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希望之光，我的回忆（片段式，已更新完毕）

镜与灯

与外部论坛的喧嚣形成强烈对照，此时内部工作气氛极好，讨论也积极而平和。

9月19日，理事会在TS上召开了第一次组长联席会议。TS是一个专门的在线语音软件，早期LOH会议靠打字“说话”，相比之下，TS开会效率高了不知多少倍。这次会议准备很充分，各组组长事先收集了意见，陈述问题时简单清晰，中间也没有出现无谓的争吵。即使这样，会还是开了足足4个小时。老铁主持会议，在他第二天提交的会议总结中，提到的组间协调事项多达20多个。可见之前实在积累了太多问题。

LOH的所有会议，任何义工都可以旁听。那天可能有近20人参会吧，我想所有人都跟我一样心情振奋：LOH太久没有这种齐心协力做事的感觉了！会后有的组长还主动向本组义工“传达会议精神”，把涉及本组工作的事项单独摘出来提醒大家。

我对具体流程向来拎不清，理事会的分工中，我负责人力、制度，以及各类专项工作。

第一个专项工作，就是布拖问题。

布拖县在四川凉山地区。从小我就知道“甘阿凉”是四川最穷的地方，这个“凉”，便是凉山。凉山是彝族地区，自然环境原本恶劣，而布拖吸毒情况非常严重，以至于少数不吸毒的家庭，政府会给予一个“无毒户”的表彰牌，挂在门口。因而，艾滋病也在当地高发，留下了很多孤儿。

最早是小陆2004年在帖子提到西南有个几乎赤贫的地方，引起义工关注。05年8月，卿青去做了调查，回来后写了篇《贫穷，你的苦难我的耻》，这是LOH另一篇传播较广的文章，几年以后还有央视记者找来，想要卿青陪他们去拍布拖。

卿青是大学老师，文笔极好，但这次她却以图片为主，开头有解释：

今夏，坐火车三十余小时南下。所行所见，除了惊痛，我不知还能用别的什么词来形容。归来后，常常惘然，山上方一日，世上已千年。

而，语言，语言永远是那样苍白无力。所以，我闭上嘴，仅仅把一些照片拿出来给你看。

在卿青的图片说明中，有一段几乎惊悚的文字：

阿妈的手干活时扎了根竹签，她的眼睛看不清楚，签子在手里流脓了，招来一群苍蝇。我们当时在做访谈。我坐在阿妈的旁边，看着那些苍蝇一动不动的叮在她手上。不知道看照片的你是什么感受，我只觉得身上发寒。我拍下照片，事后发现手抖了，拍的有些虚。然后把帽子拉下来，头埋在膝盖上，无声流泪。（互助行动的王晓和海兵后来给老人把签子拔了出来，用清水冲洗，然后海兵用嘴把脓血吸了出来。）

不难理解，LOH在布拖县的资助数量增加得很快，05年下半年到09年，就有114名受助学生。不幸的是，2009年2月查明，在学生最集中的乐安乡中心校，校长在长达2年的时间里截留了LOH102名学生的所有资助款，共计5万多元。

又是困猪、直言和雪峰的“三人组”去查到的，万幸的是，他们很强，虎口夺食，当时就从校长手里追回了扣款。

LOH的所有人都被惊呆了。因为我们又有实地调查、实地复查，又有外联核实每一笔汇款，怎么可能被一个人把每一笔钱都扣下来，而且两年都不被发现?！

困猪他们将校长的事告到教育局，希望之光暂停了新资助，后来有几批义工又去了布拖，让学生现场领取被扣的资助款，无人领取的，则退还给资助人。以后资助款都寄到教育局，再由义工去发放。

然而，布拖事件到底怎么发生的，需要一个疏理和反省。我决定自己来写这个布拖失误报告。整个囯庆7天假期，我几乎没日没夜地看帖、记录，在10月7日提交了一份五千字的初稿。

在我看来，希望之光有很多次机会避免这次重大失误。事实上，布拖资助，从一开始就是草率的。当地人根本不愿读书，义工去发资助款时，不少的孩子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但国家“普九”的压力很大，那些其实已经辍学的学生依然留在学校的名单上。为了“普九”达标，从孩子家庭、学校到教育部门，都存在隐瞒辍学情况的心理驱动力。对LOH来说，这是致命的先天缺陷。

在新地区开辟的评估中，提到了通讯问题。问了当地的助学机构，当时得到的回答是：学校负责人都有手机。而到开始外联查询才知道，只有中心校的校长才有手机，而且信号非常不好。我自己也做过一段时间布拖的外联，完全无法与老师直接联系，全靠卿青前面提到的海兵。海兵是香港互助会的义工，非常可靠，但他只有专门上山，才能了解到某个孩子是否收到汇款，有时候一个查询几个月也没有消息。很多时候，他也只能去问校长。这样，校长就垄断了信息源。

在外联这么困难的情况下，LOH却一直在加大资助力度，06年新增个案68个，07年再新增41个，绝大部分集中在乐安乡中心校。那个截留资助款的人，正好在07年来当了这个学校的校长，他几乎从一到任，就开始了罪恶的行动。真的是罪恶，因为当地人那么穷，他竟然敢抢所有孩子的资助款，而且高达5万元。

2007年5月，两个复查小组在布拖进行了实地复查，结果非常不好：虽然确认绝大多数孩子依然家境贫困，但在乐安乡中心校资助的孩子中，除了个别搬迁孩子无法核对外，绝大部分都没收到过资助款，有的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被捐助一事。

安乐乡中心校校长事后向外联义工做出了解释：的确扣留了所有学生的资助款，但这是为了约束学生来上课，一部分钱用于改善伙食。

LOH进行了内部讨论，并征求了资助人意见。虽然绝大部分资助人表示同意学校来管理资助款，但LOH还是怕学校管理不好，而且，这违反了“一对一”的资助流程，要求学校退还给学生。一个月后，学校表示，已经将全部款项退回给了学生，LOH的资助于是继续进行。

