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主角与配角》

石敢当

可贵的配角意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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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主角与配角   作者：傅国涌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胡汉民认为黄兴极力为孙中山辩护，维护其领袖地位，而不是乘机取而代之，“凡此皆非为中山个人，实为大局。”但这件事在孙中山心头还是留下了浓重的阴影。章太炎的《伪民报检举状》虽不可全信，但也值得深思――“试观黄兴，非与孙文死生共济者耶？而以争权怀恨，外好内猜；精卫演说，至以杨秀清相拟。”汪精卫是孙中山的亲信，他将黄兴与太平天国企图架空洪秀全、野心勃勃的东王杨秀清相比，恐怕不是无缘无故的，毕竟黄兴在同盟会中的威信太高了。但毫无疑问孙中山需要黄兴的臂助，没有这样一个革命的实行家，他


的理想再高远也难以落到实处。黄花岗起义失败后，1911年5月4日，孙中山在美国接到胡汉民复电，得知黄兴等安全脱险到达香港，欣然表示：“天下事尚可为也！”当黄兴一度致力于暗杀，决心以一死拼李准，以谢海外侨胞，维护革命党人的信誉时，孙中山等无不忧心忡忡，函电交弛，极力劝阻，最后黄兴才放弃个人暗杀的念头，组织了“东方暗杀团”。8月31日，孙中山在写给吴稚晖的信中说：“盖黄君一身为同志之所望，亦革命成败之关键也。彼之职务，盖可为更大之事业，则以个人主义事（指暗杀）非彼所宜为也。……今彼欲组织四队，按次进行，大为同志所赞成。”所以，外界猜测孙黄“相仇”并不符合事实，梁启超在1911年10月写给徐勤的长信中提及：“孙、黄不睦久矣，黄剽悍实行，而孙巧滑卷望，黄党极恨之。去年曾决议除孙名，赖有刘揆一者，谓方当患难之时，不宜内讧，授人口实，仅乃无事。今日彼此互相利用，而实有相仇之心”。

　　在辛亥革命以前的几次“倒孙”风波中，假如不是黄兴坚定地拒绝取而代之，自为同盟会总理，他扮演革命主角的机会是一直存在的。他身上的这种配角意识，放在整个中国历史长河中也是罕见的，配角意识无疑是一种极为可贵的民主意识，其中处处闪现出黄兴的伟岸人格。

　　“必须不计较个人的权利，互相推让”

　　武昌起义突然爆发，等黄兴赶到上海时黎元洪早已被推出，宋教仁力劝黄兴不要去武汉，到南京去另开新局面，他没有接受。上海光复之后，张謇等推庄蕴宽到武汉，请黄兴去上海主持大局，统率江、浙军队攻克南京，组织全国军政统一机构。黄兴的回答是：“全国军政统一机构是愈早组织愈好，但不必要我担任领导人。”（廖宇春日记中讲到，顾忠琛对他说，黄兴曾言“前次各省推举某为临时总统，某所以坚辞不受者，正虚此席以待项城耳”。黄兴在写给汪精卫的信中也表示，只要袁世凯能推倒清廷、赞同共和，他愿意推袁。）

　　1911年12月4日（十月十四），独立各省留在上海的代表开会选举大元帅、副元帅，黄兴得16票，当选为大元帅，黎得15票，为副，并议决以大元帅主持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留在武汉的代表认为留沪代表只是一个通信机关，没有选举职能，不予承认，要求黎元洪通电撤消。第二天，黄兴也在江苏教育总会举行的各界欢迎大会上坚辞，代表再三劝说。他表示自己愿意带兵北伐，至于组织政府孙中山将要回国，可担当此任。有人发言，“孙君诚为数十年来热心革命之大伟人，然对外非常紧急，若无临时政府，一切交涉事宜，俱形棘手。况大元帅为一时权宜之计，将来中华底定，自当由全国公选大总统，是故某以为黄大元帅于此时实不必多为推让。于是黄大元帅乃允暂时勉任。”这是上海《民立报》1911年12月6日的报道，应是可信的。不料当天黎元洪通电反对公举黄兴为大元帅，说什么“情节甚为支离，如确有其事，请设法声明取消”。

　　南京攻克之后，局势大变，从12月11日到14日，各省代表齐集南京，连日开会，决定16日选举临时总统。就在这个节骨眼上，15日浙江代表陈毅从湖北带来了清廷议和代表唐绍仪向黎元洪透露的消息（袁世凯有赞成共和的意思），于是又决定缓举临时总统，甚至不惜修改既定的选举法（在“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增加“大总统选举前其职权由大元帅任之”一条），宣布承认当初认为“不合法”的选举（即上海选出的元帅、副元帅）。本来对于这事，一会儿认为手续不妥，要予以撤消，一会儿又承认了，而驻扎南京的苏、浙军人挟攻克金陵的余威，声言不愿隶属于“汉阳败将”之下，因此又有了元帅、副元帅倒置之议。12月17日，正好黄兴来电力辞大元帅，并主推黎，结果以黎为正，黄为副，黎驻武昌，由黄兴代行大元帅职权，他仍力辞，但军队从镇江排队到下关，人民也沿途准备鞭炮，欢迎他到南京就职。江浙联军推出林述庆等代表到上海敦请，一连三天，他都不肯。各方以军务紧急督责，他架不住再三劝驾，不得已才准备去南京就职，并通过张謇向上海日商三井洋行借款三十万元作为到南京后的军政费开支。（12月23日，《民立报》报道此前一天12月22日他已答应，准备就绪即去南京。）12月23日，就在黄兴起程前的一天晚上，他忽然对李书城说，明天不去南京了。李问何故？他说：“顷接孙中山先生来电，他已起程回国，不久可到上海。孙先生是同盟会的总理，他未回国时我可代表同盟会，现在他已在回国途中，我若不等他到沪，抢先一步到南京就职，将使他感到不快，并使党内同志发生猜疑。太平天国起初节节胜利，发展很快，但因几个领袖互争权利，终至失败。我们要引为鉴戒。肯自我牺牲的人才能从事革命。革命同志最要紧的是团结一致，才有力量打击敌人。要团结一致，就必须不计较个人的权利，互相推让。”（谭人凤也说，当时集中在南京的各省代表，急于组织临时政府，拟推举黄兴为临时总统，但黄兴知孙中山将至，“亦意存推让”。）邹鲁《回顾录》说，当年率广东北伐军前队进入南京时，只见沿街悬旗、老幼拍手欢迎，他莫名其妙，后来才知道这是黄兴原定入南京就任副元帅代理大元帅的日子，南京百姓误把骑在马上的青年邹鲁当成了黄兴。

