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希望之光，我的回忆（片段式，已更新完毕）

镜与灯

只能靠读书。

我有过两次“寻找人生方向”式的大规模读书。一次是大学时，想到死亡湮没了人生意义。后来想明白了：人生就是体验，要重在当下。另一次是在珠江晚报试用期，是不是要向现实利益低头，结论是不。然后就是现在，看了很多心理学的书。

都是翻阅。先看自己书架上有的书，弗洛伊德、荣格之类，再看网上资料，再买书。就这样，我找到了“意义疗法”，又买了维克多·弗兰克的《活出意义来》。

弗兰克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被关进去之前，他已经是奥地利精神分析专科医生，接触过弗洛伊德。他能活下来，并成为意义治疗流派的创始人，很大程度上是他在绝境中找到了自己的意义：研究集中营心理学。

很多技术性的内容我看不懂，但基本方法可以明白：为每个卡在某种处境上的人找到适合于他的价值感，使之释然。一个他反复列举的案例是：一个年老的医生来找他，因为不能克服丧妻的沮丧，得了严重抑郁症。弗兰克问：如果你先离世，而妻子在世，会是怎样的情形？对方回答：噢，那对她太可怕了。弗兰克说：那你现在就是让你妻子免受了这种痛苦呀，代价是就是你要承受悲伤——这个医生就释然了：因为他不是白白在痛苦。

但我要怎么解决我的白白痛苦的感觉？

我之所以选择意义疗法，是因为我重视意义。只有觉得有价值的事情，我才愿意去做。不过，这个“价值”，完全取决于我的个人感受。我可以打一整天电子游戏，如果能玩得嗨，就有价值。假如只是因为无聊打发时间的话，两分钟我就玩不下去了，因为没有意义。

我到退休时还只是中级的“记者”职称，不知有多少人提醒我退休前一定要拿到高级职称，退休金要多三千块钱呢，还有朋友甚至说要帮我写论文。但连想到要填申请表，我都觉得无聊到手发软。其实钱多点挺好的，我鼓励了自己很多次，最终下决心放弃了。对无意义的害怕，超过了那些钱的吸引力，我又没那么缺钱。

嗯，研究生毕业后，我没写过一篇论文。挺惭愧的，尤其作为高尔泰的研究生。但自己没有真正有学术价值的思想，只为发表，混名混利，我战胜不了自己的无聊感，不如打游戏、发呆、睡觉来得踏实。

我可能属于那种牺牲型的人吧，在付出的时候，更容易觉得快乐。爱和被爱中，我总是去爱。即使一开始原本是被爱的一方，我也很快会把自己变成去爱的一方，而无法“坐享其成”。然而，在爱的同时，我需要感受到爱得“值得”——对方一定要是一个在我眼里“有价值的人”。一旦我看轻了对方，放手的速度也快得惊人。

而这次对糊涂，我放不了手。不是没有机会。08年他回杭州，我在电话里跟他提过分手，他只问了一句：能再给一次机会吗？我几乎立刻就说：好吧——那时他就已经离不开制氧机，如果此时分手，我又会看轻自己。

必须要找到这个我自设的困境的意义，才能解决我的抑郁症。而且，要找到糊涂于我的价值，而不是我自己的价值。我自己，已经达到了我的自我期许，做到了“像”一个好人。但这是我强迫自己做的，只有我觉得糊涂值得我这样做，我才会心甘情愿。

我想了很久，也许有一两年，边读书边想。有一天，忽然醒悟：为什么我的“意义感”要依赖别人？！这是有待，而不是无待呀。我要做的，不应该是把糊涂变成一个“有价值的人”，糊涂于我，是一场人生的考验，这本身就是价值，就是意义啊。

03年我被处罚，调离采编岗位，郁闷之际，石扉客的一句话点醒了我：求仁得仁。我一直希望自己内心丰富干净，保守善良和勇气，在某种意义上，糊涂就是来成就我的呀。

我很庆幸自己还算及时地想明白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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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很多事，尤其是我家里的事，糊涂都是我的主心骨。发愁的时候问他，总有解决的办法。

04年化龙桥拆迁，我父母搬到南岸区之后不久，他们就开始需要住家的保姆。我爸爸对保姆非常挑剔，只要年轻的，中年大妈来一两天就会被他赶走。而年轻的，既难找，又不稳定，要找一个脾气好一点、心地善一点的，更难。

每次她们都是说走就走。几乎每次换保姆，我都要紧急赶回重庆。我姐既要上班，又要照顾父母，根本没有时间去找保姆。一开始糊涂和我一起回去，后来他走不了了，也总是在电话里百般安慰。

只有雇过保姆的人，才能体会这是一件多么麻烦的事情。在广东，多给钱，可能会换来保姆多一点的卖力和用心。但内地很不同，尤其是农村出来的妇女，不管给多少钱，她们都一样。有一年暑假我姐在外地，晚上我爸打电话，说保姆洗脚时，撕他腿上的一块膏药，把皮肤撕掉了一块。

我爸有糖尿病。我知道皮肤损伤对糖尿病患者非常可怕。打电话问了一个内分泌科医生，医生建议立即住院，不及时处理，最严重的后果可能是截肢。幸好我对医院的系统非常熟悉，半夜给重庆医大附一院打电话，竟然敲定了一个床位。第二天一早飞重庆，下午就把我爸送进了医院。