09年10月我在“布拖失误报告”的初稿后，跟了一段自己的感想：

整个假期基本上都与布拖事件搏斗了，不断去查事情的脉络。最大的感受是，那个校长实在太猖狂了，从到校，就开始克扣我们孩子的资助款，扣来扣去，发现没有任何后果，只要他说的，我们都信，因此越到后来越肆无忌惮。直到今年1月，莎草去问他一笔汇款，他依然信誓旦旦。

想想也怪我们太良善啊，07年5月都查出他那个学校扣留了全部汇款，可是，怎么都会那么轻易地相信了他“改善学生伙食”的解释呢？他说60笔汇款都退了，我们竟然也信了。唉，还把新的资助款源源不断送到他手上。

其实一直有资助人在质疑，论坛组在提交查询，但每次查询的结果，都是汇款已收到，因为外联都是打电话问校长。

2008年，布拖没有实地复查。这也不违反LOH内部规定。虽然调查组力争每年每个地区都进行一次实地复查，但并未对外承诺必须做到。

2008年年底，吉次伟子资助人向LOH询问：接到孩子叔叔来信，说从未收到过汇款。09年1月外联义工询问伍校长时，伍依然非常肯定地说，收到了。这次LOH终于起了疑心，困猪的“愤青三人组”几乎用最快的速度奔赴布拖，拿到铁证，迫使校长退回了全部钱款。

我在布拖失误报告中总结了LOH存在的6个方面的问题，其中一条是“决策与协调机制失灵”：2006年底到2009年9月，LOH内部架构中，决策与协调层面出现真空。布拖复查与外联信息的严重矛盾，相关岗位义工中已经有多次讨论和质疑，但LOH整体对此未作出任何反应。

布拖事件的最后处理结果是：正在资助的孩子继续资助，但资助人汇款到教育局，由义工集中现场发放，但不再进行新资助个案。资助人已汇款，而孩子已经退学的，款项退回给资助人。

对于这个校长，LOH只是向教育局反映了情况，并未进行进一步追究，这主要是因为LOH并无合法身份。后来我们知道，这个校长被撤换。

布拖失误报告公开后，几乎没有普通资助人来批评LOH，只是希望能汲取教训，今后做得更好。这令人感动。

镜与灯

因为布拖，2009年底LOH又连续查出有两个学校的老师截留了汇款。发现都还算及时，总额都在万元上下，也都追回了。

布拖事件促成了LOH后来的几项改革。其中之一是推行银行卡汇款，防止汇款被截留，也减轻外联的工作量。受助学生家庭以前都没有银行卡，一直是资助人去邮局汇款。但，虽然汇款单上写明是学生收，实际上都是老师代领，有些地方的邮局甚至还向收款人索要手续费。学生家里没有电话，要查明某个学生是否收到了汇款，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提议了银行卡汇款计划，并且草拟了试点方案。试点范围是高中生，他们有能力为自己办一个邮储银行卡。即使他们办不了，可以由资助人办好将卡寄给他们，告之密码。资助人网上汇款，学生用卡取款。现在因为银行卡越来越普及，政府对贫困家庭的救济也发到银行卡，因此所有资助款都通过银行了。

对于LOH来说，还有一项社会进步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方便，即手机开始在偏远地区普及。我是在2010年3月意识到的，当时有一位资助人来发帖，说自己资助的孩子用手机发短信来感谢他，他奇怪一个贫困学生还会有手机。

几个义工来作了解释，其中来自贵州纳雍县的义工撒旦特意去了解过情况。他告之，移动和联通都在搞活动，一百多块钱，可以得到一部手机和每月10元的赠送话费，基本上够用一年，因为他们只接听电话和发短信。这比家里安装固定电话要便宜很多，因此很多贫困家庭都有了手机。

09年10月底，理事会邮箱收到一份联合国秘书处社会政策和发展司下属机构的邮件，邀请参加一项针对全球民间组织在经济危机下所处状况的问卷调查。我处理的，当时不以为意，现在重新看到，才想到：哦，原来我们竟然入了联合国的法眼，于是心中一喜。

到2009年底，希望之光资助的学生人数达到2165名，正在资助的学生有1150名，累计资助款超过276万元。

义工们又开始快乐起来。人力组想评选优秀义工，中西医等人觉得不好玩，组织了个山寨奖，设十几二十个搞笑的奖，最佳发帖奖、最佳挑刺奖、坚韧不拔奖、一触即溃奖等等，大家玩得不亦乐乎。春节前，又在TS开了一次Party，唱歌唱到半夜。

镜与灯

布拖暂停新个案后，LOH成立了专项小组，研究适合当地的新资助项目。我牵头，开了多次会，考虑了若干方案，最后都放弃了。百蹊一直在布拖办女童班，即包干每个孩子的住宿、生活、学习全部费用，聘请老师集中管理。教育局给我们的建议是办孤儿班，但我们觉得当地报过来的费用太高，而且，涉及经手钱款。

也想过给孩子们提供午餐。但最后，还是下决心放弃布拖地区。最主要的因素，是听说当地官员私下对LOH的作法不满意：要求高、做事刻板，难于配合。

在布拖活动的民间慈善组织不少，有些团队的义工很注意与官员搞好关系，跟他们吃饭喝酒，换取他们的支持，但LOH的人似乎从来不懂这一套，相反，还揪出一个扣款的校长，增加了他们的麻烦。但如果不能得到政府部门支持，把项目做好是不可能的。

