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主角与配角》

石敢当

革命与保皇之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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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a class=\"postlink\" href=\"http://book.sina.com.cn\">http://book.sina.com.cn</a><!-- m --> 2005年09月04日 00:09 新浪读书  

连载:主角与配角   作者：傅国涌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康有为：“吾即月给汝三百元”

　　梁启超之所以在保皇与革命之间有过进退两难，有过彷徨与疑惑，与他的经历、性格有一定关系。在戊戌变法之前，他因为办《时务报》而暴得大名，可谓少年得志。同时他性格中的缺点也是很明显的。孙中山与他见面时曾直率地批评他“狭隘”、“盈满”。前文曾提及杨衢云在和梁启超会谈后函告谢瓒泰：“康党素来夜郎自大，常卑视留学生及吾党。”19


02年6月，当冯自由去横滨码头接胡汉民时，胡对梁启超还颇有好感，认为“任公宗旨仍在民族主义，与其师康有为根本不同”。胡后来也说：“梁启超初以能为时文，轻视学界”，“留学界间有发表反对保皇之言论，如《浙江潮》、《江苏》者，梁亦不以为意。”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思想上的认知，梁启超与黄遵宪交往颇多，即使在流亡期间他们也是书信往返不绝，梁受到黄的政治影响不是偶然的。1905年1月，黄遵宪曾有一信给他，认为君主立宪之路是最合适的，其中提出应避免革命之名而有其实，“其宗旨曰阴谋，曰柔道；其方法曰潜移，曰缓进，曰蚕食；其权术曰得寸进寸，曰避首击尾，曰远交近攻。”梁不仅同意这些看法，而且大致上就是如此做的。

　　再加上梁启超在实际中受到康有为的约束，康始终掌握财权，并以师尊的地位号令弟子，所以他终究迈不出革命这一步。1907年12月23日，梁启超写信给康有为，政闻社每年经费预计需要二万四千元，“请先生速图之”，能在香港指拨。“为今之计，若能设法，在北中南美为政闻社捐得十万，最善也。”1908年3月，他再次写信给康有为，“港中每月一千，至今不肯拨来，非先生眼饬之不可。”可见梁启超得处处请示于康，借助康的权威，也有某些不得已的苦衷。1907年《新民丛报》停刊后，梁启超的个人生活也不得不仰赖康的支持。1908年康有为问他生活每月所需几何？他回答：“自用不能出三百元之下。”康答应按月给他。康的原信如下：

　　“今汝既云三千余，吾即月给汝三百元，共三千六百元，汝澳中家计四百元可足，合共给汝四千元，连仲策（引者按：梁启超的弟弟启勋）及他事约计五千，为汝一身计，汝从此可安心，不必为生计矣。”

　　不过康有为的支援没有维持多久，梁启超的生活一度陷入了困境。

　　何况，从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与《民报》论战的文字来看，他与孙中山他们也确有分歧，不幸的是后来民国早年军阀混战、政局纷乱等都被他言中了。亲历当年政治的近代史家李剑农分析说：“梁启超所描写革命共和的恶果，如内部必至自生分裂，彼此争权，乱无已时，未尝不与后来的事实有几分相符，但这些事实，在当时是未表现出来的事实，一般人看不见的……”两派多年交恶的往事在梁启超的记忆中更不会消失。

石敢当

梁启超与袁世凯之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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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主角与配角   作者：傅国涌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今一线希望，在求保全此二人，保全此二军耳”

　　辛亥革命之后，梁启超曾有两度试图借助军队的支持一展抱负，一是武昌起义后不久，二是护国战争时期。辛亥革命之初，梁启超就为他主导的“宪友会”定下了“和袁，慰革，逼满，服汉”八字方针，这是当年11月3日[九月十三日]离开日本前三天他给徐勤信中说的。而且他亲自潜回东北，有所图谋。当时他的打算在到奉天后写给女儿的信中得很清楚。11月


9日[9月19日] 他即将到达大连前夕，在船上给女儿写信：“此二日不见报纸，不知复有何变象，但使此一旬中，北京秩序不破，则吾事大可为也。拟今夕即乘车往奉，小住半月。先到滦州一宿（可告南佛〔“南佛”指康有为〕），乃入京，或挟百数十军士往，亦未可知”。当天他在到大连后又写信：“张敬如（绍曾）已入都（兹事不甚妙），蓝少豪（天蔚）在奉，闻吾来额手相庆云。吾无论如何艰险，必入都。都中若忽有他变，无论何国使馆皆可暂住，决无他虑，可极放心。入都后若冢骨[袁世凯]尚有人心，当与共戡大难，否则取而代之，取否惟我所欲耳。若天子已下堂，则又别论也。”11月11日[九月廿一]，他接连给女儿写了两封信，一说：“须明、后日乃能定所向，大约总先到滦州也。”第二封信就没有这样乐观了：

　　“数日以来，形势刻刻改变，在东时之理想及沿途所策画，大半不能行，值得临机以应耳。冢骨所以迟迟不入京之故，闻武胜关为革军所扼（王天游之兵），彼不能退，不能进，亦殊可怜。都中虚无人焉，旧内阁已辞职，不管事，新内阁未成立，资政院议员遁逃过半，不能开会，亲贵互阋，宫廷或尚有他变，日日预备蒙尘。天之所废，谁能兴之，真不知所届也。

　　吾此行终以见张、蓝二人为主（若早两日到，在此可以见蓝，彼日望吾至）。二人现皆已入都矣。大约都中秩序，十日内恐必将破，冀破后，能用此二军恢复秩序，与外交团交涉，徐图进取耳。现时所思如此，到京后能否办到，又非所知也。张、蓝确是可人，但其部下如何又不可知，安保其不为吴禄贞者。今一线希望，在求保全此二人，保全此二军耳。”

　　这些军方力量的存在是梁启超回国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与吴禄贞相识远在1900年，回国前夕他曾致信吴，对吴极为推许，认为只有像吴氏那样“瑰伟绝特之军人”才能拯救中国。他之所以赶紧回国，就是想依靠吴、张、蓝等所掌握的新军有所作为。张、吴都是日本士官学校第一期的毕业生，在北洋新军担任要职，时吴为新军第六镇统制，驻保定，张为第二十镇统制，当时驻滦州。但他们帐下的军官多为北洋旧部，他们并不能有效地掌控这些军队，他们本身的情况也很复杂，在日本时不仅与梁启超有接触，与革命党人也有联系，并受到满清亲贵载涛、良弼等的器重。一厢情愿的梁启超把他们看作是可信赖的力量，试图借助他们掌握的军队控制北京，完成变革。在日本写给徐勤的信中，梁启超说：“两年以来，朝贵中与吾党共事者惟涛、询两人而已，而询实无用，可用者惟有一涛。”“故数月来，惟务多布吾党入禁卫军，而外之复抚第六镇之统制吴禄贞（此人曾与绂丞[唐才常]在汉共事者）为我用，一切布置皆略备矣。吾两月前致兄书，谓九、十月间将有非常可喜之事，盖即指此。”