就是这一次，查出了我爸有老年痴呆。在这之前，我妈妈老年痴呆已经几年。2010年，我爸爸开始出现幻觉，半夜不停地按呼唤铃。两个人的生活都不能自理了，即使请两个保姆也照顾不过来。我和姐姐无奈之下，连哄带骗，将他们送进了歌乐山上的一个养老院。还好那时很多人不愿去养老院，我们得以进入公立的养老院。里面很大，空气非常好，有一个小医院。他们有一个单独的房间，原来的保姆也带上去一起住。

那些年，我真是忧心忡忡，手机24小时开机，睡觉时放在枕头边。但最怕的，是钱不够。父母虽然有职工医保，但报销比例不高，一旦有重病，就是一个无底洞。糊涂后来几年有了杭州的居民医保，但报销额更低。那个时候我难得地有了“节省”的概念，300块钱以上的衣服，就要犹豫再三。

终于有一次，我跟糊涂讨论起这个担心。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以前我从来没有提过。我们一起算父母的存款、工资、保姆的费用、住院的费用、我们的存款，的确是不足以应付未来可能的花费。但糊涂最后说，其实，你不是还有重庆的房子么，万不得已，卖了房子，总是够用了。这一句话，便终结了我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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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之后，我自己的身体状况也在日益变差。差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段时间，连逛街要戴护膝，否则上下楼梯吃力。一开始我不知道，照样抄近路，从路边的石坎上往下跳，结果有次从只有两级石梯那么矮的地方跳下来，就直接摔在地上。后来连一步梯坎的高度也不能跳了，膝盖发软。我可是从小体育就特别好的人啊。

有一天半夜腹痛，痛到我恐慌起来。无法自己开车到医院，甚至觉得不可能走到街边去叫车，便打了120。急诊科的患者通常是有人陪伴的，就我是一个人，要自己走去缴费、走去做检查，再一个人去留观床上打点滴。站在缴费窗口的时候，痛得趴在窗台上。我注意到有护士在奇怪地看着我，但没有人过来扶我一把。

这个医院我认识很多人，可以叫人打个电话来找人帮忙，但我不想麻烦人家。后来跟红会的志愿者负责人提过，应该考虑急诊室的志愿服务项目，没得到响应。

我这次是胆囊炎急性发作，病因是胆结石。92年我就查出胆结石，但一直没有管，现在胆里充满了结石。

这是我第二次住院。科主任和我很熟，他说要手术，胆囊摘除，但我要求保守治疗，他只好同意了。出院的时候，开了各种药。

那是我吃药最多的一段时间。抑郁症的药、胆结石的药、失眠的药，我还有甲亢。每个月药费差不多两千。

糊涂不辞辛劳地给我制阿胶膏，改善体质。以前他经常帮他妈妈做。买阿胶片来化了，和芝麻核桃冰糖等一起隔水炖很长时间。那时东阿阿胶还没那么出名，现在卖2千多块钱一盒的阿胶片，当时记得是四、五百块钱。但吃到后来，我一想到阿胶膏就恶心，也没啥效果，坚决不让糊涂再做了。

2014年我回过一趟重庆，再回来的时候，愣住了：糊涂干了个“大工程”。他从淘宝上买了木条和各种拼接工具，自己手工做了一个木架，放在燃气灶下的橱柜里，这样等于多了一层放锅的地方。

当时糊涂的活动能力已经很差，平时都是斜躺在床上看电脑，晚上睡觉衣服都不脱，没有力气。我问他怎么做的，他说东西就摊在客厅，每天有力气就做一点。如果我在家，肯定受不了他这么慢和家里这么乱。

我很感动。我知道这对他有多累，因为还要锯木头。他在尽力为我做点事。

08年开始，每年冬天他都要住院，有时候是春节前后，有时候是年底。黄主任说，没有别的办法，唯一要做的就是别感冒，不过感冒很难防的。但我们真的防住了，他没感冒过。他不出门，唯一的感染源是我。所以，每次进门，我的第一个动作是用肥皂洗手。

之所以他每年还是要住院，是因为身体里总有定植菌，冬天抵抗力差的时候就活跃起来，造成肺部感染。治疗也没有别的手段，就打一种很贵的进口消炎药。

2015年10月底，我胆囊炎又发作了一次。又是半夜去医院，又是住院。这一次，我强烈要求做手术，主任没答应，说炎症未消完就做手术不好，让我出院休息好了再来。

11月初我出院，半个月后，糊涂住院。他住院期间，我去了一趟深圳。我一个川大同学从法国回来，他癌症晚期，这次回国，有告别的意味。糊涂有护工守，所以我可以放心离开。

25日中午，在返回珠海的大巴上，收到糊涂的短信，说给医院的押金不够了，叫我回来记得去交。这段时间，他说话也觉吃力了，因此我们不打电话，只发短信。他一直拒绝用微信，我给他下载注册了一个，他还是不用。

回复糊涂后没过几分钟，接到医生电话，叫立即去，说糊涂说话出现了口齿不清。这是一种非常危急的状况，以前我自己写关于中风的稿件，里面多次提醒，要注意突然的口齿不清。但轮到我自己，却没太明白其严重性，竟然没太着急。

先交了钱，才回到病房，时间大约是下午2点过。3点25分，我就在希望之光的申请人Q群里发了一句话：“糊涂病情危重，不知能否熬过今晚，请loh的朋友们帮忙祝福一下吧”。退出希望之光后，我退出了各种LOH的QQ群，唯一保留的是这个申请人群。

