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主角与配角》

石敢当

陶成章之死和陈其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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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a class=\"postlink\" href=\"http://book.sina.com.cn\">http://book.sina.com.cn</a><!-- m --> 2005年08月29日 16:47 新浪读书  

连载:主角与配角   作者：傅国涌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更严重的还是《章太炎自定年谱》1912年条下说的，赵声之死，最初没有人怀疑过黄兴，“焕卿不能分别，并恶之，至是，日与黄、陈不合，自设光复军总司令部于上海，募兵。”章太炎劝陶成章：“江南军事已罢，招募为无名，丈夫当有远志，不宜与人争权于蜗角间，武昌方亟，君当就蛰仙乞兵千余人上援。大义所在，蛰仙不能却也。如此既以避浚铱捎泄ΑＡ荡瞬蝗ィ匚Ｆ渖怼！薄盎狼洳淮樱淮趟溃蜓杂⑹课病！闭绿自诖飧椿嶂匾肿庸ㄎ瓷獾淖允鲋幸菜导埃骸盎狼渎庞胪跻荼驳执ィ粤繁虾＃烧咚


刺。时同盟、光复二会，嫌隙滋甚，而趋势者多归同盟会，一日或二三千人，同盟旧人亦为其所陵轹”。

　　据《民立报》（1911年11月28日）发表的《光复义勇军纪略》称，在攻克南京前，陶成章要求浙江温、台、处三府添练义勇三营，曾电告南洋筹款，并设立了“驻沪浙江光复义勇军练兵筹饷办公处”，准备在闵行一带练兵。章太炎的说法应是可信的。正是这些因素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导致了惨剧的发生。当然，在光复会与同盟会分合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同盟会中有人以革命主角自居，不愿与光复会分享胜利果实。而光复会旧部实现“功成身退”誓言的则大有人在。

　　陶成章当年对孙中山的抨击，陈其美诚然是很清楚的，不过那时陈其美在同盟会内地位低微，与孙中山也少有直接来往，更不用说蒋介石了。动手杀陶的正是蒋介石，1945年10月上海国民党官方的胜利出版社出版了黄埔一期生、在蒋身边做过八年侍从秘书的邓文仪《蒋主席》一书，其中第八章的标题赫然就是《枪杀陶成章》，明白地说是蒋亲手“一枪把他打死”。蒋介石本人所撰《中正自述事略》对此也毫无隐讳，其中说1908年他从知交竺绍康那里听说，徐锡麟之死“实为陶成章之逼成”。又听说“陶之为人，不易共事”。因此“甚鄙陶之为人，以其无光明正大态度，无革命人格”。章太炎说所谓徐锡麟之死“实为陶成章之逼成”的实际情况是，徐做官后“颇得意”，陶等“不见其动静，疑其变志，与争甚烈”，等到徐杀恩铭，“始信之”。

　　陶成章反对孙中山的风波发生后，陈其美曾对蒋说“陶为少数经费关系，不顾大体，掀起党内风潮，是诚可憾”，要他“置之不理，不为其所动，免致纠纷”。蒋称：“余乃知陶实为自私自利之小人”。辛亥之际，陶成章回国，“即与英士相争，不但反对英士为沪军都督而颠覆之，且欲将同盟会之组织根本破坏，而以浙江光复[会]代之为革命的正统，必欲将同盟会领袖□□之历史抹煞无遗，并谋推戴章炳麟以代孙先□（生）”。他接着说，“忌刻成性”的陶亲自游说他本人反对同盟会，推章为领袖，“并欲置英士于死地”，激于革命义愤，“公私相权”，他才决定除去“丧心病狂”的陶成章。言下非但无罪，且有大功，是辛亥革命“成败最大之一关键”。陶不满陈英士的为人和行事作风，这不是什么秘密，但要说他有杀陈之意，迄今没有任何史料依据。光复会、同盟会的矛盾由来已久，辛亥革命期间明暗之间都有争持也不是什么秘密。1911年12月20日，孙中山回国前夕，马君武在《民立报》发表文章极力挺孙，对“挟小嫌宿怨以肆诬谤者”大为不满，大概也是针对陶成章、章太炎等人。蒋介石自述杀陶后，“自承其罪，不愿牵累英士，乃辞职东游，以减少反对党之攻击本党与英士也。”这番话恰恰暴露了杀陶是陈其美指使的。

　　无论有多少政治分歧，都不能构成陈、蒋暗杀元勋的正当理由，蒋介石的自我开脱和辩解放在历史的天平上注定是无效的。不过蒋自述中提及的谁是“革命的正统”、也即主角之争确实是陶被杀的关键。在武昌起义后、南京未下之前，陈其美曾“密约亲信同志”说过这样一番话：

　　“今日武昌为首义之区，南北两京尚在满清之手，各省自听命于武昌，而武昌首义者又均系光复会人。长江一带，本为光复会势力所弥漫，今以首义示天下，同盟会将无立足之地。所以吾人为同盟会计，为报答孙先生多年奔走革命计，不得不继武昌而立奇功于长江下游。苟能从光复上海入手，次第光复江、浙、南京、皖、赣，以达北京，共和告成，同盟会化为永占优势之政党，始可无恨。今观武昌军政府，令李燮和以总司令名义来沪，协助光复，其居心可知，况李燮和又为陶成章之亲信者。诸同志中诸好友，能有出奇制胜之策乎？”

　　其中“同盟会化为永占优势之政党”一语是关键，陶成章作为他认定的主要对手也已呼之欲出，后来李燮和在上海遇刺（幸免于难）、陶成章被杀，似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根本原因。葛敬恩回忆在南京推举黄兴、黎元洪为正副元帅的争持时说，“光复会分子反对同盟会日益露骨，陶焕卿、李燮和一派鼓吹与同盟会分家，我们就成了此等人的对象。”其实他不知道光复会与同盟会早就不是一家，也谈不上鼓吹分家。虽然在光复上海、杭州等地乃至攻克南京时，光复会与同盟会有过非常默契的合作。

　　陶成章被杀次日，章太炎口授（寂照记录）、后来在《神州日报》（1912年10月10日）发表的《光复继起之领袖陶焕卿君事略》中说，陈其美曾要浙军参谋吕公望转告陶成章：“勿再多事，多事即以陶骏葆为例”。吕笑着说：“南京之事，岂沪军所能干涉，敬劝君幸勿滥用威权也。”章太炎还提到南京攻克后，浙军反对黄兴为大元帅，最后将正、副元帅倒置，以黎元洪为元帅，“外人颇有疑陶君嗾动军队为此者。”

石敢当

陶成章之死和陈其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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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陶案发生前，南京、上海就有传言陈其美要刺杀陶成章，陶“不以为真”，王文庆在南京写信给他，说已得到确实消息，“先生在沪大不利”，陶才避到客利旅馆，后又到国民联合会、再到光复会机关所，又到旅馆，最后迁到了法租界“僻静”的广慈医院。可见当时的风声之紧（这是1912年8月26日所记，离当时相去不远）。陶成章在医院期间（即被杀前二天），就连写给妻子的便条都很谨慎，下面署名是“从弟东生”，这是他的化名，不料竟成绝笔。