石敢当

世上已无黄克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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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主角与配角   作者：傅国涌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群雄争长，互相残杀，贻害匪浅”

　　在辛亥之际的历史转型中，黄兴是孙中山的最佳配角，他是一个具有强烈配角意识的历史人物，从未想要取代孙中山，虽然他有这样的机会，也有这样的威望与实力。他的能力、见识容或有局限，但他的人品有口皆碑。胡汉民评价他“雄健不可一世，而处世接物，则虚衷缜密，……事无大小，辄曰‘慢慢细细’”，“慢慢细细”是长沙的口语，其中有从容不


迫之姿。周震麟说他“光明磊落，敝屣权势”，“是一个爱国血性男儿，平居沉默寡言，治学行事，脚踏实地，对待同志，披肝沥胆，因而能够得到一般同志的衷心爱戴。”章士钊自称弱冠以来交游遍天下，最易交的朋友就是黄兴，在“无争”之外，“一切任劳怨而不辞”，所以断定：“人若以克强不服中山相■者，克强有灵，必且惶恐退避，而不作一语，使言者在克强之前，化为渺小无物，不知所裁。”少年时代在万人空巷时见过黄兴的王世杰晚年在日记中说起黄兴，仍对其“忠勇谦和”倾慕不已。黄兴之甘当配角，首先与他的性格、品德有关，同时与他的思想上的认知有关。

　　黄兴自述最初投身排满革命，是受了洪秀全故事的影响，但到了1906年，他的思想就有突破。当刘道一等回国策动会党、军队起义前夕，他嘱咐他们多注意思想上的指导：

　　“今之倡义，为国民革命，而非古代之英雄革命。洪会中人，犹以推翻满清，为袭取汉高祖、明太祖、洪天王之故智，而有帝制自为之心，未悉共和真理，将来群雄争长，互相残杀，贻害匪浅。望时以民族主义、国民主义，多方指导为宜。”

　　他对太平天国高层内部争权导致失败的教训印象尤深，所以始终不愿取代孙中山的主角位置，即使出现严重分歧他也不想另树一帜。1912年5月，他与李贻燕等谈话时说：

　　“我革命的动机，是在少时阅读太平天国杂史而起。……但是又看到太平天国自金田起义之后，起初他们的弟兄颇知共济，故能席卷湖广，开基金陵。不幸得很，后来因为他们弟兄有了私心，互争权势，自相残杀，以致功败垂成。我读史至此，不觉气愤腾胸，为之顿足三叹。”

　　他认为革命“不能有丝毫私意、私见、私利、私图”，他为自己取名“轸”，“就是前车既覆、来轸方■的意思”，也就是不想重蹈太平天国当年的覆辙。无疑，他之所以自愿终生扮演配角，与他对太平天国失败教训的这一反省有着很深的关系。

　　黄兴之所以在同盟会（国民党）内不与孙中山争主角，外不留恋任何权位，不是无根的。1912年1月14日，张謇写信给黄兴，希望能“销去党名”，这样做“一则可融章太炎之见，一则可示天下以公诚，一则可免海陆军、行政上无数之障碍”。3月10日，手握重兵的黄兴在写给江北第二军参谋长袁祖成的信中回答了不能取消同盟会名称的理由，表示“将来政治竞争，但能以政见相折冲，不愿以武力相角逐，各国政党大抵如此”。并袒露心迹：“盖自束发读书以来，即知立志自爱，凡一切谋利禄、争权势与夫寡廉鲜耻、卑鄙阴贼之念，不待禁革，早能自绝于心”。他这样说绝不是作秀，只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真的像说的那样做。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黄兴也同时辞去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3月30日袁世凯任命黄兴为参谋总长，他立即去电坚辞。31日，袁改任他为南京留守，他也不愿接受，经唐绍仪等再三劝说，才勉强接受，但表示一旦整理军队就绪，就马上解甲归田。

　　“愧死天下后世之拥兵自卫者”

　　当时不少人认为，黄兴身为南京留守，统辖南方各军，以声势而言，几乎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从实力论，也掌握了数十万军队，可以和北洋军阀抗衡。曾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内务次长的居正回忆：“故在同盟会骨子里，总统虽退，而有留守保持此势力，假以时日，整理就绪，则袁氏虽狡，终有所忌惮，而不敢别有异图。”《泰晤士报》驻南京记者福来萨说“黄兴的地位相当于一身而兼六个总督”、“统治着大约四分之一的中国”。1912年5月10日，莫理循写给温秉忠的信中赞誉：“我越理解黄兴将军，也就越钦佩他的高度才能和决心”。

　　5月13日，黄兴致电袁世凯请求撤消南京留守。同盟会内部对此颇有不以为然者，谭人凤赶赴南京，当面劝告：“阁员去职后，所恃以保障共和者，君一人而已。何忍放弃责任，博功成身退之虚名？”5月27日，蔡锷读到黄兴要求辞职引退的通电后，致电袁世凯及各省都督，认为“破坏易，收拾难，建设尤难”，劝说黄兴“功尚未成，身何能退！”黄兴一概不为所动。

　　5月31日，袁世凯发布命令，准黄兴辞职。6月14日，黄兴在交代完毕之后，发表解职通电、告将士书及解职布告，悄然离开南京。他的辞职，固然有财政困难等客观原因，袁世凯表面挽留，实际上无粮无饷，故意陷黄兴于不得不求去之地。当然，只要黄兴有一丝拥兵自重之心，他也是完全可以把持这个权位的。章士钊在当月18日的《民立报》发表社评《论黄留守》，给予极高的评价：

　　“黄兴本一书生，以战术绝人誉之，此诚阿附之言；然其能以死报国，义勇盖天下，则神人之所共信。黄兴本一武夫（此与书生之谊并行不悖），于政情法理，研求或不深；至迩时所发政见，诚不必尽餍人意，即记者持论，亦恒有立于反对之地位者；至其心地之光明磊落，其不失为一明道之君子，记者梦寐之间，未或疑之。”

