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希望之光，我的回忆（片段式，已更新完毕）

镜与灯

其实，很多事，尤其是我家里的事，糊涂都是我的主心骨。发愁的时候问他，总有解决的办法。

04年化龙桥拆迁，我父母搬到南岸区之后不久，他们就开始需要住家的保姆。我爸爸对保姆非常挑剔，只要年轻的，中年大妈来一两天就会被他赶走。而年轻的，既难找，又不稳定，要找一个脾气好一点、心地善一点的，更难。

每次她们都是说走就走。几乎每次换保姆，我都要紧急赶回重庆。我姐既要上班，又要照顾父母，根本没有时间去找保姆。一开始糊涂和我一起回去，后来他走不了了，也总是在电话里百般安慰。

只有雇过保姆的人，才能体会这是一件多么麻烦的事情。在广东，多给钱，可能会换来保姆多一点的卖力和用心。但内地很不同，尤其是农村出来的妇女，不管给多少钱，她们都一样。有一年暑假我姐在外地，晚上我爸打电话，说保姆洗脚时，撕他腿上的一块膏药，把皮肤撕掉了一块。

我爸有糖尿病。我知道皮肤损伤对糖尿病患者非常可怕。打电话问了一个内分泌科医生，医生建议立即住院，不及时处理，最严重的后果可能是截肢。幸好我对医院的系统非常熟悉，半夜给重庆医大附一院打电话，竟然敲定了一个床位。第二天一早飞重庆，下午就把我爸送进了医院。

就是这一次，查出了我爸有老年痴呆。在这之前，我妈妈老年痴呆已经几年。2010年，我爸爸开始出现幻觉，半夜不停地按呼唤铃。两个人的生活都不能自理了，即使请两个保姆也照顾不过来。我和姐姐无奈之下，连哄带骗，将他们送进了歌乐山上的一个养老院。还好那时很多人不愿去养老院，我们得以进入公立的养老院。里面很大，空气非常好，有一个小医院。他们有一个单独的房间，原来的保姆也带上去一起住。

那些年，我真是忧心忡忡，手机24小时开机，睡觉时放在枕头边。但最怕的，是钱不够。父母虽然有职工医保，但报销比例不高，一旦有重病，就是一个无底洞。糊涂后来几年有了杭州的居民医保，但报销额更低。那个时候我难得地有了“节省”的概念，300块钱以上的衣服，就要犹豫再三。

终于有一次，我跟糊涂讨论起这个担心。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以前我从来没有提过。我们一起算父母的存款、工资、保姆的费用、住院的费用、我们的存款，的确是不足以应付未来可能的花费。但糊涂最后说，其实，你不是还有重庆的房子么，万不得已，卖了房子，总是够用了。这一句话，便终结了我的担忧。

镜与灯

抑郁症之后，我自己的身体状况也在日益变差。差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段时间，连逛街要戴护膝，否则上下楼梯吃力。一开始我不知道，照样抄近路，从路边的石坎上往下跳，结果有次从只有两级石梯那么矮的地方跳下来，就直接摔在地上。后来连一步梯坎的高度也不能跳了，膝盖发软。我可是从小体育就特别好的人啊。

有一天半夜腹痛，痛到我恐慌起来。无法自己开车到医院，甚至觉得不可能走到街边去叫车，便打了120。急诊科的患者通常是有人陪伴的，就我是一个人，要自己走去缴费、走去做检查，再一个人去留观床上打点滴。站在缴费窗口的时候，痛得趴在窗台上。我注意到有护士在奇怪地看着我，但没有人过来扶我一把。

这个医院我认识很多人，可以叫人打个电话来找人帮忙，但我不想麻烦人家。后来跟红会的志愿者负责人提过，应该考虑急诊室的志愿服务项目，没得到响应。

我这次是胆囊炎急性发作，病因是胆结石。92年我就查出胆结石，但一直没有管，现在胆里充满了结石。

这是我第二次住院。科主任和我很熟，他说要手术，胆囊摘除，但我要求保守治疗，他只好同意了。出院的时候，开了各种药。

那是我吃药最多的一段时间。抑郁症的药、胆结石的药、失眠的药，我还有甲亢。每个月药费差不多两千。

糊涂不辞辛劳地给我制阿胶膏，改善体质。以前他经常帮他妈妈做。买阿胶片来化了，和芝麻核桃冰糖等一起隔水炖很长时间。那时东阿阿胶还没那么出名，现在卖2千多块钱一盒的阿胶片，当时记得是四、五百块钱。但吃到后来，我一想到阿胶膏就恶心，也没啥效果，坚决不让糊涂再做了。

2014年我回过一趟重庆，再回来的时候，愣住了：糊涂干了个“大工程”。他从淘宝上买了木条和各种拼接工具，自己手工做了一个木架，放在燃气灶下的橱柜里，这样等于多了一层放锅的地方。

当时糊涂的活动能力已经很差，平时都是斜躺在床上看电脑，晚上睡觉衣服都不脱，没有力气。我问他怎么做的，他说东西就摊在客厅，每天有力气就做一点。如果我在家，肯定受不了他这么慢和家里这么乱。

我很感动。我知道这对他有多累，因为还要锯木头。他在尽力为我做点事。

08年开始，每年冬天他都要住院，有时候是春节前后，有时候是年底。黄主任说，没有别的办法，唯一要做的就是别感冒，不过感冒很难防的。但我们真的防住了，他没感冒过。他不出门，唯一的感染源是我。所以，每次进门，我的第一个动作是用肥皂洗手。