　　等他到了奉天之后，才知吴禄贞已遭暗杀，但他还乐观得很，“拟明日入京，顺道先往滦州一行。北军中可用者约一镇半（第二十镇及驻奉混成协），若能用之以维持京城秩序，则大局可定。”可见他对自身地位都岌岌可危的张、蓝仍寄予厚望。与梁启超同行的杨维新在《记辛亥年任公先生归国事》中回忆：

　　“宣统三年武汉起义之后，吴禄贞、张绍曾在滦州发表十九条，梁先生由日本回国至大连（弟同行），行前与南海有密议，（在船中计画甚多，拟即往见吴禄贞。）到连后知吴禄贞已死。梁大失望，曾往见关东都督，请其电驻京日使，提议由使团设法维持京城治安（恐京城有事变，梁欲即入京也）。是时蒋百里在赵次珊处任参谋长，梁与蒋见面数次，似有运动军队之接洽（详情须问百里）。适汤觉顿、罗瘿公由北京过奉来连，谓蓝天蔚等将不利于梁，促即回日本，因与同船渡日。”

　　10月29日[九月初八]，驻扎滦州的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与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等联名通电，向清廷提出十二条要求，包括立即筹备国会，在本年年底前召开，对于被定为国事犯的党人一律特赦，军人应有参议权等，当然首先是保持大清皇帝万世一系的皇统。他们甚至想把军队改称为“立宪军”。史称“滦州兵谏”。据说他们还和第六镇统制吴禄贞达成一致，如果要求被拒绝就举兵进京。第二天，处于恐慌之中的清廷先是接受他们的要求，资政院以最快的速度开始起草宪法，并在11月3日[九月十三]迅速颁布了宪法信条19条。

　　但在袁世凯出山前夕，11月6日[九月十六]吴禄贞就被部下暗杀，接着张绍曾被撤职，蓝天蔚被迫离开奉天驻地，北方形势逆转。梁启超试图借助北方实力派军人的力量夺取政权、一施抱负的盘算迅速落空，只得黯然返回日本。

　　 “项城若能与我推心握手，天下事大有可为”

石敢当

梁启超与袁世凯之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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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主角与配角   作者：傅国涌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等到民国成立，同盟会、北洋军阀、黎元洪三方的鼎足之势已初步形成，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由于历史原因不可能与同盟会合作，那么只能在袁、黎之间作出选择。徐佛苏等主张加入黎党，1912年初徐在写给梁启超的信中说，“觉时局将有结果，党派当着先组织，并细察国中将来党派，其一为现政府党，袁为魁，其一为民党，孙为魁。此两派人皆比较有大党之希望。”徐认为这个时候梁启超等与其独树一帜，不如与黎元洪结合，加入黎的民社，理由是黎乃是军队要人，“吾国将来毫无阶级，纯系平民政治，然同平民，各党相持又无可


判其胜负，于是不得不挟其军队以卫其主义，故吾国之政治可名之曰平民的军队政治。有军队要人为党之中枢，则军队加入者必多，故现在以黎为最相宜。……且武昌为首先起义之地，彼为首先起义之人，彼任党魁，将来握政权名正言顺。”这样的思路已毫无理想可言，纯从实际利害考虑，已沦为赤裸裸的实用主义。

　　张君劢（嘉森）随后写给梁启超的信中则主张联袁，组成一大政党。他认为“袁氏为人诡谲多术，颇不易合，则森以为联合之目的，并非在争政权，借其势力以发展吾党支部于各省，数年之后，虽欲不听命于我，安可得焉。持此术以与袁合，为道当亦非难。且北方官僚中表同情于吾辈者颇不乏人，借此以吸收才智之士，则党势愈厚，今后之中国，非造成一大党以为改革之中坚，则建设必不能完备，而危象且随而发现。”“此大结合如能成功，再将大党之必要，建设之困难，鼓吹一年半载，吾党势力必弥漫全国，则左右天下不难矣。”说穿了，目的还是要“左右天下”，扮演主角。

　　张君劢的想法不仅与梁启超不谋而合，而且袁也早就开始拉拢梁，1911年11月16日，袁复出之初即任命梁为内阁司法副大臣，梁虽未接受，但与袁已有函电往来，并托人致意：“兵事项城任之，言论自任”，表明了联袁的意向。在恳辞司法副大臣的电文中，梁启超建议以国民会议作为解决时局的办法，与袁也是不谋而合。袁对梁更是优礼有加，不仅于11月21日亲自致电推崇他“抱天下才，负天下望”，敦请他回国赴任，12月3日而且以清廷内阁名义致电劝驾。此后，或以袁世凯名义，或以清廷名义，或致书、或来电，都是敦促梁启超回国。梁虽然没有接受袁的邀请，但是他在11月26日写给罗瘿公的信中自称抱定君主立宪宗旨，要实现这一目标只有依靠袁世凯，“鄙人既确信共和政体为万不可行于中国，始终抱定君主立宪宗旨：欲求此宗旨之实现，端赖项城，然则，鄙人不助项城，更复助谁？”“吾自信，项城若能与我推心握手，天下事大有可为。虽然，今当举国中风狂走之时，急激派之所最忌者，惟吾二人，……以拨乱论，项城坐镇于上，理财治兵，此其所长也。鄙人则以言论转移国民心理，使多数人由急激而趋于中立，由中立而趋于温和，此其所长也。分途赴功，交互为用。”他认为三个月内，最重要的是保证京师无恙，“其下手在调和亲贵，支持财政，项城当优为之。次则因势利导，转变舆论，鄙人不敏，窃以自任。鄙人无他长处，然察国民心理之微，发言抓着痒处，使人移情于不觉，窃谓举国中无人能逮我者。……今兹革军之奏奇功，得诸兵力者仅十之三，得之言论鼓吹者乃十之七。今欲补救，固不可，然非与项城分劳戮力，则亦无能为役也。”并希望将这些意思转告给“明眼人”袁世凯。

　　这是梁启超回国前给自己的定位，他后来与袁世凯、段祺瑞合作，都可从中找到心理原因。虽然，当年12月13日罗瘿公给梁启超的信中说：“北省一般舆论有不满意于袁者，甚盼康、梁内阁，谓继袁者非康不可。”但梁启超很清楚，他们并无单独扮演主角的实力，只能与袁世凯这样的旧官僚、旧军阀也就是实力派合作，才有可能主导历史进程，成为权力舞台的主角，撇开袁自行组阁、掌握权力的想法几乎一直没有。而对袁世凯来说主要还是要利用梁启超的声望、言论影响。12月19日，蓝公武写信给梁启超：“推测其意，[袁世凯]所以仰望二先生出山者，有二故：一欲借二先生以收罗人才，挽回舆论；一望二先生联络华侨，整理财政。惟项城颇惧南海先生，将来权在其上，故尚踌躇未决。而沧江先生则深愿其归国，且有副大臣不愿，则以大臣与之之说”。“沧江”就是梁启超，蓝公武的分析比较合乎当时的实际。