石敢当

世上已无黄克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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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兴以其威望将云集南京的大部分军队或遣返或解散，自解兵符，诚如史家李剑农所言，“后来的新旧军阀，再不能有此举动”。居正也说，读了黄兴自请辞职及告军界书，可以看出他的“苦心孤诣，高风亮节”，“愧死天下后世之拥兵自卫者，不诚高人一等哉！”1912年7月1日，黄兴在写给郑占南（美洲的同盟会员）信中只是淡淡地说：“前之辞总长，今之辞留守，实为调和南北、破除猜疑起见，并非畏难而卸责也。”




　　不要勋位、委任状，要两匹马

　　1912年9月7日，袁世凯授黄兴为陆军上将。9月12日，他致函袁世凯辞谢。9月15日，再次致函袁世凯辞谢。当年“双十”节，袁世凯又授予孙中山、黄兴等七人大勋位，黄兴当即复电谢绝。随后袁世凯派人将陆军上将的委任状与勋章、授勋令一起送到上海，还送来了几件礼物和两匹英国种的枣骝玉点马。黄兴的儿子黄一欧回忆，“先君严肃地对我说：‘这有什么用，你知道吗？这是袁世凯的笼络手段，可是我不会上当的。’接着又说：‘这些东西都要退回，把马留下来。’我问先君：‘为什么要留马？’他说：‘因为将来还要我打仗的。’他随即将特任状、授勋令、勋章及所有礼物都退回去了，只留下两匹马。”也就是这个月25日，黄兴归乡途中，在长江上写下了“大风歌好不如归”、“惊人事业随流水”这样的诗句。（1916年双十节前夕，黎元洪又一次授予黄兴勋一位，他也坚决拒绝了。）

　　1916年7月，袁世凯已死，政局发生变化，黄兴故乡的湖南省议会和各界会商，要公推他为湖南都督，由护国军湖南总司令程潜领衔，一面通电请黎元洪、段祺瑞任命，一面请黄兴回乡，他坚决拒绝，并推荐蔡锷。当年10月31日，42岁的黄兴溘然病逝，从此国民党内再也没有出现可与孙中山并称的人物。

石敢当

章太炎、陶成章与孙中山、陈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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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自癸、甲以来，徐锡麟之杀恩铭，熊成基之袭安庆，皆光复会旧部人也。近者，李燮和攻拔上海，继是复浙江，下金陵，光复会新旧部人，皆与有力。虽无赫赫之功，庶可告无罪于天下。……纵令一二首领，政见稍殊，胥附群伦，岂应自相残杀。”

　　――1912年1月28日，章太炎致孙中山公开信




　　“近闻在岭东之同盟会、光复会不能调和，日生轧轹。按同盟、光复二会在昔同为革命党之团体。……二党宗旨，初无大异，特民生主义之说稍殊耳。最后同盟会行及岭外及南洋，光复会亦继续前进，以南部为根基，推东京为主干。当其初兴，入会者本无争竞，不意推行岭表，渐有差池。盖不图其实际，惟以名号为争端，则二会之公咎也。……光复会则有徐锡麟之杀恩铭，熊成基之袭安庆，近者攻上海，复浙江，下金陵，则光复会新旧部人皆与有力，其功表见于天下。两会欣戴宗国，同仇建虏，非只良友，有如弟昆。纵前兹一二首领，政见稍殊，初无关于大体。今兹民国新立，建虏未平，正宜协力同心，以达共同之目的，岂有猜贰而生阋墙？”

　　――1912年1月28日，孙中山致陈炯明及中国同盟会电

石敢当

与孙中山分歧的开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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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倒孙”风潮

　　1907年1月4日，陶成章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当年6月就参与了“倒孙”风潮。风潮的发生缘于孙中山于3月4日被驱逐出境前接受日本政府送的一万元和股票商铃木久五郎馈赠的五千元，只留下二千元给《民报》，其他的用作起义军费，招致了章太炎等人不满。当时《民报》经费困难，章太炎几次电告孙中山，希望能够接济，都没有回应。他因此认定孙中山滥用


捐款，把挂在《民报》社墙上的孙中山照片取了下来，寄给同盟会香港分会，附言说：“出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撕去。”

　　同年6月17日，孙中山准备再次在广东起事，派日本友人萱野长知从香港回日本购买武器，在宫崎滔天的协助下，定购了2千支村田式快枪，这在日本已经是落后的武器，事为章太炎所知，他认为：“这种式子在日本老早不用了，用到中国去不是使同志白白地丢了性命吗？可见得孙某实在不是道理，我们要破坏它！”他们主张“宁可少购，购必精良”，“而孙黄二人但求其多而价廉，认为械多可张大声势”。其主张在东京同盟会本部得到许多人的支持，包括张继、陶成章、谭人凤以及刚从东北回到日本的宋教仁等在内，他们以《民报》社名义打明码电报给香港《中国日报》：“械劣难用，请停止另购”，结果导致购械搁浅。同时，他们要求同盟会代理庶务的刘揆一召开特别会议，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另选黄兴为总理。当时亲闻此事的许轵民回忆，“陶[成章]于争论时坚持尤力，因与孙黄失和，我彼时耳闻此事，曾于日比谷医院访陶时有‘大家不要争夺领袖’的话，陶闻言即谓：‘年轻人不要胡说’，但言词之中却嫌孙先生武断。”这次“倒孙”风潮因为黄兴的反对而渐渐平息。对此谭人凤的看法是：“东京为全国志士萃荟之区，《民报》又为同志总机关，最重要之处所。中山身为总理，橐贮多金，仅以五百金[应为二千]予之，以后遂听其自生自灭。异哉！且丈夫重意气，日政府既无理干涉，堂堂总理，受此万金何为？厥后日人对我党，日存鄙夷之见，何莫非因此事以启其轻侮之心耶？吁！可慨也矣。”

　　《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

　　1907年秋天，陶成章联合流亡在印度和东南亚一带的革命者组成“东亚万国同盟会”，推章太炎为会长。1908年4月到7月，陶成章一度接办《民报》，主编了20号至22号，共三期。当年9月，陶游历南洋各岛，想在华侨中筹款，请孙中山作函介绍，孙不答应。陶表示不满，“观其行事，多不能中历物之意”。陶到华侨比较集中的坝罗，得到的捐款也很少，其中原因他在1909年3月写信给李燮和中说得明白，孙中山的亲信汤伯令演说时说，“陶君来此，不过来游历而已，并非筹款而来。于是会友疑且信，本可筹至千金，于是遂仅三百数十元。……弟本不说中山坏事，……至是逼弟至无可奈何，不得不略陈一二，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真正苦恼万分，现今所筹者不足三千元，且多未寄出，暗杀、暴动，两无可办。”