　　章太炎在陶被杀次日的上述谈话中还说到一件鲜为人知、常常被史家忽略的事。孙中山当上临时大总统后不久，曾致书陶成章，诘问从前宣布罪状的理由，表示自己不是以大总统资格与他交涉，而是以个人资格。信到之后仅三天，陶就被刺身死。此事从魏兰的记述中也可找到一点旁证，陶因为南洋筹款的事写信给孙中山，得到孙回复，“略谓先生[陶]与彼反对，当筹如何对待”。

　　正如章太炎所言，“成章死，光复会亦暗不章”。陶成章是光复会的实际领袖，他死后，光复会失去最有力的组织者和有行动能力的实干家，“领导乏人”，也就星散了。用冯自由的话说就是“丧失其主脑，势渐瓦解”。陶成章遇难不久，广东同盟会与光复会的矛盾冲突又白热化。1912年1月28日，章太炎在《大共和日报》发表致孙中山公开信，谴责同盟会与光复会之间的自相残杀。当天，孙中山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名义致电同盟会籍的广东都督陈炯明及中国同盟会，调解两会冲突，对光复会的评价基本上认同章太炎的看法，连措辞几乎都一样，希望停止冲突，“以免党见横生，而负一般社会之期许”。此电收入了《临时政府公报》第一号。（后来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回顾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史时，只是顺便提及、并未充分肯定光复会的历史功绩。）冯自由《光复会》讲到光复会重要骨干、广东汕头民军司令许雪秋、陈芸生“与同盟会员之领军者不合，势成水火”。孙中山的调解终归无效，1912年5月初，许雪秋、陈芸生被陈炯明派刚反正的前清总兵吴祥达在汕头捕杀，当日就传出了“革命成功，革命党人死亡”的歌谣。

　　同盟会成了20世纪初社会转型之际唯一重要的革命组织，继续影响民国政局数十年，陈其美有关同盟会独占革命舞台、单独扮演主角的设想基本上成了事实。1912年12月4日，上海《神州日报》刊登《征集光复会史料》的广告，其中指出，自1900年的中国议会之后、同盟会之前，光复会几乎是国内唯一重要的革命团体，徐锡麟、熊成基、赵声、温生才等烈士，毁家起义于黄冈的许雪秋都是光复会人。光复江南，光复会的功劳也是有目共睹的。“惟以南北会员皆尚实践，而不事标榜，耻于希图权利，而又未设言论机关，以故会中行动，常尚隐秘，而不为世所知。”此时光复会已成为历史名词。

石敢当

“章疯子”不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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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成章“性虽褊急，心实坦白”

　　世人往往以为光复会只主张排满，对共和没有强烈的追求，也不尽然。看看陶成章手定的《龙华会章程》：“无论什么君主立宪、共和立宪，总不免于少数人的私意，平民依旧吃苦。……成功以后或是因为万不得已，暂时设立一总统，由大家公举，或五年一任，或八年一任，年限虽不定，然而不能传子孙。”这些观点难道仅仅用“排满”所能涵盖的？




　　然而在颠覆清廷的历史进程中立下汗马功劳的陶成章们，在民国创立时实际上被排除在新政权之外，他们并没有怨天尤人。张篁溪回忆：“及江南恢复，革命党中之不肖者，皆争功望酬，成章恐北虏未破，愈焦虑，乃扶病而起，与诸友共谋北伐。”被看作同盟会机关报的《民立报》1911年11月28日的报道也可以相印证：“现陶公以南京未下，北虏犹存，苟不合力进剿，生灵行将尽害。”鲁迅总是忘不了陶成章，多年以后，他追忆说：“夜雨潇潇地下着，提起笔，忽而又想到用麻绳做腰带的困苦的陶焕卿”。

　　陶成章也好，徐锡麟也好，章太炎也好，诚然都不是没有缺点的，鲁迅曾戏称陶成章为“焕皇帝”。包括陶在日本学催眠术，曾有过在北京开设妓院，把满清达官贵人都请来，席中下毒一网打尽等糊涂甚至不无荒唐的念头。但在辛亥革命这出历史大剧中，他们都是勇于实践、敢于献身的实行者，并没有陷入主角意识的泥潭，1909年黄兴称陶成章“欲自为同盟会总理”，我们只要看看陶成章当年和同志、友人的书信来往，就不难发现他本人并无此意，1909年秋天，陶成章在给李燮和等人的信中，抱怨黄兴责备他――“目弟有代为总会长之意”，他表示“此次设立会长，均已不置总会长为是。盖总会长一举一动，系会事前途甚大。当其职者若有才能而无道德，则借权营私，弊将百出，第二孙文将复见于他日”。而且他认为章太炎也不适合扮演革命团体的主角：“章君太炎，其人并非无才之人，不过仅能画策，不能实行，其立心久远，志愿远大，目前之虚名，彼亦所不愿也。……若以会长处之，用违其才，反碍前进之路矣。”1910年8月，他写信给魏兰时，光复会已在日本重组总会，以章太炎为会长，他为副会长。他说：“太炎先生既为总会长，可藉以联络各埠，弟意自联络成后，可将太炎公改为教育会会长，方为合宜。盖彼之能力，在此不在彼，若久用违其长，又难持久矣。至于弟之副会长职，非特不能胜任，抑亦实非心之所愿也，弟心本卞急，无容人过失之量，近日心复多疑，非所居而居之，辱与危且交至矣。意欲于联络后告退，谅诸兄必许弟也。”

　　魏兰是他的挚友，信是私信，他说的如此诚恳，显然不像是故作姿态。他对自己的缺点也能正视，所以他之反对孙中山并无取而代之之意，而只是想另举黄兴取代孙中山。所以，连孙中山一度仰仗的吴稚晖1909年11月13日《新世纪》按语中也认为陶成章“性虽褊急，心实坦白”。光复会人对陶成章则多是敬仰有加，幼时就追随秋瑾的尹锐志说他“深沉多谋”，“同志尊敬仰之为光复会继承领袖”。陈魏回忆“陶长于谋略，处事周密谨慎”，但也说他“度量欠广”。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曾加入光复会的鲁迅回忆说，“以革命为事”的陶成章“穷得不堪”，在上海一度自称会稽先生，教人催眠术糊口，嗅觉灵敏的清廷在缉拿他时就有一对句：“著《中国权力史》，学日本催眠术。”其实，经他之手募集的经费何止千万，而他竟潦倒如此，从中也不难想见其人格。

　　在陶成章被暗杀前夕，关于他的谣言就没有断过，比如说他挟有南洋巨资25万，要往故乡绍兴练兵谋求独立，还有说他将前浙江巡抚增韫遣送出境时得到了20万巨款。1911年11月27日，陶成章在《民立报》刊出“广告”，为自己辩护：“仆抱民族主义十余年于兹，困苦流离，始终不渝，此人之所共见者也。今南北未下，战争方兴，仆何敢自昧生平，而争区区之权利？”南京攻克之后，1912年1月7日，他在《民立报》发表《致浙省旧同事》的声明，“请勿以仆一人名义号召四方”，都是怕招人忌。