我负责专项工作，布拖之外，另一个专项小组是纳雍。当时，我们很担心纳雍成为第二个布拖。

纳雍有很多偏远的村小，老师频繁变动，汇款单上的收款人是他们，但往往汇款单到了，却没有人去取，无端造成退款。LOH后来采取了一个办法：由中心校老师收款，造册登记，村小老师来领。但我们在纳雍资助了300多学生，正在资助的也有200多，中心校负责的老师工作量大，收款信息时有对不上的情况。关键是，一个老师手上滞留的钱太多，有风险。

纳雍即使在中国最贫困的贵州省里，也是最贫困的地区。LOH集中资助的羊场乡，是全国百个贫困乡之一。有人说，这里的贫困程度，不亚于布拖。从2006年有不为等人最早的调查报告上，我看到很多令人揪心的照片。有一张是开着大洞的泥土墙，洞外飘着几根枯茅草。不为的图片说明是：“这不是院子，这就是屋内风光”。有些房子的墙甚至根本不是墙，而是几块挂着的破麻布。

跟布拖一样，希望之光在这里的资助规模也迅速扩大，到2009年，已经达到280人。

我因为一如既往地不关心个案，到2008才第一次注意到纳雍。是因为幽人在2月写的《又是纳雍——执着，不放弃》。2010年我第一次去纳雍时，幽人已是第七次去。2007年她去过三次。

她总是和考拉同行。考拉我没见过，只知道是四川宜宾人。看这篇文章，我才知道幽人竟然也在珠海。从第一次去纳雍之后，她们俩就一次次重返纳雍，复查、调查，有时候有同伴，有时候只有她们二人，在山里要呆上十多天才能做完。

07年12月这次，考拉没去。幽人写：

那天晚上，从奢嘎回到麻嘎，吃过饭，坐在煤炉旁边烤火，一边和考拉发着短信，告诉她我今天的情况。

考拉说，恶劣的地理条件限制了一切。

我想起了刚才在奢嘎的那一幕。当时走访完最后一家，老校长和老师陪着我开始摸黑往回走。往回走的路是艰辛的，来的时候，大白天，偶尔也要老校长停下来搀扶一把，才勉强走过来。

我们要翻过一个很陡很高的山坡，才能回到公路上。幸好后来老师的家人拿着电筒赶来，一前一后在半山坡等着，接力赛般一直半拉半扶地拖着我。那段又陡又滑的路，鞋似千斤重，我不知道歇了多少回，不知道问了多少回：还有多高？还要爬多久？

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回到公路上，可以坐上老师的摩托车回麻嘎了。临走，老校长说，这么艰苦的地方，你以后还会来吗？

当时，我呆了好一会，才说，会的，只要我们来过一次，以后，就会有其他的义工、热心的朋友再走进来……

我告诉考拉：今晚，老校长又问了我同一个问题，我们还会不会再来？很心酸……

考拉：很多人不理解我俩为什么总去纳雍，我无法用语言去解释得清，可能只有用行动才说明问题，就当是为了那份牵挂。我觉得那里的一切都是我的动力。

呆了良久，才回：有你这句话，所有的辛苦劳累都值了。强忍了几天的泪水，流下来了……

考拉：尽力而为吧。我们不仅能同行也能独行。那里的孩子及老师寄望于我们，认为我们在感动着他们，其实，他们的坚强同样也让我们感动。

我说，我不是独行，你一直陪着我一起……

考拉：是的，执着让我们一直同行……

2009年5月，要复查的孩子太多了，她们终于在希望之光内部求助。宣传义工瓷找到纳雍社区论坛，希望有当地人配合。很巧的是，纳雍已有一个民间社团，叫爱心纳雍，由在广东工作的木头与当地自愿者组成。他们正在为村小建图书室，得知希望之光在资助自己这里的孩子，当即表示义不容辞，派人协助。此事之后，我们与爱心纳雍成为密切合作的伙伴。爱心纳雍后来还调整了定位，专为来纳雍的公益机构提供本地支持，获得迅速发展，成为有一定影响力的贫困地区NGO。

爱心纳雍的好几个人，后来都写了LOH义工给他们留下的深刻印象，包括幽人在车上为本地司机指路。一个远在珠海的女孩子，第6次来到连本地人都觉得偏远的羊场乡，我想他们肯定是感动和感激的。其中一个叫撒旦的青年，和考拉一组，一天下来，就决定无论如何，要加入希望之光。

撒旦初中毕业之后未再读书，虽然他称自己之前只写过不超过50个字的作文，但因为感慨太多，2010年4月，加入LOH一年之后，他写了《八进羊场》，第一篇就写他和考拉这一天的故事。

希望之光去了4个人，头天晚上分组的时候，是他主动要求与考拉一组的，唯一的原因是考拉是四川人，云贵川的语言相通，他不必说普通话。

撒旦是帅小伙，当时穿着一身白衣，穿皮鞋。考拉看了看他，说，这条线路很辛苦，要体力特别好才行。撒旦心想，你太瞧不起人了，你一个小女生能走，我这个大男人还有什么不行的。看他坚持，考拉同意了。开完会，撒旦他们几个纳雍的男同胞又喝酒到深夜。

第二早上天没大亮他就被洗潄声吵醒。希望的人都起来了，他们的人还在大睡。撒旦赶紧叫醒其他人。因为头晚的酒，撒旦吃不下早餐，只喝了两口汤。出发前，考拉问他为什么没带水。撒旦连包都没背，不想手上拿瓶水。考拉说，不行，必须带水，他只好买了几瓶水放在车上。

不同组的人陆续下车，半小时后他和考拉在菜子地下车。当地老师用摩托车将他们送到山脚，然后便是一路爬山。

大概半个小时我就不行了，可是考拉在前面像什么事也没有，我怎么好意思停下休息，只好硬撑了。大概又走了半个小时，我实在撑不下去了，停下歇了几分钟，看考拉没休息的意思，我又赶紧跟上。大概爬了两个小时左右的山吧，总算到了第一家了，开始第一个复查，也开始了我对他们的了解。