　　接着，陶遇到对孙中山不满的《中兴报》执事员陈威涛，陈告诉他许多有关孙中山的事。陶感到孙中山难以共事，决定独自行动，到缅甸、爪哇等地演说，并将浙江革命史写成《浙案纪略》，在缅甸《光华日报》陆续发表，南洋群岛因此无不知有陶成章其人，“而孙文妒忌先生之心，亦又是益切”。陶在英、荷兰所属南洋各地的活动确实引起了孙中山的反感，孙中山、胡汉民写信阻止，孙甚至指控陶是保皇党，还有找人暗杀陶的说法，因为李燮和的鼎力保护，陶始得以幸免。李燮和原是兴中会人，在南洋教书，有威望，也对孙中山“以诈术待人”不满，于是他们携手联络江、浙、湘、楚、闽、广、蜀七省在南洋的同志，计划发起“倒孙”运动。

　　1909年9月，陶成章等发布《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又称《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指出：“窃念我同盟会初成立之际，彼固无一分功庸，而我同志贸贸焉直推举之以为总理，不过听其大言，一则以为两广洪门尽属其支配，一则以为南洋各埠多有彼之机关，华侨推崇，巨款可集，天大梦想，如此而已。……弟等一片公心，尽力为之揄扬，承认其为大统领，凡内地革命之事业，均以归之彼一人，以为收拾人心之具。于是彼之名誉乃骤起，彼又借我留学生之革命党，推戴之名目，《民报》之鼓吹，南洋之西洋各报馆，于是亦逐渐有纪其事、称其名者。”然后列举孙中山三大“罪状”，十四件事实：

　　第一大“罪状”是“残贼同志”，共有五件事，一是河口起事，孙中山在槟榔屿报销了30万，在新加坡则说是8万，“盖因地制宜而说谎话”，河口同志为法国人不容，来到新加坡，当地同志责问何姓的镇南关粮台，既有8万军饷，何故退兵。何很愤怒，因为压根就没有这笔款，他们在河口自筹了2万，还被胡汉民取走五千。从河口、镇南关、钦州、廉州亡命到新加坡的同志相约签名、公布此事，共有200多人签名。曾参与孙中山在惠州发动起义的曾直卿虽然也是反对孙中山之人，但“恐碍于团体名誉，为反对党及官府所见笑”，劝止他们。孙中山得到消息，嘱人到知英国华民政务司告密，“目为在埠抢劫之强徒，凡八人，欲掩执之，幸有告者，乃始得免，而逃避香港（类此者尚多）”。

石敢当

与孙中山分歧的开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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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河口、镇南关退出的同志到新加坡后身无分文，欲卖身作猪仔，新加坡的同志与孙中山商量，共同设法，孙说：“听之可也，不必管他。”新加坡同志不忍心，筹款替他们赎身。孙中山却“借此招呼同志之名目，向各埠筹款，名之曰善后事宜”。

　　三是广西参将梁秀清因故投身革命党，孙中山常利用他，设法愚弄，梁愤怒，得罪了孙中山。当他到新加坡，孙中山“密嘱其党某某某欲毒之以灭口，事为某某某兄所知，密以告


梁，乃得不死（类此者尚多）”。

　　四是潮州志士许君秋本是资本家，倾家革命，黄冈起义他得到孙中山给的三千元经费，孙却对同志称是七八万。许因为经费不足，自行向暹罗筹款，孙中山“恶之，尽力诋毁”，甚至向警察举报许家窝藏窃贼，许等正好外出才得免。

　　五是凡反对孙中山的人，他都诬为“反对党，或曰保皇党，或曰侦探”，对陶成章就是。

　　第二大“罪状”是“蒙蔽同志”，共列举了三项事实，一是南洋《中兴报》实际上只是孙中山“一人之机关而已”，对于《民报》说是筹款困难，对《中兴报》则“集款至于再而至于三”，目的要使南洋华侨看不到他掌握不了的报纸。二是日本东京是同盟会总部所在，自1908年以来孙中山在南洋创立支部，通知南洋各地凡是有来自东京或内地筹款、游历的，都以支部长的介绍信为凭，否则不准招待。向他们要介绍信，“多不肯，或依违其词”。三是安南同志有倾家资助革命，将家产抵押到银行的，而河口的军饷却并无保障，事后孙中山又以弥补安南同志的名义，向各埠筹款，“或称尚缺五万，或称尚缺三万，或称尚缺二万，或称尚缺万余，其所以多寡不一之故，亦是因地制宜之道使然也”。实际上“筹款者自筹款，而倾家者自倾家，何尝有一毫之补助”。

　　第三大“罪状”是“败坏全体名誉”，其中列举四事为证，一是不顾全体名誉，污蔑至于不可名状，孙中山说到离日之前接受一万四千元赠款，被东京党人得知，大起攻击，“夫各为同志，则各有权利义务，乃不期东京一二同志，分财则讲平等，而义务则责我一人当之，办事也，筹款也，惟我是问。而我于自行筹款之外，又要筹款以顾各地之同志，东京以许多人不能顾一《民报》，我力稍不及顾，则为众谤之的矣”，这有孙中山的亲笔书信。二是新加坡有资本家陈某愿出资二千支持革命党，中山与陈素无关系，他与居中联系的人约定取得此款二八分，他得一千六，对方四百，款到之后，此人全数交给孙中山，未说分利之事。此后其人自往暹罗运动，孙中山竟写信给有关人说此人是“棍骗”。三是1908年9月孙中山在南洋成立支部，凡入会的都要收会底金三元，主盟人分给半元，介绍人分半元，“以分利之举诱人”。四是借内地革命军名目发行军债票，还有保护票，在南洋各地发行，有多至数百金一张，也有五六元一张，发售之时有八九折的，也有六七折、五六折的，代派发行的人也有分利。

　　为此，陶成章他们提出开除孙中山的总理之名，发布罪状，遍告海内外。

　　10月下旬，孙中山写信给吴稚晖，对陶成章他们的攻击曾作过一些解释，“而世人之所见疑人者，多以用钱一事着眼，故将弟所发起之三次革命所得于外助之财，开列清楚。”信后附了详细说明。