　　章太炎臧否人物

　　辛亥革命之后，章太炎与孙中山的关系很复杂，从章的内心轨迹来看，也是有过反复和变化。他们双方都曾表示过善意，比如1911年11月上旬，章太炎自日本回国前夕，曾给刚登上沪军都督之位的陈英士致电：“探悉大革命家孙君逸仙已于前日乘轮回国，不日即可抵埠。请贵处派员妥为招待，以便与之协商北伐攻宁之策，俾得早定大局，以苏民困。”11月16日，接近同盟会的《民立报》不仅发表了章太炎“回国返沪”的消息，而且专门刊载《欢迎鼓吹革命之文豪》社论，表现得极为友好：

　　“章太炎，中国近代之大文豪，而亦革命家之巨子也。正气不灭，发为国光，文字成功日，全球革命潮，呜呼盛已。一国之亡，不亡于爱国男儿，文人学士之心，以发挥大义，存系统于书简，则其国必有光复之一日，故英雄可间世而无，文豪不可间世而无……今章太炎已回国返沪矣，……唯望我同胞奉之为新中国之卢骚”。

　　不久，孙中山回国并被推为临时大总统，在回答蔡元培谁可以入阁的问题时说：“至于太炎君等，则不过偶于友谊小嫌，决不能与反对民国者作比例。尊隆之道，在所必讲，弟无世俗睚眦之见也。”据说孙中山最初提出的南京临时政府内阁名单上，本来是以章太炎长教育，因为遇到同盟会内部的反对，才改为蔡元培。

石敢当

“章疯子”不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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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竟双方隔阂已深，伤痕尤在，当然深刻地影响了彼此对时局的判断，以及对新的权力结构安排的不同看法。12月1日章太炎在《民国报》发表宣言9则，其中第四则涉及他对孙中山的评价：

　　“今日各省代表，认武昌为中央政府，已无异论。而下江浮议，有欲待孙君归国始正名号者，此无异儿童之见。方今惟望早建政府，速推首领，则内部减一日之棼乱，外人少一日


之觊觎。……处今日而待孙君归国，始定名号，何异待豹胎麟脯而后食耶？前观孙君电报，属意黎公，明其自知分量，不争权位，乎有克让之风，（孙并拥袁，则由久处海外，未悉域中人物耳。）而昧者反欲推孙，抑何不晓事机也。域中缙绅之士，多未与孙君识面，心仪其人，以为希世之杰，度孙君亦未必愿受此名也。如仆所观：孙君长于议论，此盖元老之才，不应屈之以任职事。”

　　此前，当黄兴在汉阳时，“尝以扩大同盟会远询于”章太炎，章的意见是“革命军起，革命党消”，黄兴没有接受。12月12日，天津《大公报》发表章太炎给武昌谭人凤等人的电文也是：“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今读来电，以革命党人召集革命党人，是欲以一党组织政府，若守此见，人心解体矣。”综观章太炎当时包括“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在内的政见，都与他前两年对孙中山代表的同盟会核心层的分歧有关。

　　从“中华民国联合会”到统一党

　　有人说章太炎因为没当上教育总长而怒不可遏，才与张謇等结社组党。这一说法缺乏证据，但确实也是这个时候，章太炎与程德全、张謇、陈三立等组织了“中华民国联合会”，1912年1月3日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大会，章太炎被选为会长。其中章程第三条“本会对于中央政府及各都督府凡关于充实兵力之要求应尽力协助之。”第二条“本会对于各独立团体如有妨碍共和进行者，应联络各团体设法纠正之。”实际上就是对革命的主要推动力量同盟会不满。3月1日，他们将联合会与预备立宪公会合组为统一党，章太炎发表演说，称统一党的宗旨“不取急躁，不重保守，惟以稳健为第一要义”。在他起草的宣言书中也说：“只求主义不涉危险，立论不近偏枯，行事不趋狂暴”。无论是联合会还是统一党最初都是以章太炎为中心组织起来的，骨干当中有不少人是他的学生，更多的是仰慕他而参加的，以他的声望和民初转型时代人们的热心，统一党一度发展至3万党员。章太炎虽与同盟会立异，但不同于一般蝇营狗苟之辈，这一点他在宣布不与民社等合并为共和党的演讲中说得很明白：

　　“仆在南方，于《大共和日报》中极斥同盟会办事不合，以南方政府之专横也；而穷途失志辈之骂同盟[会]者，则为争官争衣食计；公私之辨，较然易知，岂能以政党为官僚派开辟门径哉！

　　今日南方政府已消，同盟会亦鲜可诋之处，时有张弛，则对付不同。且同盟会之弊，不过暴乱；而老立宪党及官僚派，则为巧言令色足恭者。暴乱易灭，腐败难医。……然则立宪党、官僚派之害，过于同盟会远矣。”

　　陶成章被暗杀后，1912年2月上旬，孙中山任章太炎为枢密顾问，邀请他去南京，他的回答是：“上海江宁咫尺地耳，若有献替，邮书半日即至”，不需要常住南京。所以还是回了上海，继续办他的党、报，从中华民国联合会到统一党，民国初年章太炎的作为对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起了很有力的制衡，客观上有利于袁世凯们掌握政权。此前，大约在孙中山就职半个月时，章太炎有《复孙中山书》，其中说到当年的分歧，并对围绕孙中山左右的人深表不满，“以执事令名早著，一朝为宵人玩弄，被其恶名，斯不能不为执事惜也。”并直言“曩日促膝私谈，本以破坏相期，不敢以建置相许，不图便嬖在旁，偷假名势，令执事戎马之间，亦无以展其方略。……仆亦尝与人言，孙君今日莅中国而总群黎，非复曩日秘密结社时也。宜屏去人，委心耆秀。东西从者三数浮浪之人，一切资遣归国，无令杂处……”

　　当南北议和时，汪精卫力推袁世凯，章太炎遇到前两广总督岑西林，岑说：“在清宜死社稷，在南宜北伐，无议和理。”章很认同这一说法，“然以南府昏缪，自剪羽翼，不任燮伐，假手袁氏，势自然也，故持论颇同精卫。”在建都等问题上他与孙、黄也是意见分歧，黄兴“愤甚”，曾与他公开辩难。章太炎认为“夫假人威力以剪建夷，名实归之，而又欲以小慧牵制。所谓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者矣。斯孙、黄所以败也。”

　　章太炎虽不乏旧时文人的习气，有士大夫式的毛病，比如好名，喜欢恭维，爱随意臧否人物，事事要挑剔等。鲁迅回忆说：“民国元年，章太炎先生在北京，好发议论，而且毫无顾忌地褒贬。常常被贬的一群人于是给他起了一个绰号，曰‘章疯子’。”而且辛亥期间一度曾被“意气用事”的少年包围，1911年10月17日，受梁启超之命屡次拜访过章太炎的盛觉先在写给梁的信中说：“觉微闻章太炎左右数人，嚣张浮华，专事阿谀，颇有视太炎为奇货可居之概，而章太炎似亦竟为所蒙蔽者然。”