我到病房的时候，糊涂还只是“口齿不清”，但眼睁睁看着就不省人事。太突然了，我完全蒙掉了。

医生告诉我，“可能就在今晚”。我通知了糊涂的姐姐，看着昏迷中的糊涂，彷徨无助，突然开始信神，觉得许多人一起祈祷，也许会有作用，于是到群里说了一声。

4点18分，当时的理事义工临窗听雨在工作论坛发了《今天，这一刻让我们一起为糊涂哥哥祈祷》，里面拷贝了我在Q群的留言，然后说：

老糊涂是希望之光元老级的义工，一直兢兢业业的付出着。也是我们助学网站最认真、最挑剔的义工！！一直听说他身体不好，却没想到这一天真的会到来！！在这个时候，除了祈祷，我不知道还能再做些什么......

下面是很多留言，都是祈祷和祝福，和对糊涂的赞扬。有个调查组义工说，“糊涂哥，我在调查组等待你的再度发帖，多严厉的批评都欢迎，一定要来啊”。

第一个赶到的，是钱晨弓的珠海朋友。他没在希望之光注册过，但参加过复查。第二个是无锚之舟的学生，他十多年没有联系，但知道她在珠海，辗转找到她，叫她代为看望。然后是幽人。到了晚上，广东境内的几个义工陆续赶来，远在武汉的困困也飞来了。

糊涂的床头堆满了鲜花。但他一直昏迷着，有时突然抽搐一阵，围着的人群便发出轻轻的揪心的惊叫声。

前几年我们换第二台制氧机的时候，黄主任曾经脱口而出地跟我说，“没必要了”。按糊涂的指标，多少人早就撑不过去，糊涂只是年轻，身体底子好，但像橡皮筋，一直绷着，会突然绷断。现在我们已经换了第三台制氧机，也许真的是要绷断了。

晚上快11点的时候，糊涂又一阵突然的抽搐。我先是奋力地握住他没插针的那只胳膊，然后从床边跳起来，趴到墙上，哭了。太无奈了。我用手拍了两下墙，手痛，才意识到自己在拍墙。

此时，我听到一个很轻很轻的声音，像在念什么。我的听力不好，这声音似有似无，一直在响。过了一阵，我忍不住转身来看，原来是东莞来的义工幽冥正在念经，喃喃自语一般。她一圈又一圈地绕着糊涂转，一直念一直念，持续了整整一个小时。

在深夜，仿佛临终的气氛中，这几乎听不清的声音是如此的安慰人心。糊涂仿佛也听见了，他脸上有时出现的痛苦表情逐渐消失，呼吸变得平稳，甚至有了轻微的鼾声。

幽冥是调查组义工，也算是“猛驴”，一年四季都在外游荡，不仅做了很多希望之光的调查复查，也为百蹊做。2020年我们偶然地有过一次长谈，才知道，她经历过很多磨难，每次难以忍受之时，就会这样念经。

幽冥停下来之后，房间里沉寂了半晌，突然有人开始跟糊涂说话，开玩笑，叫他起来干希望之光的活，叫他起来吵架。

12点过，幽冥叫糊涂的时候，他睁开了眼，而且点了一下头。幽冥说，你还欠我一顿饭呢。糊涂用有点迟缓的声音说，记得，两年前了。

糊涂竟然醒过来了！

此后，病房简直变成了party，每个人都大声说话，放声大笑，直到病房里别的病人忍无可忍地抗议。

最奇怪的是，糊涂看着困困问：你真的是困困吗？变得好漂亮啊。困困本来就漂亮，但他一直不觉得困困漂亮，这晚，却不停地夸她漂亮。他神采奕奕，说话如常地响亮，和每一个人笑容满面地聊天。

这个时候，糊涂的哥哥姐姐赶到了。看糊涂依然精神十足的样子，我终于觉得自己筋疲力尽了，便告辞回家。

在楼下，困困他们一群人正坐在小卖部门前喝饮料。看见我，他们很开心地站起来，但我竟然只说了声，“我要回家睡一会”，就径直走了。

从论坛里的微信截图看到，他们一直守到第二天早上6点多，看到糊涂睡了一觉又醒来，精神依然很好，才各自离开。困困是直接飞回了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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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惴惴不安中入睡的，因为很怕这就是所谓的“回光返照”。但早上8点多到医院，糊涂正坐在床上兴致勃勃地和哥哥姐姐聊天。

10点我上论坛，才第一次看到那个“祈祷帖”，很感动，跟了个帖：“我觉得是大家的愿力起了作用”。

义工里面，有信佛的，有信基督的，我相信他们都在向各自的神祈祷。不信神的，也在祈祷。

27日糊涂自己上去回了个帖：“谢谢大家！别来，别跟帖了，没力气回”。

第二天又来了两个外地义工，结果糊涂竟然拉长了脸不理她们。我将她们两个送下楼，百般安慰，弄得自己都要哭了。回去软言责备糊涂，糊涂竟然理直气壮：如果不这样，还会有人来！