　

　　“所攻者，以我‘得名’、以我‘攫利’为言。

　　而不知我之经营革命在甲午以前，此时固无留学生为我吹嘘也。而乙未广州之事失败，则中国举国之人，无不以我为大逆不道，为乱臣贼子，为匪徒海盗。当时如有陶成章，想亦不欲得此等之名辞也！今日风气渐开，留学之士以革命为大光荣之事业，而陶辈始妒人之得名。……

　　以我为‘攫利’，而不知我于未革命以前，在社会上所处之经济界中固优胜之地位也。若不革命，则我之地位必不失，而世人所欲图之快乐我无不得之，革命‘攫利’云胡哉？且当日图广州之革命以资财赞助者，固无几人也。所得助者，香港一二人出资数千，檀香山人出资数千，合共不过万余耳。而数年之经营，数省之联络，及于羊城失事时所发现之实迹，已非万余金所能办者也，则人人皆知也。其余之财何自来乎？皆我兄及我所出也。又庚子惠州起兵及他方经营接济，所费不下十余万金，所得助者只香港李君[李纪堂]出二万余元，及一日本义侠出五千元，其余则我一人之筹获而来也。……若谓我以十余年之时间，而借革命以攫取他人四五万之资，则我前此以卖药行医每年所得亦不止万余元，……（两年前家兄在檀已报穷破产，其原因皆以资助革命运动之用。……今迁居香港，寄人篱下，以耕种为活。而近因租价未完，又将为地主所逐。乃陶更诬以在九龙建洋楼，夫家兄本为地主实业家者，非我从事革命以耗折之，则建洋楼亦寻常事，陶等何得多言。）此庚子以前，我从事革命事业关于一人得失之结果也。

　　自庚子以后，中国内外人心思想日开，革命风潮日涨。忽而萍乡之事起，人心大为欢迎。时我在日本，财力甚窘，运掉[调]不灵，乃忽有他方一同志许助五万金，始从事派人通达湖湘消息，而萍乡军已以无械而散矣……惟有此刺激，人心已不可止，故定计南行，得日人资万四千元及前述所许五万元，以谋起义。……自潮州、惠州、钦廉、镇南、河口五役及办械、运动各费，统共所用将近二十万元。此款则半为南洋各地同志所出，为革命军初次向南洋筹款者。今计开：由精卫向荷属所筹者约三万余元，向英属所筹者万余元，共约四万元；向安南、东京及暹罗所筹者约五六万元。我手得于上述之同志五万元，得于日本人万四千元，河内欠责[债]万余元。此各项之开支，皆有数目，皆有经手。除梁秀春自行谝去五千及累去船械费数万，又一人谝去千余及陶成章用去一百，此外之钱皆无甚枉费。自我一人于此两年之内，除住食旅费之外，几无一钱之花费，此同事之人所共知共见也。而此期之内，我名下之钱拨于公用者一万四千元，家人私人蓄及首饰之拨入公用者亦在千数百元。此我‘攫利’之实迹，固可昭示于天下也！

石敢当

与孙中山分歧的开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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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主角与配角   作者：傅国涌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又谓在南洋有出保护票之事，此乃荷属一隅同志所发起行之，本属自由行动，至成效如何我全未闻之，亦无从代受责任也。而陶成章亦在南印发票布，四处检[敛]钱，且有冒托我名为彼核数，其不为棍骗乎？其无流弊乎？问陶成章当自知之，今乃责人而不自责。”

　　11月12日，孙中山在纽约写信给巴黎的吴稚晖（与章太炎有仇），“闻美西金山等处华人思想颇开，惟被陶布散传单之后，新得革命思想之人对于弟之感情大不善，非多少时日未


易解释此种疑惑。最妙莫如由《新世纪》用同人字样作函致美西四报馆即《大同》、《美州少年》、《中西》及云哥华之《华英》，及檀香山三报馆《自由》、《民生》、《大声》，作为同业互通消息之谊，将陶信内忌功、争名、争利及煽人行杀于弟之口声之无理处指出，并下以公平之评判；当较《新世纪》已言者略详；及劝报中同业不可误听一面之词，如外间有人疑惑当按公理解释、维持人道等语。此函当由巴黎寄发及盖《新世纪》之印据，如此则必为力甚大。”

　　与此同时，孙中山给张继回信表示不接受辞职或退隐的提议，“一、退隐深山。此时为革命最衰微之时，非成功兴盛之候，是为弟冒艰危、茹困苦以进取之时代，非退隐之时代也。二、布告天下，辞退同盟会总理。弟被举为总理，未有布告天下始受之，辞退亦断未有布告天下之理。弟之退总理已在要求同盟会及章太炎认不是之时，同盟会及太炎至今未有认过，则弟已不承为彼等之总理者久矣。”

　　尽管有吴稚晖等为孙中山辩护，比如吴在11月13日出版的《新世纪》115号发表文章表示，“近见有东京同盟会布告孙文君罪状书，所言不惟无足为孙文君之罪状，且适显其为沾染保皇党气息。”“故为孙君之罪状者，首列匿藏巨款二十万。彼固不知孙君旅行之舟资，尚借贷于学界之措大。”但孙中山当时的紧张还是可以想见的。此事如果不是黄兴坚决抵制，孙中山在同盟会的地位势将岌岌可危。

　　1909年11月11日、11月27日、11月29日，陶成章等将一公函在具有保皇会背景的《南洋总汇新报》公开发表，酿成了同盟会创立四年来最大的一场风波。

　　此前1909年7月18日，陶成章在写给李燮和的信中说：“前次之举孙文，实授之以刀柄”。他想另拟章程，“其章程中，不认孙文为会员，谅亦可以做得。……近日专门注重暗杀（若办必先声明与孙文无涉，免至为人所借用）。”9月24日，他在给王若愚的信中对黄兴“专为中山调停”大为不满，表示“弟及兄等与中山已不两立”。

　　10月22日，孙中山写信给布鲁塞尔的同盟会会员王子匡：“陶[成章]去年到南洋，责弟为他筹款五万元，回浙办事。弟推以近日南洋经济恐慌，自顾不暇，断难办到。彼失望而归，故今大肆攻击也。东京留学界之不满于弟者，亦有为之推波。故从外人视之，吾党亦成内乱之势。人心如此，真革命前途之大不幸也。”“此事于联络华侨一方面，大有阻碍也。”