　　但书生气十足的章太炎恐怕想不到，袁世凯等正是要利用他与孙中山一派的不和，坐收渔翁之利。统一党员王绍鏊回忆说，长期掌握联合会和统一党财务的张弧与袁的亲信王揖唐关系密切，袁就是要通过张来收买统一党：“张弧是袁世凯派进来的奸细。张是熊希龄的人，也是袁世凯的亲信，袁就是利用熊的关系介绍张混入（中华民国）联合会的。联合会和统一党的经济权一直操在张弧手里，其经费表面上说是从各方面募捐得来，原先我对此深信不疑，以后随章（炳麟）先生到北京，从各方面的接触中，了解到一些政治内幕，才知道我们所花的，可以说完全是袁世凯的钱。”（这在当时不是孤立的，袁世凯甚至通过梁士诒给国民党以经费上的资助。1912年12月23日孙中山电黄兴请他为国民党本部接济，黄兴回电表示自己没有办法筹措，“仍请密电梁燕荪再拨款数万两接济”，从“再”字来看这已不是第一次。梁与袁关系之密切众所周知，他与国民党暗通款曲的可能性很小，应该是得袁的允许，以金钱来安抚国民党，何况当时正是袁与国民党相对而言关系最融洽的阶段。）

石敢当

“章疯子”不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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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生意气的章太炎和张謇之间的裂痕早就出现了，在统一党与共和党合并问题上，他们的分歧公开化。1912年5月6日张謇日记说，连接章函电后，“乃知政治家非文章之士所能充”。5月7日的日记中又说：“统一党开职员会，章太炎惑于谬说，意气甚张。”到1912年8月，章太炎终究适应不了错综复杂的政党活动，在经历与共和党的合、分之后，他终于退出了实际党务。




　　本是一书生

　　期间，章太炎创办《大共和日报》，发挥了有力的舆论影响，对孙中山及其南京临时政府也有许多的不满与批评，在建都问题上曾与黄兴等有过辩论。他当时不满的是同盟会的“气焰犹盛”。1912年1月6日，他曾在报上发表一篇时评：

　　“前记临时总统孙文电告海军部，谓向美国定造军舰七艘，业已下水，将次抵沪；又曾向美国订购快枪三万杆，业于十五日运至淞口，已由江南制造局前往点收。不知此系个人购买之品乎？如属政府，当孙君购买时，初未被举为临时总统，且尚是流寓在外之人也。如属个人，购价应由何处偿还？政府可否将此借用？皆应研究。又据军界传言，清政府亦令程璧光向某国定造军舰七艘云。”

　　 一直流传一种说法，孙中山之所以顺利当选为临时总统与他回国时在报纸上吹嘘带回军舰有关，而且言之凿凿，《民立报》上还有已下水的军舰照片为证。唐绍仪也曾以此恫吓清廷。不过章太炎的质疑最终大约没有下文。自1908年以来，他对孙中山的攻击就不遗余力，辛亥期间他又提出“革命军兴，革命党亡”的口号。1912年3月他为四川烈士追悼会所作的那副流传很广的对联：“群盗鼠窃狗偷，死者不瞑目；此地龙蟠虎踞，古人之言虚”典型地表达了他对南京临时政府的不满。这年4、5月间，他在写给梁启超的信中也说“同盟会气焰犹盛，暴行孔多”。自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同盟会的声光确是一跃千丈，1912年1月22日，同盟会在南京举行会员大会，有二千多人参加，极一时之盛。《章太炎自定年谱》中说：“初，同盟会著籍者不过二千人。自南都建立，一日附者率数千。”虽不平之意尽在不言中，却也属实，如居正所言，“然以现势权位之所在，投机分子，均纷纷入会，同盟会固有之纯洁性质，已渐变而进于复杂之途”。

　　在同盟会方面，除了陈英士安排刺杀陶成章，对章太炎的攻击也没有停止过，有人骂章是“同盟会的蟊贼，统一党的败类”。1912年3月25日，章太炎收到一封来自南京临时政府的匿名电报，内容是章主张建都北京，有功袁世凯，袁要给他教育总长或最高顾问之职，请他速进京陛见云云。3月26日章太炎诘问南京政府，孙中山有回复。后经电报局查实，发电之时“确有内务部印信”。4月14日，章太炎在《大共和日报》发表与黄季刚书，其中讲到“昨闻述黄克强语云：章太炎反对同盟会，同盟会人欲暗杀焉。以其所反对者，乃国利民福也，赖我抑止之耳！”章想起陶成章被杀后，黄兴曾马上致电陈其美保护，此时又听到这样一番话，不免有些激动，“暗杀本与盗贼同科，假令同盟会人诚有此志，则始终不脱鼠窃狗偷之域。克强以此恐人，而反令己党陷于下流卑污之名，亦当戒之，令慎于语言也。”5月19日，同盟会系的《民立报》报道章太炎在北京统一党欢迎会上的演说，“并无正当政见，惟以詈骂同盟会、毁诬同盟会为最得意之事。”5月24日，徐血儿在《民立报》发表文章，说章太炎在5月17日总统府宴会时要以手枪轰击唐绍仪。其实这是误传，章太炎只是说过“为国务总理，必须有不畏手枪、炸弹之毅力”。从1912年5月到6月，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以激进著名的戴天仇（季陶）不断地在《民权报》对章太炎破口大骂，从《哀章炳麟》、《该死的章炳麟》、《杀》、《章炳麟非人》、《水性扬花之人妖》这些题目就不难想见其内容。其中认定章太炎最大的罪过就是“运动各界排斥同盟会”、在袁世凯面前“力诋孙、黄”、要求取消南京留守府等，所以指责章“阿权”、“朝东暮西”、“伪诈百出”都是因此。对此，章太炎本人的说法是：“然时同盟会旧人尚忘其原，况新进躁动不识本邸者，或诋余为逢迎袁氏，至竟孙黄及袁皆以不能容忍。”

　　双方隔阂已深，很难弥合。到6月30日，章太炎在写给统一党江西支部的信中提及，“同盟会在京者颇愿改良，然不能脱离孙、黄，终恐无效。”他在6月中旬给袁世凯的上书中也说“同盟会人材乏绝，清流不归，常见诮于舆论”。6月12日，他在《致伯中书二》谈到国会选举时说：“项城在或可保长城以内，易以孙、黄，则黄河以北皆失矣。”7月17日，章太炎在《大共和日报》发表致孙中山书：“公能作一二公正事以悦众心，则不难立白于天下云云”，都流露出对孙、黄的不满。不过，当年9月5日，孙中山在北京举行茶话会，数百人到场，章太炎发表演说时说：“鄙人与中山相知最久，从前时对中山行事不无责备，因其故形宽和，事多放任，因之往往或有弄权之弊。”对孙中山的“长厚”、“功名”表示推崇。几天后，黄兴、陈英士进京，9月17日共和党宴请黄、陈，邀章太炎“同食”，他却断然拒绝，两天后在《大共和日报》发表《却与黄陈同宴书》：“中山行迹，不无瑕疵，然而金陵秕政，皆黄兴胁迫为之，非出自中山腹中。”“陶成章之狱，罪人已得，供辞已明，诸君子亦当闻其崖略。自陶之死，黄兴即电致陈其美，属保护章太炎。仆见斯电，知二竖之朋比为奸，已发上冲冠矣。”（不过有些时候章太炎对黄兴的评价要比孙中山高，他认为黄兴“辨义利，有常识，爱军吏，愈于孙公。”他还有一个说法：“初，孙公好尚与克强异，厌薄军官，而熹少年轻薄与江湖屯聚者，讫为大总统不能悛。”到“二次革命”后，陈英士等“日夜怂恿孙公，杂集同盟会人及新附者为中华革命党，气甚盛，尤排屏克强，克强惭愤，避之美洲”。）