没办法，我又上论坛，让大家千万别来了，说糊涂的哥哥姐姐也离开了，这次肯定是OK了。

实际上，糊涂又住了十多天才出院。这次，是靠了无创呼吸机。

他的肺已经无力，不能排出二氧化碳，呼吸机就是帮助肺的工作。这种呼吸机不用插管，是氧气面罩式的，但要根据每个人的呼吸节奏设置参数，才能人机合一，正常呼吸。科里只有一个医生懂这种呼吸机，但设定的参数一开始并不合适，糊涂就自己研究，自己设置。这个医生跟我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患者。他还告诉我，这次糊涂死里逃生，科里的医生都在议论，说是一个奇迹。

于我，这一次的经历，也非常宝贵。我看到自己内心爆发出了很久没有过的能量，悲痛、绝望和狂喜。我眼睁睁地看着一个生命在眼前一点点消逝，又一点点回来，“生命”变得前所未有的鲜活，前所未有地令人感动，令人明白为什么值得珍惜。

以前那个要靠理性去努力开解的心结，已无须努力，因为我俩的生命已经连接在了一起。

然后，很神奇地，我的失眠在开始缓解，吃同样的药物，但睡眠时间比原来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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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院之前，我们已经买好了家用呼吸机。像一个老式砖头录音机那么大，放在床边他的可移动电脑桌上。买的时候不知道面罩也分型号，后来又买了第二个面罩。他每天用一两个小时，其余时间还是用制氧机。

2016年元旦，希望之光照例发布了新年贺词，标题是《十六岁，我们正青春》，这样开头：

如果评选刚刚过去的2015年最感动希望之光的一句话是什么？那一定是那句：“来啊，起来，和我吵吵”。让时光回到2015年11月25日，一向“死气沉沉”、“充满矛盾”的希望之光突然被一件事扰动了，论坛上出现了一个帖子，“今天，这一刻让我们一起祈祷”。过程我就不画蛇添足的来描述了，一起经历过的朋友请闭上眼睛，静默2分钟后开始回忆。
也许大家的心意感动了天地。007说“希望之光也算是他的单位了”，某人说“LOH的温暖基本是万能的”。如果希望之光都如那一刻那么团结，如果希望之光的每个人的心都如那一刻那么纯粹而不那么纠结，希望之光也许能比我们大多数人都活得长，那时候我们的女儿（儿子）边干活的时候边讨论：当年我妈妈的是对的，你爸爸的是错的......想想都觉得幸福。

“来啊，起来，和我吵吵”，是当时病房里的义工在微信群里的转述，不止一个人跟昏迷中的糊涂这样说。“007”是我的义工编号。看见这篇贺词，我才意识到这个编号的特殊。跟朋友说起，从此我就被她们叫做“007”。

看糊涂的情况稳定，我约了1月15日入院，做胆囊切除。临到日子才意识到，根本不可能把糊涂一个人丢在家里。以前都是买一冰箱的菜，他可以自己简单做做，现在连大声喊我都不行了，我甚至买了个呼唤铃给他用。

我决定我们俩同时入院。他在医院，我才放心。万幸我跟医院熟啊，当然，我想黄主任他们对我和糊涂印象也是非常好的，虽然糊涂才出院一个月，也一口答应又住院。

15日上午，我叫了一台救护车，提前灌好了氧气袋，糊涂也提前换好了衣服。

急救医生匆匆地进门，一看糊涂好好地站着，有点奇怪的样子。他叫我们走下楼，我说不行，要担架。也许是看糊涂可以站，他们没有拿担架，而是搬来一个椅子。抬下楼后，需要糊涂自己站起来，走上车。因为忙乱，谁都没有注意糊涂的状态。突然他无声无息地倒下来，幸好一个人手快，中途扶住了他。

弄上救护车，立即接上氧气瓶，过了很久，他才从要窒息的样子缓过来。

救护车先走，我回屋拿了我的包，开车去追。看他没问题了，去办好入院手续，又倒回家拿我俩的日用品。打开单元门，我吃了一惊：家里的防盗门大开着！里面虽然有一道木门，但我从不反锁，从外面可以打开。应该是之前糊涂的晕倒把我吓懵了。我迅速看了一下，还好，没有人进来过。

我找了两个护工，糊涂一个，我一个。我住二楼，糊涂在八楼。

16日上午，我手术。

这是平生第一次手术，但我并不紧张，相反，怀着点好奇感。

这归功于美剧《实习医生格蕾》。这部剧今年还在播，已经是第17季，也就是说，连续演了17年，还有人在追着看，包括我。里面是一群外科医生和患者的各种故事，基本上穷尽了外科新技术和奇奇怪怪的病例。我喜欢看，一是学英语，二是里面有对生命和死亡各个角度的深切理解。而附带的收获是，我敢直视其中人体被切开的镜头，看着器官被取出来的样子。

当然，我这个手术很简单：微创，在腹部打3个小孔，器械伸进去，在里面摘除了胆囊，再拖出来。事先我跟主任讨论过，他说，要全身麻醉，如果插管的话，后来喉咙会很难受，不给你插吧，只是醒来后会吐。

实际的情况，和我在美剧里看到的很不一样。我根本没有见到手术室的样子，在外面的担架床上就被麻醉了，而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在病房的床上。