一个看似瘦瘦弱弱的女生徒步两个多小时，就为了知道这个孩子是不是收到了资助款，看看家庭环境有没有改善，需不需要继续资助。

整整一天时间就在爬山下山，调查、复查中慢慢度过。我也慢慢的对公益有了了解，有了兴趣。

下山的途中我们停下来休息了一下，顺便吃了点东西。因为早餐没吃好，老早就饿了。考拉递过来的饼干，第一块一下就没了，也明白了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这么饿的时候有饼干吃。顺手把饼干包装丢在地下。完了，把脸丢完了。考拉什么也没说就把包装袋捡起装在自己包里。我那个害羞啊，无法形容。装吧，装不知道。第二块饼干下肚，知趣的把包装装到自己口袋里，考拉才说了他们出来垃圾是要带回的，不能丢在外面，要带到山外找到垃圾桶才可以扔。

下到山下，皮鞋走破了，明天不可以继续参加复查了。

……

后悔酒后答应去菜子地。

感动。一个看似柔柔弱弱的女生比我厉害，走了那么多山路看似一点感觉都没一样。

心痛。走访了十多户家庭，全部家庭全部财产加起了也上不了万，70%以上的家庭因为贫困老婆跑了，就剩男人在家带小孩。最后到的一家，竟然学生发烧因为没钱买药就在家里没去读书。一颗感冒药在当地卫生所能花多少钱？还有一户，小学四年级，家里养不起，就把孩子嫁了。曾经在单位上过几年的班，也经常下乡，但没走到这么深的山里，没见过有这么差的环境。一个四年级的学生有多大？13岁就嫁了，并且还是嫁给一个有两个小孩的男人。我结婚时24岁，到昆明照婚纱照，在出租车上，师傅还用不可思议的眼神一直打量我，从他眼里看出他想说“这么小的孩子都结婚了”。

决定要走公益的路。回到家一定要进希望之光。向他们询问了希望之光的义工加入条件。

第二天一早大家起床，洗漱完毕吃了早餐。我因鞋破了无法参加复查，和大家告别后我和老兵、显华借了一个摩托车到姑开等车去了。

羊场我还会回来的。

撒旦后来果真加入了。他在当地做了很多事，但从来搞不懂LOH繁琐的流程，也搞不懂数据库，结果外联组不得不专门给他配了个“秘书”。

镜与灯

2010年2月21日，我约了幽人吃饭。同城居然有我们的义工，这是一件幸福的事情。要探讨在纳雍还可以做些什么新项目，自然也是非幽人莫属。

没问幽人的年龄，但感觉不到30岁，典型的广东女子样，偏瘦，皮肤比内地人黑，并无资深驴友的干练架势，语速也偏慢。她做财务，白天去澳门上班，晚上回来。除了希望之光，我们没聊别的话题。

幽人说，希望之光在羊场乡的知名度比较高，因为资助了300多学生，当地邮局收到的省外汇款中，有一半来自希望之光。另外，爱心纳雍很支持，他们在当地也有很多资源。

LOH在当地有三件事可做：给村小提供午餐、建村小图书室，给孩子提供过冬的衣物。图书室爱心纳雍在做，冬衣只能是临时项目，因此她建议做午餐，这也是孩子们最急需的。

据幽人讲，当地的主食以玉米饭和土豆为主，农民一家只养一两头猪，一般是过年杀了做腊肉，一年的肉食就靠这些腊肉，只能偶尔吃。蔬菜以芥菜为主，做成酸菜。偶尔可以吃到豆花。菜里基本不放油。地里的收成不够一家人吃饭，靠打零工维持日常生活。主要是去挖煤，但因为危险和辛苦，一般家里的劳力只干几个月，挣到够一年的基本生活费，就不干了。

孩子一看就是营养不良的样子，个头比城市同龄人明显矮小。村小的孩子每天六、七点钟起床，吃完饭后上学，中午不吃饭，到下午四五点钟才能吃上第二顿饭，饥饿是普遍现象。有的学生要步行两个多小时到校，早上五点多钟就要起床。

贵州其它地区农村，有的地方孩子会自带午餐，但纳雍，尤其是羊场乡的孩子都不带午餐，家里也没有午餐给他们带。渴了就喝溪水，在家里则喝水缸里的水。

我们讨论到一些细节，比如可以在麻嘎镇上买馒头鸡蛋等每天送去，也可以自办食堂。幽人甚至建议歌乐小学做试点，因为校长很配合。但哪种方式，都有监管上的风险。

第二天，我将我们的讨论要点发到义工论坛，其中说到，有些地方已经在做村小免费午餐，一些全国性的NGO也在呼吁国家介入，也许3到5年内国家可能实施。“在国家的普惠政策出台前，LOH至少还有两三年的时间来实施这个项目。如果要做，应该尽快”。

午餐项目算是我在LOH首倡，但实际上，糊涂几年前已经跟我提过多次了。他还想做的另一个项目，是资助村小老师。村小教师往往不在编制内，收入低，人员不稳定，因而个人素质也不高。不过，糊涂只是个操作能力强的人，并不爱好新事物。他没有想到我就愣生生地就去做了。

内部讨论了一个月。3月底，理事会和组长联席会议同意，可以展开纳雍村小午餐项目的调研。4月初纳雍复查，我决定加入，去实地考察。幽人和“愤青三人组”的困猪、直言、雪峰也去了，我们和爱心纳雍的人加起来有十五个，在羊场乡的麻嘎会合，在LOH史上，可谓浩浩荡荡。

镜与灯

我是在4月2日下午到贵阳的，在汽车站附近的一个青年旅舍跟大家汇合。幽人、直言等先到，已经去买好了带给孩子们的小礼物。我进门的时候，他们正在整理，文具、乒乓球等，甚至还有篮球。这基本上是一个惯例，入户时送些礼物给孩子。义工们的背包里，常常一半是给孩子们的东西。但这次装了几大箱，因为孩子多。