石敢当

“章疯子”不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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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a class=\"postlink\" href=\"http://book.sina.com.cn\">http://book.sina.com.cn</a><!-- m --> 2005年08月29日 16:48 新浪读书  

连载:主角与配角   作者：傅国涌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宋案”发生，南北即将破裂，刀兵再起，章太炎辞去东北筹边使之职，毅然南下，孙、黄和陈英士等大为欢迎，一变态度，称其为“革命先觉，民国伟人”。章太炎在国民党举行的欢迎会上也表示：“共和党与同盟会虽时有小嫌，百年宜思大义”。但他发表的反对袁世凯的宣言却很值得寻味，他将孙、黄以全部罪行归于袁不以为然，而是提出袁身边的“七奸”可杀。他在写于8月3日的私人信件中仍表示，“政治革命，名正言顺，但黄兴、陈其美非其人耳。”不仅对黄、陈，他对孙、袁也都无好感：“惟有双数袁与孙、黄之恶，使正式


选举，不得举此三人”，那时他所属意的人大概是黎元洪。

　　近代史家张玉法分析：“章炳麟所以组统一党与同盟会抗，是起于对南京临时政府权力结构的不满，而武昌革命爆发后，同盟会人对光复会的打击与冷落，亦早已促使章炳麟的离心。”他引述张继的回忆：“移同盟会南京，公开收党员，投机者加入日众……旧同盟会因政见之不同，已分数派，加入民社者有之，加入统一党者有之……因陶焕卿（成章）光复会之关系，浙江亦与武汉接近，而疏南京。”大致上合乎事实。章太炎所组织的中华民国联合会、统一党也确曾是转型时代举足轻重的一大政治力量，但他并没有为强烈的主角意识所支配也是事实，虽然他自视甚高，认为自己的言论鼓吹之功要在孙中山之上。（1912年12月23日，章太炎致书王揖唐，议论“授勋”事宜时，对袁世凯仅授予他本人“二等勋位”不满，认为自己功不在孙中山之下，“中山但有鼓吹而授大勋，吾虽庸懦，鼓吹之功，必贤于中山远矣。……又中山本无人提挈，介绍中山，令与学人相结合者，实自弟始”。他自我评价是“首正大义，截断众流”，与黄兴、孙武、段祺瑞、汪精卫等五人论功都高于孙中山。1913年10月2日，当他被袁世凯幽禁后，他还在家书中说，自己所以致此，就是因为“旧时清誉，过于孙、黄，故其忌之益甚，殆非杀其身、败其名不已”。）

　　但他骨子里并无太多权力的诉求，还是一个传统的读书人，一个特立独行的学问中人。正因为如此，他才会踏上反清之路。也正因为如此，到了1913年8月，他才会冒险入京，结果被幽禁达三年之久，“时危挺剑入长安，流血先争五步看”，其实他手中哪里有什么剑，有的不过是一支笔，和书生的天真、气骨，正如他写给负责看管他的宪兵副司令陆建章信中所言，他在旁人纷纷逃避南下之时反其道而行，仅仅是因为：“余本光复前驱，中华民国由我创造，不忍其覆亡，故来相视耳。”关于这一幕，千言万语恐怕都没有鲁迅的几句话来得精粹：“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垢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关于章太炎大闹总统府，当时的《申报》（1914年1月14日）如此报道：“章手执团扇一柄，团扇之下系以勋章，足穿破官靴一，在院内疯言疯语，大闹不休。”这是他一生中继“苏报案”中拒绝走避、“风吹枷锁满城香”之后又一个经典的镜头，有缺点的章太炎形象也由此而永远鲜活。

石敢当

“非袁不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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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a class=\"postlink\" href=\"http://book.sina.com.cn\">http://book.sina.com.cn</a><!-- m --> 2005年08月31日 00:27 新浪读书  

连载:主角与配角   作者：傅国涌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袁世凯穿着旧的丝绒大衣走了进来。据我所知自1912年初以来，无论冬夏，他都如此打扮。大衣长及脚踝，下面穿着一条不合身的卡其裤和一双普通的中式软帮鞋……”

　 ――袁世凯的澳大利亚顾问莫理循

　　早在1898年1月，外国人就开始注意袁世凯，在小站协助袁训练骑兵的挪威人曼德[J.W.


Munthe]在提供给日、英等国外交官、记者的一份报告中预言，15年后袁世凯将成为中国第一任总统，并“无疑在中国历史上留名”。1908年6月14日，《纽约时报》发表记者托马斯・F・米拉德《清国铁腕袁世凯采访录》，其中说“袁当然不是清国改革运动之父，但他能让改革继续进行下去。他富有才干，野心勃勃。在李鸿章死后留下的政治真空中，他看到了自己将成为清国政治舞台第一角色的机遇。”当袁不久被罢官之后，西方在华使节、舆论界多有为他叫屈的。

　　辛亥革命风云变幻，在故乡河南彰德垂钓的袁世凯立马察觉到自己的机会来了，此后他的全部生命就投入到争当权力舞台主角的运筹谋划之中，他要当的是唯一的主角，后来的称帝只是这种心态的自然发展罢了。

　　“引虎自卫”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枪响之后，先是10月14日[辛亥年八月廿三日]清廷下诏起用已被削职回原籍的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兼办剿匪事宜，除湖北原有军队归其节制调遣，荫昌及其他水陆援军也由他调遣。他以“足疾未痊”力辞。清廷派徐世昌去促驾，他提出6个条件：一、明年即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宽容参与此次事变之人；四、解除党禁；五、须委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全权；六、须与以十分充足的军费。到了10月27日[九月初六]，清廷任命他为钦差大臣，节制冯国璋、段祺瑞两军及湖北水陆各军，他依然不满意（虽然11月1日[九月十一]他已到孝感视师）。直到11月9日[九月十九]，清廷全部答应了他的六个条件，以资政院选举的形式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大臣。此前，清廷已释放汪精卫、黄复生等政治犯，承认革命党为正式政党。到11月13日[九月二十三日]袁才在摆足了架子后到北京上任。当天，《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目睹了袁世凯乘专列抵达北京时的情景，“一队手持长剑、威风凛凛的卫兵紧随其后”。对清廷来说，重新起用袁世凯也只是“引虎自卫”，是祸是福，实在难以预测？

　　在袁世凯之前，清廷军咨府大臣载涛命李书城（军咨府科员兼官报局副局长）、黄郛（军咨府科员）南下，试探性地与革命党人商议罢兵议和的办法。谁知二人都是同盟会员，一去不复返。