有两个朋友已经等在床边，带了一束花。我下意识想起身，胳膊刚一用力，立即觉得腹部一阵痛。原来即使几个小孔，也这么难受啊。

到了晚上，我开始吐，吐得昏天黑地，而且，根本起不了身，侧头就吐，吐了一夜，护工收拾了一夜。这个护工很好，每次仔细地将我的头发也擦干净。

第二天觉得好了，坐电梯到八楼去看糊涂。医生说，昨晚糊涂下了病危通知书，但知道我刚刚做了手术，没通知我。

有时候，病危通知书只是医院的一个流程，不一定真有那么严重。糊涂收到过很多次病危通知书。开头那几年，糊涂不愿晚上留在医院，非要回家，第二天早上再来。他那种情况，换了别人可能倒在路上，所以医生干脆下了病危通知书：医院已经仁至义尽，一切你自己负责。

糊涂看起来一切正常。以前都是我给他做饭拿过来，现在我没办法做了，于是开车去附近一个挺好的餐馆，打包了几样好吃的菜，我们一起吃。

医院和餐馆都在海边。沿着海边开的时候，心里小小地酸楚了一下：毕竟，我头天才做了手术。然后，又小小地得意了一下：我头天才做了手术呢，够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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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23日出院。不过，出院不出院，对我区别不大。住院的时候，我也只是在病房打完点滴就离开。要么上八楼，要么去给糊涂做饭，或者打包。

虽然只是个小手术，主任还是亲自操刀了，连缝线都是他自己做的，而不是助手。用他的话说，小心得不知道该怎么小心了。所以，第二天他就准我随便活动。出院时问他饮食是否需要注意，他很豪爽地答：不怕，该吃吃，该喝喝。

但糊涂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昏睡的时间越来越长，睡眠中，有时手在空中乱抓，不是扯掉氧气管，就是扯松心脏监护仪。晚上护工不得不在他手上加了束缚带，很松，但刚好让他够不到氧气管。

糊涂的心算能力一流，以前我稿子里要算什么数字，都是直接问他，他一口就答出来。他父亲以前是新四军电台的，从小特意训练过他们。这次要给护工工资，7天，每天180元，我随口问他总共多少钱，他看着我，一直张口要说的样子，眨着眼睛，最后愣是没有说出来。

缺氧，已经影响到了他的大脑。

医生的意思，这次恐怕是过不去了。

我开始跟他讨论“以后”怎么办，趁着他还清醒。

“你想回杭州，和燕子在一起吗？”我问。他看了一下我，说，“哦，没有想过。这些只是形式而已，不重要”。

我迟疑了一下，终于问，“你想捐献吗？器官、遗体？”。

我写过很多关于捐献的报道，血液、骨髓、眼角膜、器官、遗体。珠海当时没有能做器官移植的医院，但广东省有。

深圳有个著名的器官遗体捐献志愿者，叫高敏，她来珠海接收过一例，我在现场。她在每一个环节，都会向遗体鞠躬。到最后离开时，上车之前向家属鞠躬，车缓缓开行几十米后，再次下车鞠躬，才上车离开，非常庄重感人。我留下了她的名片，想着我以后也会找她。

以前和糊涂聊天说过死亡。他知道我一直对此感兴趣，但他问，你真的想过吗？想过自己的吗？我立刻语塞。他是认真思考过的人，燕子去世后他想过很多，现在的状态下，肯定想得更多。但他显然没想到过捐献的事，因为一听之下，他竟然露出了欣喜的神情，说，呀，还有这么好的方式，太好了。

我很熟悉流程，红会负责捐献的人也和我熟，很快就去就做了申请。这个申请需要公证，而且要视频录像。红会的人陪我去了公证处，填好了资料，和他们一起回到医院。公证处已经没有公用车了，他们搭我们的车来的医院。是关上门和糊涂谈话的，确保是本人的意愿。离开的时候，他们希望我再开车送他们回去，我气得没理：和红会还有一堆表格要填呢，况且，一个临终的人在捐器官，你们的良心都不会动一下吗？

糊涂的资料，直接进了广东省红会的器官捐献中心数据库。我跟省红会的人通过多次电话，希望能捐的器官都捐。省红会叫医院额外做了一些检查，并额外用了些药物来保护器官，费用都是我们自己出。但最后，还是只捐了眼角膜和遗体。也许是因为别的器官不达标，也许是因为路程远，来不及，也许只是因为当时是春节期间，没有那么多医生。后来珠海有了器官移植资质，项目的负责人正是我的主刀医生。我报道过很多次，每次采访的时候，心里都有轻轻的叹息：要是早一点，糊涂也许可以救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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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越来越难过。终于有一天，我又开始抽烟。

虽然糊涂早已抽不动烟了，但家里还是备着的。抽烟的人都这样，有烟在，心才不慌。一开始他还可以抽半根，后来抽一口就掐灭了。我已经戒烟几年了，但难过得不能自已时，看见烟，就像一根可以救命的稻草。拼命抽，好像万般无奈中，抽烟也能发挥点作用。

对于即将到来的死亡，糊涂出奇地平静，但有天他跟我说：我真的有点着急了，怕等不到陈光铭。

陈光铭是他的朋友，上海人，在美国。只要回国，陈光铭必来珠海住几天。一开始是我们开车陪他到处玩和吃，后来糊涂出不了门，他就住在我家旁边的酒店。怕我做菜累，他有时候自己去市场买了菜来，自己做。不在国内的时候，他们俩一通电话，就要说一两个小时，都是时事政治的话题。

