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主角与配角》

石敢当

蔡锷与唐继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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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a class=\"postlink\" href=\"http://book.sina.com.cn\">http://book.sina.com.cn</a><!-- m --> 2005年09月05日 00:08 新浪读书  

连载:主角与配角   作者：傅国涌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唐继尧：“滇中已有计划，请公南来”

　　“自民国以来，武人解兵柄，棠爱犹存者，蔡松坡一人而已。”这从1915年12月19日蔡锷给梁启超信中的叙述也不难看出，他抵达昆明之日，“儿童走卒，群相告语，欣然色喜。不数日，金融恐慌，为之立平，物价亦均趋平静。”此前，因为袁世凯即将称帝的消息传来，云南军人不稳的谣言四起，“全城震骇，金融立见恐慌，富滇银行四五日间，兑付现金至


五六十万，米价亦随之大涨（每石由三元涨至四元余，其他物值亦逐日加昂，风声鹤唳几有草木皆兵之概。……）”

　　1913年10月蔡锷进京前夕，推荐唐继尧继任云南都督。他在云南不仅得军心，而且得民心，云南人道路传闻“蔡将军在，吾滇何至于此？”有人说唐继尧“忌蔡甚深”应该不虚，但唐最后同意起义反袁，固然是迫于云南“舆情尤为愤激”的形势，不得不然。同时，参加过同盟会、身历辛亥革命的唐继尧也并不认同袁氏称帝。

　　蔡锷离京前，当时在他身边的袁家普曾不无担心地问他，唐继尧的意思不知如何？他则泰然回答说：“无碍。”一方面可见他心中无私，另一方面也可见他已成竹在胸，他对人说过，唐之为人“沉毅豁达，勇于任事，不愧血性男儿。”否则他也不会一再提拔唐，先是在辛亥之际任唐为云南北伐军司令，再支持唐为贵州都督，然后推荐为云南都督，几次云南政局有变，都是他极力挺唐。当袁称帝的舆论甚嚣尘上，唐和蔡锷函电往来，并派杨纯武为信使进京，当面向蔡锷表示“万难屈从。滇中已有计划，请公南来”。对于唐的态度和滇军的情况，蔡锷在到达云南后，曾写信给梁启超，说得比较详细。

　　“滇中级军官健者”如邓泰中、杨蓁、董鸿勋等自“筹安会”发生后就非常愤慨，多次向唐继尧进言，“并探询主张，以定进止”。但唐以不知道蔡锷等的意向所在、不了解各方面真相，因此一意持重，几个月都没有表明态度。等到蔡锷在北京的住处被搜查，蔡引病离京的消息传来，云南军中“慷慨激昂之声浪复起”。但直到蔡锷派王伯群先他五日到昆明，将蔡锷在天津写的手书交给唐，唐才最后下了决心。

　　这是蔡锷的说法，上海报纸的报道也给人印象，好像云南举义唐完全是“出于挟迫”，然而从大量当事人的回忆来看，唐继尧并不是被动的。《中华新报》编的《共和军纪事》当时就说“其实大谬不然”。早在1915年9月3日，唐继尧第一次与云南部分中上级军官秘密约定：一、积极提倡部下爱国精神，二整理武装，准备作战，三、严守秘密。10月7日，他第二次召集骨干说：“袁氏盗国，已成事实。吾辈卫国天职，各界信服；若不亟起图维，不惟外无以对国民，即内亦无以对良心。”当然唐也不是没有顾虑， “惟顾及云南一省之力，贫瘠之区，且止一师一旅兵力，而抗袁氏全国之师，众寡悬殊，实有以卵击石之虑。”这是刘云峰等滇军将领的回忆，不过无论何人，处于唐继尧的地位，都会有同感。但唐在这次会议上还是决定，只要中部各省有一省响应，桂、川、贵三省中有一省响应，海外华侨和民党接济饷糈这三个条件中有一个具备，就可起义。如三个条件一个都不具备，云南为民国存亡，争国民人格计，也要孤注一掷，起而反抗。