　　自从11月归国计划失败后，梁启超在当年冬天还有过两次或入京、或入沪的打算，终未成行。期间，他与国内各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比如他曾派盛觉先多次到上海访问章太炎，希望“虚君共和”的主张能获得章的支持。随着南北议和告成，他的这一主张也被历史彻底抛弃。1912年1月，汤化龙、张君劢、林长民等在上海发起组织“共和建设讨论会”，作组党的准备，就有推梁启超为党魁的打算。２月23日，袁世凯当选大总统，梁启超致电祝贺，袁世凯回电表示“感佩无极”。当天，梁启超有长信给袁，讨论今后为政之道，涉及财政、政党等问题，并分析：

　　“旧革命派自今以往，当分为二，其纯属感情用事者，殆始终不能与我公合并……终不能结为有秩序之政党。政府所以对待彼辈者，不可威压之……又不可阿顺之……惟有利用健全之大党，使为公正之党争，彼自归于劣败，不足为梗也。健全之大党，则必求之旧立宪党与旧革命党中之有政治思想者。”

石敢当

梁启超与袁世凯之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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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甚至这样为袁世凯谋划：“善为政者，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夫是以能有成。今后之中国，非参用开明专制之意，不足以奏整齐严肃之治。夫开明专制与服从舆论，为道若大相反，然在共和国非居服从舆论之名，不能行开明专制之实，以公之明，于此中消息，当已参之极熟，无俟启超词费也。”

　　袁世凯对梁启超也是极力网罗，回信说：“所策皆至确不易，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当时政局复杂，令人眼花缭乱，袁急于寻求梁启超这样有影响的同盟者。

　　1912年5月8日，统一党、民社与其他四个政团正式合并为共和党，举黎元洪为理事长。接着，宋教仁推动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等多个党派合并组成国民党。梁启超的同志、追随者也不甘人后，决计发起第三党，以全力普及政治知识、不竞争政权相标榜，8月25日，他们将共和讨论会、国民协会等合并成立了民主党。《申报》1912年8月25日《民主党出现之内容》报道：“国民协会与共和建设讨论会以中国政党萌芽伊始，国民政治观念尚形弱薄，如仅有二党，恐党争日烈，国家异常危险，故决计发生第三党，主张最公平之言论，不竞争政权，专注全力以普及政治智识，传播政治信条”。《时报》10月31日也报道说，民立[主]党系共和讨论会、国民协会、共和促进会、共和俱进会、共和建设讨论会、民国新政治社六团体合并而成。汤化龙在成立会上演说：“国民党、共和党对立，今为第三党，特质在不争政权，而注意于普及政治教育”，“竞争政权本亦政党所应有之事，然既竞争政权，每不注意于一般之国民，此在政党初发生时代往往有此现象，吾党则当补此不足。”（民主党还曾发表宣言，认为议会中有两大党对峙，运用宪政之道，乃得其当。）

　　梁启超与民主党许多重要分子素有渊源，他虽远在日本，但这些观点无疑是他所同意的。梁启超初回国时，在民主党直隶支部欢迎会上演说，也极言中国有第三党的必要。此前1912年４月１３日，共和建设讨论会在上海集会，正式发布梁启超手草的《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首印2万册，提出中国不可不有两大政党，一急一缓，互相颉颃，这是稳健进步的政党政治的预备，“欲行完全政党政治，必以国中两大政党对峙为前提。”这些观点与宋教仁的主张相接近，遗憾的是梁启超把一切都放在联合袁世凯、制约旧革命党人这个目标之下，梁、宋的宪政思想终究不在一条道上。

石敢当

在国民党与袁世凯之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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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人生之至快”

　　1912年冬天，梁启超从日本回国成为当时政坛上的一件大事。8月初，梁启超的弟子蔡锷通电各地欢迎老师回国，黎元洪也通电附和，国民党内虽有胡汉民表示反对，但张继、刘揆一早已致电欢迎。梁启超到北京前写给女儿的信中说，共和、民主两党计划合并，以黎元洪为总理，梁启超为协理。国民党也一再邀请梁启超出任理事，但他不愿，他在信中说：“国


民党亦曾来交涉，欲请吾为理事，经婉谢之，彼必愤愤，然亦无如何也。”几天后他又多次在写给女儿的信中透露心曲，“现所难处者，惟国民党欢迎入党一事，彼已二次专人来劝驾，然此安可也，只有拒绝之而已。”“日来最困之问题，则国民党日日使人来招邀强嬲不已，彼盖深忌两党之合并也。”北京国民党要人吴景濂、孙毓筠、胡瑛等30多人曾在六国饭店宴请梁启超，孙毓筠称他是“全国最崇拜之人”，胡瑛说他系“当代第一人物”，《大共和日报》曾以《国民党欢宴梁启超》为题予以报道。此前（1912年1月）为表示仰慕之意，汪精卫曾通过时务学堂学生范源濂赠送梁启超两千银圆，他也收下了。但他与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结怨已深，心中的结始终解不开。后来在梁启超推动统一、共和、民主三党合并期间，国民党曾六次派人与民主党讨论合并事宜，因为汤化龙与吴景濂争议长不和，加上其他因素，终于合作不成，其中当然也有梁启超的因素在内。

　　梁启超内心早已决定加入共和党，他在共和党欢迎会上甚至认为推翻二千年专制出自共和党党首与党员之力，对黎元洪、孙武等民社诸人赞美有加，对同盟会倡导革命则是轻描淡写。他自称当时“所受欢迎，视孙、黄过数倍”，这是他给女儿信中所说，其中不无得意，甚至说孙、黄等所受欢迎会不过五六处，而他在京十二天，赴会19次之多，总统府开欢迎会，全体国务员作陪。向不请人的山西票号，以及佛教会、旗人、国民党……各处欢迎不断，实在应接不暇，累得不亦乐乎，他对女儿信说这是“极人生之至快”，也是“极人生之至苦”。在返回天津后，11月1日他给女儿长信又一次表示出了自己超过孙、黄的内心喜悦：“此次欢迎，视孙、黄来京时过之十倍，各界欢迎皆出于心悦诚服。……孙、黄来时，每演说皆被人嘲笑，吾则每演说令人感动，其欢迎会之多，亦远非孙、黄所及。”