糊涂对朋友，想必是很好的。记不清是2014年还是15年，糊涂状况不好的消息传到他在杭州和上海的朋友那里，有四、五个人一起来看过他。

发起者是一位姓练的朋友，他也在美国，来过珠海几次。糊涂开始吸氧后，老练曾经把自己用的呼吸机托人从美国带到珠海，没想到他这个是治疗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对糊涂不适用。过两年他自己回国，又毫无怨言地把呼吸机抱回美国去。上一次他从上海专程到珠海，只是看一眼糊涂，坐了两个小时就走了，一是怕糊涂说话累，二是不想在家里吃饭，怕我麻烦。

这次回国，老练想把跟糊涂关系好的朋友都叫上，说可能是最后一次了。

其中一个杭州朋友，他找了很久。这个人收入低，没有电话，没有手机，也不上网。老练候在这个人常去的茶馆，才把他找到。

但就是这个人，在出我们家门前，故意走在最后，悄悄把一摞钱塞给糊涂。我在里屋，听见他们忽然走了，才赶出来，见糊涂满脸通红，像干了重活。问他怎么了，他把一个信封伸手给我，有点气急败坏地说，拦都拦不住，我实在没有力气了。数了一下，竟然有5千块钱。我现在也不知道糊涂为他做过什么，或者为什么他生活如此节俭，却一下子给糊涂这么多钱。

他们一群人，也是只坐了一会。

陈光铭这次回国，主要是想见糊涂最后一面，所以糊涂很怕他白跑一趟。还好，他们见到了。他在珠海住了两天，就住在医院附近。他们已经不能像平时那样说很多话，但陈光铭整天都在医院守着。

我永远记得他们彼此告别的那一刻。完全像平时普通的告别，没有多说一句话，也没有说“多保重”，只是转身之前，他们目光的对视比平时稍微多了一两秒，因为都知道是永别。

我特别地留意着这一刻，不只是因为记者的本能，也是因为我总是想记住人生中一些珍贵的瞬间。我预期会有非常伤感的一幕出现，但是没有，陈光铭直接转身走了，糊涂也表情平静地看着他走了。这是我第一次在心中感慨：这就是男人啊，太男人，和我们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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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的春节很早，2月8号。年三十晚上，我一个人站在八楼的病房窗口，看着下面的院子和海边的公路。更前方是大海，但黑乎乎的一片。

很安静，除了病房里心脏监护仪有节奏的嘀声。这个声音原本是警告，提示心脏、血氧和呼吸数值超标，应该紧急处理。但像糊涂这样的情况，护士已经不需要过来了，任由监护仪一直响。

糊涂在昏睡，我叫护工回去跟家人团聚去了。我姐姐来过电话，说我爸爸病重，可能熬不了多久了。他已经91岁。我跟姐姐说，糊涂可能就在这几天，没法回重庆了。

珠海的春节一向特别冷清，街道上更是空无一人。我拍了一张照片。很长的路上，只有几台车。街灯白晃晃的，而医院急诊科楼上“急诊”两个字又红又亮，格外刺眼。

糊涂是2月10日中午去世的，年初三。到下午我料理完一切，回去哭够了才入睡。第二天醒来，我就打开电脑开始写，写糊涂最后的日子，一直写到深夜，五千多字。我是写给LOH的人看的，因为知道他们关心。于是，现在，我可以直接摘录：

此刻，我就像十多年前刚刚加入希望之光时一样，边抽烟，边在键盘上敲字。谁说我不可以任性呢。之前戒烟虽然是抽得不想抽了，但也有想向糊涂“示范”的意思，因为靠说服完全没有用。

到死，他也没有说过后悔吸烟的话。

他的身体，除了肺，其它的器官功能完好。一切保守治疗手段用尽之后，呼吸内科的主任几次来跟他说，“要么我们切一刀吧”，在脖子上插管，连接呼吸机，可以活很多年。他一边费力地呼吸，一边毫不犹豫地拒绝人家的好意。

上一次住院的时候，我就替他签字，拒绝一切抢救，包括插管、心脏按压和进ICU。年三十这天，早上我到医院时见他目光散乱，说话口齿不清。医生说，头晚查血气，二氧化碳120，今早查已经150，恐怕不行了。正常人血液中的二氧化碳是40，到70就可能出现昏迷，但糊涂是时睡时醒。输液药物中，有呼吸兴奋剂，类似于肾上腺素，使得他的呼吸肌可以拼命工作。

医生可能也不明白，二氧化碳150的糊涂，竟然还能醒过来，而且中间有几次跟我进行了正常的对话，虽然他说自己“舌头有点大了”。 一次是问红会方面联系得如何，能否保证他的眼角膜捐献，“别浪费了，这可是我对人类做贡献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一次是说，要是这次出不了院，希望别拖时间，免得人财两空。 然后，他再次苏醒，表示“太慢了”。我问他，要么我们把呼吸兴奋剂也停了吧？他立刻说好，还说，“谢谢你给我最后表达意愿的机会”。

护士拔下了他身上最后一条输液管，只留下输氧管。我们开始道别。他谢谢我，让他感觉“很享受生活”。这些天我曾反复问他“怕不怕”，即怕不怕死，他反复回答，“真的一点不怕”，“为什么要怕，我很享受”。我大致弄明白了他的意思：他很享受生活，但一个人不能占尽所有的好吧，他的“不好”只在于他的病，所以，这没什么，很好。