这是我第一次住青年旅舍，10人的大房间，上下铺，男女混住，热烈闹闹地聊天。同屋有一对情侣，是成都的大学生，知道我们是在助学，强烈要求跟我们去纳雍，幽人拒绝了，说他们没有装备。

其实我也没有装备，甚至，我根本不懂驴友的“装备”是些啥东西。幸好以前买过一个昂贵的户外背包，平时很少用，这次背出来，看起来还算“专业”。但听他们议论背包的公斤数，我就傻了：第一次知道背包原来论斤！在纳雍开始复查时，又傻了一回：好些人背包上挂了登山杖。看看我自己，只斜挎一个普通的休闲包，实在太“业余”了。

以前一直有点好奇：生活中互不相识的人动辄一起出门调查复查，费用怎么分摊法？跟他们在一起才知道，这根本不是问题。每顿饭吃完，都有人算一下平均每个人多少钱，各人付各人那份钱，跟国外电影里一样。他们的动作是如此自然，好像中国人吃饭从来没有用过别的买单方式。

幽人第一天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晚饭地点是她建议的，说就在附近，走路去。走了一条街又一条街，怎么也走不到。她在前面走，看起来慢吞吞的，但我要拼命快走，才能不被拉下。回来的时候我坚持要打车，一看车费，13块钱，至少有五、六公里远，这居然算她的“附近”！

我注意到她的背包比所有的人都大，不知道多少公斤，反正背上身比她的头还高出一大截。我曾经好奇地去拎过，双手拎，使了全身的劲儿，仅仅能将包拖离地面十公分。但她背着，依然是悠悠闲闲的样子。她总穿一件大红的冲锋衣，喜欢抿嘴一笑，眼神活泼，带点小小的狡黠。

此行她是领队，她把我们15个人分成8组，我和直言一组做午餐项目考察，再把270个需要复查的学生按片区分成7组，按难易度分下去。像困猪这种特别能战斗的，就一个人一组，去最难走的地方。每天汇总复查情况也是她。

这都不算什么。我最惊叹的是看她核对汇款金额。有三组数字：资助人在论坛登记的汇款数、校方提供的收款登记和义工现场复查到的收款数。后面两组数是手写的，几百个人的汇款，一叠纸，我看起来完全是一团乱麻。她趴在床上，一边看电脑，一边看手上的表格，一边写，不到两个小时，就弄完了，找出有问题的地方。之前我们已经知道场坝小学发生了截留汇款的事，到麻嘎后，困猪把校长叫到我们住的小旅馆，校长承认了，认了六千多截留款。校长走后，幽人熬夜一笔一笔算出来是九千多。困猪约了校长第二天早上九点到自助机上取款，他出示了幽人的表格，这个校长最后乖乖地多取了三千。

2015年11月，糊涂第一次病危，我跟希望之光的人打了个招呼，结果来了好多人。幽人第二个到，因为代表大家，就拎了一个巨大巨沉的果篮来。她在床边大约站了两个小时，看来的人多起来，才告辞。

我之所以特别强调果篮的沉重和她站立的时间，是因为我几年之后才知道，当时她已是癌症晚期，2016年2月糊涂去世，没几个月，她也去世了。

我并不知道。在这之后我两次试图联系她，因为有别的义工来珠海，想一起吃饭。每次都拨很多回，电话通了，总没有人接。后来实在想找到她，就拨了考拉的电话问，考拉才说，她已经“走了”。我完全懵了，反复确认“走了”是什么意思。听到是癌症，几乎大叫起来：她为什么不来找我?！她知道我和医院熟，而且，她得的那种癌症，医学上并不是束手无策，我可以帮她找到一流的医生。

考拉说，幽人留下遗言，不告诉别人，包括希望之光，免得大家难过。这就是我一直可以打通电话的原因。考拉和幽人关系非同寻常，因此幽人的姐姐通知了考拉。幽人是调查组义工，每年有任务，我想至少调查组组长也知道这个消息了，但大家都憋着不说，所以，迄今，希望之光没有一次公开的祭奠。

此事要不要写出来，我也犹豫过，还是写了，是因为想，到公开发表，不知道又过了多少年，幽人应该不会怪我了吧。
（前天还是问了考拉，她说可以告诉大家）

镜与灯

羊场乡的中心点在麻嘎，4月3日我们几拨人在这里汇合。我、幽人、直言等坐早上8点贵阳到麻嘎的大巴，下午5点多才到。路上有车祸，堵了两小时。另一拨人从成都坐火车到六盘水，再到麻嘎。撒旦他们从纳雍县城过来，租了一辆中巴。

困猪本来也是2号从北京飞贵阳，但他竟然晚了10分钟，没赶上飞机。这傢伙二话不说，立刻全款又买了第二天的机票。他下飞机的时候，另一个义工黔之驴刚刚从南京飞到贵阳。

黔之驴是贵阳人，原本这次是回来为父亲过生，知道我们去纳雍，临时改变了行程。他叫哥哥开车等在机场，接上他之后直接开麻嘎。困猪正好搭了便车。他们开一辆丰田霸道，可以在高速路上狂飙，我们前脚到，他们后脚就到了。困猪因此而得意洋洋，炫耀自己“人品好”。

黔之驴和哥哥一起复查了两天，6号晚上又驱车五小时赶回贵阳，7日一早回南京。这一趟回家，他只在家里住了一夜，其余时间全部奉献给了希望之光，马不停蹄。他的生猛赢得大家赞赏，6号的告别餐时我们一起为他父亲举杯，祝生日快乐。

麻嘎非常偏僻，离纳雍县城都有90多公里。只有一条小街，十几分钟就可以从头走到尾，面貌是灰扑扑的，没有色彩。只有一家旅馆，餐馆好像也只有一俩家。不过，这里是乡政府所在地，羊场中学也在这里，羊场乡小学中心校则在羊场中学里。学校条件还不错，有看起来很新的电脑和电脑桌，可以上网。中学和中心校都各有专门的老师对接希望之光，我们拍了最新的汇款登记表传回论坛。