　　梁启超回国不久就创办了《庸言》杂志，仍以致力言论事业自任，并没有踏上从政之路。当年12月，《庸言》在天津问世，一出刊就受到读者的欢迎，创刊号印了1万册。他曾在《庸言》发表《政治上之对抗力》一文，提出为了防止专制和革命，就必须培植政治上和平的对抗力。梁启超之扶植民主党、加入共和党、组织进步党似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原动力。但袁世凯没有放弃过对梁启超的极力拉拢，比如梁初回国，袁就安排月赠三千元。早在10月13日，梁启超在给女儿信中就说：“项城月馈三千，受之与否，亦尚未定，旅费家费皆极繁，恐不能不受也。”梁启超要办报，袁世凯给他20万元经费。梁回国之初曾多次与袁世凯及亲信接触，袁许诺帮助20万，作为共和、民主合并后的费用。梁之所以先加入共和党而不是与他渊源更深的民主党，大概就是为了促成三党联合。极力促成三党联合的除了梁启超，还有王揖唐等，他们幕后的支持者则是稳坐钓鱼台的袁世凯。袁之所以早就有出资让梁启超组织大党的计划，目的无非是让梁来牵制、抗衡国民党。而梁启超这个乐观主义者一厢情愿地误以为自己有当国、组阁之望，而且私下表示没有准备好决不肯干，所以最终难免入了袁世凯的彀中。

　　 “非国务大臣不做”

　　11月13日，梁启超给女儿信中说：“两日来为俄蒙事，都中风起水涌，内阁殆将必倒，而此难题将落于吾头上，我安能毫无预备而当此者，抵死决不肯就也。”12月1日，他再次向女儿透露心曲：“现在尚未入党，尚未当国，犹且如是，斩[转]瞬旬日后，则党事遂加吾肩，明年正式国会成立时，苟吾党占多数，欲不组织内阁而不可得（吾现时最忧者此事，若能免此，则如释重负矣，然安可能者？）”1913年2月24日，梁正式入共和党，当天他在给长女梁令娴的信中说：“吾顷为事势所迫，今日已正式加入共和党，此后真躬临前敌也。计议员以二百八十八人为半数，吾党顷得二百五十人，民主党约三十人，统一党约五十人，其余则国民党也。三党提携已决，总算多数，惟吾断不欲组织第一次内阁，或推西林亦未定耳。借款各路俱绝，政局危险不可言状，此时投身其中，自谋实拙，惟终不能袖手奈何？”

　　从“欲不组织内阁而不可得”到“惟吾断不欲组织第一次内阁”不难看出梁启超当时内心的自得，所以在整个中国史上第一次国会选举期间，他虽未入共和党，但无时不在密切关注着选举的动态。1913年1月17日他给女儿信中：“此次选举吾党大概总要失败，敌党纯用乱暴贿赂，此固一最大原因，而吾党少数人反对合并者亦不能辞其责也，似此吾仍可以不接近政界，优游养望自为计良得，然大乱之起恐亦在半年内耳。”1月21日：“吾党选举尚未全然绝望，吾此数日内之心境乃好。”到2月4日，他说共和、民主两党“感情极恶，恐难合”，统一党是袁世凯的“机关”，“虽欲与我合，我则须提出条件也”。此时，梁启超人未入党，却已俨然以党魁自居。他早年就以加富尔自况，做内阁总理是他的抱负，他曾宣称“非国务大臣不做”，“中国前途非我归而执政莫能振求”。可是，另一方面他总是强调自己如能不入党，就可以悠然自乐，“然恐时势不许尔尔耳”。2月5日，他跟女儿说：“吾或自起为议员，因本党议员无可以当议长之资格（任此可免组织政府之厄）”。其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在进退之间的矛盾心态。

石敢当

在国民党与袁世凯之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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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件事不能不提，当1912年、1913年之交，制定宪法问题曾是一个政治热点。章士钊在辞去《独立周报》编务后北上，路过天津，访梁启超于《庸言》报馆，杨度、熊希龄也在座，梁启超说：“国民党锐意起内阁制扼袁世凯，而手控宪法起草权，弛张惟意，世凯恨焉。吾党诚不知何道之从，君其无意解斯厄乎？”他看见梁案头有汉译的蒲徕士《民主政治》两巨册，就翻开“费城会议”这一节，笑对梁启超说：“公试读此，应有所得。”几天后，梁启超即在《庸言》第二期发表文章《专设宪法案起草机关议》，主张仿照美国开国的先


例，宪法起草脱离国会独立。在国会制宪之外提出新的思路，其中列举的理由包括，国会人数太多、应网罗最有学识经验的人、不可有丝毫党派意见掺杂等。他提出将宪法起草机关定名为“民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由临时总统、临时参议院、各省都督及议会、各大政党本部推荐人选。这是1912年12月的事，梁启超说出了当时常人所不敢说的。几乎与此同时，江苏都督程德全通电各省主张仿美国各州推代表开宪法会议先例，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由各省都督举学问才识兼备之士组织，得到多省赞同，张镇芳（河南）与冯国璋联名的通电更是充满无知、荒唐……，说什么议员来自田间，政见不一，必然相互辩驳，日久无成，主张（并已经）在北京就近委托北京法制局、法学会、宪法研究会来制定宪法，代表费用由中央接济。电文发表在1913年1月6日的《民立报》。

　　梁启超的意见在客观上帮了袁的忙，得到袁派的赞成是自然的，很快就有18省都督以及共和、统一、民主三党通电附和。当时各省都督喜欢自作主张，延续了晚清督抚尾大不掉之势，而不知道在共和国家地方行政长官不能擅自提议变更根本大法也，在这个问题上时为副总统兼湖北都督的黎元洪尚能识大体，他致电各省都督，其中提出“可由全国政党公同举员联合研究，结果即由政党议员提入国会”。但各省也有不予理会，继续推荐人才，组织“宪法研究委员会”。最后由于国民党在国会中的优势，还是“国会制宪”的主张获胜。

　　此外，不能忽视的是梁启超在家书中屡屡将国民党称为“敌党”，他孜孜谋划共和、统一、民主三党合并就是要抗衡国民党，决意与国民党分个高低，当时袁世凯曾过有加入共和党的打算，1913年3月7日、13日梁在信中两次提及，到15日他信中说：“党事大有进步，项城入党已决，稍待当发表。（此后两宰相见，必有一场血战，稍吐一年肮脏之气。）民主、统一亦联合也，兹事尚当秘之（吾决意不组织第一次内阁，已向党中及项城声明。），暂勿告。”3月18日，党中派专员到天津迎接他进京，“三党合并已定议，吾入京数日后即发表。此后当必与手枪、炸弹为缘（黄兴、宋教仁皆到京，正好决斗。），然亦痛快极矣。”

　　 “吾一身真成为政界之中心”

　　梁启超向来以“稳健派”、“建设派”自居，凡事主张从“和平改革入手”，国民党在他眼里乃是“暴烈派”、是“暴民专制”。就在他踌躇满志，要与国民党一分高下之时，3月20日夜，上海火车站的黑枪响了，宋教仁中弹倒下，政党政治的角逐刚刚拉开帷幕，又要落幕，袁世凯入党之议就此作罢，历史的航船迅速拨转了方向。梁启超当时并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的一切政治抱负从此将化为乌有。虽然他曾在《庸言》一卷9号发表《暗杀之罪恶》文表示“哀愤”：

