孙汶[文]，就是因为他不是科第中人，不是经生文人，并且疑心他不识字。到认识以后，才知道他手不释卷。”当年留学欧洲的朱和中也回忆，孙中山去动员他们参加革命时，他念着孙亲笔起草的誓词草稿禁不住笑了，孙问其故，他回答说：“康有为和梁启超常说您目不识丁，我见誓词简练，知康、梁所言之妄。”孙傲然说：“我亦读破万卷也。”不过孙中山1916年7月15日在上海对广东籍议员自述阅读四书五经的经过确与传统读书人不同：“我亦尝效村学生，随口读过四书五经者，数年以后，已忘其大半。但念欲改革政治，必先知历史，欲明历史，必通文字，乃取西译之四书五经历史读之，居然通矣。”

　　与孙中山相比，黄兴本来就中过秀才，又是两湖书院的高才生，在留学日本之前，即已“字习东坡，文宗韩柳”，旧学的根基不浅，使同时代的读书人更容易接受他。在1905年之前，孙、黄没有任何联系，黄兴创立华兴会，独立领导了两湖的革命。随后，他的许多朋友、同志都留学日本，先后成为同盟会的领导和骨干，如宋教仁、陈天华、刘揆一等，光复会领袖（如李燮和原来就是华兴会员）多与他更为接近，辛亥之后立宪派的要角也与他的关系更融洽、更密切。尤为重要的是，黄兴几乎直接指挥、领导了大部分的武装反抗行动，与军界的关系更为密切。虽然世人都说他是“常败将军”，但他虽败犹荣，正是他在汉口、汉阳苦战整整一个月，为各地独立赢得了时间。汉阳兵败之时，他一面引咎辞职，一面准备与汉阳共存亡。李书城等力劝：“军家胜负无常，今二十余省之响应而独立者，已三分有二，必能指日推倒满清，建立民国。故汉阳城暂时之得失，似已无足深忧。而公之一身，则关系大局，较汉阳尤重，万望留以有待。”强拉着他退出汉阳，“当江轮渡至中流时，公目睹汉阳城，忽急走船舷，纵身投水，使非副官长曾昭文与揆一追随左右，合力抱持之”，后果不堪设想。

　　即使黄兴在“二次革命”中的表现颇受孙中山、陈英士等的厚非，从他在南京兵败“走麦城”之前请徐宗汉照顾儿女的家书看来，他早知战事前途并无把握，但他内心痛苦而从容，随时准备一死报国。这封信带有交代后事的遗嘱意味。当南京即将三面受敌之时，部下亲信日夜随侍左右，也是深恐黄兴“悲愤自杀”。

　　黄兴只是一介书生，对军事并非专业，但自华兴会计划在湖南起事，他即自任总指挥，武昌起义后他做战时总司令，南京临时政府时他为陆军总长，随后还做南京留守。当时确实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担当这样重要的职务。他之所以取得这样的地位，固然是因为每次起义，他都是亲自策划，身临前敌，冲锋陷阵，表现得异常的勇敢，另外还有一个世人不太清楚的原因，他身为同盟会主持日常工作的庶务干事，当时在日本留学的陆军士官生至少有93人加入了同盟会，包括李根源、李烈钧、程潜、李书城、赵恒惕、黄郛、尹昌衡、温寿全、仇亮、陈之骥、王孝缜、袁华选等，后来在各省响应武昌起义的正是以这批人为主。李书诚回忆，“黄先生以为陆军学生须在回国后掌握兵权，不可暴露革命的真面目。因此，他嘱陆军学生中的‘同盟会’会员，不到‘同盟会’总部往来，陆军学生的入党证也由黄先生一人独自保管。并商议由陆军同学在‘同盟会’会员中，选择一批坚贞可靠的同志另组一个团体，名曰‘丈夫团’，以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作为团员应具的品德。”黄兴还鼓励有家产的人出资捐官，这样获得兵权的机会就更大、更快些。武昌起事后，各地纷起响应，做了都督、军、师、旅、团长的人中，“多属‘丈夫团’的同志，都是黄先生所熟知的人。因此革命军人与黄先生有特别深厚的感情，他在革命军人中具有极高的威信。”

　　1912年孙、黄先后进京，北京舆论对于孙中山的高远理想和黄兴的真诚笃实无不交口称赞。当时名记者黄远生笔下对孙中山不无微词，而对黄兴却是评价甚高。他在10月5日的文章中说：“记者眼中之黄克强，乃一率直热诚之人。其主张厉行国民捐及不换纸币，正是他热诚过人之处。然其政治思想之不适于今日者可见。顾其条理纵不及遁初[宋教仁]，而终异于□□[中山]之大言无实。若记者管窥蠡测之见不甚谬误，则记者愿为宋系而兼黄系，绝对不愿为□[孙]系也，一笑。”