　　《伪民报检举状》

　　1909年对孙中山来说真是多事之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继陶成章他们的意见书发布之后，又有章太炎的攻击，就是那篇著名的《伪民报检举状》，起因是《民报》被日本当局封禁时附加罚款一百五十元，逾期就要罚章太炎做苦工，而同盟会并没有予以救援，最后是章门弟子鲁迅等凑钱解决的，此事引起章太炎、鲁迅等人的“很大愤懑”[张静庐语]。此后，汪精卫等未和章太炎协商即托名巴黎印刷、秘密出版了两期《民报》，自然更是火上加油。章太炎怒而以原《民报》社长名义发表这一传单，其中主要指责孙中山：“孙文本一少年无赖，徒以惠州发难，事在最初，故志士乐与援引……推为盟长……而孙文小器易盈，遂借此自为封殖。在东京则言在南洋有党羽十万，在南洋则言学生全部皆受指挥，内地豪杰，悉听任使。恃《民报》鼓吹之文，借同志拥戴之意，乘时自利，聚敛万端。”所谓“聚敛”就是指孙中山当年离开日本时接受赠款，以及几次起义的军费开支等。他进而指责孙中山“背本忘初，见危不振”，在《民报》几乎断炊、风雨飘摇之际，“屡以函致南洋，欲孙文有所接济，再差胡汉民或汪精卫一人东渡，邮书五六次，电报三、四度，或无复音，或言南洋疲极，空无一钱。有时亦以虚语羁縻，谓当挟五、六千金来东助，至期则又饰以他语，先后所寄，只银元三百而已。”“夫孙文怀挟巨资，而用之公务者计不及一，《民报》所求补助，无过三、四千金，亦竟不为筹画，其干没可知已。及去秋有黎姓者自新加坡来云，《民报》可在南洋筹款，即印刷股票数百份，属友人陶焕卿即陶成章带致孙处，而孙坐视困穷，抑留不发。”特别是当《民报》被封，章太炎因交不出罚金，差一点被处苦役，“而身拥厚资、豢养妻妾之孙文，忝为盟长，未有半铢之助，不自服罪，又敢诋毁他人，此真豺虎所不食，有北所不受。”当《民报》危急时，孙中山没有伸出援手确是事实，但说他“身拥厚资、豢养妻妾”就只是臆测和想象了。孙中山之所以对《民报》弃置不问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先是1907年的“倒孙”风潮早已伤了他的心，加上他对章太炎在《民报》高论佛学、国粹，渐离三民主义的轨道也深为不满。

石敢当

与孙中山分歧的开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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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章太炎还指控孙中山卖国卖友：“云南本中国之地，而欲赠送法人”；“试观黄兴，非与孙文死生共济者耶？而以争权怀恨，外好内猜；精卫演说，至以杨秀清相拟。关仁甫，非为孙文效死建功者耶？而以事败逋逃，乃至密告英吏，诬以大盗。其背本无恩如此。”他劝告华侨不要为孙中山、汪精卫“私有”的伪《民报》捐款。他最后说：“综观孙文所为，岂欲为民请命，伸大义于天下，但扰乱耳！”




　　1909年11月6日，新加坡的保皇党机关报《南洋总汇新报》以《章炳麟宣布孙文罪状书》为题全文加以发表。几天后又连续发表陶成章等的《孙文罪状》。章、陶的文章给保皇党提供了难得的攻击孙中山的重磅炸弹，乃至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编印《国贼孙文》还要从中取材。不难想见孙中山的恼怒，他下令所能掌握的各机关报不遗余力地攻击章、陶等也就可以理解了。更有甚的是当1909年纷争最激烈时，孙中山在给吴稚晖的信中怀疑陶“煽人暗杀”他，光复会重要人物魏兰也说孙中山此时曾“运动人暗杀”陶。到1910年2月1日汪精卫编的《民报》第26号的“本报谨白”，调子才有所降低，只是说章太炎“好信谗言，往往不计是非，不问情伪，卤莽与人绝交，前年已与孙君逸仙绝交，后知误会，乃复和好。今复为谗言所中，又为满纸污蔑之言”。（无论陶成章还是章太炎都对汪精卫深表不满，陶说自己曾亲受汪的欺诈。）陶成章等也是针锋相对，又编印了《布告同志书》一册，“直言孙文种种之非”。不过只散发了9册。

　　12月4日，孙中山给吴稚晖复信，“近得东京来信，章太炎又发狂攻击，其所言之事较陶更为卑劣，真不足辨。陶之志犹在巨款不得乃行反噬，而章之欲则不过在数千不得乃以罪人。陶乃以同盟会为中国，而章则以民报社为中国，以《民报》之编辑为彼万世一系之帝统，故供应不周，则为莫大之罪；《民报》复刊，不以彼为编辑，则为‘伪《民报》’。”他在信中称章太炎的《伪民报检举状》是“卑劣人种之口声”，要求吴在《新世纪》上再来一篇公评。此后12月13日和16日接连给吴寄了三封信，其中16日一天之内就写了两封信，其时章太炎的“检举状”刊载在《南洋总汇新报》，影响很大，所以孙中山一再恳切希望吴出来批章，“因太炎向负盛名，且有上海下狱一事为世所重”，“因海外革命志士，多以太炎为吾党之泰山北斗也”。他深知没有证据很难驳倒章太炎，所以他几次要吴将刘师培夫妇揭发章太炎与其同谋的笔迹照片寄给他。其时刘已从清廷的线人进而成为幕僚了。

　　为了反击章太炎，巴黎《新世纪》、香港《中国日报》、旧金山《美洲少年报》等报刊先后披露了章太炎写给刘师培、何震夫妇的五封信，《新世纪》断言章太炎已被清两江总督端方收买：“万金出卖一革命，至为便宜。”《中国日报》更是直指章太炎“担任解散革命党及充常驻东京之侦探员”。黄兴当时也批评章太炎“晚节不终”。对此，陶成章在写给铁仙、若愚信中说：“东京总会名存实亡，号召不尽，全由一二小人诞妄无耻，每事失信，以至于此耳。……太炎传单出后，克强屡使人恐吓之，谓有人欲称足下以破坏团体故也。遂又登太炎于《日华新报》，污太炎以侦探，谓因其与刘光汉有来往也。又以信责弟，以神圣孙恶，而隐隐以弟谓授政府之指使。自谓真正公心，而责弟以妄存私意。”