COPD后期最主要的并发症是缺氧所致的肺性脑病，不断说胡话，或者昏睡。他昏睡过去的时候，我就拉着他的手，眼睛盯监护仪上数字的跳动，在心里准备着最后一刻的到来。

在完全的无意识中，他的拇指也会不时轻抚我的手心或手背，像在家里一样。我睡眠不好，每次入睡前，他都会轻轻拍着我，让我不自觉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有时候拍着拍着，他自己也困了，打着瞌睡，停停拍拍。有回我站在床边，发现他明明睡熟了，左手还在拍着旁边的被子，忍不住笑起来。

但最后的时刻尚未到来。糊涂清醒的时间越来越长，说话也恢复了正常。他一再说，希望快一点，减少对我的折磨，还希望，这个过程，是给我的一个礼物。

过程？礼物？我很奇怪。糊涂笑着说，你不是一直对死亡感兴趣吗，你正好可以目睹我死的过程，看看是不是最后飘走了15克的魂灵。

...............

他得怎样细致地体会我，才可能说出那样的话来啊，要把自己死亡的过程作为礼物给我。

年初一，再查血气，竟然二氧化碳从150又降到了118。医生跟我说时，带着几分奇怪的笑，因为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他们勉强解释，可能是因为长时间使用呼吸兴奋剂，导致呼吸肌太疲劳了，停用药物后，反而恢复了一些力量，排出了二氧化碳。

这样的话，如果糊涂还有力气使用无创呼吸机，有可能将二氧化碳分压再降低一些。

初一这天，做了两次呼吸机，加起来只有10分钟。初二又尝试了一次，刚接上糊涂就扯掉了面罩。无创呼吸机是需要人机配合的，而他实在没有力气配合了。

初一时他的血氧还可以基本保持在90以上。这是一个安全的数值。初二上午我到医院看，血氧只能偶尔上到80，晚上离开时，偶尔能上到70。

初一他醒过来，发现自己还活着，很丧气，说“这个游戏不好玩了，都告别过了嘛”。我笑着跟他说，“这样不好吗，你现在彻底洒脱了，生也不怕死也不怕了”。他说，也是，“那我现在要胡吃海喝！”

初二，他无力说话了。每次他睁开眼，我就像老朋友见面那样对他笑，点头。有时候他回报以笑容，点头，有时候立刻闭眼睡去。

10日，初三。早上4点，我被护工的电话惊醒，医生让立刻去。他的血氧已经降到30多了，只剩下张嘴呼吸的本能。用棉签蘸水润湿他的嘴唇，也没有任何反应。以前即使昏睡，他也会张嘴做出要喝水的样子。

我再一次握着他的手，等待着。

他的表情如同沉睡，但有时候皱眉，有时候摇头。我希望这是他在做梦，而不是因为身体的痛苦。当然，即使身体痛苦，他也不会感知到了。

他呼吸的节奏在变慢，有时感觉几乎要停止了。在我心揪紧的一刹那，他又恢复了呼吸。我盯着监护仪上血氧的数值，心里甚至有点盼它快点下降，好结束这样无意义的折磨。

“抽丝剥茧”，我脑子里跳出这个词。“生命”的离开，犹如生命的诞生一样漫长而艰难。我甚至想，恐怕真的没有“魂灵”这种东西的，否则不可能到这样的程度，ta还不离开寄居的身体。

平常在家里吸氧，氧流量一般是3以下，这两天把氧流量调到5了。一个护士进来，看到血氧太低，就将流量调到了最高，15。他的血氧竟然慢慢回升，偶尔能到90。但这对大脑是没有意义的，除了让他的身体“活”得更久。

前两天他就在嘟囔，除了肺，他身体的其它器官都被保养得太好了，“死不了，活受罪”。

我毫不犹豫地将氧流量调回到5，眼看着血氧慢慢下降。

11点钟左右，主管医生进来，一伸手又将流量调到最高。

我急了，跟他说，钟海涛要是醒过来，假如他还有思维，会拿刀杀人的。他说，他绝对不会再醒了。我说，那这样熬着有什么意义？！医生有点生气地说，这样的话，你可以考虑把氧气也断了。

这提醒了我。我立刻签字，撤除了氧气。

死亡真的来时，我却被惊得惊慌失措。

太快了，就几分钟，我眼睁睁看着他最后一口气没吸上来，就不再呼吸。慌乱中我甚至觉得是自己杀死了他——某种意义上说，确是如此。我真是下得了狠手的人啊。

但最后这几分钟，糊涂的身体是全然安静不动的，只是略略侧头，最后一瞬间面部收紧了一下。2016年2月10日12点02分。我想，这是他所希望的结局，淡定、和缓地远离尘世。

镜与灯

我的第一个电话是打给红会，让他们安排捐献的事。

我没有通知希望之光。去年11月那次，我觉得已经算是一次告别了。

2月7日，糊涂去世的倒数第三天，我摁住语音键，让他跟他姐姐在微信上说了最后的话。他的声音已经有点含混了，但听得明白：谢谢姐姐，小时候一直照顾我。姐姐跟他说，坚持，你会好起来的。他说，谢谢姐姐，我会坚持。

但9号他跟我说，不想坚持了。

10日我也用微信通知了他姐姐。姐姐立刻打电话来，说要过来，我劝阻了。

护工跟我说，要马上擦洗、换衣服。死亡后，一切都是另算的，还要多叫一个护工来，每人500元。最近这些天，以前多次照顾过糊涂的另一个护工常来帮忙，现在这个护工曾经讥讽过他。当时我不明白，现在一下子懂了，原来因为这500元。