之所以他每年还是要住院，是因为身体里总有定植菌，冬天抵抗力差的时候就活跃起来，造成肺部感染。治疗也没有别的手段，就打一种很贵的进口消炎药。

2015年10月底，我胆囊炎又发作了一次。又是半夜去医院，又是住院。这一次，我强烈要求做手术，主任没答应，说炎症未消完就做手术不好，让我出院休息好了再来。

11月初我出院，半个月后，糊涂住院。他住院期间，我去了一趟深圳。我一个川大同学从法国回来，他癌症晚期，这次回国，有告别的意味。糊涂有护工守，所以我可以放心离开。

25日中午，在返回珠海的大巴上，收到糊涂的短信，说给医院的押金不够了，叫我回来记得去交。这段时间，他说话也觉吃力了，因此我们不打电话，只发短信。他一直拒绝用微信，我给他下载注册了一个，他还是不用。

回复糊涂后没过几分钟，接到医生电话，叫立即去，说糊涂说话出现了口齿不清。这是一种非常危急的状况，以前我自己写关于中风的稿件，里面多次提醒，要注意突然的口齿不清。但轮到我自己，却没太明白其严重性，竟然没太着急。

先交了钱，才回到病房，时间大约是下午2点过。3点25分，我就在希望之光的申请人Q群里发了一句话：“糊涂病情危重，不知能否熬过今晚，请loh的朋友们帮忙祝福一下吧”。退出希望之光后，我退出了各种LOH的QQ群，唯一保留的是这个申请人群。

我到病房的时候，糊涂还只是“口齿不清”，但眼睁睁看着就不省人事。太突然了，我完全蒙掉了。

医生告诉我，“可能就在今晚”。我通知了糊涂的姐姐，看着昏迷中的糊涂，彷徨无助，突然开始信神，觉得许多人一起祈祷，也许会有作用，于是到群里说了一声。

4点18分，当时的理事义工临窗听雨在工作论坛发了《今天，这一刻让我们一起为糊涂哥哥祈祷》，里面拷贝了我在Q群的留言，然后说：

老糊涂是希望之光元老级的义工，一直兢兢业业的付出着。也是我们助学网站最认真、最挑剔的义工！！一直听说他身体不好，却没想到这一天真的会到来！！在这个时候，除了祈祷，我不知道还能再做些什么......

下面是很多留言，都是祈祷和祝福，和对糊涂的赞扬。有个调查组义工说，“糊涂哥，我在调查组等待你的再度发帖，多严厉的批评都欢迎，一定要来啊”。

第一个赶到的，是钱晨弓的珠海朋友。他没在希望之光注册过，但参加过复查。第二个是无锚之舟的学生，他十多年没有联系，但知道她在珠海，辗转找到她，叫她代为看望。然后是幽人。到了晚上，广东境内的几个义工陆续赶来，远在武汉的困困也飞来了。

糊涂的床头堆满了鲜花。但他一直昏迷着，有时突然抽搐一阵，围着的人群便发出轻轻的揪心的惊叫声。

前几年我们换第二台制氧机的时候，黄主任曾经脱口而出地跟我说，“没必要了”。按糊涂的指标，多少人早就撑不过去，糊涂只是年轻，身体底子好，但像橡皮筋，一直绷着，会突然绷断。现在我们已经换了第三台制氧机，也许真的是要绷断了。

晚上快11点的时候，糊涂又一阵突然的抽搐。我先是奋力地握住他没插针的那只胳膊，然后从床边跳起来，趴到墙上，哭了。太无奈了。我用手拍了两下墙，手痛，才意识到自己在拍墙。

此时，我听到一个很轻很轻的声音，像在念什么。我的听力不好，这声音似有似无，一直在响。过了一阵，我忍不住转身来看，原来是东莞来的义工幽冥正在念经，喃喃自语一般。她一圈又一圈地绕着糊涂转，一直念一直念，持续了整整一个小时。

在深夜，仿佛临终的气氛中，这几乎听不清的声音是如此的安慰人心。糊涂仿佛也听见了，他脸上有时出现的痛苦表情逐渐消失，呼吸变得平稳，甚至有了轻微的鼾声。

幽冥是调查组义工，也算是“猛驴”，一年四季都在外游荡，不仅做了很多希望之光的调查复查，也为百蹊做。2020年我们偶然地有过一次长谈，才知道，她经历过很多磨难，每次难以忍受之时，就会这样念经。

幽冥停下来之后，房间里沉寂了半晌，突然有人开始跟糊涂说话，开玩笑，叫他起来干希望之光的活，叫他起来吵架。

12点过，幽冥叫糊涂的时候，他睁开了眼，而且点了一下头。幽冥说，你还欠我一顿饭呢。糊涂用有点迟缓的声音说，记得，两年前了。

糊涂竟然醒过来了！

此后，病房简直变成了party，每个人都大声说话，放声大笑，直到病房里别的病人忍无可忍地抗议。

最奇怪的是，糊涂看着困困问：你真的是困困吗？变得好漂亮啊。困困本来就漂亮，但他一直不觉得困困漂亮，这晚，却不停地夸她漂亮。他神采奕奕，说话如常地响亮，和每一个人笑容满面地聊天。