　　就在唐继尧暗中下决心之际，袁世凯也得到有关云南不稳的消息，曾派人前来调查。他想用禄位来拉拢唐，再以其他人来牵制唐，所以封唐“开武将军督理云南军务一等候”，授“勋二位”（任可澄封为子爵，其他师旅长有封为男爵的）。所以当以唐继尧为首宣布云南起义的布告张贴出来时，唐前一天出的布告还在，署名赫然正是“勋二位开武将军督理云南军务一等候”，贴布告的工役不敢以新布告覆盖旧布告，所以并排而列。有不满唐继尧者拍了照片、制版流传。同时，袁世凯下令自1915年10月起给云南军官加薪俸，按月由中央拨付，并派侦探南下，散布谣言，说袁做皇帝逢官加一级。

　　唐继尧虽决心反对袁世凯称帝，因为极端守秘密，表面上又是虚与委蛇，不动声色，显得很镇静，外界包括不少积极策动反袁的中下级军官并不知道他的意图，他们曾秘密开会多次，议定了四项办法：一、于适当时期，要求唐氏表示态度；二、如唐氏反对帝制，则仍拥其为领袖；三、如中立则送彼往安南；四、如赞成帝制则杀之。”受孙中山派遣返回云南策动起义的吕志伊回忆：“唐是时已决心反对帝制，因极端保守秘密，故中下级军官尚不知。”　

　　从唐继尧与海外李烈钧、方声涛、李根源等保持联系、愿意聘吕志伊为高等政治顾问都可以看出他未尝不是主动。当唐专函邀请李烈钧赴滇时，还有人劝李“恐有诈，不宜身临不测”。不过李信任唐。1915年12月12日，唐派代表带亲笔信到香港、上海、南京等地与孙中山、梁启超、冯国璋、陆荣廷、陈其美等各派力量接洽。等蔡锷抵达昆明，发现唐已有准备，所以他才会感慨“不图同辈已有惊人之决心与准备”。（当举义之前，唐父担心失败遭灭门之祸，曾劝阻，唐不为所动。）

　　据陈嘉会1937年1月13日的日记：“蔡松坡之入滇起义，乃黄克强所极力疏通。蔡在滇声望甚高，唐继尧敬而惮之，蔡不敢轻入。克强在美，设机关于日本马关，为美国、北京、昆明三处转信，筹商一切。向唐疏通：蔡只借滇军讨袁，不为都督，不留滇，到即率兵出发。”　

石敢当

蔡锷与唐继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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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主角与配角   作者：傅国涌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四条规约

　　蔡锷之所以坚持以唐继尧为云南都督，居后方，所有举义布告、对外文告、宣言都以唐为首，无非就是要表明自己志在讨袁，不争权力。1916年1月，蔡锷与唐继尧、刘显世（贵州都督）之间有个规约，共有四条：




　　　

　　（一） 关于滇、黔各本省军民一切事件，滇、黔都督自主之。

　　（二） 关于配置军队、筹备饷糈，滇、黔都督会同第一军总司令主之。

　　（三） 关于军队进行、作战计划，第一军总司令主之，仍随时知照滇、黔都督，以期连贯。

　　（四） 关于大局及对外事件，彼此商定后，由滇都督领衔行之。

　　这个规约曾在当年2月2日的《共和滇报》公开发表。刘云峰回忆，“公事彼此均咨文。关于停战、议和等事，须得内外同意。”

　　以往我们都以为云南巡按使任可澄是袁氏的亲信，其实即使他也不是完全被动举义的，当年的《共和军纪事》说：“滇省反对帝制，始由军人暗中主持，政界中人尚未与闻秘密，平居谈论，不过互相表示愤慨之词耳。巡按使任可澄直至十二月中旬李烈钧入滇后，始知唐都督有此决心。一日唐在将军府治筵为李洗尘，并邀任作陪，一一介绍之曰，某为李协和，……任颇错愕。言谈之间，极表同情，并深以同襄义举为荣幸。是日下午，任即单衔致电北京，历数袁氏罪状，故任之参与大计虽较迟，而反对帝制之运动则为滇省之急先锋也。”　