　　“吾与宋君，所持政见时有异同，然固确信宋君为我国现代第一流政治家。歼此良人，实贻国家以不可复之损失，匪直为宋君哀，实为国家前途哀也。”

　　这是公开的言论。但他在家书中透露的可能是内心更真实的想法，3月22日，他在给女儿信中说：“宋教仁被刺死去，……不知某派人所为（大约必是国民党中黄派），然必非出于我党则可断耳。”袁世凯等都劝他暂缓入京，三党合并也停止发表。他为自己“今世乃堕落为中国政治家”而感到愤悒。25日他写信给女儿：“宋氏之死，敌党总疑是政敌之所为，声言必报复，其所指目之人第一为袁，第二则我云。”袁加派警察日夜保护，他感叹：“在中国政界活动，实难得兴致继续，盖客观的事实与主观的理想，全不相应，凡所运动皆如击空也。”3月26日，他写信给女儿说：“宋教仁案已破，系同盟会人自屠，大局当不至十分牵动，数日前彼党所指目者，项城第一，吾则第二也。彼报复之念激昂已甚，今水落石出乃由彼自戕。”27日信中又说：“刺宋之人，胪列多人（真主使者，陈其美也，我即其第二候补者。”）

　　其时，梁启超决意和袁世凯同舟共济，对国民党只有敌意，所以对宋案真相只听一面之词，对证据之类也无兴趣，认定应夔丞的幕后是陈其美。4月5日他给女儿的信虽也说自己“甚厌此局，然又不能卸肩奈何奈何”，但他对宋案后袁世凯“相倚之心甚切”恐也不无自得。4月16日，他在家书中说：“此二三日内国会既开，党际交涉应接不暇，顷三党合并与两党（共和、国民）提携同时进行，国民党之稳健派亦纷纷来见，吾一身真成为政界之中心”。虽然他也知“终无甚好结果”，但对此还是充满了自得。到5月2日梁启超在家书中说：“宋案确与政府无关，唯此次战祸必不能免”。5月29日，共和、统一、民主三党合并，梁启超为理事之一，黎元洪为理事长，袁世凯终于没有入党。梁在演说中说：“宋案纯为法律问题”，依然没看出其中的政治阴谋，以及更严重的政治后果。

石敢当

在国民党与袁世凯之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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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主角与配角   作者：傅国涌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政治前途希望实为零点”

　　在热切投身政治活动的同时，梁启超又一再流露出对政治的失望，早在1913年3月1日他给女儿信中就说：“日来以入党之故，政界风潮渐作，吾生平不知用权谋，今卷入此旋涡中，将来成败未可知，唯见一步做一步耳。”3月25日又说：“在中国政界活动，实难得兴致继续，盖客观的事实与主观的理想，全不相应，凡所运动皆如击空也。”27日的信里说：“吾


性质与现社会实不相容，愈入之愈觉其苦”。4月18日，他在给女儿的信中甚至表示：“吾今拟与政治绝缘，欲专从事于社会教育，除用心办报外，更在天津设立私立大学”4月21日，他说：“三党合并总算勉强成立了，然其中暧昧曲折、千奇百怪迥出言想象外，吾已宣言不肯为新党中职员，从此暂与政界谢绝，神志或将稍为清明耶”。他一度还向党内透露了退隐之意，但是劝驾的不断，到了29日他在信中说：“党事本欲脱卸，然势相迫不能休，真有风利不得泊之感也。”（当时也确实有梁内阁的呼声。1913年5月27日，黄远生在《最近之大势》报道中提及当时有“盛倡梁启超内阁之说”。6月14月，《无理想无解决无希望之政治》中说：“于是政党中有拟梁任公者，梁内阁之说，据自沪中来者，言国民党要人亦极赞成，然任公既决不愿，则有谓以蔡锷为之者。”）

　　这只是一方面，另一面梁启超在民国初年始终对从政兴趣不减，他身上的主角意识并未磨灭，总想通过入阁实现自己的满腹抱负。他没有看清楚――袁世凯从来就缺乏扶植一个可以与同盟会（国民党）抗衡的保守派政党从而将中国引入两党政治轨道的诚意，充其量只是急于利用与同盟会不和的政党打击、消解革命党的势力，从而达到独占政治舞台的绝对主角企图。所以梁启超会一次次进了圈套，又一次次的失望。1913年6月13日，他写信对女儿说：“频日内阁问题发生，秉文坚不肯来（闻其夫人阻之甚力），吾主用松坡，项城不愿，必欲强我党中一部分人（旧民主派中坚），欲试而有远者皆以为不可（旧共和派中坚），吾于明日会场中宣言不肯就之理由，即便返津矣。”但此时他终究还没有认清袁世凯。7月25日，南北即将开战，袁世凯开始在北京捕人，国民党籍议员大起恐慌，纷纷出京。梁上书袁世凯，耿耿以“维持议员三分之二以上”为念，希望袁能表示“尊重国会之意”。第二天，他又上书为袁代筹：“古之成大业者，挟天子以令诸侯，今欲戡乱图治，惟当挟国会以号召天下，名正言顺，然后所向莫与敌也。……今吾党目的，在设法维持议员，使留京者在总额三分之二以上，现用种种方法或吸收使入本党，或别设小团体以容纳之，取得亦已百余人矣。”

　　如果不是梁启超他们对袁世凯的鼎力支持，袁世凯不可能如此轻易地将国民党从民初的舞台上驱逐出去。尽管梁内心也很矛盾、复杂，7月26日给女儿信中说：“乱事大约不能蔓延，今后或亦革政一时机耶。”几天后（7月30日）他就感到不可能，“军事上固可乐观，政治前途希望实为零点，奈何？”然而经不住诱惑，1913年9月熊希龄的所谓“名流内阁”（或“人才内阁”）成立，而且正是梁启超的力劝下，熊才勉强接受的，他本人最初曾想超然于外，9月11日黄远生在《记新内阁》中报道，“梁任公乃亲见袁总统，自明出处之义，谓某平生最喜负责任及牺牲，以我个人意思，不特总长，并次长亦可，乃至参事、佥事、主事亦乐为之。徒以进步党多不愿某之出，某一人可牺牲，而党则不可牺牲者。”当时进步党内就梁启超入阁形成两派意见，赞同的认为，“自民国成立以来，立宪党人对于国家，并无十分之尽力，而徒处于监督及旁观的地位，于大义有所不安”，所以梁启超出山就是“一绝好牺牲的时会”。反对的意见是：“[一]党势未固，任公入阁，则党益散漫，若谓爱党者即非爱国，则根本上须将党取消。[二]既为政党，须组织政党内阁，党员加入，虽系个人自由，然任公非普通党员，在彼自身本未决意加入，党中尤不宜怂恿之。[三]该党前此虽无确定之党议，但亦曾表示重要党员最好不加入混合内阁之意。[四]就令牺牲之说果正当，然熊氏先不应以周自齐、孙宝琦分配重要之部，而将此闲部位置彼意中之所谓人才。虽在国务会议同一反言，而实行之权究在各部。要部据于官僚之手，人才仅可发言，则任公即不入阁，亦何不可献策陈词为政府重。”