这个时候，糊涂的哥哥姐姐赶到了。看糊涂依然精神十足的样子，我终于觉得自己筋疲力尽了，便告辞回家。

在楼下，困困他们一群人正坐在小卖部门前喝饮料。看见我，他们很开心地站起来，但我竟然只说了声，“我要回家睡一会”，就径直走了。

从论坛里的微信截图看到，他们一直守到第二天早上6点多，看到糊涂睡了一觉又醒来，精神依然很好，才各自离开。困困是直接飞回了武汉。

镜与灯

我是在惴惴不安中入睡的，因为很怕这就是所谓的“回光返照”。但早上8点多到医院，糊涂正坐在床上兴致勃勃地和哥哥姐姐聊天。

10点我上论坛，才第一次看到那个“祈祷帖”，很感动，跟了个帖：“我觉得是大家的愿力起了作用”。

义工里面，有信佛的，有信基督的，我相信他们都在向各自的神祈祷。不信神的，也在祈祷。

27日糊涂自己上去回了个帖：“谢谢大家！别来，别跟帖了，没力气回”。

第二天又来了两个外地义工，结果糊涂竟然拉长了脸不理她们。我将她们两个送下楼，百般安慰，弄得自己都要哭了。回去软言责备糊涂，糊涂竟然理直气壮：如果不这样，还会有人来！

没办法，我又上论坛，让大家千万别来了，说糊涂的哥哥姐姐也离开了，这次肯定是OK了。

实际上，糊涂又住了十多天才出院。这次，是靠了无创呼吸机。

他的肺已经无力，不能排出二氧化碳，呼吸机就是帮助肺的工作。这种呼吸机不用插管，是氧气面罩式的，但要根据每个人的呼吸节奏设置参数，才能人机合一，正常呼吸。科里只有一个医生懂这种呼吸机，但设定的参数一开始并不合适，糊涂就自己研究，自己设置。这个医生跟我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患者。他还告诉我，这次糊涂死里逃生，科里的医生都在议论，说是一个奇迹。

于我，这一次的经历，也非常宝贵。我看到自己内心爆发出了很久没有过的能量，悲痛、绝望和狂喜。我眼睁睁地看着一个生命在眼前一点点消逝，又一点点回来，“生命”变得前所未有的鲜活，前所未有地令人感动，令人明白为什么值得珍惜。

以前那个要靠理性去努力开解的心结，已无须努力，因为我俩的生命已经连接在了一起。

然后，很神奇地，我的失眠在开始缓解，吃同样的药物，但睡眠时间比原来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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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院之前，我们已经买好了家用呼吸机。像一个老式砖头录音机那么大，放在床边他的可移动电脑桌上。买的时候不知道面罩也分型号，后来又买了第二个面罩。他每天用一两个小时，其余时间还是用制氧机。

2016年元旦，希望之光照例发布了新年贺词，标题是《十六岁，我们正青春》，这样开头：

如果评选刚刚过去的2015年最感动希望之光的一句话是什么？那一定是那句：“来啊，起来，和我吵吵”。让时光回到2015年11月25日，一向“死气沉沉”、“充满矛盾”的希望之光突然被一件事扰动了，论坛上出现了一个帖子，“今天，这一刻让我们一起祈祷”。过程我就不画蛇添足的来描述了，一起经历过的朋友请闭上眼睛，静默2分钟后开始回忆。
也许大家的心意感动了天地。007说“希望之光也算是他的单位了”，某人说“LOH的温暖基本是万能的”。如果希望之光都如那一刻那么团结，如果希望之光的每个人的心都如那一刻那么纯粹而不那么纠结，希望之光也许能比我们大多数人都活得长，那时候我们的女儿（儿子）边干活的时候边讨论：当年我妈妈的是对的，你爸爸的是错的......想想都觉得幸福。

“来啊，起来，和我吵吵”，是当时病房里的义工在微信群里的转述，不止一个人跟昏迷中的糊涂这样说。“007”是我的义工编号。看见这篇贺词，我才意识到这个编号的特殊。跟朋友说起，从此我就被她们叫做“007”。

看糊涂的情况稳定，我约了1月15日入院，做胆囊切除。临到日子才意识到，根本不可能把糊涂一个人丢在家里。以前都是买一冰箱的菜，他可以自己简单做做，现在连大声喊我都不行了，我甚至买了个呼唤铃给他用。

我决定我们俩同时入院。他在医院，我才放心。万幸我跟医院熟啊，当然，我想黄主任他们对我和糊涂印象也是非常好的，虽然糊涂才出院一个月，也一口答应又住院。

15日上午，我叫了一台救护车，提前灌好了氧气袋，糊涂也提前换好了衣服。

急救医生匆匆地进门，一看糊涂好好地站着，有点奇怪的样子。他叫我们走下楼，我说不行，要担架。也许是看糊涂可以站，他们没有拿担架，而是搬来一个椅子。抬下楼后，需要糊涂自己站起来，走上车。因为忙乱，谁都没有注意糊涂的状态。突然他无声无息地倒下来，幸好一个人手快，中途扶住了他。

弄上救护车，立即接上氧气瓶，过了很久，他才从要窒息的样子缓过来。

救护车先走，我回屋拿了我的包，开车去追。看他没问题了，去办好入院手续，又倒回家拿我俩的日用品。打开单元门，我吃了一惊：家里的防盗门大开着！里面虽然有一道木门，但我从不反锁，从外面可以打开。应该是之前糊涂的晕倒把我吓懵了。我迅速看了一下，还好，没有人进来过。

我找了两个护工，糊涂一个，我一个。我住二楼，糊涂在八楼。

16日上午，我手术。

这是平生第一次手术，但我并不紧张，相反，怀着点好奇感。

这归功于美剧《实习医生格蕾》。这部剧今年还在播，已经是第17季，也就是说，连续演了17年，还有人在追着看，包括我。里面是一群外科医生和患者的各种故事，基本上穷尽了外科新技术和奇奇怪怪的病例。我喜欢看，一是学英语，二是里面有对生命和死亡各个角度的深切理解。而附带的收获是，我敢直视其中人体被切开的镜头，看着器官被取出来的样子。