　　陶菊隐说唐继尧交蔡锷带出的只是“三千羸师”并不符合事实，说蔡锷率领的护国军出发时带了两个月平时一样的军饷给养费则是事实。1916年2月21日、29日，3月24日，6月7日，蔡锷一再致电唐继尧，要求补充弹药、兵员。从6月7日电中“迭电哀恳，究未照办”一语可见，并未得到唐的回应。蔡锷称自己率领的所有入川军队，“每月饷糈需五十万左右。出发以来，仅发伙食公费，亦非廿万不办。滇军出发时，携饷不足两月，早经用罄，就地踌借，亦经罗掘一空。前月哀恳滇、黔，仅解到十七万，杯水车薪，立即告匮。如再无饷接济，将成饿殍。万望吾师于各属华侨，赶为设法，以解倒悬。”这是他1916年5月3日写给梁启超的信中所说，应是实情。6月28日，他在给梁启超电中也说：“半年来，关于给养上后方毫无补充，以致衣不蔽体，食无宿粮，每月火食杂用，皆临时东凑西挪，拮据度日。”

　　从蔡锷给梁启超的函电看来，蔡锷军队的处境确实极为困难，但要说蔡锷在前线曾多次请求增援，唐继尧总是空言搪塞，当蔡锷在前方血战时，唐不增兵，没有及时、充足接济饷械是实，没有补充过一兵一钱一械却不是事实，至少有过上面提及的“十七万”。虽然杯水车薪，却也不能说唐继尧对护国之举完全不尽力。唐为此曾将全省的教育经费完全提用，中等以上学校一律以延长假期的方式暂时停办。公务人员只领取少数伙食费，欠薪年余未清，甚至敬节、养老各会及体仁善堂等慈善机关都暂时停办了。

　　 “大云南”思想

　　袁世凯死后，战事结束，云南的援军却陆续向四川出动。7月19日，蔡锷致电唐继尧等责以大义：

　　“所最宜注意者，我辈主张，应始终抱定为国家不为权利之初心，贯彻一致，不为外界所摇惑，不为左右私昵所劫持，实为公私两济。迩者滇省于袁氏倒毙之后，于刚出发之军，不惟不予撤回，反饬仍行前进，未出发者亦令克期出发，锷诚愚陋，实未解命意所在。近则已与川军启冲突于宁远矣。若竟徇某君等之一意孤行，必至败坏不可收拾，将何以善其后？”　

　　　

　　梁启超在签注中说，当蔡锷与大敌相持于川南时，“望滇中援军如望岁，呼吁声嘶，莫之或应。袁倒闭后，而滇中北伐大军，乃日日出发。读者读此电，试作何感想？”　

　　蔡锷哪里知道得到护国首义美名的唐继尧，抱有“大云南”的思想，要把四川也变成他的地盘，造成一种“大云南的势力”（当时四川就有人说“滇军抱侵略主义”）。有人解释蔡、唐本来志同道合，相处无间，之所以始合终弃，是因为蔡锷困于四川大洲驿时，多次致电唐希望接济械弹，唐无以应，不免怨愤。加上唐新编军队向四川出发，认为唐有余力，所以责以“事急坐视危亡，战停何又增兵？”不过，充其量这也只是其中一个原因而已。

　　蔡锷病故，唐继尧曾写过两副挽联，其中之一：

　　攻错似曾左，交谊似雷陈，为国家患难相依，竟惨类扼吭，问年只等周公瑾；

　　发愤如祖刘，代将如郭李，倘时局纷纭多事，恐难鸣孤掌，何处重逢钟子期！

　　以重重叠叠的典故表现出对失去蔡锷的悲伤和痛苦。但据说唐最忌讳有人在他面前称誉蔡锷，言谈之间，“深以蔡死为幸”。虽无确证，唐在蔡锷死后成为“大云南”军阀却是事实，当其在云南盛时，每次出门必乘黄轿，护兵如云、仪仗俨然、冠盖蔽日。其作为已与蔡锷迥然不可同日而语。