　　袁世凯复出后的主要策略就是一方面掌握清廷的全权，一方面以“和平解决”、表面安抚来懈怠革命军的斗志，从而将双方玩弄于股掌之上，以图渔翁得利。当南北“讲和”的传说甚嚣尘上，当时的舆论中心上海的报纸对袁世凯的图谋多有揭发，并非毫无察觉。《申报》认为“袁氏此次之弄巧成拙，实陷中国于以后永无平安之日”。《民立报》连续发表“议和驳谬”、“和平解决之殷鉴”社论，反复表明“和平解决之终了，即野蛮专制之发端”、“是以如有主张和议者，即为黄帝之罪人”。《申报》在洞察袁世凯的两面手法后，进一步发表评论：“袁之逐满，藉此以推广一人之权利，一人之富贵，于中国何与哉？”“慎乎坠袁贼彀中而留第二次革命之种子！”

　　初出茅庐的青年邵飘萍时为杭州《汉民日报》主笔，他在1912年1月22日的时评中说得很清楚：“帝王思想误尽袁贼一生。议和，停战，退位，迁延，皆袁贼帝王思想之作用耳。”“袁贼不死，大乱不止。”实际上连外国人也看到了袁世凯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由他自己做中国的统治者”。

　　然而，一切都挡不住时势的发展和袁世凯层出不穷的权谋，袁以“讲和”为云梯实现他登上权力峰顶至少提供了七条不同的途径，可谓七管齐下。

　　密使刘承恩、蔡廷干过江

　　第一条路是袁很快派刘承恩、蔡廷干前往武昌游说，劝黎元洪适可而止。其中刘承恩是黎的乡人，蔡廷干和黎在海军共事过，“他很了解黎元洪的为人，因为黎曾在他任海军正参领的舰队的鱼雷艇上当三副”。

　　袁首次致书黎，伸出橄榄枝是11月5日，为黎所拒。8日，袁又一次致书黎。11日，刘承恩、蔡廷干第一次渡江到武昌，汤化龙代表武昌方面答复：“我们此次首义，并非专行种族革命，实政治革命。……如能按照共和制度，实事求是，则满清永久立于优待地位，享共和幸福，较之君主时代之危险，至有世世子孙莫生帝王家之惨，胜百倍矣。我想清廷真有觉悟，顺应潮流，必以吾言为然，请蔡、刘二君转达项城，不必固执也。”也有说黎当面揭穿袁世凯的伎俩，两人废然而返。不过，11月16日蔡廷干和莫理循谈话，“他对黎元洪的印象很好，发现黎元洪是个真诚、有理智的人”。

　　刘、蔡受袁的授意到底想与黎谈些什么？据《民国报》记载第一次会谈即涉及举袁为总统的问题。黎说：“予为项城计，即今返旗北征，克复冀汴，将来大功告成，总统当推首选。” 《民立报》11月20日发表文章称，当时在场的宋教仁对刘、蔡说：“望二君将此意转达项城，乞速转戈北征，驱逐胡虏，立此奇勋，方不愧为汉族男儿。果尔，我辈当敬之爱之，将来自可被举为大统领，较诸现在之内阁总理，实有天渊之别。不然，吾辈一面当长驱北伐，一面当实行暗杀主义，后悔无及矣。”12月21日印行的《齐鲁公报》译自《东京日日新闻》的消息与此有所不同：

石敢当

“非袁不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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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主角与配角   作者：傅国涌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两军使（刘、蔡）：‘君不吝推戴袁为大统领，袁自投身南军，不费踌躇。’宋教仁嘲笑语之曰：‘大统领由人民舆望所归，公选而后定之，我辈难预为定明……若袁以军队略河南直隶，为革命军尽其死力，以其舆望，……大统领之荣职不争而自归其掌握。”

　　曾亲身参与过辛亥前后实际政治的史家李剑农在《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等书中也称，与黎元洪一同见蔡、刘的就有宋教仁。另有史料显示，黎元洪、黄兴都曾托刘承恩等带信


给袁世凯，黄兴的信中说：“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华之事功”，黎的意思也大致相同。

　　从上述可以相互参证的史料可知，推袁为总统是袁的使者首先提出来的。当然，黄兴并不完全相信袁世凯，所以在这期间他曾密谕前线将领：“袁世凯甘心事虏，根据初九罪己伪诏，倡拥皇帝之邪说，先运动资政院，遍电各省咨议局，有云：‘政府十分退让，吾人只求政治革命，不屑为已甚者’，云云。现袁已派心腹多名，分道弛往各省，发布传单，演说谕众，冀离间我同胞之心，涣散我已成之势。设心之诡，用计之毒，诚堪痛恨。”

　　杨度、汪精卫游说

　　与此同时，袁的第二条路也在积极进行，目的是要说服清朝皇室和北京的资政院，负责这一路的是与袁关系向来密切的杨度以及刚从刑部狱中释放的革命党人汪精卫(兆铭)。汪精卫出狱后，袁世凯就派梁士诒去结交，送去10万元，汪只是象征性地收了千元。还有一种说法，袁命其子袁克定与汪结为兄弟。据刘成禺所记，袁未到北京前，汪就去过彰德。因为此事很秘密，还没有找到其他的旁证。有一点可以肯定，袁要利用汪精卫与南方民党沟通，寻找有利于自己的机会。南方也有意利用袁缩短战争，加速清廷垮台，这是当时一般人的见解，也是汪精卫的看法，他当时的地位正好适合完成这一步。李书城回忆，汪精卫曾“派人来汉，密告南方同志，说袁世凯不是效忠清室的人，如南方革命党肯举他为第一任共和国总统，他是愿意同我们一致行动的”。汪嘱咐南方同志从速表示态度，以促袁早下决心。与汪那时常常见面的莫里循说汪曾亲自南下武汉游说，他在1911年11月28日的信讲到上星期六晚上，汪专车南下汉口，目的是劝说那里的革命团体宣布袁世凯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1912年1月16日他说，汪和唐绍仪联系密切，“又因为汪兆铭在北京时几乎天天同袁世凯进行联系（有一次汪兆铭来看我，就是同袁世凯谈了三小时以后来的），你就可以看出袁世凯已经多么深地介入共和运动”。此前他在1月5日提到汪时说：“他曾因投弹谋刺摄政王而被捕，……风度翩翩，通晓语言，一个日本语学者，近代中国知识界的名人，中国评论界一致推崇的文章能手。”可见评价之高。