当然，我这个手术很简单：微创，在腹部打3个小孔，器械伸进去，在里面摘除了胆囊，再拖出来。事先我跟主任讨论过，他说，要全身麻醉，如果插管的话，后来喉咙会很难受，不给你插吧，只是醒来后会吐。

实际的情况，和我在美剧里看到的很不一样。我根本没有见到手术室的样子，在外面的担架床上就被麻醉了，而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在病房的床上。

有两个朋友已经等在床边，带了一束花。我下意识想起身，胳膊刚一用力，立即觉得腹部一阵痛。原来即使几个小孔，也这么难受啊。

到了晚上，我开始吐，吐得昏天黑地，而且，根本起不了身，侧头就吐，吐了一夜，护工收拾了一夜。这个护工很好，每次仔细地将我的头发也擦干净。

第二天觉得好了，坐电梯到八楼去看糊涂。医生说，昨晚糊涂下了病危通知书，但知道我刚刚做了手术，没通知我。

有时候，病危通知书只是医院的一个流程，不一定真有那么严重。糊涂收到过很多次病危通知书。开头那几年，糊涂不愿晚上留在医院，非要回家，第二天早上再来。他那种情况，换了别人可能倒在路上，所以医生干脆下了病危通知书：医院已经仁至义尽，一切你自己负责。

糊涂看起来一切正常。以前都是我给他做饭拿过来，现在我没办法做了，于是开车去附近一个挺好的餐馆，打包了几样好吃的菜，我们一起吃。

医院和餐馆都在海边。沿着海边开的时候，心里小小地酸楚了一下：毕竟，我头天才做了手术。然后，又小小地得意了一下：我头天才做了手术呢，够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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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23日出院。不过，出院不出院，对我区别不大。住院的时候，我也只是在病房打完点滴就离开。要么上八楼，要么去给糊涂做饭，或者打包。

虽然只是个小手术，主任还是亲自操刀了，连缝线都是他自己做的，而不是助手。用他的话说，小心得不知道该怎么小心了。所以，第二天他就准我随便活动。出院时问他饮食是否需要注意，他很豪爽地答：不怕，该吃吃，该喝喝。

但糊涂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昏睡的时间越来越长，睡眠中，有时手在空中乱抓，不是扯掉氧气管，就是扯松心脏监护仪。晚上护工不得不在他手上加了束缚带，很松，但刚好让他够不到氧气管。

糊涂的心算能力一流，以前我稿子里要算什么数字，都是直接问他，他一口就答出来。他父亲以前是新四军电台的，从小特意训练过他们。这次要给护工工资，7天，每天180元，我随口问他总共多少钱，他看着我，一直张口要说的样子，眨着眼睛，最后愣是没有说出来。

缺氧，已经影响到了他的大脑。

医生的意思，这次恐怕是过不去了。

我开始跟他讨论“以后”怎么办，趁着他还清醒。

“你想回杭州，和燕子在一起吗？”我问。他看了一下我，说，“哦，没有想过。这些只是形式而已，不重要”。

我迟疑了一下，终于问，“你想捐献吗？器官、遗体？”。

我写过很多关于捐献的报道，血液、骨髓、眼角膜、器官、遗体。珠海当时没有能做器官移植的医院，但广东省有。

深圳有个著名的器官遗体捐献志愿者，叫高敏，她来珠海接收过一例，我在现场。她在每一个环节，都会向遗体鞠躬。到最后离开时，上车之前向家属鞠躬，车缓缓开行几十米后，再次下车鞠躬，才上车离开，非常庄重感人。我留下了她的名片，想着我以后也会找她。

以前和糊涂聊天说过死亡。他知道我一直对此感兴趣，但他问，你真的想过吗？想过自己的吗？我立刻语塞。他是认真思考过的人，燕子去世后他想过很多，现在的状态下，肯定想得更多。但他显然没想到过捐献的事，因为一听之下，他竟然露出了欣喜的神情，说，呀，还有这么好的方式，太好了。

我很熟悉流程，红会负责捐献的人也和我熟，很快就去就做了申请。这个申请需要公证，而且要视频录像。红会的人陪我去了公证处，填好了资料，和他们一起回到医院。公证处已经没有公用车了，他们搭我们的车来的医院。是关上门和糊涂谈话的，确保是本人的意愿。离开的时候，他们希望我再开车送他们回去，我气得没理：和红会还有一堆表格要填呢，况且，一个临终的人在捐器官，你们的良心都不会动一下吗？

糊涂的资料，直接进了广东省红会的器官捐献中心数据库。我跟省红会的人通过多次电话，希望能捐的器官都捐。省红会叫医院额外做了一些检查，并额外用了些药物来保护器官，费用都是我们自己出。但最后，还是只捐了眼角膜和遗体。也许是因为别的器官不达标，也许是因为路程远，来不及，也许只是因为当时是春节期间，没有那么多医生。后来珠海有了器官移植资质，项目的负责人正是我的主刀医生。我报道过很多次，每次采访的时候，心里都有轻轻的叹息：要是早一点，糊涂也许可以救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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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越来越难过。终于有一天，我又开始抽烟。

虽然糊涂早已抽不动烟了，但家里还是备着的。抽烟的人都这样，有烟在，心才不慌。一开始他还可以抽半根，后来抽一口就掐灭了。我已经戒烟几年了，但难过得不能自已时，看见烟，就像一根可以救命的稻草。拼命抽，好像万般无奈中，抽烟也能发挥点作用。