　　身为军人的唐有才气，能画兰赋诗，自命不凡，留学日本时曾自称“东大陆主人”，刻有水晶图章，常见于他的诗、画册。他在云南办的大学也叫“东陆大学”。他因为护国之役而得名，野心膨胀，做起了“大云南”之梦是事实，盘踞西南近十年，多次对外用兵，且不愿屈居孙中山之下，两次拒就广州护法军政府的元帅、副元帅。

石敢当

蔡锷与唐继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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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主角与配角   作者：傅国涌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唐对蔡锷的感情很复杂也不假，“生前畏其得军心，死后又恶其名之益彰”，他曾在昆明南门外自勒纪功碑，大书“会泽唐公再造共和纪念碑”。有人建议建蔡祠，纪念蔡锷，唐不能拒绝。等祠堂落成，人们发现“褊小无隙地”，私下无不认为是唐授意所为。

石敢当

“为国民争人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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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锷一介武夫，未谙政治，国务重任，非所敢承”

　　1916 年1月4日，蔡锷已开赴四川前线，黄兴在写给别人的信中说：“蔡君松坡赴滇首难，邻省响应。……蔡君军事优长，亦负众望，指挥如意，所可断言。”对蔡锷评价很高，在我看来，比蔡锷的军事才能更重要的还是他的人格力量，他“为国民争人格”的道义底气。对于个人进退、权位，蔡锷从不萦怀，什么总理也好、都督也好，他其实都不放在心上，袁


世凯猜度他“有野心”，甚至问莫理循“蔡锷会统治中国”这个愚蠢的问题，难怪被这位外国顾问笑话。

　　1912年7月30日，黄远生在《陆总理演说后之政界》中报道，陆征祥组阁受阻后，有提出宋教仁的，有提出黎元洪的，“又议以蔡锷君为总理者，此亦旧年已有之文章也。此中内情，据一政客告我，谓实有莫大妙用在。盖蔡君系统一共和党人，而其所主张，又颇与共和党接近，提出蔡君，既足以联同盟及统一共和党为一气，又令共和党无从反对，而蔡君之在云南，种种方面人，多不愿意，而不能直言。故莫如用阳推阴倒之术以去之，而统一共和党暨一般迷信蔡君者，乃有拍掌欢笑以为适如我心焉。”　

　　如果说当时局势诡谲，有人提名蔡锷为内阁总理只是把他当作复杂政争中的一个棋子，那么梁启超推荐蔡锷组阁却是认真的（不过袁世凯没有同意）。1913年6月中旬，梁曾致电蔡锷：“总理一席，人望在君，时事艰难，何不来京一行，共商大政。”对此蔡锷明确表示：“锷一介武夫，未谙政治，国务重任，非所敢承。”梁、蔡关系的密切是毋庸置疑的，他们师生之间无话不谈，是可以敞开心扉的，蔡锷没有必要惺惺作态。蔡锷的兴趣和抱负都不在做大官、享受荣华富贵，而是在军事教育，在练兵抵御外敌入侵方面。

　　1913年下半年，就在蔡锷离开云南前夕，其同乡、时为内阁总理的熊希龄提名他回故乡湖南任都督，袁世凯表面上也同意了，湖南人都很欢迎，段祺瑞、段芝贵等北洋将领心中不满，没有明确地公开反对，只是坚决主张向湖南派兵。但是蔡锷进京以后，袁氏却再也不提起此事，仿佛没有承诺过一般，不过蔡锷也从未对此表示不满。

　　如上所述，蔡锷因为首先举义反对袁世凯称帝而扮演了历史主角，其目的仅仅是为国民争人格，也是为自己争人格，但他从未想过要成为民国舞台上的政治主角。他是一个有着阳光一样性格的人，对权力没有膨胀的欲望，连做拥兵自重的军阀都不屑。所以才会对都督、总理都没多大兴趣。袁世凯太小看了蔡锷，他没有摆脱旧式政治的眼光，以为天下人人都为权而来，都有主角自为的欲望。