　　正是通过汪精卫，袁世凯把革命党的内幕摸得清清楚楚。1911年11月15日，袁世凯内阁正式成立的同一天，汪和杨度发起的“国事共济会”也在北京宣告成立，他们发表意见书，而且要求资政院具奏请旨：即日停战、举行临时国民会议议论君主民主政体、清廷和南军都要服从这一决议（由杨度署名的陈情书后来发表在11月27日和30日的《正宗爱国报》上）。自10月中旬以来，杨度就常常往来于北京、彰德道上，可以说是袁的代言人，他的举动大致上可以代表袁世凯解决时局的真正意向。11月20日，资政院集会正式讨论如何处理这一陈情书案，范源濂等表示支持国民会议的主张，不过大多数人的意见则集中在资政院是否有讨论这一重大问题的权限上，有人而且提出应先请袁内阁到会说明“主剿”、“主抚”的真正意图。会上争论激烈，几乎要动武。26、27日两次集会，辩论更加激烈，整个情况也更混乱。之后因为不足法定人数未再集会。上海方面的舆论，《民立报》发表社论斥之为“无聊之共济会”，提出在革命告成之时，君主、民主问题还需要讨论吗？在这样的情势下，共济会只好于12月5日宣布解散。此前，罗瘿公在写给梁启超信中说：“汪兆铭自共济会后，时来往京津之间，先由严修介绍见袁。袁谓：‘国民会议，我极赞成，惟我站之地位，不便主张民主，仍系主君主立宪，万一议决后，仍系君主多数，君当如何？’汪答：‘议决后我必服从多数；惟以我观察时论之趋向，必系民主多数。如议决民主，公当如何？’”说穿了，袁世凯不想背上背主、篡位的恶名，无论君主、民主都要借别人之口说出，再由他来做主角，坐享其成。汪曾对袁说：“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总统不可。”据说“非袁不可”就是汪率先喊出来的。

　　也是在11月，以汪精卫为会长的同盟会京津分会成立，成为袁世凯与南方革命党人之间极为重要的联络渠道。1912年1月，京津同盟会名义给汪的电文中提及蹇念益、范静生（源濂）等以为“保大局非和平而得共和不可，欲得此非使袁信可为总统不可”，他们与直、豫两地的谘议局会商，拟由谘议局提出三个条件电告南京临时政府，第一条就是“清帝退位后，是否举袁为大总统”。汪代表的京津同盟会也正是以此为先决条件参与斡旋南北和议的。

　　张謇：“赞助项诚，早安大局”

石敢当

“非袁不可”(3)
连载:主角与配角   作者：傅国涌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第三条路，资政院虽未能为袁世凯所用，但顺直谘议局、直隶保安会则早于1911年11月25日就致电清廷摄政王，请“朝廷能早行揖让”，12月3日又进一步忠告，“朝廷自行谦逊，宣布共和，最足示大公于天下”。袁世凯进京之初，直隶的官绅就曾密议，迎袁到天津，宣布独立。袁一度曾考虑答应，因为不是万全之策，才没有贸然实行。负有举国清望的状元实业家、江苏谘议局局长张謇拥袁的态度也是很明显的。1910年，他参观了南洋劝业会中的直隶馆后，在7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观直隶别馆，颇觉袁为直督之能任事，此人比较与人不


同。工艺殊有擅胜处，江苏不及也。”

　　1911年6月，辛亥风云未起，张謇北上京城，7月，他绕道彰德特别走访了袁世凯，有过一次彻夜长谈，张在日记中自述对袁的印象：“觉其意度视廿八年前大进，远在碌碌诸公之上。”与张同行的刘厚生甚至说：“一夕之谈竟发生极大效用，并已决定清廷之命运。”顺直谘议局的主张与袁的旨意相通，张謇则是这个合唱团的实际指导者。张在江南声誉尤高，影响更大，能沟通南北，是转型时代不能忽略的关键人物。这是袁“讲和”策略中最重要的途径之一。

　　10月21日，张謇先是与伍廷芳、唐文治、温宗尧联名致电摄政王载沣，表示“大势所在，非共和无以免生灵之涂炭，保满汉之和平”。11月5日，张謇、汤寿潜、赵凤昌等推庄蕴宽为代表到湖北，就组织全国革命军统一机构，征求黎元洪、黄兴的意见，因为孙中山在海外未归，他们希望黄兴尽早去上海。黄兴认为统一机构越早成立越好，但他要留在武汉作战，能否抽身去上海，看看情形再说。实际上，张謇他们最属意的人还是袁世凯。11月8日，张謇致电当时主张君主立宪的袁世凯“潮流所趋，莫可如何。”11月27日，他致电袁世凯再次重申“潮流万派，毕趋共和”。

　　袁心知肚明，张謇所代表的有实力的立宪派士绅对他有相当信心，对他十分依赖。梁启超所代表的政治力量也表达了和袁世凯合作的意愿。袁所以在内阁中给梁一个副大臣的位置不是偶然的。张謇与袁之间函电不断，为袁谋划，一心支持袁上台。当南京临时政府诞生时，身为实业总长的张謇秘密写信给袁表示“南方设立政府，绝无拥护权利之思”，“政体决定，另举总统”，孙中山已宣言“大局一定，即当退位”。1912年1月28日，他与汤寿潜联名致电袁：“南北一致，趋向共和。……和平解决，已可继葡萄牙之功，统一待持，尚望作华盛顿之助。”而且张主动为袁活动，1911年11月15日，他给张绍曾写信，希望张和蓝天蔚等“赞助项诚，早安大局”。（张謇不断为袁世凯谋划，1912年3月10日曾致电袁，“公可勿入一切政党，以免障碍。”）

　　同盟会员朱芾煌穿针引线

　　期间有人自动为袁世凯开辟了第四条途径，那就是既是同盟会员又与袁克定有旧的朱芾煌。1912年12月5日，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的胡适在任鸿隽处读到《朱芾煌日记》，认为“此事可资他日史料，不可不记”：

　　“在叔永处读《朱芾煌日记》，知南北之统一，清廷之退位，孙之逊位，袁之被选，数十万生灵之得免于涂炭，其最大之功臣，乃一无名之英雄朱芾煌也。朱君在东京闻革命军兴，乃东渡冒险北上，往来彰德、京、津之间，三上书于项城，兼说其子克定，克定介绍之于唐少川[绍仪]、梁士诒诸人，许项城以总统之位。一面结客炸刺良弼、载泽。任刺良弼者彭君，功成而死。任刺载泽者三人，其一人为税绍圣，亦旧日同学也。时汪兆铭已在南京，函电往来，协商统一之策，卒成统一之功。朱君曾冒死至武昌报命，途中为北军所获，几死者数次。其所上袁项城书，皆痛切洞中利害，宜其动人也。”

　　当时，朱芾煌南下武昌，在汉口被不明底细的冯国璋抓获，袁克定函电交弛，才得以生还。1911年12月2日，“袁世凯如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就正式出现在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汉口会议的记录中了。这一决议案到底是怎样出笼的，还缺乏更多直接的史料证据。推袁之说由来已久，袁世凯的密使刘承恩、蔡廷干与黎元洪第一次会谈即已提出，朱芾煌的南北奔走应该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当然最有力的可能还是江苏代表雷奋，他早于1911年6月就劝张謇往彰德见袁。武昌枪响后，张认为只有袁才大有可为，派人去联络。无论是雷奋受张的授意提出也好，雷奋自动提出也好，不少会议代表来自各省的谘议局，对张謇素来尊重，自然不会有什么异议，属于革命党的代表也没有表示反对，除了朱芾煌的沟通之外，与当时汉阳失守后的局势也有关系。

　　整个南北议和中，朱芾煌也一直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1912年2月9日，朱和李石曾致电汪精卫，他们已经和袁世凯、梁士诒“尽力交涉”，最后在字面上有所讨价还价，比如清廷“退位”表述为“以权位公诸天下”等，他们认为意思差不多，“似不妨少为退就，为彼留对付清后之地步”。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推袁为总统。第二天，他又电汪精卫请转达孙中山，劝说仍以北京为都，袁在京就职为好。他说外交界都是这一看法，莫理循“亦是此意”。