对于即将到来的死亡，糊涂出奇地平静，但有天他跟我说：我真的有点着急了，怕等不到陈光铭。

陈光铭是他的朋友，上海人，在美国。只要回国，陈光铭必来珠海住几天。一开始是我们开车陪他到处玩和吃，后来糊涂出不了门，他就住在我家旁边的酒店。怕我做菜累，他有时候自己去市场买了菜来，自己做。不在国内的时候，他们俩一通电话，就要说一两个小时，都是时事政治的话题。

糊涂对朋友，想必是很好的。记不清是2014年还是15年，糊涂状况不好的消息传到他在杭州和上海的朋友那里，有四、五个人一起来看过他。

发起者是一位姓练的朋友，他也在美国，来过珠海几次。糊涂开始吸氧后，老练曾经把自己用的呼吸机托人从美国带到珠海，没想到他这个是治疗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对糊涂不适用。过两年他自己回国，又毫无怨言地把呼吸机抱回美国去。上一次他从上海专程到珠海，只是看一眼糊涂，坐了两个小时就走了，一是怕糊涂说话累，二是不想在家里吃饭，怕我麻烦。

这次回国，老练想把跟糊涂关系好的朋友都叫上，说可能是最后一次了。

其中一个杭州朋友，他找了很久。这个人收入低，没有电话，没有手机，也不上网。老练候在这个人常去的茶馆，才把他找到。

但就是这个人，在出我们家门前，故意走在最后，悄悄把一摞钱塞给糊涂。我在里屋，听见他们忽然走了，才赶出来，见糊涂满脸通红，像干了重活。问他怎么了，他把一个信封伸手给我，有点气急败坏地说，拦都拦不住，我实在没有力气了。数了一下，竟然有5千块钱。我现在也不知道糊涂为他做过什么，或者为什么他生活如此节俭，却一下子给糊涂这么多钱。

他们一群人，也是只坐了一会。

陈光铭这次回国，主要是想见糊涂最后一面，所以糊涂很怕他白跑一趟。还好，他们见到了。他在珠海住了两天，就住在医院附近。他们已经不能像平时那样说很多话，但陈光铭整天都在医院守着。

我永远记得他们彼此告别的那一刻。完全像平时普通的告别，没有多说一句话，也没有说“多保重”，只是转身之前，他们目光的对视比平时稍微多了一两秒，因为都知道是永别。

我特别地留意着这一刻，不只是因为记者的本能，也是因为我总是想记住人生中一些珍贵的瞬间。我预期会有非常伤感的一幕出现，但是没有，陈光铭直接转身走了，糊涂也表情平静地看着他走了。这是我第一次在心中感慨：这就是男人啊，太男人，和我们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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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的春节很早，2月8号。年三十晚上，我一个人站在八楼的病房窗口，看着下面的院子和海边的公路。更前方是大海，但黑乎乎的一片。

很安静，除了病房里心脏监护仪有节奏的嘀声。这个声音原本是警告，提示心脏、血氧和呼吸数值超标，应该紧急处理。但像糊涂这样的情况，护士已经不需要过来了，任由监护仪一直响。

糊涂在昏睡，我叫护工回去跟家人团聚去了。我姐姐来过电话，说我爸爸病重，可能熬不了多久了。他已经91岁。我跟姐姐说，糊涂可能就在这几天，没法回重庆了。

珠海的春节一向特别冷清，街道上更是空无一人。我拍了一张照片。很长的路上，只有几台车。街灯白晃晃的，而医院急诊科楼上“急诊”两个字又红又亮，格外刺眼。

糊涂是2月10日中午去世的，年初三。到下午我料理完一切，回去哭够了才入睡。第二天醒来，我就打开电脑开始写，写糊涂最后的日子，一直写到深夜，五千多字。我是写给LOH的人看的，因为知道他们关心。于是，现在，我可以直接摘录：

此刻，我就像十多年前刚刚加入希望之光时一样，边抽烟，边在键盘上敲字。谁说我不可以任性呢。之前戒烟虽然是抽得不想抽了，但也有想向糊涂“示范”的意思，因为靠说服完全没有用。

到死，他也没有说过后悔吸烟的话。

他的身体，除了肺，其它的器官功能完好。一切保守治疗手段用尽之后，呼吸内科的主任几次来跟他说，“要么我们切一刀吧”，在脖子上插管，连接呼吸机，可以活很多年。他一边费力地呼吸，一边毫不犹豫地拒绝人家的好意。

上一次住院的时候，我就替他签字，拒绝一切抢救，包括插管、心脏按压和进ICU。年三十这天，早上我到医院时见他目光散乱，说话口齿不清。医生说，头晚查血气，二氧化碳120，今早查已经150，恐怕不行了。正常人血液中的二氧化碳是40，到70就可能出现昏迷，但糊涂是时睡时醒。输液药物中，有呼吸兴奋剂，类似于肾上腺素，使得他的呼吸肌可以拼命工作。

医生可能也不明白，二氧化碳150的糊涂，竟然还能醒过来，而且中间有几次跟我进行了正常的对话，虽然他说自己“舌头有点大了”。 一次是问红会方面联系得如何，能否保证他的眼角膜捐献，“别浪费了，这可是我对人类做贡献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一次是说，要是这次出不了院，希望别拖时间，免得人财两空。 然后，他再次苏醒，表示“太慢了”。我问他，要么我们把呼吸兴奋剂也停了吧？他立刻说好，还说，“谢谢你给我最后表达意愿的机会”。