弄好，护工又说，打扫房间的阿姨也需要给100元，大约是去“晦气”之类的原因吧。我又给了两次，不知道给的谁。

两三个小时后，广州的车过来，医生取了眼角膜，太平间的工人上来抬走糊涂。此时我已去办了一系列手续，情绪已稍平复，从那两个工人的眼中看出他们也在等我给钱，但我决定不理会。

我的感觉是，一个人死亡了，没有任何人来说一句安慰的话，反倒扑上来一堆吸血者。更何况，糊涂是一个捐献者，社会对这样的人应有的尊重，在这里竟然丝毫无存。

我有一种预感，等一下去太平间时，会有麻烦，但又在心里笑了一下：他们又能做什么呢！

没想到，还真的能做。他们说，凭捐献手续不能放行。红会的人只好一级一级打电话。院办的人在电话里通知放人，还是不许，一定要对方到现场来确认。院办的人没有办法，只好从家里赶过来。就为这个，又折腾了两个多个小时。

实际上，所谓手续问题，就是一种故意刁难。上次高敏来，用同样的手续接走了人，我就在现场。我无心争执，也不想通过熟人去解决，只在心里叹了口气：有一点点权力都可以拿来刁难人，太平间也如此。我猜他们也觉得很晦气：大过年的，竟然没拿到一分钱红包。

之后不久，在一次对院长的采访中，当着他的下属和其它媒体记者的面，我说了这事，请他管好护工和相关人员，不要让死者家属太寒心。我没说是我自己的亲历，但我说得很激愤。这个院长是新来的，这是我第一次直接采访他。后来，直到2018年退休，我再也没有被安排采访他，不知道是否与我这次发飙有关系。

其实，我还很想说医护人员的冷漠，怕影响到具体科室，忍下来了。这个科的医生护士对我们都极好，但一出现死亡，突然之间他们就变得很紧张的样子，不敢多说一句话。这不是一个科室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医院的问题。我想，这是医患关系紧张的背景下，中国医生和医院本能的自保行为，怕一句话不妥，就变成医患纠纷中的不利证据。但这样一来，一个救死扶伤的医院，在患者死亡后，突然就变得没有人性，对于刚刚失去亲人的人来说，真是一种残酷。

这种感觉，不是我的“过度反应”。后来遇到市红会的人，他主动提及当时的事，说“他们太冷漠了，太冷漠了”。

其实，表达关切，很多时候并不需要语言。市红会和广州来的医生也没说什么话，但你能从神态中，感觉到他们一直抱持着同情心，在默默关注你。

镜与灯

这次高敏并没有来。深圳的器官捐献在全国最早，一直是独立于广东省在运行，而我们是走省红会的系统。也因此，没有人鞠躬，一台白色的依维柯直接带走了糊涂。

最后一次实实在在的触摸，是在眼角膜手术后。广州医生取走眼角膜，仔细做了缝合，然后叫我去看最后一眼。我轻轻地抚摸了一下他的脸，不敢看他的眼睛。

2月17日我得到消息，糊涂的眼角膜已经移植给了两个女性患者，一个50多岁，一个20多岁，手术成功，也就是说，两个人已经因为糊涂而重见光明。

糊涂的眼角膜是捐到中山大学的中山眼科中心，这也是广东省红十字眼角膜捐献中心。遗体捐到南方医科大学。

糊涂的死亡之所以是一个真正的礼物，不仅在于让我见证了生命离开的全部过程，还在于，让我从此相信真的有“灵魂”这类东西的存在。

在电影里经常看到的死亡，仅仅是演员闭上眼睛不动了。真实是，死亡的一瞬间之后，人就变成一种完全不同的事物，不仅人的“生气”消失，而且，人体明显地缩小了一圈。如果仅仅是呼吸心跳停止，人体功能停止运作，不可能立即带来这种变化。除了灵魂飘走这种解释，我找不到别的解释。

但，我还是不能释怀“遗体”。每次念头转到南方医科大学里可能的场景，比如解剖室，我立刻转走念头，但念头总是又转回来。很少有人将人物画挂在自己卧室吧，即使是一张画，你也会觉得被窥视，何况是真实的形体。

糊涂是非常坚定的，但我有时却有点质疑自己，是不是潜意识里希望“简单了事”，才怂恿他全捐了。也许有那么一点，也许不，我不确定。

这种折磨，持续了一年多。2017年6月10日，糊涂虚岁60。这天，我驱车120公里，到位于增城的广州正果万安园。这是一个墓园，广东省红会为所有的器官和遗体捐献者在这里设了一个公墓，我知道糊涂的名字也在那里。省红会每年举行公祭，市红会叫过我两次，我都没去。我当然不会去参加这种官方的活动，但我还是想去那里看看。

万安园很大，很幽静，是我喜欢的感觉。红会的墓园就在正门进来的路边，几个不高的碑，四面刻了名字。转了几圈，看到了糊涂的名字。拍了几张照片，发了几个小视频给他姐姐。

我突然就心安了，觉得糊涂就在这里，而不是南方医科大学。这里都是捐献者，他们在一起。

我说过，从小进墓地，都有种亲切感，觉得内心放松而安静。此时也是这样。我甚至找了个荫凉地打了个坐才离开，带着愉快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