　　 “军人不党”论

　　自辛亥革命以来，蔡锷曾经以通电形式公开发表不少政见，对时局产生了一定影响，虽然他的政见前后也有些变化，但他作为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坚决支持民国这一立场从未动摇过。他认为辛亥革命是政治革命，不是种族革命。早在1911年11月他就提出“中华民国政府急宜建设”，定国名为“中华国”，定国体为“民主国体”，定国旗为“赤帜，心用白色中字”，“建设次第，由军政时代进于约法时代，递进而为民主宪政时代。”他不赞成联邦制，主张“联合中国各民族构造统一之国家，改良政治，发达民权”。这是我们看到蔡锷在辛亥革命期间最早的政见。

　　1912年1月19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蔡锷致电孙中山等提出破除省界，破除党见，唯才是举，变革要稳健、渐进等三点主张。1月26日，他致电孙中山等，坚决反对君主国体，无论满人还是汉人为君主。我们这才可以理解袁世凯称帝，他何以第一个起兵反对。

　　蔡锷认为结社自由是文明国家的通例，政党是“结合关于政治上抱同一主义而进行者也”。所以他自己参与组织了共和统一党，主张务实、稳健，以国家为前提，“陈义不求过高，着眼务求远大”，先求国家的平等、自由，再求人民的平等、自由，先国权、后人权。2月29日，他还致电章太炎、张謇、熊希龄、黎元洪、谭延]等，希望和他们联合组织一个稳健强固的政党，“借以监督政府，指导国民”。

　　袁世凯上台后，他提出应组织政党内阁，其他政党在旁边监督。1912年6月28日，他鉴于当时政党林立、党同伐异，意见纷歧，水火不容，他主张解散各党，另外结合政见相同的分子组织健全的政党，并愿意先自取消共和统一党。

　　蔡锷认为我国省制幅员太广，应该缩小行政区域，实现军民分治，结束军人柄政；县以上的地方行政官应任用，不应推选，可用本省人，不应用本属人。他主张建造强固有力的政府，尊重中国特别的历史、民情、习惯等，不能照搬外国的模式。因为深感军人任意干涉政治的危险，他对军人入党深为隐忧，首倡军人不入党论，自己身体力行，谢绝参加“共和建设讨论会”，宋教仁合并六党、组织国民党（共和统一党也在其中）时，他再次宣告脱党。此后他大力倡导军人不入党，并反对军人结社。他认为政见不同如果以武力为后盾，很可能破坏和平，推倒内阁也太容易。他读法国革命史时发现从拿破仑到第三共和，宪法变化了19次，主要就是因为没有宪法之前先有了党。他说政党基于宪法，是“运用及维持宪法之物，宪法不可由政党所造而成之”。（当然，他没能做到始终不介入党派，当梁启超邀请他为进步党名誉理事时，他没有拒绝。）

石敢当

“为国民争人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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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11年至1913年进京前，蔡锷通电发表了大量政见。1915年12月25日云南举义以后他列名的檄文、通电、布告中也表达了一些政见，主要是铲除帝制、重建共和的思想，如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绝于中国；建设名副其实的立宪政治，以适应世界大势；划定中央地方权限，使各省自由发展；发挥民权政治的精神，实行代议制度；采用联邦制度，省长民选等（他当年是反对联邦制的，这一点不知是否是他所同意的）。综合蔡锷所有的政见，其中也并非都是深刻远大之见，但对国家的赤诚则是否定不了的。他从来不是朝三暮四的政客，更


不是拥兵自重的军阀，他的所有见解都包含着他的见识和热忱，而不是想从中捞得自己的利禄。

　　飘然引退

　　当护国战争临近结束时，蔡锷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功成身退，决不食言。1916年5月7日，他致电唐继尧等：“至弟个人私愿，俟大局略定，决拟退休。非谓遁世，实病势日增，非疗治不可也”。5月26日，他在家书中也说，“而大局稍定，争权夺利者，必蜂拥以出。予素厌见此等伤心惨目之情状，不如及早避去之为得。一俟局势略定，即当抽身隐退，或避居林泉，或游海外”。这是私人信件，可信性自然是最强的，显然是他真实想法的流露。