每天早上，撒旦开车将7组人马送到各自的复查地点，然后载着我和直言开始午餐项目的考察。

考察内容是我定的，主要是看当地是否需要这个项目，再看用哪种方式做，是买现成的食品，还是在食堂做。我们看了3间村小，看了几处市场的各类食品价格，跟乡政府和县教育局的负责人见了面。由于爱心纳雍的协调，政府方面非常支持。

但到了市场，我就完全是懵的，假装很懂样子听直言和撒旦跟店家讨价还价：一个包子多少钱？如果每天200个包子，又是多少钱？后来直言写的报告，我看他记了很多价格，主食、蔬菜、副食品。比如，“包子：0.5元/个，馅比较少，为一点肥肉及菜，估计孩子一餐要吃2－3个”。

直言这个报告出来后，连最最挑剔的糊涂也大加赞赏，说“直言的这份报告很优秀，可能是LOH有史以来最好的一个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

直言后来是午餐项目的第一操盘手，不仅所有的文件都是他写的，而且他对外代表希望之光，与各方商谈。我因为感激和佩服，后来悄悄查了一下他在网上的资讯，原来他自己开公司，还是本地一个行业协会的负责人，我看到了他西装笔挺地站在台上讲话的照片。难怪总听他说忙，总是要熬夜干希望之光的活。

一群人在一起吃饭，直言总是最懂事的那个人，会去调节气氛，并关照到桌上的每一个人。他能喝酒，从来不见他醉，这也是我很喜欢的地方。

但这一趟，我最意外的，是撒旦。他在论坛上很少说话，网上我跟他交流也不顺畅，没想到一见之下，就喜欢得不得了。他太豪爽了。

首先坐他的车就极过瘾。很窄的山路，他能把车开得飞快。因为要不断避开路上大大小小的坑，他双手大幅度来回抡着方向盘，动作潇洒得不得了。一路都是小碎石，车胎破了，他三下两下就换了备胎。第二天车胎又破了，修车店没有人，撒旦说，不管，加气继续跑。到下一个修车店，还是没有人，撒旦居然自己翻出工具，把车胎补好了，又开车去接还在复查的人。

撒旦和木头从小是邻居。木头在佛山工作，曾经来珠海见过我和幽人。他告诉我，撒旦小时候属于“坏孩子”，打架斗殴，惹祸无数，连高中都没有读，就在社会上混。但我看到的撒旦，完全是另一个人，极有善心，对LOH的事有无限的热情。他在纳雍县城开了个羊肉汤锅店，这次是关了店来陪大家复查。中巴车也是他租的。按成本分摊的原则，我们想补一些钱给他，他气得要打架的样子，只好作罢。

6号晚上“最后的晚餐”，撒旦自己下厨，在店里招待大家。他一副大厨的架势，做的羊肉汤锅无比好吃。他喝了很多酒，放开一醉，说，“只要是希望的事，我都会去做”，他的语气，好像是连命也可以不顾的，差点把我听哭。7号大家各自回家，回成都的一拨人后来告诉我，撒旦非要开车将他们送到六盘水，根本拦不住。

镜与灯

4号我和直言去了场坝小学的一个教学点，所见令人心惊：一排陈旧低矮的平房，房顶上的一堆石头中，插着一根旗杆，旗杆上的红旗已经裂成三片，随风飘着。泥地的操场，篮球架是用不规则的木桩和木板钉起来的。最边一间房屋，住着4个代课教师。他们是一家人。房间的隔断是用纸板、木板和废弃的黑板拼接而成，地上还堆着些土豆。

在保卫小学，校长告诉我们，这里的女孩子小学四年级就有可能嫁人，媒人有点好处得，家长有彩礼得，皆大欢喜。今年春季开学后，校长得知有个女生又嫁人了，直追到孩子家里，父亲说孩子已经被带走，不知道去哪里了。校长严词警告父亲“这是违法的”，叫他去报案。幸好这个父亲果真报了案，派出所也去查了，男方家听到风声，才把女孩子送回来，重新读了书。

在一个副校长家谈到下午5点多，他端了一锅煮鸡蛋让我们吃。蘸着贵州特有的辣椒面，巨好吃。有人吃了5个，我也吃了3个。没想到他们随后又给每人端上一碗特大份的方便面。立刻傻了眼。没办法，吃吧。晚上去了繁荣小学徐校长家，满满一桌菜，我一口也吃不下。不知道撒旦和直言哪里来的肚量，跟徐校长喝了很多很多啤酒。

因为回麻嘎太远，幽人他们每次来，都会在徐校长家住一晚上。每次怎么给钱，都会成为一个问题。直接给，对方不要，很多时候是悄悄把钱藏在一个地方。听幽人讲，有次悄悄藏的钱被徐校长发现了，尽管幽人谎称已经上了去贵阳的车，徐校长还是立即打个摩托车赶到麻嘎，生气地将钱扔回给幽人。这次我们离开前，徐校长非常认真地警告说，决不能再藏钱，否则下次不再接待你们。那时我们已经把钱藏在一个非常隐秘的地方，听这话时，我心里直打鼓。

纳雍的一些老师，对希望之光的人真是好到极点。几年之后，我听说了一件事：一个老师收到一个短信，说自己是希望之光的某某，复查回家的路上钱被偷了，要借5千元。这个老师二话不说就把钱打过去。后来核对，才知道是骗子。我在群里听到大家议论，有人说要报警，有人说要凑钱还给老师，不过我没问结果。