石敢当

孙氏理想，黄氏实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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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主角与配角   作者：傅国涌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国外舆论也这样认为，1912年9月29日，黄兴与法国驻华公使康地见面，康地事后回忆：“黄先生为中国四千年特色之人物，为亚洲开一革命成功最速之先声。敝国当日若有如黄先生其人者，何至革命至三次之多，演成流血漂杵之惨状！敝国将来译读中华民国革命史料，无不想望英风而崇拜不已。”10月5日，英国《旁观者》发表驻北京记者的通讯，其中就有这样一番判断：“但记者以为，袁世凯实为中国此时所需要的强人。记者更敢大胆推测，将来袁退出政界，黄兴将是最适宜的总统继任人选。”




　　早在1911年汉阳督师时，黄兴就已是声名显赫的风云人物，他的经历赢得包括职业军人在内的普遍认同不是偶然的，孙中山虽然从事革命的时间更早，主要是个理想家，在海外华侨中具有一定的动员（主要是筹款）能力。但在民国初创之际，人们重视的是践行，享有“笃实”盛誉的黄兴被各方看好乃是顺理成章的。辛亥之际，黄兴在孙中山回国前主持处理了大部分军政、民政要务，包括筹款、议和等重要事务，经受了一切考验，“从出身背景、资质禀赋和社会联系几点来看，他比与国内缺少关系的孙中山，更易于同中国社会中坚分子相处”。一句话，黄兴具备了做领袖、演主角的大部分条件，但他的性格使他自愿担当配角。从同盟会时期到民国初年，他从来都不曾打算从孙中山手中夺取领袖地位，这样的机会曾一次次地出现在他面前，但他每一次都坚决地拒绝了，并一直坚定地维护孙中山的主角形象。

石敢当

可贵的配角意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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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主角与配角   作者：傅国涌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提议公推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不必经选举手续”

　　1903年，湖南人章士钊（后来参加过华兴会）以宫崎滔天的《三十三年之梦》为底本，半译半叙，编写了《孙逸仙》一书，认为“有孙逸仙，而中国始可为”，“一时风行天下，人人争看。”黄兴就是读了这本书才对孙中山的思想与事业有了最初的了解，奠定了他们日后合作的心理基础。1904年，黄兴再返日本寻求宫崎滔天的帮助，也是因为读了《三十三年


之梦》。在同盟会出现以前，黄兴等人想在日本重组革命团体，曹亚伯回忆，“黄兴来后，欲结合各省之同志立一革命总机关，而戊戌变法后长沙时务学堂逃去之一班学生，如杨度、范源濂等，俱不愿戴黄兴为首领”。程家柽也出来劝阻，“近得孙文自美洲来书，不久将游日本。孙文于革命名已大震，脚迹不能履中国一步。盍缓时日以俟其来，以设会之名奉之孙文，而吾辈得以归国，相机起义，事在必成。”

　　1905年7月，经杨度（也有说宫崎滔天）介绍，孙、黄第一次见面。章士钊对他们这次见面所记甚详，有所谓“情异虬髯”、“太原真气”之语，表示黄兴一开始就无与孙中山争领袖之意，更无自树一帜的打算，而是愿意倾心合作，所以才有了同盟会的诞生，从孙、黄第一次见面，到同盟会诞生前后只有二十多天。本来孙中山提议叫“中国革命同盟会”，黄兴认为这是个秘密组织，“革命”一词应该删除，经过讨论，孙接受了黄的意见，正式定名为“中国同盟会”。在成立会上，正是“更不失快男子本色”的黄兴提议：“公推孙中山先生为本会总理，不必经选举手续”，孙中山才顺利当选。这一年孙中山39岁，黄兴不足31岁，胡汉民26岁，宋教仁23岁，汪精卫21岁。

　　同盟会的成立过程条理井然，没有像十年前杨衢云与孙中山争兴中会主角这样的纠纷，这与黄兴的性格、声望和谦让是分不开的。章士钊曾在百年前撰文指出：“在海外谈革命者万人，不如在本国谈革命者得十人；在租界谈革命者千人，不如在内地实行革命者得一人”。黄兴无疑就是这样的实行者。“孙、黄合作，是最理想不过的。一个是兴中会会长，一个是华兴会会长。一个是珠江流域的革命领袖，一个是长江流域的革命领袖。一个在海外奔走，鼓吹筹款，一个在内地实行，艰辛冒险。一个受西方教育，一个是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这一评价是恰当的。不过，华兴会员当时只是以个人身份加入同盟会，并不是所有人都加入了，比如章士钊就一直没有加入，刘揆一早期也拒绝加入。但华兴会员成为同盟会的骨干主力则是不争的事实，相比之下，兴中会后来没有一个会员成为著名人物，当年活跃的陈少白在同盟会时期也淡出了。