　　“第一流经验”的“第一流人才”所分得的不过是教育、司法、工商、财政四个总长，其他要害的外交、内务、交通、海军、陆军仍握在袁党手中。梁启超最后还是出任了司法总长，和熊希龄一起成为这个“名流内阁”的灵魂，1913年10月，正是他代熊起草了《内阁大政方针宣言书》。也是这个月，袁世凯被选为正式总统。不久（1913年11月4日），国民党被解散，连进步党内都有人预感不妙，唇亡齿寒的道理以梁启超之明竟然不懂，真是莫大的悲哀。进步党籍的众议院议员刘伟写信给梁启超，指责梁对此负有责任：“共和国之无国会，自中华民国始，中华民国之无国会，自十一月四日始。四号之事孰实为之，命令出自总统，副署出自总理，形式所在，责有攸归，宜若与司法总长，进步党理事之任公先生风马牛不相及”。（当然，在“先选总统”还是“先定宪法的”争议中，他与袁世凯一直持不同意见，直到6月15日他还在进步党大会中主张先定宪法、后举总统。尽管胳膊扭不过大腿，在袁的操纵下，17省都督，进步党理事长、副总统黎元洪都赞同“先选总统”，而且他们的理由也很冠冕堂皇。即使在“二次革命”后，在制宪问题上，以梁启超为党魁的进步党和国民党的立场大致上也是一致的。）

石敢当

蔡锷与袁世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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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主角与配角   作者：傅国涌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朱德眼中的蔡锷“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体弱面白”，“瘦瘦的脸上，两眼相距甚宽，双颊略像女性，但口角却显得严峻、刚强。为人沉静，态度庄重……”“他虽然命在旦夕，思想却一如既往，锋利得像把宝剑。”

　　――[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




　　 “袁项城借给他洋一千元”

　　蔡锷和袁世凯的关系十分复杂。1916年12月14日，梁启超在上海举行的蔡锷追悼会上说，戊戌变法之后，蔡锷要到东京找他，“湖南长沙出来只借得二毛钱，到了汉口借亲戚洋六元，由汉到京，袁项城借给他洋一千元，到东后以三百元为学费，其余均为交友及公益之用，而自己出来则步行，未尝坐过车子。”深知蔡锷的梁启超此言不会是无根的，他也没有必要为袁世凯说好话，可见少年蔡锷之能顺利到日本留学，确曾得到袁世凯的慷慨资助。

　　不过蔡锷以“士官三杰”的荣誉学成归国后，一直在广西、云南等地从军，与袁并没有发生什么直接关系。直到辛亥革命后，1912年1月12日，已经是云南都督的蔡锷在给黎元洪的电文中称袁世凯“闳才伟略，实近代伟人，即孙中山先生亦曾有民国大总统宜推项城之论。徒以清廷关系尚未脱离，故此次选举不及项城者，非不愿举项城，实不能举清廷之内阁总理大臣也。要之，中国有必为共和之时机，而项城亦自有被举总统之资望，如果大局大定，此事自在意中。”但他同时又反对“株守议和”，主张“长驱北伐，直捣虏廷”，这固然是针对清王朝的，也流露出了对袁世凯的不满。1912年1月20日，他致电孙中山等人：“我军乘此朝愤，何敌不破？乃甘受袁氏之愚，一再停战，旷日持久，糜饷劳师[而]不问。”1月26日，他致电孙中山及各省都督，公开指责袁世凯想在北京召开所谓“国民会议”来决定君主、民主国体，“无非为狡展播弄之地步，以充彼战备，懈我军心”，他认为这只是“袁之狡谋”，鲜明指出民国政府已成立、总统已选出，“民主君主问题无复有研究之价值”，“惟有简率精兵，结连黔、蜀，长驱伊、洛，期共戮力中原。”他极力主张北伐，并组织了云南北伐军，发布《北伐誓师词》，其中有“甘冒不韪，乃有袁贼”等句子，前锋已从贵州进入湖南。2月12日，等到段祺瑞领衔的北洋军将领敦促清帝退位的通电发表后，蔡锷致电黎元洪还表示要提高警惕：

　　“段祺瑞率军北上，促进共和，大局可望早定，甚为欣幸。惟闻段夙无种族思想，而与袁世凯关系甚深。此次忽然通款，自当推诚相与。然究竟有无别谋，亦宜密为筹备，免堕奸计，而误事机。”

　　然而一旦清帝退位，南北和议成功，他对袁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他曾几次发表通电，坚决支持建都北京。3月6日，他在给孙中山、袁世凯等人的电文中主张建都北京，“若夫祛除私见，调和感情，袁公当优为之，似可无烦过计。”3月25日，他电贺袁世凯就任大总统，称袁“闳才伟略，群望所归”。4月11日他给上海各报馆辟谣的电文中又有“况袁公一代伟人，中外钦仰”语。

　　前后几个月，他对袁世凯的看法竟有这么大的曲折变化。总体上看，只要袁拥护共和，他就坚定地站在袁的一边，极力支持袁建立一个强固有力的政府，集中中央权力。事实上，加强国权、抵御外患是他一贯的理想，从他未公开的遗嘱里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同室操戈，兄弟阋墙，相煎太急，隐恨良多”

　　1913年2月25日，当宋教仁遭暗杀后，蔡锷也曾通电谴责“卑劣”的暗杀手段，“痛切陈词，声与泪并”。但他坚决反对用兵，主张“宋案”应组织特别法庭，由法律解决，“勿挟成见，勿尚意气，勿凭势力而坏法纪，勿造言词而乱听闻”，尤其“严禁军人干预”，他说宋教仁“生前于南北意见极力调和，若令身后惹起南北恶感，恐九泉之下亦不心安”。即使说袁世凯必须推倒，此时正式总统选举在即，“则袁之将来当选与否，宜取决于全国人之同意，自有国会解决”，不能诉诸武力。当南北战争迫在眉睫时，5月17日，蔡锷曾和四川、贵州、广西四省都督联名通电，反对战争，“万一有人发难，当视为全国公敌”，并表示要坚决捍卫艰难缔造的民国。6月7日，他又和浙江、四川两省都督联名致电袁世凯及各省都督，进行调停，主张以法律程序解决纷争，力劝动兵。