护士拔下了他身上最后一条输液管，只留下输氧管。我们开始道别。他谢谢我，让他感觉“很享受生活”。这些天我曾反复问他“怕不怕”，即怕不怕死，他反复回答，“真的一点不怕”，“为什么要怕，我很享受”。我大致弄明白了他的意思：他很享受生活，但一个人不能占尽所有的好吧，他的“不好”只在于他的病，所以，这没什么，很好。

COPD后期最主要的并发症是缺氧所致的肺性脑病，不断说胡话，或者昏睡。他昏睡过去的时候，我就拉着他的手，眼睛盯监护仪上数字的跳动，在心里准备着最后一刻的到来。

在完全的无意识中，他的拇指也会不时轻抚我的手心或手背，像在家里一样。我睡眠不好，每次入睡前，他都会轻轻拍着我，让我不自觉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有时候拍着拍着，他自己也困了，打着瞌睡，停停拍拍。有回我站在床边，发现他明明睡熟了，左手还在拍着旁边的被子，忍不住笑起来。

但最后的时刻尚未到来。糊涂清醒的时间越来越长，说话也恢复了正常。他一再说，希望快一点，减少对我的折磨，还希望，这个过程，是给我的一个礼物。

过程？礼物？我很奇怪。糊涂笑着说，你不是一直对死亡感兴趣吗，你正好可以目睹我死的过程，看看是不是最后飘走了15克的魂灵。

...............

他得怎样细致地体会我，才可能说出那样的话来啊，要把自己死亡的过程作为礼物给我。

年初一，再查血气，竟然二氧化碳从150又降到了118。医生跟我说时，带着几分奇怪的笑，因为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他们勉强解释，可能是因为长时间使用呼吸兴奋剂，导致呼吸肌太疲劳了，停用药物后，反而恢复了一些力量，排出了二氧化碳。

这样的话，如果糊涂还有力气使用无创呼吸机，有可能将二氧化碳分压再降低一些。

初一这天，做了两次呼吸机，加起来只有10分钟。初二又尝试了一次，刚接上糊涂就扯掉了面罩。无创呼吸机是需要人机配合的，而他实在没有力气配合了。

初一时他的血氧还可以基本保持在90以上。这是一个安全的数值。初二上午我到医院看，血氧只能偶尔上到80，晚上离开时，偶尔能上到70。

初一他醒过来，发现自己还活着，很丧气，说“这个游戏不好玩了，都告别过了嘛”。我笑着跟他说，“这样不好吗，你现在彻底洒脱了，生也不怕死也不怕了”。他说，也是，“那我现在要胡吃海喝！”

初二，他无力说话了。每次他睁开眼，我就像老朋友见面那样对他笑，点头。有时候他回报以笑容，点头，有时候立刻闭眼睡去。

10日，初三。早上4点，我被护工的电话惊醒，医生让立刻去。他的血氧已经降到30多了，只剩下张嘴呼吸的本能。用棉签蘸水润湿他的嘴唇，也没有任何反应。以前即使昏睡，他也会张嘴做出要喝水的样子。

我再一次握着他的手，等待着。

他的表情如同沉睡，但有时候皱眉，有时候摇头。我希望这是他在做梦，而不是因为身体的痛苦。当然，即使身体痛苦，他也不会感知到了。

他呼吸的节奏在变慢，有时感觉几乎要停止了。在我心揪紧的一刹那，他又恢复了呼吸。我盯着监护仪上血氧的数值，心里甚至有点盼它快点下降，好结束这样无意义的折磨。

“抽丝剥茧”，我脑子里跳出这个词。“生命”的离开，犹如生命的诞生一样漫长而艰难。我甚至想，恐怕真的没有“魂灵”这种东西的，否则不可能到这样的程度，ta还不离开寄居的身体。

平常在家里吸氧，氧流量一般是3以下，这两天把氧流量调到5了。一个护士进来，看到血氧太低，就将流量调到了最高，15。他的血氧竟然慢慢回升，偶尔能到90。但这对大脑是没有意义的，除了让他的身体“活”得更久。

前两天他就在嘟囔，除了肺，他身体的其它器官都被保养得太好了，“死不了，活受罪”。

我毫不犹豫地将氧流量调回到5，眼看着血氧慢慢下降。

11点钟左右，主管医生进来，一伸手又将流量调到最高。

我急了，跟他说，钟海涛要是醒过来，假如他还有思维，会拿刀杀人的。他说，他绝对不会再醒了。我说，那这样熬着有什么意义？！医生有点生气地说，这样的话，你可以考虑把氧气也断了。

这提醒了我。我立刻签字，撤除了氧气。

死亡真的来时，我却被惊得惊慌失措。

太快了，就几分钟，我眼睁睁看着他最后一口气没吸上来，就不再呼吸。慌乱中我甚至觉得是自己杀死了他——某种意义上说，确是如此。我真是下得了狠手的人啊。

但最后这几分钟，糊涂的身体是全然安静不动的，只是略略侧头，最后一瞬间面部收紧了一下。2016年2月10日12点02分。我想，这是他所希望的结局，淡定、和缓地远离尘世。

镜与灯

我的第一个电话是打给红会，让他们安排捐献的事。

我没有通知希望之光。去年11月那次，我觉得已经算是一次告别了。

2月7日，糊涂去世的倒数第三天，我摁住语音键，让他跟他姐姐在微信上说了最后的话。他的声音已经有点含混了，但听得明白：谢谢姐姐，小时候一直照顾我。姐姐跟他说，坚持，你会好起来的。他说，谢谢姐姐，我会坚持。