　　6月2日，他致电贵州都督刘显世等：“惟弟久抱从事实业之志，大局略定，拟即投身矿业，不闻政事。而近月以来，所最感触者，吾国军事教育太觉缺乏，若与外竞，绝无幸理。将来能于军事教育界地尺寸之地以自效，亦所甚愿，他则非所乐闻。”

　　6月9日，袁死黎继，他致电北京各部院及各省，“锷锋镝余生，无意问世，且夙疴未痊，亟待疗养。拟俟本军部署稍定，即行解甲归休，遂我初服。”　

　　6月14日，他致电张敬尧表示自己“素愿已偿，更有何求？终身为一太平百姓可耳。”同时说如果林林种种的伟人志士都能致力于实业界，“毋令争名利于朝，则国强民富可操券也”。　

　　6月21日，他致电梁启超“对于国事，除万不得已外，拟不发表何种政见。”虽然第二天，他还是提出自己对时局的一系列看法：1、暂用民国初年的《临时约法》；2、改设责任内阁；3、召集国会；4、军民分治；5、速开军事善后会议；6、惩办帝制祸首。但此后再也没有发表过什么政见。

　　6月28日，他给梁启超电：“本拟即日脱卸，飘然远翥，一以践言，一以养疴”。第二天的电文再次表示引退，“对于政局意兴索然”。

　　蔡锷如此渴望引退，对四川督军兼省长的官位毫不放在心上，乃至弃如蔽履，不仅是身体原因和为了实现当初的誓言，还有作功成不居的表率等意图。7月19日，他在给唐继尧等人电文中表示：需要有人身先引退，飘然远去，“实足对于今日号称伟人志士英雄豪杰一流，直接下一针砭，为后来留一榜样，未始非善。而锷处地位，纯系带兵官，战事既了，即可奉身而退，斯亦各国所同然。”7月30日他给朋友石陶钧等的电文中说：“弟早作退计，乃愈堕愈深，失我自由之身，良用怃然。”　

　　蔡锷之死使他的恩师梁启超悲痛至极，梁在上海追悼会上称他的学生是“天然之英雄”，“心地光明，毫无权利思想”。民国以来，多少总长、总理都不过蝇营狗苟之辈，奔着权和利而来，只有蔡锷“因国事维艰，出为国民争人格，心地纯洁”。他想起了蔡锷经常说的话，“人以良心为第一命，令良心一坏，则凡事皆非。”他接着说，蔡锷举义云南，反对帝制， “自己担任总司令兼先锋队，每日亲到火线观察敌阵，对于责任，丝毫不肯放松”，而且蔡锷做事谨细缜密，“故以最短时间成就恢复共和之大功”。梁启超特别提到他们当年南下之前的相约，“此次举事，如不能成，决不亡命外洋，使国事更不堪问。故誓言各事不成，情愿身亡。”蔡锷自己也不止一次地提到这番话。这是一心想扮演独一无二的主角、据整个中国大舞台为己有的袁世凯们所不能理解的。哪怕到今天，又有多少人能理解只在这个世界活过34年的蔡锷这一阳光下的誓言呢？我曾说，在近代职业军人中也许只有蔡锷说出了这样有人味的话。

石敢当

后记：主角与配角(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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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主角与配角   作者：傅国涌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早在10年前，我就写过一篇《主角与配角》的文章，这个观点最初是和一位朋友在书信交流中产生的。10年的时光过去了，多少的浮云世变、雨雪沧桑，随着对世事认识的加深，在阅读史书的过程中，我常常想，社会的变革，人类争取自身权利、改变命运的进程尽管千头万绪、错综复杂，但在关键处往往还是离不开个人特别是被历史推到浪尖上的重要人物的性格、品质、思想取向等细小的因素，当“细节决定成败”成为时代的流行语之后，读史的人也更留意细节了。在找到“主角与配角”这把钥匙之后，我发现在戊戌变法之后的近代重