镜与灯

场坝小学的扣款，是撒旦和爱心纳雍的义工在2009年10月复查时确认的。当时新校长已经上任，原来M校长的问题才暴露出来。M校长从中心校领到汇款后，并未按登记表上的数目发给学生，有的克扣了一部分，有的根本没有给孩子，但他要求学生和家长照单签收，并勒令“不许乱说”。因为他是校长，学校老师也不敢声张。只是我们复查义工得来的金额和汇款金额经常对不上，才发现了问题。撒旦去复查前，特意与乡政府和中心校打了招呼，不叫M校长知道，才获知实情。

追回扣款，也是我们这一趟纳雍之行的任务之一。之前布拖和大化的扣款追回，困猪都是首功，这次也是一样。

困猪也是十几岁就出来“混社会”的人，当时在北京中关村开了一个电脑店。在LOH，困猪是一个超级行动者，不惧批评，勇往直前。老铁辞去理事会一职后，困猪当选，维尼给他的忠告是：对别人我们都希望快一点，但对你，希望你慢一点，想说的话想做的事，先放一天再说再做。

但困猪做事的能力，真是无话可说。这次他去最难走的菜子地和小麦地，车他去小麦地的摩托车师傅姓陈。聊天中知道，陈师傅是场坝本地人，与M校长是远房亲戚，受到关照，家里有个孩子也得到了资助，陈师傅觉得自己家里条件还可以，自行放弃了。困猪一看这是个好心人，便展开攻心战，最后陈师傅将他知道的情况都告诉了困猪。正是这些信息，对追款发挥了关键作用。

离开麻嘎的前一天晚上，困猪把M校长约到了旅店。之前讨论谈判方式时，我和直言都主张晓以大义，困猪嗤之以鼻的样子。M校长到后，原本大家一起谈，但几句话后，困猪竟然将他拉到另一个房间，还关上门。一两个小时后，M校长离开，困猪告诉我们，成功了，同意退款。他的策略不是晓以大义，而是推心置腹，晓以利害，M校长怕了。的确，扣款的事，深究起来，属于犯罪，即使不坐牢，他的公办教师身份也要完蛋，而且名誉扫地。

我们后来选择了在保卫小学做免费午餐，但困猪觉得孩子们太需要了，便以个人名义开展了场坝小学的免费午餐，不仅如此，很快他拉了一帮义工“干私活”，复制场坝小学模式，在周围多间小学都搞起了免费午餐。

我退出希望之光后，听说他将希望之光未能审核通过的学生名单拿出去，自己找人资助。这违反了LOH不允许外泄学生信息的规定，他被劝退，并且半年内不许重新加入。困猪当时很愤怒，觉得处分太重。我以为他从此与希望之光一刀两断。2020年我和直言聊起此事，直言转了他刚刚和困猪的聊天截图，里面困猪在说，下次你复查的时候，叫上我。

镜与灯

“愤青三人组”中，除了直言跟我一组，体力上消耗不大外，困猪和雪峰都理所当然地要了最难的活。困猪要爬很多陡坡，雪峰则是特别远。我们都是5号晚上就回了纳雍县城，雪峰是6号晚上才到。

雪峰的女朋友与他同行。5号的复查，他们到半夜12点才做完，就住在山里一个老乡家，打算第二天去最远的一个学生家。可能因为食物的原因，这晚雪峰上吐下泻。第二天他们稍微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要去完成最后一个孩子的复查。

就这一个孩子，要翻过一座山头，一上一下要花两个小时。“不过还是很值得”，雪峰的女朋友告诉我，在那里，他们还遇到另一个非常困难的家庭，做了一个新的调查。

再见雪峰，发现他一夜之间就瘦了一圈。

不过报偿来得很快呢。7日从纳雍回贵阳的路上，又遇到堵车，又堵了2小时。正常状况下雪峰他们铁定是要误机的，怎么算，至少也要差10分钟。然而，飞机正好晚点10分钟，生生让他们赶上了。雪峰发短信给困猪，赤裸裸地炫耀：“上机啦，太心跳了，哈哈，人品啊”。

8日凌晨2点多我回到家，凌晨3点多直言到家。凌晨6点，困猪登上去贵阳去广西的火车，开始了他的大化复查。幽人并没有与我同机回珠海，而是直接上了从贵阳到成都的火车，准备再次与考拉会合，去布拖复查。

我因为感慨良多，第二天醒来之后，觉得无法干别的事，就打开电脑开始写《纳雍随记》。后来，雪峰的女朋友也写了篇《那些花儿》，图文并茂地写她遇到的孩子们。最后一段如下：

回到北京，继续开始埋头淡漠的人群里，虚张声势地忙碌。

得感谢这大山，这些绽放的花儿们，这馨香，将我们同世俗的世界隔绝开来。人的内心，有时候，是会浸漫了那一点点不一样的小心思，有些执拗地退开来，想要这周身的嘈杂远去，再远去。一转身，看到的是气淡闲定，是质朴，是坚忍，是相片里走出的温柔的风景。于是终于可以得到一些满足，仿佛实现了一个了不得的梦想，其实这也不过是从喧闹生活里求那一点点奢侈的幻境。然而，能够这样，已经很好。

镜与灯

直言的调查及立项报告提交后，义工代表大会批准了纳雍村小午餐项目。最终，选定保卫小学做为试点，由学校自办食堂，每天给每个学生提供一个煮鸡蛋、一份酸菜汤和米饭。希望之光主导，并负责筹款等“上半截”工作，爱心纳雍做“下半截”，负责在当地实施，中心校进行资金监管，乡政府全程监督。

实施方案做得非常复杂而细致，比如每个孩子的米饭，到底是三两米还二两，糊涂专门从淘宝上买了个小称，分别称了二两和三两米，做成米饭，确定要三两米才够吃。最后，希望之光与保卫小学、爱心纳雍论坛、羊场乡中心小学、羊场乡人民政府还签署了一份正式的“五方协议”。