　　“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

　　1907年3月4日，在清廷公使的请求下，日本政府劝说孙中山离开，随后黄兴也离开日本，到香港等地筹划武装起义。当年7月，同盟会内部发生章太炎等攻击孙中山事件，事情缘起于孙中山离日前，曾接受日本政府和商人赠送的一万五千元，以二千元留作《民报》经费，章太炎、张继、陶成章等就潮州、惠州等地起义失败和孙中山分配赠款一事，发起攻击，逼当时代理庶务干事的刘揆一召开特别大会，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改选时在香港的黄兴为总理。刘揆一反对此议，他的看法是，孙中山留下二千元给《民报》，其他的用做起义军费，这是不得已的。他深知黄兴“素以实行革命为务，绝不居此空虚总理之名”，而且当时正与孙中山共谋在广东起义，“万一因‘总理’二字而有误会，使党军前途顿生阻力，非独陷害孙、黄二公，实不啻全体党员之自杀”。所以他要力排众议（声称“革命之前，必先革革命党之命”的张继甚至在民报馆与他发生了扭打）。

　　刘先是急忙写信通过香港的彭邦栋转告黄兴，同时写信给冯自由、胡汉民，引“万方有罪罪在一人”之语，请他们劝说孙中山向东京本部引咎道歉。孙中山的回答是：“诸同志皆热血青年，在无事时自不免易生事端，此种党内纠纷，惟事实足以解决，绝无引咎之理由可言。”黄兴回信则决然表示：“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由于黄兴严正表示反对的态度，东京的第一次“倒孙”风潮才得以平息。

　　“革命有二统，二统将谁为正？”

　　同年8月，已加入同盟会的张百祥、焦达峰、刘公等也对孙中山“舍广义而取狭义，组织南路同盟为大本营，而于东京本部从不过问，殊不谓然”（谭人凤语），要另外仿照绿林开山立堂的办法，发起一个有实力的团体“共进会”，与同盟会分道扬镳，并以十八星旗作为会旗。孙武等随即加入，刘揆一也“极表赞成”。他们认为同盟会纲领中的“平均地权”不容易为下层社会了解，因此提出“平均人权”。当时正好黄兴回到东京，对他们另树旗帜表示不满，曾质问焦达峰：“革命有二统，二统将谁为正？”焦笑答：“兵未起，何急也？异日公功盛，我则附公；我功盛，公亦当附我。”

　　杨玉如回忆：“那时黄兴恐同盟会起了分化，曾向发起人质问，经焦达峰解释：谓并无别意，只期内地与边区同时举事，或可缩短革命时间。兴始了解。”武昌起义时，率先打出的就是“共进会”的十八星旗。多年后吴玉章仍记得当时同盟会组织涣散，孙、黄等常不在日本，“真是群龙无首，一盘散沙”，“共进会”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的。

石敢当

可贵的配角意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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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主角与配角   作者：傅国涌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1908年夏天，黄兴在云南、河口兵败，从河内被遣送到新加坡（5月27日上海《神州日报》报道，清廷以5千元悬赏缉捕黄兴），经香港返回东京，发现同盟会内意见更分歧、组织更涣散了，连宋教仁都不去见他。章太炎批评黄兴和孙中山：“吾在此以言论鼓舞，而君与逸仙自交趾袭击，虽有所获，其实不能使清人大创，徒欲使人知革命党可畏耳。愚意当储蓄财用，得新式铳三千枝，机关铳两三门，或可下一道州府，然后四方响应，群力以仆之，若数以小故动众，劳师费财，焉能有功？”黄兴没有回答。




　　1908年确实是同盟会最困难的时期，冬天黄兴邀请各省分会长开会商量，最后议定以“勤学舍”的名义组织一个俱乐部性质的机构，由大家分摊经费，不过半年（到1909年6月）就因各方人心减退、不愿按时缴费而解散。1909年5月19日，孙中山在经过多次失败之后再作世界漫游，将一切国内计划都委托给黄兴与胡汉民二人。

　　“以身力拒”对孙中山领袖地位的挑战

　　1909年秋天，陶成章等再度对孙中山发起攻击，远比上一次“倒孙”风潮来得猛烈。9月，陶成章和李燮和等人代表七省同志在南洋起草了《孙文罪状》，要求开会改选同盟会总理，黄兴极力进行抵制。八、九月间，陶成章写信给李燮和等：“公函已交克强兄，惟彼一力袒护孙文，真不可解。……石屏在安南信孙文大言，亦为所迷。”“精卫为人，狡展异常，狭[挟]制克公，使其不发表此公函。章太炎已刊报告，不久当分布南洋各埠也。”另一封信中又说：“克强既不肯发布公启，弟往向之索回，不肯归还。太炎传单出后，克强屡使人恐吓之，谓有人欲称足下以破坏团体之故也。”“克强函责太炎以晚节不终。”章太炎的“报告”、“传单”就是指《伪民报检举状》。