但9号他跟我说，不想坚持了。

10日我也用微信通知了他姐姐。姐姐立刻打电话来，说要过来，我劝阻了。

护工跟我说，要马上擦洗、换衣服。死亡后，一切都是另算的，还要多叫一个护工来，每人500元。最近这些天，以前多次照顾过糊涂的另一个护工常来帮忙，现在这个护工曾经讥讽过他。当时我不明白，现在一下子懂了，原来因为这500元。

弄好，护工又说，打扫房间的阿姨也需要给100元，大约是去“晦气”之类的原因吧。我又给了两次，不知道给的谁。

两三个小时后，广州的车过来，医生取了眼角膜，太平间的工人上来抬走糊涂。此时我已去办了一系列手续，情绪已稍平复，从那两个工人的眼中看出他们也在等我给钱，但我决定不理会。

我的感觉是，一个人死亡了，没有任何人来说一句安慰的话，反倒扑上来一堆吸血者。更何况，糊涂是一个捐献者，社会对这样的人应有的尊重，在这里竟然丝毫无存。

我有一种预感，等一下去太平间时，会有麻烦，但又在心里笑了一下：他们又能做什么呢！

没想到，还真的能做。他们说，凭捐献手续不能放行。红会的人只好一级一级打电话。院办的人在电话里通知放人，还是不许，一定要对方到现场来确认。院办的人没有办法，只好从家里赶过来。就为这个，又折腾了两个多个小时。

实际上，所谓手续问题，就是一种故意刁难。上次高敏来，用同样的手续接走了人，我就在现场。我无心争执，也不想通过熟人去解决，只在心里叹了口气：有一点点权力都可以拿来刁难人，太平间也如此。我猜他们也觉得很晦气：大过年的，竟然没拿到一分钱红包。

之后不久，在一次对院长的采访中，当着他的下属和其它媒体记者的面，我说了这事，请他管好护工和相关人员，不要让死者家属太寒心。我没说是我自己的亲历，但我说得很激愤。这个院长是新来的，这是我第一次直接采访他。后来，直到2018年退休，我再也没有被安排采访他，不知道是否与我这次发飙有关系。

其实，我还很想说医护人员的冷漠，怕影响到具体科室，忍下来了。这个科的医生护士对我们都极好，但一出现死亡，突然之间他们就变得很紧张的样子，不敢多说一句话。这不是一个科室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医院的问题。我想，这是医患关系紧张的背景下，中国医生和医院本能的自保行为，怕一句话不妥，就变成医患纠纷中的不利证据。但这样一来，一个救死扶伤的医院，在患者死亡后，突然就变得没有人性，对于刚刚失去亲人的人来说，真是一种残酷。

这种感觉，不是我的“过度反应”。后来遇到市红会的人，他主动提及当时的事，说“他们太冷漠了，太冷漠了”。

其实，表达关切，很多时候并不需要语言。市红会和广州来的医生也没说什么话，但你能从神态中，感觉到他们一直抱持着同情心，在默默关注你。

镜与灯

这次高敏并没有来。深圳的器官捐献在全国最早，一直是独立于广东省在运行，而我们是走省红会的系统。也因此，没有人鞠躬，一台白色的依维柯直接带走了糊涂。

最后一次实实在在的触摸，是在眼角膜手术后。广州医生取走眼角膜，仔细做了缝合，然后叫我去看最后一眼。我轻轻地抚摸了一下他的脸，不敢看他的眼睛。

2月17日我得到消息，糊涂的眼角膜已经移植给了两个女性患者，一个50多岁，一个20多岁，手术成功，也就是说，两个人已经因为糊涂而重见光明。

糊涂的眼角膜是捐到中山大学的中山眼科中心，这也是广东省红十字眼角膜捐献中心。遗体捐到南方医科大学。

糊涂的死亡之所以是一个真正的礼物，不仅在于让我见证了生命离开的全部过程，还在于，让我从此相信真的有“灵魂”这类东西的存在。

在电影里经常看到的死亡，仅仅是演员闭上眼睛不动了。真实是，死亡的一瞬间之后，人就变成一种完全不同的事物，不仅人的“生气”消失，而且，人体明显地缩小了一圈。如果仅仅是呼吸心跳停止，人体功能停止运作，不可能立即带来这种变化。除了灵魂飘走这种解释，我找不到别的解释。

但，我还是不能释怀“遗体”。每次念头转到南方医科大学里可能的场景，比如解剖室，我立刻转走念头，但念头总是又转回来。很少有人将人物画挂在自己卧室吧，即使是一张画，你也会觉得被窥视，何况是真实的形体。

糊涂是非常坚定的，但我有时却有点质疑自己，是不是潜意识里希望“简单了事”，才怂恿他全捐了。也许有那么一点，也许不，我不确定。

这种折磨，持续了一年多。2017年6月10日，糊涂虚岁60。这天，我驱车120公里，到位于增城的广州正果万安园。这是一个墓园，广东省红会为所有的器官和遗体捐献者在这里设了一个公墓，我知道糊涂的名字也在那里。省红会每年举行公祭，市红会叫过我两次，我都没去。我当然不会去参加这种官方的活动，但我还是想去那里看看。

万安园很大，很幽静，是我喜欢的感觉。红会的墓园就在正门进来的路边，几个不高的碑，四面刻了名字。转了几圈，看到了糊涂的名字。拍了几张照片，发了几个小视频给他姐姐。

我突然就心安了，觉得糊涂就在这里，而不是南方医科大学。这里都是捐献者，他们在一起。

我说过，从小进墓地，都有种亲切感，觉得内心放松而安静。此时也是这样。我甚至找了个荫凉地打了个坐才离开，带着愉快的心情。

镜与灯

2002年我在关天茶舍发“一首诗”那个帖时，糊涂有个大学同学老杜也常在关天，他资助了希望之光的学生，还跟过我的帖子。那时他并不知道糊涂在希望之光。糊涂去世后，他把我那篇写糊涂的文章转给了杭大78级政治系的同学们，立即激起轩然大波，连续多天的缅怀。