即使如此，我在公开论坛第一次披露免费午餐计划时，还是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已经退出的老义工尤其担心：一向保守、效率低下的希望之光，为什么要突然之间就去操作一个这么复杂、食品安全风险很大的项目？如果要开始做实物项目，也应该由简入难，逐渐积累经验。一生悬命甚至不客气地说，希望之光急于突破，与孩子相比，也许LOH更需要这个项目。维尼很坚定回复：不，的确是孩子们太需要了。

我自己，做为项目牵头人，只负责到7月28日第一次认捐完成。8月我爸爸摔伤住院，我请假回重庆呆了一个多月，由维尼接手。9月理事会换届，我御任，终于长出了一口气。

从那时到现在，近10年中，我有好几次在早上醒过来后心狂跳，爬上论坛，去确认午餐项目的确没出过大问题，是在国家的营养午餐计划覆盖到纳雍后才“寿终正寝”的。

有太多的地方可能出问题：资金被挪用或者被浪费、有无关的人来吃饭、鸡蛋断供、原材料涨价，甚至，头一天如果煤炉没有封好，灭了，第二天孩子们就会吃不上饭。

其实，食堂还没开张时，就出过问题：购买餐具炉具时就超出预算，当地自做主张买了台冰箱。当然，最最担心的是出食品安全事故。虽然乡政府承诺了重点监督，我们也取得了正规手续，但还是怕有食物中毒。后来周边有学校真的发生了食物中毒，我们吓得立刻暂停了午餐。那边查明是坏鸡蛋引起的，我们才重启，而且调整了菜谱，不要鸡蛋，改为在酸菜汤里加肉。

保卫小学的免费午餐到2012年1月正式结束，只持续了一年半时间。虽然只有200多学生，但统计起来的总共就餐人次，超过了6万，累计的募捐款超过15万元。

我们每一分钱都有记录，每一餐都登记人数，每一次购物都有收据，还有人电话向学生、家长、老师、供货商收集反馈意见和核对信息。我们有一个村小午餐的公开论坛，里面充满各种反馈图表、照片，其中幽人每月有“月报表”，直言有多个阶段报告和结案报告。

“免费午餐”在2011年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热词，这归功于发起者邓飞。他比我们晚了近一年，但和我们不一样，他充分利用了媒体的影响力，狂飙突进，半年后就得到国家层面的响应。

的确，农村孩子没有午餐吃，这是一件很容易就让人揪心的事。但我们的认捐开始前，大家还是忧心忡忡的，怕筹不到足够的钱。毕竟，项目一旦启动，钱就不能断。以前我们限定每个人只能认捐2个孩子，但这次认捐，不限数量。

卿青负责认捐宣传。她写了极其感人的文字稿，从纳雍一个女生写起，标题特别朴实，就叫“有个孩子叫黄小二”，配了很多图，都是复查义工拍的。

黄小二一家六口住在半山腰的岩洞里。卿青引用了考拉2007年的调查报告：岩洞里不断滴水，3个孩子同睡的床，顶上要搭块塑料布挡水滴，不过，这挡不住日夜不停的滴水声。配图上还可以看得很清楚，床是用粗细不一的树枝扎起来的。

考拉后来告诉我，这是她和幽人第一次去纳雍。那次她们俩几乎走一路哭一路，这里太穷了。她们带去的阿尔卑斯糖，孩子不知道是可以吃的东西。

这份宣传帖先在内部征求意见，然后由宣传义工贴到各大网站。我看了一下，仅仅是发在希望之光本论坛上的宣传帖，点击量就超过了13万。结果，28日上午10点一开放认捐，几分钟内认捐系统就被“打懵”了，出现故障。半小时后修好，180多份募捐款立刻又被一抢而光。连同网友回复确认邮件的时间，总共只花了半小时。200元一份，有多个人一次认捐了10份。糊涂跟帖说：基本上还没明白怎么回事，认捐就结束了。

9月1日开学，5日，直言上传了孩子们用餐的照片。看起来学校组织得非常好，分班排队打饭，回到教室一起吃。每个学生都捧着个同样的不锈钢饭盆，用同样的勺子。有一张照片里，一个刚刚打到饭的男孩子，左手端碗、右手握勺子，正带着兴奋的表情蹦下食堂台阶。

可以想象，这些照片我来回看了多少次。看食堂的环境、餐具、孩子们碗里的菜和米饭以及他们脸上的笑容，有无限的满足感。然后我发帖问，为什么看不到鸡蛋？后来有人去问了校长，才知道，鸡蛋都被装进衣兜里，有的孩子甚至舍不得吃，带回家去了。

我们给每个孩子核算的是每餐2元。总有人问：为什么不给孩子吃好一点？其实，当地蔬菜少，平时孩子家里也是吃酸菜汤。我们的酸菜汤里还有花豆和土豆，加上鸡蛋和管够的米饭，可以保证基本的营养。后来邓飞的免费午餐和国家的营养午餐计划，基本方案和我们差不多。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他们参考了我们的方案。

写到这里，我停下来，去搜索了一下“爱心纳雍+邓飞”，看到2012年7月7日新民晚报的一篇报道，《“爱心纳雍”：一手牵山里娃 一手牵热心人》，里面有一句话：“2010年8月，还和当地另外一家公益组织‘希望之光’共同推出了‘免费午餐’项目，这个项目后来经著名媒体人邓飞推广，发展到全国，造福了千千万万贫困地区的儿童”。这句话有好几个错误。邓飞的午餐项目和我们没有关系，但因为他的第一个点就选在贵州，的确有可能参考了我们的方案——我总是很愿意这样想，可能是暗自希望，在解决保卫小学200多孩子的午餐问题之外，我们也许还有更多的贡献。

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邓飞推动了中央政府迅速地来解决农村孩子的午餐问题。这是我感激他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他让我们的村小午餐项目“寿终正寝”，结束了我的担惊受怕。