　　到8月4日，战事终于无可挽回地爆发了，江西、南京等地烽烟四起，他仍通电指出“讨袁”理由不成立，依据《临时约法》，总统如果有谋叛行为，应由参议院弹劾；政治上有过失，则由国务院负责。何况临时政府已近尾声，马上就要选举正式总统，如果袁没有获选，却倚仗特别势力不退职，届时再以武力对付袁也不迟。他甚至天真地想组织云、贵、川、桂四省联合军驻武汉，“劝令宁、赣罢兵”。

　　他后来虽然也曾派兵入川，但他一直把这次战事看作“同室操戈，兄弟阋墙，相煎太急，隐恨良多”。他是反对内战的，认为“同种相残，杀机大启”，“非国家之福”，应该“为国家稍留元气，并以免以暴易暴之讥”。所以他反对袁世凯为北洋军将士授勋，认为那样做无异是“奖励残杀同胞”。

石敢当

蔡锷与袁世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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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主角与配角   作者：傅国涌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寄字远从千里外，论交深在十年前。”黄兴送蔡锷这副对联是在1913年6月，这时“二次革命”已箭在弦上，黄兴派密使约蔡锷一同举兵，蔡锷却劝黄兴不要轻动。据杨思义《蔡锷轶事》回忆，“黄兴派曾任宝靖招讨使的谭心休至滇，约蔡松坡起兵，松坡答曰：‘民国初建，国基尚未巩固，当劝克强安静。袁势方张，此时未可轻动。’谭曰：‘我等若再忍耐，袁贼必将做皇帝。’松坡冷笑曰：‘他如胆敢称帝，我将在西南也做起皇帝来。’谭讶其言，逼问此是何说？松坡正色曰：‘国体共和，载在约法。有人敢违约法，国人必起而共击


之，我就是第一个不饶他的。现在袁贼逆迹未彰，师出无名，故我主张暂时忍耐，时机未到，劝公等万勿轻动。’谭闻其言，拂袖返沪，面报黄兴，并以此遍告同志。是时我亦在沪，曾亲闻其语。”

　　蔡锷之所以不同意“二次革命”，反对以武力来解决政治纷争，这在他1913年7月24日给谭延]的电文中说得比较清楚――“我国自改革以后，元气大伤，至今疮痍未复，断不可有第二次之破坏。且某国幸灾乐祸，正利用我有内乱，以遂其侵略野心，凡我邦人，正宜戮力同心，以御外侮，……克强、协和此举，未免铤而走险，急不能择。”还有一个原因他自己没有说，梁启超一直有个看法，认为在民国以后他们所面对的主要是两大势力，一是“官僚社会之腐败的势力”，一是“莠民社会之乱暴的势力”，这是蔡锷所同意的。孙中山等发起“二次革命”，在他们看来就是后一种“乱暴势力”，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这一点蔡锷在1913年10月5日离开云南前夕进步党云南支部的欢送会上演说时说得比较清楚：“暴烈派以破坏为事，苟可以达其目的，即牺牲全国而不恤。然其进锐，则其退速，今已一落千丈矣……暴烈派之失败，虽以兵力为之，而进步党之鼓吹社会扶助政府者，其功亦诚不小。今后进步党之所虑，惟在官僚派耳”。当然他也深知“根深蒂固”的官僚派“最难征伐”。梁启超是进步党的重要党魁，曾公开倡议“军人不党”、退出统一共和党的蔡锷在老师的邀请下同意出任进步党的名誉理事。毫无疑问，没有进步党的支持，袁世凯对“二次革命”的镇压就不会那么顺手。这是袁氏后来称帝时万万没有想到的。还有一点也是袁想不到的，那就是在“暴烈派”被逐出政治舞台后，梁启超、蔡锷所代表的力量所忧虑的就是袁代表的“官僚派”，他们最后的决裂几乎也是必然的。

　　袁世凯以优势武力把整个民国变成自己的囊中之物，几乎只剩下远在边陲的云、贵等省还没有被北洋军所控制，蔡锷因而深为袁所忌，只有自请离滇。但这只是一种推测，蔡锷辞职离开云南其实并不是在袁的逼迫下，早在1913年6月中旬，他给梁启超的电文里就说：“久欲来京与袁总统面商各政要，并与各方人士接洽。惟因滇事重要，未敢即行。”梁启超在《护国之役回顾谈》中回忆：“民国三年春天，蔡公把都督辞掉回到北京。他辞都督并非有人逼着他辞，云南人苦苦挽留，中央也不放他走，但蔡公意思一来因为怕军人揽政权，弄成藩镇割据局面，自己要以身作则来矫正他，二来因为他对外有一种怀抱，想重新训练一班军官，对付我们理想的敌国，三来也因为在云南两年太劳苦了，身子有点衰弱，要稍为休息休息。他前后写了十几封信和我商量，要我帮他忙，把官辞掉，于是我们在北京常在一块儿又一年。”还有一个人事关系复杂的原因，蔡锷很难驾驭手下几个云南籍的部将，如李鸿祥等对他就不太服气，使他去意更坚。

　　1913年10月袁世凯的大总统令说：“云南都督蔡锷叠电因病请假，着给假三个月，来京调养。”10月7日，蔡锷辞去云南都督，9日动身进京。不过他虽然离开了云南，但他的旧部、他两年来一手训练的滇军还在，在云南依然有潜在的势力。

　　 “槛虎于柙”

　　蔡锷在北京的两年，袁世凯表面上对他优礼有加，先后给了他一连串的官衔，如政治会议委员、参政院参政、将军府将军、陆海军统率处办事员、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还几乎每天召见，说是磋商政要，其实是防他有变。袁曾对亲信的曹汝霖说过蔡锷“有才干，但有阴谋”，其中就有“槛虎于柙”之意。

　　蔡锷也是大智若愚，深恐招袁之忌。在京期间他几乎没有发表过什么政见，留下的主要成果就是在经界局的文件，他深知袁氏让他到经界局是敷衍他，但他认为正经界、清田赋也是治国要政，很想有所建树。不过短短半年时间（从1915年1月22日任事到7月22日呈文给袁世凯）就主持编印了《中国历代经界纪要》、《各国经界纪要》两大本著作，可见他办事的认真、踏实、细致和严谨。大约也只有这个经界局和政治离得最远，他可以无所顾忌地做点事。

　　1915年8月以后，要求袁世凯称帝的舆论甚嚣尘上，先有“筹安会”，后有“全国请愿联合会”，甚至还出现了妓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等。蔡锷韬光养晦，风花雪月，“终日沉湎于曲院，以示颓唐”。一方面却与梁启超，与云、贵两省军界密电交加，密商大计。早在这年9月底，远在美国的黄兴有密函劝他设法脱离虎口，起兵讨袁。蔡锷也派专人送了一封长达17页的密信给黄兴，告诉他自己准备返回西南发难的计划。一方面他却在北京逢人就说：“我们先生[梁启超]是书呆子，不识时务。”做出一副与梁启超分道扬镳的样子。而且对帝制问题“虚于委蛇”、很快表态，留下了一份关于帝制问题的签名书。由蔡锷领衔，蒋尊簋、孙武、唐在礼、蒋作宾列名其后，还有蒋方震、张一爵、陈仪等一共12个将军签名。“主张中国国体宜用君主制者署名于后/八月二十五日/昭威将军蔡锷”三行字是蔡锷的亲笔，原件至今还保存着。（为此，当蔡锷举义之初，袁氏的统率办事处还责问他为什么反复无常，他的答复是：“国体问题，在京能否拒绝署名，不言而喻。若问良心，则誓死不承。……若云反复，以总统之信誓旦旦，尚可寒盟，何论要言！”）但袁对蔡锷仍是不放心，所以才会暗中搜查他的家，目的是查电报密码本。因蔡事先已有防备，已把几十部密码带到天津梁启超家的卧室里，才得以幸免。