　　9月间，陶成章曾与黄兴“辩论中山之事多时”，黄兴怀疑这次反对孙中山是陶运动的。对于孙中山指控陶为保皇党、侦探一事，黄兴表示不信，谭人凤更不信，认为“天下断无此理”。9月22日，陶在信中再次提及此事，对黄兴“以为不开除孙文，无妨于事”表示不满。24日，陶成章在给王若愚信中说：“到东京后，即将公函交付克公，迄今并不发布，专为中山调停。”“弟及兄等与中山已不两立，看来非自己发表不行矣。”25日，陶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今得克强来信，中多无理取闹之言，可恨已极。……克公自以为能，竟不料其自坏长城矣。”“克公贪于目前之近利，不识适贻日后之祸患”。

　　其实，这是陶成章不了解黄兴的性格所致，黄兴不仅拒绝散发他们的联合声明，拒绝召集会议讨论，而且写信给李燮和为孙中山辩诬，并亲临南洋平息那里的反孙情绪。他在那里写了一封信给孙中山。当年11月7日，黄兴给孙中山复信，其中有“陶等虽悍，弟当以身力拒之”这样的表态：

　　“但只陶焕卿一人由南洋来东时，痛加诋诽于公，并携有在南洋充当教习诸人之公函（呈公罪状十四条），要求本部开会。弟拒绝之，将公函详细解释，以促南洋诸人之反省。……在东京与陶表同情者，不过江浙少数人与章太炎而已。及为弟以大义所阻止，又无理欲攻击于弟，在携来之附函中，即有弟与公‘朋比为奸’之语，弟一概置之不理。彼现亦（无可）如何，只专待南洋之消息，想将来必大为一番吵闹而后已。……见弟不理，即运动章太炎在《日华新报》登一伪《民报》之检举状（切拔[剪报]附上一览），其卑劣无耻之手段，令人见之羞愤欲死。现在东京之非同盟会员者，亦痛骂之，此新闻一出，章太炎之名誉扫地矣。……弟与精卫等商量，亦不必与之计较，将来只在《民报》上登一彼为神经病之人，疯人呓语自可不信，且有识者亦已责彼无余地也。总观陶、章前后之所为，势将无可调和，然在我等以大度包之，将亦不失众望，不知公之意[意见]若何也。美洲之函，想亦不出陶、章之所为，今已由弟函达各报，解释一切（函稿另纸抄上），桀犬吠尧，不足诬也，我公当亦能海量涵之。至东京事，陶等虽悍，弟当以身力拒之，毋以为念。”

　　当时孙中山将要抵美，黄兴以同盟会庶务的名义给美洲各埠中文报纸的同志写信：

　　“本处风闻孙君未抵美以前，有人自东京发函美洲各埠华字日报，对于孙君为种种排挤之词，用心险毒，殊为可愤……再者，南洋近二三同志对于孙君抱恶感情，不审事实，遽出于排击之举动，敝处及南洋分会已解释一切。”

　　“凡此皆非为中山个人，实为大局”

　　难怪胡汉民在致南洋同志书中盛赞黄兴之举：“闻黄克强已有书致文岛各教员，痛为辩白，而陶归日本，要求开会讨论，黄君则拒绝不允。凡此皆非为中山个人，实为大局。盖吾人矢志革命，虽未尝依一人，而其人于全党有重大关系，抑且无丝毫之无负于党，如此而被诬被谤，则不容不为辩白护持。今在东京有黄克强兄，在南洋有公等，俱持正不阿，以申公论，悠悠之口，将不久自息矣。”

　　同年冬天，黄兴就《民报》在东京秘密续刊事连续两次致函巴黎《新世纪》杂志：“章太炎此次发布伪《民报》检举状，乃受陶成章运动（陶因在南洋欲个人筹款不成，遂迁怒中山，运动在南洋之为教员者，连词攻击之。陶归东京后，极力排击，欲自为同盟会总理，故谓《民报》续出，则中山之信用不减，而章太炎又失其总编辑权，无以施其攻击个人之故智，遂为陶所动），遂有此丧心病狂之举。已于二十六号中登有广告，想同人阅之，皆晓然于太炎人格之卑劣，无俟辩论也。”“昨邮上一函，内附呈二十五号《民报》之提单一纸，乞再为查收为幸。此期内有辨正章炳麟之伪《民报》检举状之告白，若能转登于《新世纪》，更加以辟词，同人等尤为盼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