　　事情缘起于1907年冬，对革命失望的章太炎想去印度做和尚，路费无着，试图向“旧游”、以学问自许的张之洞谋取路费，因为张曾通过其女婿、驻日本长崎领事卞某托刘师培表示过每年送千金的意思。章太炎所要更多，卞不敢答应，却将这个信息透露给了端方。当时正值刘、何夫妇要另寻出路，以章太炎名声显赫、奇货可居，想给端方一个见面礼。不知底细的章太炎给他们夫妇写的信中，确有与端方讨价还价、谋款之事，就是有关前往印度的费用问题。端方想引章上钩，到普陀山或福建鼓山岛上来，章没有上当，此事作罢。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信是刘夫妇劣迹暴露后，何震加了注、特意寄给黄兴的，其用心可想而知。正如当时陶成章写给李燮和等人的信中所说，“太炎作和尚之意实有，至侦探，断断无之”。拥护孙中山的人不过借这五封信打击章太炎罢了。后来章太炎在《越铎日报》（1912年6月6日）发表给浙江统一党支部的信，对来龙去脉说得很清楚。

　　1910年7月20日，孙中山写信感谢吴稚晖，称自己受到美国檀香山等地华侨的欢迎，“此皆多《新世纪》、先生辩护之力也”。可见，孙中山方面的反击还是起到了一定效果。

　　《中华革命党盟书》

　　这一时期，孙中山对同盟会总部已缺乏信任，不能运用如意，尽管有黄兴为他护驾。1909年5月，他在远走欧洲前委托自己信任的胡汉民负责南洋党务，10月成立同盟会南方支部，以胡汉民为支部长，发号施令，俨然东京本部外的另一总部。孙中山甚至一度想舍弃同盟会之名，另组新团体。1909年11月12日，他给张继的复信中说：“所云从新组织团体，弟在南洋已有行之，是以南洋之组织与东京同盟会不为同物，此陶所攻击之一端也。……前、去两年，两广、云南之起兵，皆奉革命党本党之名义，并未一用同盟会名义也。”11月25日在给吴稚晖的回信中他也讲到：“弟拟从新组织团体，若有成效，当另详报，以便在欧洲亦可仿行而扩张势力也。”从他12月4日给吴的信中可知，陶成章的传单曾使他重组计划受到很大障碍：“惟所阻碍者，即各埠先觉之士皆受陶谣，一时不免疑惑”。

石敢当

与孙中山分歧的开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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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0年2月中旬，孙中山在旧金山重组革命团体，在拟订的盟书中就采用了“中华革命党”的名称，宗旨也有修改，这是他酝酿已久的――

　　中华革命党盟书

　　联盟人 省 府 县人 ，当天发誓；同心协力，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


，实行民生主义。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

　　　　　　　　　　　　　　　中华革命党员 押

　　主盟人

　　介绍人

　　　　　　　　　　　　　　　天运 [年] 月 日立

　　　　　　　　　　　　　　　　　　　　　　　

　　孙中山后来在1914年重组中华革命党，其内心的轨迹至少可以追溯到1909年（或者更早）。1910年秋天，他抵达槟榔屿后曾通知南洋各地同盟会分会，一律改为“中华革命党”，不过没有成功。（1911年春，美洲《少年中国晨报》发表《中华革命党三民主义》文，第一次将这一变动公于世。不过，孙中山本人还是常常以同盟会总理的身份活动，比如1910年3月14日他给美国洛杉矶的查尔斯・布思发委任状，代表同盟会办理贷款等事项。）

　　从1907年到1911年，由于内部纠纷不断，孙中山在同盟会内的领袖权威受到了强烈质疑和严重挑战，如果不是黄兴极力维护，他早已被排挤出局。这一时期，前有光复会在国内的那些壮举，后有宋教仁等组织的同盟会中部总会。同盟会总部实际上已虚有其名，名存实亡。所以孙中山才会对宋教仁说：“同盟会已取消矣，有力者尽可独树一帜。”（1910年6月中旬）对孙中山有看法的也不仅光复会人，当时曾“弛函劝顾大局，卒无效”的谭人凤这样评说：

　　“中山本中国特出人物也，惜乎自负虽大而局量实小，立志虽坚而手段实劣。观其谋举事也，始终局限于广州一隅，而未尝统筹全局；其用人也，未光复以前，视为心腹者仅胡汉民、汪精卫、黄克强三人，既失败而后，藉为手足者又仅陈英士、居觉生、田梓琴、廖仲恺辈，而不能广揽人才；其办党也，又以个人为单位，始则放弃东京本部，专注重南部同盟，继者拒旧日同人，邀新进别开生面，非皆局量之小，手段之劣乎？至揣测华侨心理，知必发难后始能筹款，遂不计成败，嗾人轻举妄动，败后无力维持，则尤其失人心之处也。以故前后举发十数次，糜费及数百万金，无一成功之效果，卒至进退失据，不亦可惜哉！”

　　他直言不讳地指出：

　　“中山以总理资格，放弃责任，而又不自请辞职，同人不得已商议改组。非同盟会负中山，实中山负同盟会也。”

　　由于黄兴的意见起了关键作用，陶成章等改组同盟会、另选总理的计划受挫。1910年2月，陶成章重组光复会，在日本东京设立总部，在南洋各地设分会，另树一旗，与孙中山分庭抗礼。这在时间上和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几乎同时。此前，光复会在江浙皖等地照常活动，并未归入同盟会旗帜下，如徐锡麟、熊成基在安徽，秋瑾在浙江打的都是光复会的旗号，但光复会在海外并无活动。自此陶成章奔走于南洋各岛，大倡光复会，以江、浙、皖、赣、闽五省革命军的名义筹款，得到李燮和、王文庆以及潮州黄冈起义失败亡命南洋的许雪秋、陈芸生等人的支持，南洋一些富商如蒋报和兄弟等也加入，一时风头很健，大有“取同盟会而代之之势”。

石敢当

陶成章之死和陈其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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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盟会化为永占优势之政党”

　　“陶君抱革命宗旨十有余年，奔走运动，不遗余力，光复之际，陶君实有巨功”。

　　1912年1月13日夜，被梁启超誉为“坚苦刻厉”的“今之墨子”的陶成章在上海法租界被暗杀。当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不足2星期的孙中山闻讯表示“不胜骇异”，急电沪军都督