　　廖少游日记讲到，朱芾煌曾交来孙中山一电，其中说皇室推翻之后，袁内阁需发表实行共和意见，孙中山即向参议院辞职，再由参议院选举袁为临时大总统。由于朱芾煌与袁世凯的关系密切，颇为革命党不谅。所以当和议已成，廖少游要组织“共和宪政统一会”，约朱芾煌共同发起，他的回答是：“此事颇关紧要，但鄙意破坏既将告终，即仆义务已尽，至建设之举，自有人才，非仆所敢希望，仆但求作一共和闲人，优游盛世，于愿已足。且仆近因调停和议，顿处嫌疑地位，颇受南方攻击，谓为变心，实则仆为大局计画，不得不委曲求全，区区此心，惟天可表。倘再联名，更贻口实，君系解人，谅能恕我。”（不过到1912年4月，朱芾煌和同盟会本部、和孙中山之间都有电报往来，当时北京《中国日报》、《国民公报》报道孙中山私自将外国借款拨给同盟会，他希望孙出来澄清，以正视听。孙回电驳斥报纸造谣。）

石敢当

“非袁不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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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a class=\"postlink\" href=\"http://book.sina.com.cn\">http://book.sina.com.cn</a><!-- m --> 2005年08月31日 00:27 新浪读书  

连载:主角与配角   作者：傅国涌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莫理循和朱尔典推波助澜

　　袁世凯的第五条路就是通过英国出面调停，特别是利用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一方面赢得英国及国际社会的支持，制造出“非袁莫属”的舆论，另一方面，要求莫理循直接介入中国大变局之际的折冲。《泰晤士报》是英国一份悠久而有声誉的日报，在国际舆论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出生于澳大利亚的莫理循作为驻华记者的职业生涯始于1897


年，早在1898年1月初他就注意到了没有见过面的袁世凯，1902年他第一次采访袁就被其吸引。1909年，当袁被罢官回乡，他在发表的报道中表示忿忿不平。辛亥革命的发生是他所意想不到的，通过他长期在中国工作所建立起的人际关系，他在第一时间向世界提供了许多独家报道，先是他以新闻报道的方式鼎力支持袁世凯，再是袁世凯有意利用他作为英国最有影响的大报记者这一身份向世界宣传自己，以争取国际支持，增加权力角逐中的筹码。从1911年11月中旬起，袁几乎每天派秘书蔡廷干来见莫理循，及时透露各种内幕新闻、“独家新闻”，送给他“秘密备忘录”，甚至孙中山给袁世凯的电文，使其在不知不觉中成为袁的一颗重要棋子。有时候，袁方面没有什么新消息可以透露，也要问候他，比如1912年1月2日，蔡给他的信这样写：

　　“今天没有新的进展。好像在暴风雨前我们得到一时平静。暴风雨何时来到呢？

　　我随函附上一份皇太后作为皇恩每天赐给袁世凯的食品菜肴的菜谱。”

　　在风云变幻、波诡云谲的复杂变局中，袁世凯之所以能得心应手、最终如愿以偿，这其中“非袁不可”、“非袁莫属”的舆论就在社会心理上起了极大的作用，这一舆论的形成更重要的诚然是国内的因素，首先建立在他小站练兵积累的军事实力基础上，但不能忽略莫理循等外国记者推波助澜的作用，莫理循在《泰晤士报》连篇累牍地发表挺袁的报道、访谈，对西方列强的政策取向所产生的微妙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我们只要看看他当时那些报道的标题，大致上就可一目了然了：

　　《首相袁世凯》（1911年11月1日）；

　　《袁世凯和叛军》（11月3日）；

　　《资政院和袁世凯》（11月6日）；

　　《肃亲王信任袁世凯》（11月10日）；

　　《袁世凯的责任》（11月12日）；

　　《袁世凯的任务》（11月13日）；

　　《袁世凯在北京》（11月14日）；

　　《内阁总理面临的困境》（11月15日）；

　　《袁世凯和革命》（11月16日）；

　　《袁世凯的内阁》（11月17日）……

　　11月20日，莫理循和袁世凯做了长谈之后，第二天在《泰晤士报》发表《袁世凯论危机》的长篇访谈。从1911年10月11日至1912年3月10日前，莫理循至少发表了71则报道，《泰晤士报》表扬他：“全世界都从《泰晤士报》上了解中国真正发生什么事；你的工作得到了普遍的称赞，你的文章被广泛引用。”莫理循对辛亥革命内幕的出色报道既是他记者生涯的顶峰，同时也成为他记者生涯终结的标志。他从11月16日起把支持袁世凯当总统作为报道的重点，此后甚至直接介入了袁的政治运作中，1911年12月，他亲自南下游说革命党人同意袁为总统，袁很高兴，派专车供他全程使用，并派军官护送，他一路上带着厨子、仆役。他还游说日本外交官支持袁。他发动外国在华商人通电清帝退位就是袁授意的，1912年1月5日，袁当面对他说：“再加些压力，朝廷就垮台了”。1月10日，蔡廷干写信给他，明确希望他将上海商界动员起来，提出敦促清帝退位的请愿，认为其他通商口岸会起而仿效，产生很大的影响。当天他就行动起来。2月2日，蔡又写信给他，后面附有一句话：“请你为退位铺平道路，以便各大国能友好地予以承认。”

　　这实际上与职业记者身份有些不符，莫理循作为记者的独立性正日渐丧失。当然，他本人或许没有清楚地意识到，因为他对袁世凯的好感与信任也不是到辛亥革命那一刻才产生的。1912年2月16日袁世凯曾以感激的心情谈起《泰晤士报》给予他的协助，语意诚恳。其实，莫理循不是不知袁世凯其人，1911年11月17日他写信：“清王朝注定要垮台。我还没有见到袁世凯，但我肯定，只要他活着就想当独裁者，不论政府是君主立宪制还是共和制的。形势瞬息万变，叫人难以跟上。”

　　袁世凯先是借助武昌起义、清廷风雨飘摇而掌握实权，以内阁总理大臣身份驾驭局势，到后来他的主要目的已经很明确，就是要通过与南方谈判来取得大总统的位置。尽管袁多管齐下，推行“讲和”策略，南方舆论还是反对的居多，武昌方面黎元洪等的态度最初也很坚决，所以蔡廷干等两次游说不成，汉口各国领事倡议“和平了结”也遭拒绝，冯国璋认为“事已至此，万无和理”。当时英国商人为了商业利益也盼着早日停战，英国公使朱尔典多次见袁，力促和平。在这种情势下，袁感到只有杀一下革命军的气焰，作为“讲和”的前提。11月27日汉阳失陷，大局急转直下。11月29日汉口英国领事出面调停，停战三天，黎元洪在汉阳失守、武昌震动的惊恐中也需要喘息时间，就同意了。12月2日，南京光复，革命军又占上风。袁更渴望促成和平会谈，维持停战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