大转型中，许多纷乱的千丝万缕的问题仿佛都迎刃而解了。

　　康有为和孙中山之间、同盟会与光复会之间、袁世凯与同时代的政治人物之间、梁启超与袁世凯、国民党之间……他们的关系，或不能合作、或分分合合，或面里不一，最终演成暗杀者有之、水火不容者有之、兵戎相见者有之，说白了，无非是谁占有这个舞台，谁扮演主角，舞台之争、主角之争背后固然也有不同观点、不同政见也即不同剧本之争在起作用，骨子里还是缺乏健全的角色意识所致，鲜有人愿意主动、自愿地扮演配角，更不要说堂堂正正的群众演员角色。历经艰难、缔造民国的黄兴诚然不是没有缺点的，但他有强烈的配角意识，从未有过取代孙中山的打算，同时又不是那种唯唯诺诺、以主角的是非为是非，能坚持自己独立的判断，仅凭这一点他在近代史上就是光华四射的。当然，最具有健全角色意识、不卑不亢的还是年轻的宋教仁，他的死真是近代中国的重大损失。不过，正如黄远生所言，看看后来民国的政治格局，那种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有枪就是王、没有武力就没有发言权的态势，即使他活着，恐怕也难有大的作为。所以幸还是不幸，还是一个问题。

　　但无论如何，像宋教仁和蔡锷这样两个阳光般的人物，曾在我们近代的天幕上流星般划过，足以给我们后世的读史者一些安慰。角色意识的一边倒，主角意识的畸形发达其实根植于我们传统的政治文化深处，不是近代突然从地上冒出来的。司马迁在《史记》中写到，项羽、刘邦早岁看到秦始皇出巡的架势，情不自禁地发出“彼可取而代也”和“大丈夫当如此也”的感叹，尽管两人性格不同、感叹方式有异，但根本上是一致的。上个世纪40年代，王芸生写过一篇文章，中国历史上的正统之争，只看见英雄，惟独看不见人民。其实不是没有人民，而是人民中的普遍意识照样是成王败寇，赢家通吃，没有失败者立足之地，所以只容许舞台上一个主角，独自登上高处不胜寒的大舞台，唱“大风歌罢云飞扬”之类的独角戏。明末张献忠、李自成等又一轮主角之争，张献忠在面临失败、无法挽回之际，他的选择是向普通民众开刀，大开杀戒，遍地流血，原因就是自己得不到的、也不想留给别人。

　　到了近代，这一切自然都在发生变化，异域文明投射过来的光与影，康梁长期流亡海外、孙黄宋和章太炎、陶成章等都有海外流亡、学习的背景，近代史上的这些重要角色，来自维新、革命两大阵营的头面人物对世界大势、对近世主流文明并不是无知陌生的，无论是创立民国还是君主立宪、虚君共和，都是对“百代都行秦政制”的一种刷新，一种全新的超越，一种石破天惊的转变。

　　成败固然有很多原因，多少世代累积起来的政治文化心理，国人的行为习惯、思维方式都不是一夜之间可以改变的，他们固然可以在平地上造起民国的楼阁，选出国会，定出宪法，推出总统，组成内阁，但仅仅拥有这些形式还是不够的。当然形式很重要，民国诞生，这是亚洲地平线上出现的第一个共和国，意义之大毋庸置疑。袁世凯生当转型之际，除了朝鲜，他没去过其他国家，对外来文明的了解极为有限，他是个传统型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但他注定了只是一个历史的过渡人物，他的旧瓶已装不下新酒，他只能回到老式的帝王政治的路上去。历史也不会再给予他多少机会。皇帝梦在经过晚清以来各种思潮、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冲击之后，差不多已经做到了尽头。人心已变，他最后免不了以灰溜溜收场。他那位有文学才华的次子袁克文与野心勃勃的长子袁克定就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曾以诗“明志”，劝说父亲：“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但对一个终生与权力打交道、对权力有着无穷欲望的人来说，这样的劝说注定是无效的。我想起袁世凯当年被罢官回乡、垂钓洹上时写的那些诗，一方面他固然吟唱着“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的诗句，还拍照送人，演得惟妙惟肖，不过即使看他那幅广为流传的“孤舟蓑笠翁”照上，那双电光四射的眼睛也是遮掩不住他的内心世界，更何况他的诗中更多的是这样的句子：