陈其美，要求严拿凶手。

　　先是被看作同盟会机关报的《民立报》刊出“盛传满洲暗杀党南下，谋刺民国要人，公[陶]或其一也”的新闻。1月17日，黄兴致电陈其美（英士）也信此说，并要求设法保护章太炎。

　　孙中山电文中所述陶成章的功勋是实，《民立报》说杀陶者是“满探”则虚，黄兴“保护章太炎”更是教人猜疑。杀陶者蒋介石，背后主使人就是显赫一时的陈其美。陶成章之死，结束了光复会、同盟会多年的纷争，同盟会从此成为近代革命史上一家独大的主角。近百年后，种种恩怨都已成灰、成烟，这后面的纠葛错综复杂、千头万绪，该是从头细说的时候了。

　　此前，在1911年7月26日（辛亥闰六月初一），当革命党人在上海嵩山路深宅开会时，陈其美就曾拔出手枪，欲击陶成章。这是魏兰的说法。

　　陈其美对陶成章的不满由来已久，当年上海《时事新报》编辑李净通回忆，“陈其美在日本时，陶成章曾当着孙中山面前劝陈戒嫖戒赌，陈认为陶有意侮辱他，恨之甚深。……自徐[锡麟]在安徽被难后，陶成章即成为光复会的唯一主要人物。上海光复后，沪军都督一席应由陶成章担任，三省[苏浙皖]革命同志才能信服，陈其美探知这个情况，遂下毒手，阴谋将陶成章暗杀，以绝后患。”

　　上海光复本来也是光复会的功劳最大，陈其美本人就是李燮和率兵救出的，而且他们在起事之前曾约定事成推李燮和为都督。但陈其美一旦据有上海光复的革命果实，而陶成章仍在上海设立光复军司令部，招兵买马，准备北伐，岂有不招陈之嫉。

　　关于陈其美当上沪军都督至少有三个版本，章太炎的说法是，1911年11月6日晚的推举大会是在没有光复会人参加的情况下举行，李燮和因为“日夜抚慰降人”，疲倦至极，陈乘李睡着了，集合部下拥戴自己为都督。等李一觉醒来，一切已成定局，满街都是“沪军都督陈其美”的安民布告，李因此怒而走吴淞，另立军政分府，江苏一省出现了五个都督的局面。所以章太炎在1912年9月19日说：“若陈其美者，`茸小人，抑无足道。上海光复，攘李燮和之功为己有，偷儿成群，拥为都督。”

　　张任天回忆，上海光复之时在海防厅集会，本来一致推举李燮和为都督，陈其美的青帮弟兄“哄堂鼓噪，大闹会场”，甚至拿出手枪、手榴弹，要同归于尽。李为了顾全大局，“力示谦逊”，陈就被举为都督。李另立吴淞军政分府后，陈“曾派人刺李，未成”。亲历这一幕的余焕东回忆，“某日，予与李在吴淞车站乘车往上海，忽有人从车窗外放枪，射李未中，其随身卫兵中弹死。”至于陈多次找人密商“拟以武力解决吴淞军政分府”大概也不是传言。李最后因经费无着，在陈的压力和章的劝说下被迫离开上海。

　　黄兴长子黄一欧记得，先是李燮和被推为都督，“因为人地生疏，一筹莫展，早已躲到租界去了”，新成立的都督府陷于瘫痪，这才改推陈其美，他本人就参加了那次会议，陈当时并不在场。

　　汤寿潜被提名为南京临时政府交通总长，浙江都督出现空缺，汤推荐了“代理浙事”的三个人选，分别是章太炎、陶成章、陈其美，其中当地呼声最高的是陶成章。1912年1月7日，章太炎致电杭州各方表示：“英士志在北伐，炳麟愿作民党，焕卿奔走国事，险阻艰难，十年如一日”，认为光复上海、浙江，攻克南京，都有陶成章“平日经营联合之力”，而且浙中的会党势力也只有陶才能抚慰，所以极力推陶。1月8日，章在给汤的电文中说得更清楚，他自认为天性耿介，只愿意处于民党地位，江南的光复离不开陶成章数年经营之力，论功不在浙江一省，由陶代理浙事，“微斯人，吾谁与归？”浙江舆论更是一片拥陶声，“斯人不出，如苍生何！”杭、沪道上，使者络绎，函电不绝，有会党力量支持的沈荣卿等甚至通电号召旧部，听从陶成章的指挥。而意识到处境危险且身体不好的陶成章1月12日就公开通电谢绝，并推荐蒋伯器。据说，有回浙之意的陈其美曾派人去浙江活动都督位置，浙人置之不理。陶在浙江的威信、章太炎的极力推举自然都加深了陈其美对陶的嫉恨，将陶视为眼中钉。作为陈其美心腹、执行了杀陶计划的蒋介石在写给汪精卫、胡汉民的信中也曾说过：“英士待人，不免好尚权术。”

　　当时陈其美在上海出入娱乐场所，舆论攻击不断，称之为“杨梅都督”，1912年初，张謇给黄兴写信，对陈及其部下表示不满。在杀陶之前，陈在1911年12月12日就不经任何法律手续下令枪毙了镇江军政府总参谋、攻克南京有功的江浙联军参谋长陶骏葆，还准备刺杀镇江军政府都督、北伐军临淮总司令林述庆。《民国经世文编》中收录了多份时为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的伍廷芳谴责陈无法无天的公文。

　　另有一种说法，陶成章在南洋募集的巨款，陈想分享被拒绝，因而怀恨在心。据樊光《辛亥革命光复会领袖陶成章传》：“时陈其美在沪督任上，声名恶劣，[陶成章]当然是大不满意，间有讥评。”“而陈其美又欲向陶分用其带回饷款，陶正面拒绝，以此为北伐饷需，当不敷支援甚巨，决不能移作别用”。有人回忆说，陶曾当面向陈直言：“你好嫖妓，上海尽有够你用的钱，我的钱要给浙江革命同志用，不能供你嫖妓之用。”据章天觉回忆，陈其美在上海筹办中华银行，向汤寿潜“协饷”25万，汤征询陶成章的意见，陶表示“缓商”，陈当面问汤，汤说陶“不允”，时陶为浙江军政府总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