石敢当

蔡锷与袁世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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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主角与配角   作者：傅国涌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关于蔡锷离京，袁家普在《蔡公遗事》中说，1915年11月9日，蔡锷曾与袁家普密商，告诉他自己已决定出京，要求袁家普在自己走后，“务宜不动声色，力持镇静”。蔡锷于1915年11月11日出京，19日袁家普追到天津，蔡锷“已于先日乘山东丸赴日矣”。期间，蔡锷有两篇《呈袁世凯文》，先是1915年11月22日，他给袁世凯的呈文说“现在假期已满，病仍未愈”，要求“准予续假三月，俾得迁地疗养”。袁的批令是：“着给假两月。”几天后，蔡锷又一次呈文给袁世凯说：“惟有移住气候温暖地方，从容调养，庶医药可望奏功。查日本


天气温和，山水清旷，且医治肺胃，设有专科，于养病甚属相宜。兹航海东渡，赴日就医，以期病体早痊，再图报。”袁世凯批令：“一俟调治就愈，仍望早日回国，销假任事，用副倚任。”这两个呈文大概都是蔡锷脱离袁掌握之后寄出的，老谋深算的袁氏表面上不好说什么，只有哑巴吃黄连。从这两个呈文和袁的批令来看，蔡锷离京赴日还是比较从容的。在日本，蔡锷还曾上书袁世凯，“切词披布腹心，未蒙采纳。”

　　袁世凯对财政总长周学熙说，从蔡锷临行时的深谋远虑来看，“此人之精悍远在黄兴及诸民党之上，即宋教仁或亦非所能匹。”现在远走高飞必为心腹大患，并感叹“纵虎出柙”，大有悔意。

　　1915年12月19日蔡锷辗转到昆明，21日、23日他在给旧部的电文中称“袁氏诡诈阴险”、“袁氏叛逆”。但在宣布独立前的一天（24日）他还给袁世凯一个“最后之忠告”，“痛哭陈词”。此后的宣言、文告中则一律列数袁的罪状，称其为叛逆、“国贼”、“谋杀凶犯”。

　　当袁世凯被迫撤消帝制、企图缓和举世汹汹的人心，以继续把持权柄，蔡锷在1916年3月30日给唐等的电文中指出：“其狡猾无耻，实堪痛恨”。他坚决反对袁世凯在一片唾骂声中脱下皇袍，还要继续做大总统，他在4月18日给政事堂统率办事处的复电中严正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人生几何，六十老翁以退而安天下，尚复何求？”要求袁世凯必须退出政治舞台。但他也说，“锷于项城多感知爱，持已裕巧衔煜录疲嘞乱员ㄆ渌健薄４饲埃硎驹揽运袄裼隽己瘢心钏角椋挪辉钙湫坠抑佟！

　　 “所争者非胜利，乃中华民国四万万众之人格也”

　　他之起义反袁，是为保卫民国，是“为时势和良心所迫”，是为了公义，不能“兼顾私情”。他从不否认自己对袁世凯怀有一定的私人感情，但一旦袁氏背叛民国、背叛自己宣誓效忠的共和、帝制自为，蔡锷就要起而反对，毫无回旋余地。对此他毫不后悔，1916年5月16日他在写给潘蕙英的家书中说：“袁世凯已打算退位，不久即罢兵息战矣。此次事业，较之辛亥一役，觉得更有光彩，而所历之危险亦大，事后思之，殊壮快也。”当他出发时，曾抱定必死的决心，他在1月31日的家书中说：“余素抱以身许国之心，此次尤为决心，万一为敌贼暗算，或战死疆场，决无所悔。”好友石陶钧也回忆他在誓师之时“早有必死之心，愿大家同归于尽”。陶菊隐说，蔡锷在举义前向滇军将校沉痛致辞：“袁势方盛，吾人以一隅而抗全局，明知无望，然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此次举义，所争者非胜利，乃中华民国四万万众之人格也。”其时，是否能打倒袁世凯毫无把握，护国之举从力量对比上看，只能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所以护国军入川之际，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之慨。

　　考蔡锷与袁世凯的关系也不仅是袁曾有恩于他，“多感知爱”、“礼遇良厚”的私情，而且还可以在他自己的思想深处找到一些蛛丝马迹。1902年，蔡锷在《新民丛报》连载发表《军国民篇》的长文，首次阐述他的军国民主义思想。军国民主义包含了他富国强兵的全部理想，他对袁世凯这样的政治强人寄予厚望，并不是偶然的。因为这样的军国民主义只有假手雄才大略的权威才能有所作为。1915年5月，在“二十一条”交涉时，他写给朋友曾广轼的信中提及，袁世凯曾对他说过：“交涉完，须咬定牙根，思一雪此耻”。他说，这话如果当真，那是中国的“无疆之福”，自己“誓以血诚报之”，“如仍旧贯，则惟飘然远引，打个人之穷算盘已耳。”

　　作为信奉军国民主义的军人，抵御强敌、洗雪国耻乃是蔡锷最大的心愿，他对袁世凯抱有一些幻想，在这里可以找到解释。当然，他还是保持着清醒、审慎的警惕，并没有完全信赖袁氏的话。这在他未公开的遗嘱中也可以看出来：

　　“本人少年时，羡东邻强盛，恒抱持军国主义。是项主义，非大有为之君，不足以鞭策而前，故政体孰善，尚乏绝端之证断。后因袁氏强奸民意，帝制自为，逞个人篡窃之私，不惜以一手掩饰天下人耳目，爰伸正谊，以争国民人格。”

　　袁世凯至死都不能理解蔡锷之反对他称帝，竟然不是为了一己的野心，而是“为四万万国民争人格”，“人格”一词在袁氏的辞典中是找不到的。蔡锷自早年进长沙时务学堂受教以来，目光高远，已不是传统的军人可比，他是一个具有知识分子气质的近代职业军人，他不愿做军阀这一点，在当时就是空前之举。他在《军国民篇》中说得明白：“国魂者，国家建立之大纲，国民自尊自立之种子。”他所理解的国民人格只有建立在自尊、自立的基础上，这不是旧权威袁世凯所能认识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