　　“漳洹犹觉浅，何处问江村。”

　　“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

　　“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

　　在垂钓洹上的日子里，袁世凯也没有一刻忘记过“长安”。即使在他登上总统之位后，舆论从来都没有停止对他的批评，早在“宋案”发生一年前，1912年4月，戴天仇就多次在《民权报》发表《胆大妄为之袁世凯》、《袁世凯之罪状》、《大总统之叛逆》等锋利无比的短评，但这丝毫无损于袁的主角地位，直到他帝制自为，成为众矢之的，最后落得众叛亲离、呼拉拉袁家王朝倒塌。袁世凯当时成为政治舞台的主角似乎是必然的，这里面有中国习惯的心理在起支配作用，自古以来我们的所有社会变动几乎都是武力造成的，即使到了辛亥之际也不例外，包括观察中国问题的外国人也这么看：“唯一真正的保障就是武力，靠武力解决问题。看起来，迄今为止袁是唯一有能力应付全国局面的人。”这几乎是当时举国上下包括外国舆论在内普遍的共识，这一“非袁不可”的心理就建立在袁所掌握的优势武力基础之上。黄兴由于饷械严重缺乏，空有兵权，却英雄无用武之地，所以他主张通过和谈建立共和，认为自己下不了北伐的动员令，只有切腹以谢天下。主动权因此落在袁世凯之手。

石敢当

后记：主角与配角(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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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a class=\"postlink\" href=\"http://book.sina.com.cn\">http://book.sina.com.cn</a><!-- m --> 2005年09月06日 00:07 新浪读书  

连载:主角与配角   作者：傅国涌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孙、黄功成身退，高风清骨，打破了几千年来抓住权力死不放手的积习，开启了全新的政治文明模式。蔡锷反对袁氏家天下，为四万万国民争人格，不为一己图私利。历史的真正主角是他们，而不是那些生前手握重兵、霸占权力舞台、颐指气使，曾经显赫一时的权贵、军阀。

　　在这幕主角之争的历史大戏中，我们看到了那么多的成与败、悲与欢、生与死、阴谋与


热血、光荣与屈辱……中国近代的转型最终未能摆脱旧时王朝崩溃之后逐鹿天下的模式，这真是莫大的悲哀。在无数可以重新认识忧患丛生、风雨仓皇的中国近代史的视角中，我深知以“主角与配角”切入，仅仅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个，但这毕竟是属于我自己的视角，我喜欢。不同的人读史可以看出不同的景象，我总是不能忘记鲁迅关于《红楼梦》的那段话：

　　“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老实说，读史也可作如是观。 “主角与配角”只是我个人认识历史的一个角度，这是我必须说明的一点。另外，我还想说明中国社会从一个刀耕火种的封闭式传统农业社会向一个新的开放文明的社会转型，其中有筚路蓝缕之功、甚至更有成效的不光是推动维新变法的康梁、创造民国的孙黄宋等、打倒袁世凯家天下的蔡锷、梁启超、唐继尧等，还有无数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在不同的层面推动了文明的人们，比如缔造了近代出版业的张元济他们，“五四”一代的陈独秀、胡适、鲁迅他们，怀抱科学报国、教育报国、实业报国、新闻报国的人们……历史是由合力构成的，正是他们的努力，使中国有可能告别中世纪，从古代走入近代。近些年来，我对历史的关注点渐渐转移到了他们身上。当然这已是我下一本书的主题。

　　傅国涌

　　　　　　　　　　　　　　　　 2005年5月3日，莫干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