他们都感动万分，甚至想开个追思会。正式邀请过我，我拒绝了，所以没有开成。后来，他们用我的文章、图片以及同学们的感言集成了一个悼念帖，用公众号推送出来，标题叫《一个特立独行的杭大人走了》：

2016年2月10日中午，杭州大学78级政治系钟海涛同学病逝。今天，我们全体同学在这里为他送别，愿他在天堂里一切安好！
即使是在弥留之际，钟海涛还记挂着遗体和器官捐赠协议，干干净净地来，干干净净地走，留给人世的是怀念和感化，他用一生诠释了什么是人性中真正的善。

当时已是浙大副校长的罗卫东有很长一段话：

钟海涛于正月初三病逝的消息在大学同学群里一传开，就引起强烈的震动。

他才五十多岁，是七八级同学中性格最独特、行迹最神秘的一个人。在读时，对课程和老师全不在意，自然成绩在班上不说是最差，也总是很差的几个之一。

他是杭州人，走读生，平时都不在学校。上课有时来有时不来。班级活动或者有讨论课的时候，他会说上几句，观点和立场都非常反主流。最具叛逆性的是他对自己的展现方式，喇叭裤夸张得就像是两把扫帚绑在两条腿上，骑自行车总要让人提心吊胆，生怕裤腿被齿盘绞进去，巨大的飞机头发型用发蜡定型，大风中也坚如磐石，硕大的墨镜即使在光线昏暗的寝室也不摘下来。

他个子很高，走路的样子很帅气，表情总是冷冷的酷酷的，烟瘾极大。厚厚的嘴唇，似乎是被烟熏成了暗黑色。他酷爱跳舞，出现在学校的机率最高的，是周末系里举行的舞会上，舞跳得也很好。据说很多女孩子为他痴狂，不过都是社会上的，不是同学中的女生。他来往比较多的同学大多是杭州本地经历相似的。

在我这个来自落后农村的人眼里，他是一个与我完全不同的世界里的人，无论是价值观还是处事方式，我都不能理解。因此，虽然我们在同一小组，但我并不了解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毕业，我们各奔东西，从此他似泥牛入海，完全没有音讯。有时从其他同学那里听到一丝关于他的消息，这些消息如飘絮，亦真亦幻，比如他义无反顾伺候一个车祸重伤的朋友，不久去了南方某地，在全心全意做慈善。大约十年前的一次小型聚会，他破例出现了，沉默寡言，但表情像是脱胎换骨一般，和善得让我不敢相信。与我们这几个慷慨激昂议论学术时政的同学在一起，他的静默和慈祥显得十分刺眼。

那是他留给我的最后的印象。此后他又消失得无影无踪，直到昨天，同学群里出现他逝世的消息。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大家得到的信息并不多，不过，几乎所有的印象中都有几个共同评价：忠肝义胆、光明磊落、关注并献身于社会弱势群体的慈善事业。据说他辞去体制内的工作以后，失去固定的收入，生活困顿，像个苦行僧一般。不过他对自己的慈善事业乐此不疲，在那个领域有极大的影响力。他患病多年，两年前即靠吸氧维持生命，昨天他与世界正式告辞。

他在世的时候，像是不存在的，而一旦离开，突然真实地显现出来，对于这个特立独行的同学，我希望理解多一些的人好好去写一写。

在老杜代表同学们写的悼文中，将糊涂称之为“体制的不合作者”，其中一段涉及到我：

他的人生道路不长，其精彩，跌宕起伏，没心没肺，可能超过绝大多数人，有为他自杀的，有病入膏肓时和他开始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的，把他追得鸡飞狗跳的不乏其人，最后陪伴他的也是侠肝义胆的奇女子。

老杜另有一段留言，也放在公众号中：

我一年难得去一次杭州，今天去杭州见一个与钟海涛共同的朋友，在曲院风荷喝茶，这也是当年钟海涛最爱的地方，刚刚落座，接到他离世的消息，冥冥之中有感应吧。

他父母都是新四军老革命，父亲曾经是电台的台长，后杭州工作，母亲上海工作。姐姐老大，两个哥哥，母亲最宠爱他。对体制的不满，是理想主义者的补天之念，或许这种自作多情的单相思并不受待见。

那个为他自杀的女性，当年在西湖自杀被他救下，却死死缠住他这根救命稻草，让他逃避不及。曾经火车上碰见一个带孩子的可怜河南女人，他的慈悲使这人之后带着孩子拿着他写有我的名字单位的纸条找到我这里，是我说服买票送走。另一个白血病晚期女孩，他激发了她感情的波澜。还有一些。我不认可这种方式，觉得干预了别人的人生却无法最后负责，是残忍，如今看来，生命最后的结局是肯定的，他让她们灰色的人生增添一抹亮色，何尝不是慈悲？

这篇公众号中，还有糊涂两位前女友的话，非常真挚动人。

不知道糊涂的在天之灵会怎么看身后同学们的评价？如果是在QQ上，他肯定会发个“嘁！”，LOH几乎人人知道他这个惯用词。但我想不出他的表情会是怎样，因为他当年太另类，被很多人侧目而视。不过，我被称为“侠肝义胆的奇女子”，坦白说，心里还是悄悄地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